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西部边疆汉羌民族关系述论
朱映占，孙雪萍
摘 要： 东汉时期，汉与匈奴不再是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分布在凉州刺史部各郡的羌人，与朝廷不断出现矛盾冲突，汉羌民族关系成为东汉王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汉羌之间的矛盾冲突，给东汉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的危害和损失。产生汉羌民族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东汉政府没有认真理解羌人的社会文化和民族特性，护羌校尉绝大多数官员在具体治理羌人的过程中采取以武力治理为主的措施。
关键词： 汉族；东汉王朝；羌人；民族关系
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和南匈奴的内迁，汉匈民族关系不再是东汉王朝的主要民族矛盾。凉州刺史部的羌人不断攻击凉州刺史部所辖各郡，包括攻击东汉王朝政治中心三辅地区，给整个东汉王朝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时，汉羌之间的民族矛盾冲突，给东汉社会也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损失，所以汉羌民族关系成为东汉王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
一、东汉初期汉羌矛盾关系的凸显
西汉时期，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北方，集中表现为汉匈民族关系。由于羌人联合匈奴攻击汉朝，所以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置护羌校尉，目的是阻断羌人与匈奴的联系。护羌校尉在王莽时被罢。东汉建武年间，为了有效地治理羌人，在班彪的建议之下，光武帝重新设置了护羌校尉，住陇西郡令居县。
（一）光武帝、明帝、章帝在位期间的汉羌关系
东汉王朝刚刚建立，凉州刺史部各郡就不断遭到羌人的攻击。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34年），先零羌的首领联合其他羌人部落，进攻凉州刺史部的金城郡和陇西郡；建武十一年（35年），先零羌复寇临洮；建武十三年（37年），武都郡的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对此，光武帝给予了充分重视，派遣得力将领去平定羌人的反抗，但并没有取得到很好的效果，羌人的反抗仍然不断。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武都郡的参狼羌反叛；中元二年（57年）秋天，烧当羌的首领滇吾与他的弟弟滇岸率步骑兵5 000人攻击凉州刺史部的西部边塞，陇西郡太守刘盱遣兵于枹罕进行反击，没有取得胜利。光武帝再派遣谒者张鸿带领诸郡兵击之，战于允吾、唐谷，官军还是大败。① 参见《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8～2879页。 由此可见，凉州刺史部羌人的反抗，已经成为东汉王朝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由于光武帝刚刚建立政权，所以对待羌人的反抗以武力平定为主，但是效果很差。
光武帝去世后，汉明帝改变了仅以武力解决羌人反抗的策略。当时，烧当羌遭到卢水胡的攻击，烧当羌的首领比铜钳带领一部分羌人归附了东汉。对于那些没有归附的烧当羌，汉明帝派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人带兵在西邯发动攻击。烧当羌的另一个首领滇吾，只好带领跟随他的羌人向更远的西方迁徙。没有跟随滇吾西迁，而是归附东汉的7 000余羌人，被安置在东汉王畿三辅地区。这些羌人进入东汉王畿地区以后，随着与汉族交往的增加，对汉族文化有了部分认同，渐渐融入汉族，成为西北汉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参见《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80页。
(3)基于热能动力学的理论计算结果表明，在年运行小时等因子统一的前提下，排放绩效仅和排放浓度相关，与火电机组规模无相关性。
3)从曲线的变化趋势来看，垦糯2号穗头各部分之间的连接力之差最小；其次垦粳1号；长香粘穗头各部分之间的连接力之差最大[9]。
桓帝永寿元年（151年），接替赵冲的护羌校尉张贡去世，桓帝任命前南阳太守第五访为护羌校尉。① 本段引用皆参见《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47页。 第五访对羌人的治理策略也是恩威并用，所以在第五访担任护羌校尉期间，西垂无事。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第五访去世，桓帝任命中郎将段颎为护羌校尉。桓帝延熹三年（160年）春天，羌人又发动对边关的攻击。段颎带领军队进行了有力反击，一直把羌人追到黄河源头积石山，出塞2千余里。和以往的护羌校尉相比，段颎是一个治理羌人效果显著的护羌校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零吾羌又与先零羌、上郡沈氐羌、牢姐羌联合攻击并州、凉州及三辅地区。羌人攻击最猛烈的时候，到了“凉州几亡”的地步，段颎仍然采用恩威并重的策略治理羌人，所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诣颎降”。对于那些仍然对抗的当煎羌和勒姐，段颎则“将万余人击破之，斩其酋豪，首虏四千余人”。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到桓帝永康元年（167年），段颎对反抗的羌人进行了一系列反击，并取得大胜。至此，凉州刺史部西部羌人的反抗基本被平定。
东汉王朝与羌人的矛盾，在永元十三年（101年）秋天发生了变化。羌人首领迷唐带领部众攻击边塞，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率诸郡兵和属国湟中月氏、陇西牢姐羌等少数民族的士兵，共计3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大战，斩烧当羌人首400余级，于是“羌众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④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85页。 汉和帝并没有把这些投降的羌人杀死，而是将之分别迁徙到中央能够完全控制的汉阳郡、安定郡、陇西郡境内。从此迷唐的势力更加式弱，剩下的民众不满千人，不得已只好向更加遥远的赐支河首迁徙，投靠分布在黄河源头的发羌。
现有雷达的信号处理很难完全滤除杂波，因此，在送往雷达显示终端的0/1检测信号中，依然会存在大量的杂波剩余。其中，慢动杂波具有与SST相近的运动速度，在多帧雷达图像积累中，慢动杂波也会聚集于同一位置或同一区域。但是，由于SST和慢动杂波在运动方向和运动规律上存在较大不同，因此多帧雷达图像积累后，SST和慢动杂波的目标回波就会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
（二）和帝在位期间的汉羌关系
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邓训因病去世，蜀郡太守聂尚代为护羌校尉。聂尚在总结前任治理羌人经验的基础上，认为之前之所以累征不克，是因为绝大多数时候是以武力攻击，因此聂尚“欲以文德服之，乃遣驿使招呼迷唐，使还居大、小榆谷。”③ 本段引用皆参见《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83页。 但是聂尚的策略还没有实现，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聂尚因罪免去护羌校尉。汉和帝任命居延都尉贯友代为护羌校尉。贯友认为羌人是“蛮夷”，“文德”对“蛮夷”起不到教化作用，所以羌人始终会叛乱，于是贯友派遣驿使去离间羌人各部。贯友对羌人的离间起了作用，羌人内部发生了分化。贯友马上派遣军队出塞，在大、小榆谷发动对羌人的攻击。在贯友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羌人首领迷唐率部落远徙赐支河曲。迷唐率部远徙后，凉州刺史部辖境内羌人数量虽有所降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羌人与东汉王朝的矛盾冲突。而且此次羌人西迁，是一种负能量的民族离散，对多民族中国的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没有积极意义。永元八年（96年），贯友因病去世，汉阳太守史充任护羌校尉。史充到任之后，仍然以武力解决东汉王朝与羌人的矛盾关系：“遂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而羌迎败充兵，杀数百人。”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史充又因罪被免去护羌校尉，代郡太守吴祉为护羌校尉。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护羌校尉换了3个人，频繁的人事更替，导致东汉王朝处理汉羌矛盾的方略难以一以贯之。
总体来看，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期间，东汉王朝对于羌人的反抗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也没有一个好的治理策略，使羌人的反抗逐步扩大。这一时期东汉王朝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是：羌人的反抗对于社会的危害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没有危及社会的正常发展，也没有给东汉王朝增加巨大的经济开支，但是有渐渐成为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主要矛盾的趋势。
汉和帝在位晚期，凉州刺史部各郡羌人的反抗渐渐减少。这时，隃麋县的官员曹凤给汉和帝进言，认为羌人之所以能够在近80年的时间里不断攻击凉州刺史部的边塞，主要是因为他们处在比较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有充裕的财富支持，而且还能够凭借这些力量，联合其他少数民族攻击边塞，所以必须重新恢复设置在青海湖周边的郡县。汉和帝采纳了曹凤建议，拜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带领将士屯守龙耆。客观来说，东汉王朝在青海湖周边设置郡县，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它扩展和巩固了东汉王朝的西部边疆，有利于东汉王朝对西部边疆民族的治理。
二、东汉中晚期汉羌矛盾关系的激化
目前的政府会计制度是以预算会计为基础的。在公共财政方面，事业单位无意识地将财务细化管理作为主要目标。其他类型的财务管理问题都需要进行预算管理，原则上尚未得到解决和实施。
整个东汉中晚期，羌人与朝廷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安帝、顺帝、桓帝时代。羌人对凉州刺史部所属东南各郡的攻击十分激烈，对于东汉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
（一）安帝、顺帝对羌人的武力镇压与民族矛盾的激化
东汉顺帝即位的永建元年（126年），陇西钟羌反抗。护羌校尉马贤带领7千余人，在临洮与钟羌进行战斗，斩钟羌首千余级，其余大部分投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凉州刺史部各郡无事。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冬天，马贤因罪被免去护羌校尉，右扶风韩皓接替马贤为护羌校尉。④ 本段引用皆参见《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6～2897页。 但是不久，韩皓又被免职，张掖太守马续替代韩皓为护羌校尉。从顺帝不断更换护羌校尉的人选来看，顺帝即位之初，也没有治理羌人的清晰策略。但是，顺帝很快重新启用马贤。马贤仍然以武力镇压为主要方法，来解决汉羌矛盾关系。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夏天，羌人当中的且冻、傅难等部又反叛，攻击金城郡。与此同时，西部边塞及湟中地区的羌人也“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来机、刘秉征发京师附近各郡及诸州兵进行反击。顺帝封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为副将，带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10万人屯守汉阳；还在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300处，驻扎屯兵，以保聚百姓。对此，羌人且冻派遣部分羌人攻击武都郡，烧陇关，掠苑马。顺帝永和六年（141年）春，马贤带领五六千骑兵进行反击，最终马贤和他的两个儿子战死。在此情况下，顺帝在汉安元年（142年），任命赵冲为护羌校尉。赵冲没有采取武力平定的方法，而是采用恩威并重的方法治理羌人。他首先以和平的方法招抚羌人，“罕种乃率邑落五千余户诣冲降。于是罢张乔军屯”。而对仍然占据着安定郡北方的烧何羌，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联合进攻烧何羌，斩首千五百级，得牛、羊、驴18万头。到了冬天，赵冲又发动攻击，斩首4千余级，“于是诸种前后三万余户诣凉州刺史降”。顺帝建康元年（144年）春，赵冲追击反抗的羌人到了武威郡，但是“军度未竟，所将降胡六百余人叛走，冲将数百人追之，遇羌伏兵，与战殁”。赵冲虽然战死，但是却给了羌人根本性的打击，羌人对东汉的攻击开始衰减。
在羌人越来越强大相对，东汉王朝各级官员开始采取保守策略。“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② 本段引用皆参见《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87-2888页。 但是，百姓留恋故土，“不乐去旧”，官员便“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而当时百姓又面临旱蝗饥荒，所有的困难加在一起，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由此可见，羌人与东汉的矛盾冲突，导致了极大的社会问题，其最大的受害者还是百姓。
之后，东汉王朝任命汉阳太守庞参为护羌校尉。庞参治理羌人的策略是不以武力为上，而以恩信招诱之，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益州方面，益州刺史张乔也采取以招诱为主的策略，当地羌人没有出现大的反抗。这时，东汉官员任尚希望利用羌人内部的矛盾冲突，让效功羌号封去刺杀零昌，并且封号封为羌王。冬天，任尚亲自带领各路军队，与马贤合击北地郡的羌人狼莫。马贤首先在安定郡的青石岸打败了狼莫，这时任尚的军队到了安定郡的高平，两支军队合势俱进，狼莫逃走，部分羌人投降。
为更好的将机械电气设备开关故障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相关工作人员需重视设备开关维修，防止开关长期处于发热情况下而引发转子回路、开路故障。在开关故障应急处理的过程中，需对双投刀开关触头连接处进行细致的检查，如果发现有较高电流通过，则触头会出现发热情况。同时，在开关故障诊断的过程中，需将电缆、静触头及动触头等设备短接在一起，更好的控制机械电气设备停机时间。由此可见，机械电气设备开关在维持设备平稳运行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需相关工作人员对开关进行全面的检测，及时找到开关发热问题的原因，控制故障问题进一步演化。图1为电机故障处理应急处理。
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冬天，邓骘派遣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羌的数万人战于平襄，任尚大败，死者8千余人。于是滇零羌的首领在北地自称“天子”，并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的羌人部落。一时间羌人的势力大盛，向东进犯赵、魏之地，向南进攻益州（此处的益州为益州刺史部，不是益州郡），杀死了汉中郡太守董炳，然后寇抄东汉王朝的政治中心三辅地区，再次隔断陇道。① 参见《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86页。 这一时期羌人的反抗，已经到了东汉王朝不能控制的地步，这在汉羌民族关系史上前所未有。
吸光度的测定：在UV-2550双光束紫外光谱仪上，以相应浓度的乙醇溶液做参比，测定酒样在400 nm和700 nm波长处的吸光度值。风味成分相对百分含量的测定：采用GC-MS分析法，通过面积归一化法分析风味成分相对百分含量的变化（不含乙醇）。
（二）桓帝、灵帝对羌人恩威并施弱化民族矛盾
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金城郡安夷县吏掠夺卑湳羌的妇女为妻，安夷县吏因此被羌妇之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出边塞。羌人担心被官员诛杀，于是杀死了宗延，并且联合了勒姐羌和吾良羌对抗安夷县的官员。这个突发事件影响了西部边疆相对平稳的民族关系。对此，东汉王朝的地方官员没有采取安抚，而是采用了军事镇压的方法。陇西郡太守孙纯派遣从事李睦及金城兵会和罗谷，攻击卑湳羌，斩首虏数百人。② 本段引用皆参见《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81页。 建初二年（77年）夏天，羌人首领迷吾带领众多的羌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战于荔谷，崇兵大败，崇轻骑得脱，死者二千余人”。由于羌人的胜利，护羌校尉吴棠被免职。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烧当羌首领迷吾又与他的弟弟号吾反叛。号吾首先进攻陇西郡的边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活捉了号吾。在把号吾带到陇西郡驻地时，陇西太守张纡经过思考释放了号吾。这样的安抚行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羌即为解散，各归故地”。见到朝廷没有诛杀号吾，迷吾也退居河北归义城。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汉本来可以进一步用安抚的方法治理羌人，但护羌校尉傅育仍然坚持军事镇压的方法，使羌人复叛出塞。
安帝元初五年（118年），度辽将军邓遵招募上郡全无羌雕何等人刺杀了狼莫。羌人内部出现“群龙无首”的状态，三辅地区、益州刺史部出现了少有的平静。这种平静，是用巨大的社会财富换来的。对此，班固感叹到：“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币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③ 《通典·边防五》，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35页。
虽然凉州刺史部西部羌人的反抗渐渐平息，但是凉州刺史部东边先零羌等部，仍不断寇扰三辅地区。其后皇甫规和张奂一直对羌人进行平定招抚，但效果不大。反抗的羌人或降或叛，不断变化。桓帝询问段颎东部羌人不断反抗的原因，且希望段颎移兵东讨。段颎向桓帝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东部还没有归附朝廷的羌人有3万余落，约十几万人，这些人分布在塞内附近，没有地理屏障，不应该以武力平定。桓帝采纳了段颎的建议。
桓帝去世后，灵帝即位。灵帝在位时期，东汉王朝已经进入全面衰退阶段。灵帝建宁元年（168年）春天，段颎将兵万余人，带了15日的粮食，从彭阳直指安定郡高平县，与先零诸羌战于逢义山。此役，段颎取得空前胜利。战争结束后，投降的4千羌人被安置到安定、汉阳、陇西3郡，东羌悉平。② 参见《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49页。
三、对东汉时期汉羌民族关系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汉羌民族矛盾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对社会的破坏
从先秦到汉代，汉羌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是：商朝时期，羌人就与华夏族交往，而且还帮助周人灭了商王朝，因此羌人不是当时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没有给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到了西汉，由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要矛盾是来自北方的匈奴，羌人仍然不是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到了东汉光武帝以后，羌人渐渐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此，范晔客观地认为，汉羌民族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东汉王朝没有治理羌人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是边关将帅对羌人不讲信用，对归附羌人没有很好地安排。“其内属者，或倥偬之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因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①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9～2900页。
1.5.1 训练数据样本采集 从1∶100万中国土壤数据库中裁剪出研究区域(甘肃省)的土壤数据，并对矢量数据进行几何修复和拓扑检查，将其转为栅格图像，经过投影转换使其与特征图像有统一的地理坐标，通过ERDAS窗口同步连接(link)方式对比，在各土类图斑上分别对55个分类对象选取样点，并在特征数据集的每一层上分别采集训练样本[19]。
在处理羌人的反抗上，东汉王朝采取了以军事攻击为主的策略，“于是诸将邓骘、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之徒，争设雄规，更奉征讨之命，征兵会众，以图其隙。”② 本段引用皆参见《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7～2901页。 但是，这样的军事行动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朝廷的军队“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同时也给东汉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和边关将领都没有把真实情况报告给中央，“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其结果是，“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就军费开支而言，仅仅是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到顺帝建康元年（144年）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东汉王朝为了平定凉州刺史部辖境内羌人诸部的反抗，所耗费用竟达“八十余亿”。在这个过程当中，“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在边关将领发财的同时，“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所以，汉羌民族矛盾的引发，主要原因是东汉王朝民族政策和边关将领的失误。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的“论”中，客观地对整个东汉时期的羌人反抗进行了评价。范晔认为，羌人的反抗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问题还是出在东汉王朝“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
总之，羌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给东汉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整个凉州刺史部各郡一直动荡不安，长期威胁着王畿三辅地区。当时的情况是，“毂马扬埃，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边关民众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并、凉之士，特冲残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纆而为虏，发冢露胔，死生涂炭”。③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00页。
（二）护羌校尉的设置对治理羌人反抗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东汉建武九年（33年），面对羌人的攻击，司徒掾班彪向光武帝进言，建议采用西汉时期的“旧制”，重新在凉州设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④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8页。 光武帝采纳了班彪的建议，任命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但是，护羌校尉的设置，没有对治理羌人起到应有的作用，具体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东汉王朝仓促设置护羌校尉，对护羌校尉的人选任用过于随意，一些官员不能很好履行职责。例如护羌校尉窦林上任后，得到羌人诸部的信任，羌人首领之一滇岸最先向窦林投降。但是窦林没有进行认真调查，被部下所欺，认为滇岸就是羌人的最高首领，便向汉明帝谬奏滇岸是羌人最高首领。所以汉明帝“承制封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第二年，羌人中势力最大的烧当羌首领滇吾投降朝廷，窦林又向汉明帝上奏说，滇吾才是羌人最大的首领。汉明帝对此十分奇怪，当得知实际情况后，汉明帝处死窦林，让谒者郭襄代领护羌校尉职务。但是郭襄到了陇西之后，听说凉州羌人仍然强盛，不敢任职而返回，所以护羌校尉又撤销。这说明东汉设置的护羌校尉，一开始就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
第二，护羌校尉官员更换频繁，没有一以贯之的治理羌人的基本策略和行动方针。东汉从光武帝到汉和帝不足百年的时间里，更换了众多的护羌校尉。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东汉时期，护羌校尉一共有牛邯、窦林、郭襄、吴棠、傅育、张纡、邓训、聂尚、贯友、史充、吴祉、周鲔、侯霸、段禧、庞参、马贤、韩皓、马续、赵冲、张贡、第五访、段颎、胡闳等20余人。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护羌校尉更换十分频繁。更为重要的是，护羌校尉对于如何治理羌人的反抗，没有一致的政策。每一任护羌校尉都在改变治理羌人的策略，所以对羌人的治理经常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三）东汉王朝及护羌校尉对羌人的民族特性没有基本认识
纵观历史，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治理，首先要熟悉各民族分布的地理特点和民族特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难以对边疆民族进行有效的治理。东汉王朝治理羌人就是如此。
在所有参与平定羌人反抗的护羌校尉官员中，最值得肯定的人是段颎。段颎在接受了平定羌人反抗的任务后，首先是认真了解羌人的民族性格特征，“资山西之猛性，练戎俗之态情，穷武思尽飙锐以事之”。① 以下皆见《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00页。 因此，在所有的护羌校尉中，段颎对羌人的治理比较有成效。与段颎认识到治理羌人需要先了解羌人民族性格特点相反的例子，是希望以武力消灭羌人的马贤等人。顺帝永和四年（139年），马贤带领湟中地区的军队和少数民族归附的义兵万余骑攻击羌人那离部，斩杀那离以及其他众多首领，获得马、骡、羊10万余头。顺帝因此提拔马贤为弘农太守。此时大将军梁商对马贤等人说：“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② 以下皆见《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5页。 然而，总体而言，对于西羌，东汉王朝“对其缺乏了解，也使得汉帝国对于这些西羌部落几乎束手无策”。③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4页。
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视野来看，整个东汉时期，西部边疆民族关系的格局是多变的，其原因也非常复杂，表面上看是反抗与镇压，是王朝国家与羌人政治首领的矛盾，但是，根本的原因是文化冲突、文化适应与文化调适问题。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and Qiang People i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ZHU Yingzhan, SUN Xueping
Abstract: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Han and Huns were no longer the major ethnic conflicts. Instead, the major ethnic conflicts occurred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Qiang，who were distributed in Liangzhou prefectur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Han-Qiang conflicts，which caused great harm and loss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dynasty，arose mainly because the court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fail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ocial cul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Qiang people. Most of the huqiangxiaowei or officers assigned to be in charge of the Qiang area governed the Qiang people mainly by force.
Keywords: Han people，the Eastern Han Dynasty，Qiang people，ethnic 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 K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78X（2019）02-0021-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阶段性成果（18ZDA15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18AMZ004）；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朱映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雪萍，云南中医药大学副教授（云南 昆明，650091）。
（责任编辑 张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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