中日加强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中日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和日本是影响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已故的日本企业“经营之神”、社会活动家松下幸之助先生早在1976年就考虑着：“日本的未来将如何？世界的未来将如何？世界繁荣的中心将从美国转移到何处？”他思考的结果认为：“不是回到欧洲或中东，而是转到亚洲方面来。在亚洲，核心必定是中国、日本。因此，到21世纪，亚洲必将以中国、日本为中心兴隆发达起来。”为此松下幸之助于1979年首次访华，在会见邓小平先生时表达了亚洲将以中、日两国为核心成为世界繁荣中心的信念。在15年后的今天，世界上有识之士都已一致断定21世纪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经济最富有活力、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经济将持续、迅速、健康地向前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都预测到202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到或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的经济大国。当然，要实现这一预测，还要看今后20多年内，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能否保持稳定，改革开放政策能否保持持续性。我个人认为从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内国内的团结情况来看，是能够承受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动荡和风险而坚持下去的。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中国必将在21世纪崛起。对于现在已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日本，我相信凭着日本国民的勤劳智慧、扎实的经济科技基础以及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也将继续保持住处于世界前列的经济大国的地位，并向政治大国发展。资金雄厚、科学技术和管理先进的日本，同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庞大市场的蓬勃发展的中国互补互利，携手合作，必将成为带动整个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起着火车头的作用。松下幸之助的远见和遗愿，必将在我们这一代以及下几代实现。所以，我觉得，中日两国世世代代的友好合作，不但关系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幸福，而且关系到东亚、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稳定和繁荣。
二、中日两国应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谋求共同发展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具有交通便利、语言相近、文化相通之便，在资源和经济上具有极大的互补性。自从70年代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两国的贸易额直线上升。据中方统计，1993年中日两国的贸易总额已达390.3亿美元，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0%，而中国也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国。预计1994年两国贸易额将增至450亿美元以上，估计到2000年可能达到900～1000亿美元。朱镕基副总理1994年2月访日时说过：“中日贸易额的目标应该是现在的10倍，即3900亿美元。”对这一宏伟的设想，我认为跨入21世纪后，尽早是能够实现的，中日贸易的前景是十分乐观的。届时，中日都将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中日贸易额1989年只有189亿美元，1993年跃为390亿美元。进入90年代以后，两国贸易迅猛地增长，特别是近三年多来，在日本经济不景气、内需减少、总的进口额减少和停滞的情况下，从中国的进出口却在持续增长，大放异彩。这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急剧增加和中国对日工业消费品的输出扩大是紧密相关的。
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截止1994年6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协议投资项目8610个，协议投资金额107亿美元，实际投入资金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近两三年内投入的。如：1993年新签项目3488个（比上年增加93%），协议金额29.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6.4%），实际投入13.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86%）。1994年1～6月，投资项目为1428个，协议金额18.55亿美元，实际投入为8.78亿美元。1993年在日本对亚洲投资中，对华投资已初次升占第一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一些大公司大都制定了庞大的对华投资计划，在金融方面，许多日本银行纷纷在上海等地设立了分行或代表处。随着中国确立以建立股份制公司为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方向和发展证券市场，日本证券协会已将上海、深圳两证券交易所定为指定证券交易市场，野村、大和等日本大证券公司对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协助中国企业筹集资金等方面，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十多年来，日本对华投资数额逐步增加，在华开办企业的成功率颇高，效益较好。但应该指出：迄今为止，在中国吸收的外资中，日本一直居于香港、美国之后，近一、二年又被台湾超过，而降为第四位。这同日本拥有的资金优势、对海外投资的总额以及同中国贸易增长的速度、规模，都是很不相称的。据统计，日商对华投资额占它在海外投资总额中的比重，1990年前仅占1%，1991年仅占1.4%，1992年占2%，1993年也只占4%。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日本企业界往往说是由于中国法律不健全，基础设施尚不完备，投资环境不够好，等等。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日本企业过去对中国的形势估计过低，顾虑太多的缘故。最明显的例子是汽车工业，中国最初是希望同日本合作发展小轿车的，但由于日本大公司态度消极，条件苛刻，所以中国只能转而同德、法等国汽车公司合作，等到中国汽车市场好转，中国同德、法合资办厂奠定基础，日本汽车业醒悟过来，已错过时机，只能合作生产零部件了。根据十多年来中国吸收外资的经验，外商晚投资不如早投资。在世界性的竞争中有一个抓住时机的问题，希望日本企业界接受以往的教训，勿再过于谨慎犹豫。
十多年来，在外国向中国转让的技术中，日本是占第一位的。执行合同也比较认真负责。但根据中国企业的反映，日本企业转让技术的思想比较保守，不如美国、德国企业。希望日本企业家今后思想更解放些。在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先进技术是不可能长期独占的，你不肯转让的技术，别人也会转让。中国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多耗费些时间，也会赶上去的。还不如共同合作，互补互利为好。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府已三次给予中国贷款，总额达1.4万亿日元，海外协力基金的无偿援助也有880亿日元。此外，还有输出入银行的能源贷款，等等，这些援助对中国迫切需要的交通、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是感激的。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在交通、能源、环境保护、开发自然资源等领域需要的资金非常巨大，单靠政府间的贷款远远不够，我们希望日本民间资金也能逐渐转移到这方面来。当然，这些大型工程项目必须是经济效益较好和有偿的。有些项目可以采取BOT模式或认购债券、股票等方式。
日本民间对华投资，迄今大部分集中在少数沿海城市。今后中国为了缩小内地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将逐渐把开发建设重点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最近香港、台湾以至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大企业都已将投资目标扩大到中国中西部地区，希望日本企业也能将它们的投资注意力投向中西部。无论从资源开发和市场开拓来看，这些地区都有较好的条件，是21世纪中国新发展的希望所在。
三、中日两国应在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积极发挥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一方面日趋国际化，一方面又出现了地区集团化的倾向。这两者间既有矛盾，又有统一之处。地区集团化容易导致产生保护主义，但世界经济前进的主流还是向更开放的自由贸易、资金流动和国际合作方面发展。所以，我们不必害怕地区性的经济集团，而要引导它发挥在区域内互补互利的作用，反对和抵制其封闭排外的消极因素。我们赞成和积极参加整个亚太地区广泛的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会议(APEC)，主张在这个组织中，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共同协商办事。而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日本和中国，则应从中起到积极的主导作用。但是，亚太地域广阔，参与的国家、地区众多，各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差异很大，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在多边合作中，要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循序渐进，不宜作硬性的统一规定。目前在东亚内部由邻近国家、地区组成的次区域性经济合作区，交流合作的潜力较大，易于发挥取长补短的互利作用。它同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活动可以同时并进。中日两国也应积极参与有关次区域的经济协作活动，从中发挥作用。目前在东亚已经或即将形成的有经济协作区或“增长三角”有下列几个：
（一）以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同广东、福建、海南等大陆省、市交流合作形成的华南经济圈。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按照市场经济运作方式，循着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互补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它使大陆、港、澳、台都获得了共同的繁荣。今后华南经济圈仍将继续快速地向前发展，成为轻型制造业和消费品出口的基地。而港、台资金今后将更多地投向大陆的中西部和北方。华南地区发展为跨越空间、跨越产业、跨越时间（跨世纪）的“两岸四地”产业协作网络，我们暂称之为：“中华协作系统”。这个系统不是封闭排外的，它正在吸收日本、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国的资金和技术参加共同合作。
（二）以上海、江苏、浙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同天津、北京、河北、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构成的环渤海地区，同日本的北九州、福冈、长崎等地及韩国交流合作而形成的环黄海、渤海经济圈。
长江三角洲8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仅次于珠江三角洲，90年代由于上海浦东的开放开发，更加速了发展。预计跨入21世纪以后，它将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将成为东亚国际经济中心之一。
环渤海地带，具有发达的轻重工业基础，丰富的农产、矿产、水产资源，雄厚的科技力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交通发达，拥有东北、华北、中原、西北等广大腹地。它同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同俄罗斯远东滨海区距离较近，天津已成为蒙古国的出海口。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金森久雄1991年说过：“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先要有个‘核’，环渤海地区正是这个‘核’。它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它要成为中国参与东北亚经济圈的主要角色。”
我认为，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包括有待开发的黄河入海处三角洲）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与海洋的交汇点，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两个地区，由于邻近的日本北九州等地区和韩国的西海岸也是今后开发的重点，中日韩三方通过黄海、渤海共同合作而形成黄渤海经济圈，预计将成为东北亚地区跨世纪经济合作的热点。
（三）以环日本海的日本西海岸、朝鲜半岛的东海岸、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滨海区以及中国吉林省图们江等地区交流合作而形成的环日本海经济圈，目前还处于规划阶段，关键是打通日本海至中国、俄罗斯、蒙古、朝鲜之间距离最短、运费最省的东北亚铁路运输主干线，使有关各国都能从中获益。但所需资金巨大，须有关国家政府进行洽商并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才能促其实现。
（四）中国黑龙江省同俄罗斯沿黑龙江、乌苏里江边境，内蒙古自治区同俄罗斯、蒙古边境的经济交流协作带，新疆伊犁自治州霍尔果斯口岸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的边境经济贸易协作区，今后都可由双边合作逐渐扩大为多边合作。
（五）沿澜沧江到湄公河流域，包括中国云南、缅甸、老挝、泰国的边境经济协作区，主要是建设公路、开展贸易和开发水力资源。经有关国家之间多次协商，已取得一些协议，但在资金来源上，尚未完全解决。
此外，还有东南亚各国正在建设中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印尼廖内群岛的“增长三角”，正在酝酿设计中的东盟北部“增长三角”，东盟东部“增长三角”等。
总的来看，从80年代以来，东亚已逐渐形成走向工业化的多层次的经济结构。日本处在这个新兴工业化经济多元体的核心地位，逐步向“四小”、东盟和中国沿海地区扩散，形成一个稠密交错的生产、贸易和投资相结合的网络。这个紧密协作的经济网络，正在发掘出亚洲内部资源和市场的潜力，并逐渐替代已经饱和的部分美国市场，这使亚洲（日本及从香港转口除外）出口商品在全球商品出口贸易量中的比重，从1982年的12.8%上升到1992年的19.8%，同期内日本的比重也从9%上升到12.3%。今后这一比重还将上升。
东亚经济潜在活力的蓬勃发展，要求在地区内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高效益的多边经济体系，它将成为包括生产、技术、贸易、金融和管理服务知识交流合作的综合网络，将东京、大阪、福冈、上海、大连、广州、香港、新加坡、台北、汉城、釜山等大城市连结起来，形成西太平洋地区互相依存和紧密联系的经济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各有关国家和地区都能受惠而获得发展和繁荣。我期望着中日两国能更自觉地在促进东亚这个历史性的飞跃中，发挥带头和骨干作用。以迎接21世纪亚太时代的到来。（1994年10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