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白波垒古战场考察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汉论文,古战场论文,考察报告论文,白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6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4)01-0119-05
东汉末年，政治日趋腐败，土地兼并日亟，农民破产流亡，饥民遍布各州。中平元年(184)，以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为首的大规模的黄巾起义，被东汉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黄巾暴动的高潮已成过去；然而，饥饿—贫困产生暴动，饥饿—贫困没有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诚如社会的贫困和饥饿不是武力可以剿灭的一样，要从根本上剿灭饥民暴动，则是不可能的。《后汉书·朱俊列传》记载：“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风、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呠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九州春秋》亦云：“张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相继而起。”
白波黄巾，正是黄巾大起义被镇压后复起的无数支余众之一。与众不同的是，它有着以郭大（一作太）为首的一批富有组织才能、谙熟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杰出领袖人物强有力的领导和运筹，还有着任凭风云变幻而不易的稳固的白波垒根据地为依托。这使它得以拥众十万而转战黄河南北十年之久，以至后期天下大势由农民暴动转入豪强混战时，白波黄巾因时度势，勤王护驾，一度成为支撑岌岌可危的东汉政权、稳定天下形势的主力。诚然，它有着农民战争自身固有的弱点，最终被豪强军阀集团分化瓦解而陷于失败，却仍不失为一次山西地区数千年间组织最严密、规模最大、坚持最久而于历史影响深远的农民战争。
一 白波黄巾军始末
东汉中平五年(188)二月，黄巾余部郭太等拥众于西河白波谷起事，以白波为依托，转战于太原与河东（郡治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间广袤地区[1]。白波军势同燎原，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北攻太原，南破河东，拔城陷地，所向披靡。河东郡属司隶校尉部，系汉室直属大郡，形同洛阳畿辅，犹东西二都间要冲。当朝董卓急“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2]。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十七岁的少帝刘辩初立，天下大乱，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乘势于九月叛汉，将数千骑南下，与白波军联兵，东下转攻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诸郡[3]（《后汉纪》事系于中平五年九月是不确的。内附的于扶罗固属利用灵帝死少帝初立“天下大乱”的形势发难，但汉灵帝崩于洛阳南宫嘉德殿时在中平六年四月）。白波军锐不可当，一直打到河内郡西南境当今河南孟县—孟津一线。这里是都城洛阳的近畿地带，实际上是兵临洛阳城下了。今盂津与孟县间黄河北岸的白波镇，正是以当年白波军驻兵于此得名的。南单于于扶罗的胡骑惯于军事掳掠，遭到河内官民的坚壁清野和顽强抵抗，既使其掠夺难遂，又伤亡惨重，所谓“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3]，更于初平三年(192)春在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遭到曹操重创[4]，不久便退回河东了。汉献帝初平元年(190)，白波军在河内扩大战果，东向转战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5]。白波军作为斗争矛头直指东汉政权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其发展规模和战果，至此达于鼎盛。
东郡属兖州刺史部，兖州东北接连青州。白波军进军东郡，其战略意图显然在于同当时号称“百万”的实力最强大最活跃特别是正在向兖州方面运动的青州黄巾军会合。这个战略意图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又恰恰像是对人们的揄揶，由于青州黄巾军于初平二年(191)、初平三年(192)相继于泰山（今山东泰安东）、东光（今山东东光东）、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连续失利，伤亡惨重[5]，特别是退却中黄巾军余众30万，于济北（今山东长清）尽降兖州牧曹操[4]，致使白波军在东郡的作战乃至战略目标，限于孤军作战，形单影只，再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白波军在河内的凌厉攻势，特别是都城洛阳的形势岌岌可危，使董卓惊恐万状。董卓出身陇右豪强，是时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山东豪杰讨董联军蜂起，更使董卓腹背受敌。初平二年(191)四月，董卓放弃洛阳，挟献帝西走长安。董卓在长安淫乐纵恣，肆意烧杀豪夺，以至“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残忍暴戾，杀降“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2]。初平三年(192)，在众叛亲离中，董卓为司徒王允与吕布所杀。卓将李催、郭汜反杀王允后，穷追为避乱东逃的汉献帝。据《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兴平二年(195)，“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一作右贤王）去卑，率师奉迎，与李催等战，破之，……车驾乃进。”《南匈奴列传》说：“建安元年(196)，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帅韩暹等侍卫天子，拒击李催、郭汜。”《董卓列传》说：“（董）承、（杨）奉乃谲催等与连合，而密遣间使至河东，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并率其众数千骑来，与承、奉共击催等，大破之，斩首数千级，乘舆乃得进。”
上述说明，白波军后期，其战略目标乃至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嬗变，由当初斗争矛头直指东汉政权的农民起义，演变为天下豪强军阀混战中维护东汉政权的勤王军主力。这个时期，白波黄巾的众将领不独掌握东汉政权的重要兵权，甚至成为执政人物。献帝拜韩暹为征东将军，胡才为征西将军，李乐为征北将军，史称：“以暹为征东、才为征西、乐征北将军，并与（杨）奉、（董）承持政。”[6]
不久，韩暹、杨奉遭到曹操、董承排挤而出奔，所谓“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州）、扬（州）间”[6]。建安二年(197)，杨奉为左将军刘备诱杀；韩暹势孤，率众走还并州，路上为人谋杀；留守河东的胡才为怨家所害，李乐病死[2]。前此郭太已下落不详，不知所终。至此，白波黄巾就最终宣告失败了。
白波黄巾军，自汉中平五年(188)于白波谷起事，至建安二年(197)，历经十年，众至十万，转战所达，凡河东、太原、河内、东郡等广大地区，犹一度成为汉室抗击董卓、李傕、郭汜等权臣军阀的主力。诚然，限于其自身之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在豪强、军阀的分化瓦解、阴谋暗算下终于失败了。
二 白波垒考地种种
最早记载白波黄巾的文献，首推《后汉书·孝灵帝纪》，是为“黄巾余贼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同书《董卓列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祖于此。古来就“西河白波谷”考地者，首推中唐时期地理学家李吉甫，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卷12说：“白波垒，在《太平》县（今山西襄汾县西南汾城镇）东南十二里。后汉末黄巾贼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于此筑垒。”初宋时期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卷47祖于此。
宋代中叶，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作“黄巾余贼郭大等起于河西白波谷”。他将“西河”白波谷易作“河西”白波谷，自有所本——当出于汉代尝有西河郡之设的考虑。北朝、唐宋以来的绛州太平县一方从来不属于甚或远离东汉时代治今离石的西河郡范围，即以《后汉纪》所说“西河白波谷”在《元和志》所说“（太平）县东南”是不可解的；然而他相信《元和志》白波垒在太平县东南之说，而太平县东南不属“西河（郡）”，却是其地理方位恰恰在“（汾）河西”（白波垒及其所在永固村当今襄汾县西南汾河西岸）。司马光虽然不曾明说他易“西河”为“河西”的原因，字里行间则分明显示其前此文献属笔误的意向。
司马光易“西河白波谷”为“河西白波谷”，尽管元人胡三省注《通鉴》不以为然，说“（《后汉书》帝纪）作‘西河’，当从之”，但是由于司马光持之有故，特别是符合雄辩的地理现象，其说颇为朴学发达的明清学界所宗。诸如：成化《山西通志》卷7《古迹》门说：“白波垒，在太平县东南三十里。汉黄巾余贼郭太于汾河西白波谷筑垒，以寇太原。后黄巾灭，其垒遂废，今名永固村。”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1平阳府太平县条说：“白波垒，在县东南三十里。后汉末，黄巾余党郭大于汾西白波谷筑垒，寇太原，即此。今名永固村。”这说明明清地理学界，一方面既相信唐宋地理学界白波垒在绛州太平之说，且有将白波垒确切地定位于永固村之发明，从而还将唐宋学者误说白波垒在太平县东南“十二里”更正为符合实际的“三十里”（唐宋时代太平县治襄汾西南汾城，永固正当其东南“三十里”）；一方面又摒弃《后汉纪》乃至唐宋地理学界“西河白波谷”之说，而取司马光“河西白波谷”之说，以至将“河西”索性径作“汾河西”、“汾西”了。
晚近以还，《后汉纪》白波黄巾起于“西河白波谷”之说，或可毕竟出于最早的原始文献，仍为一些学者所征信。诸如：翦伯赞先生著《秦汉史》，其第十章第五节《黄巾大暴动与东汉王朝的灭亡》，尽管在正文里把白波黄巾“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括注作“今山西襄汾永固镇”[7](P484)，却在《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形势图》里将郭太构筑的白波垒标于东汉西河郡治即今离石[7](P479)。是西河白波谷，还是河西白波谷？抑或白波垒在襄汾还是在离石？显然仍带有不确定性。《山西通史大事编年》“188年戊辰汉中平五年二月”条，提出“郭大等人分别从西河、白波谷起兵”[8]——即西河与白波谷为两地新说，并在脚注中引胡三省注《通鉴》所云“宋白《续通典》，河南府河清县，今理白波镇，无以此谷于孟津为河西欤”，认为白波谷当在河清县白波镇（今河南孟津县东南）一带，说“黄河于此为西北——东南走向，若以黄河为坐标点称之，则白波谷当在河之北或河之东”。此说甚感新颖，惟颇值得商榷，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说明“西河白波谷问题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实，《后汉纪》白波黄巾“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的记载，并无笔误问题。《通鉴·汉纪》易“西河”为“河西”，是司马光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后世学者，受其影响更演绎出“汾河西”、“汾西”，抑或肢解“西河”、“白波谷”为二，应属失审，以至以讹致讹。
首先，《后汉纪》所说“西河”固与汉西河郡并无关系。其一，从军事地理的视角看，汉西河郡所在的当今离石，居吕梁山脉绝顶，地势高峻，距离太原、河东迂远，更远离古来以千里径、雀鼠谷为标识的太原——河东间战略大道，是则于此转战太原、河东一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古文献学的视角说，其“西河”系取当时的一般传统概念——流行说法，指天下九州之首、帝都所在之冀州西界的黄河河段，即今黄河由内蒙托克托与准格尔旗间南来直至风陵渡的南北走向的一段河道。这段黄河河道以当冀州西界故名“西河”。君不见，古有“两河（西河、东河——战国之前黄河由孟津北上，大凡循今子牙河一线，直至天津注入渤海，与西河相对而称东河）间曰冀州”之说[9]；犹有“晋阻三河（西河、东河、南河——黄河由风陵渡东来至盂津东西走向河段），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10]而霸之“三河”说。“西河”既如是，《元和志》所说“白波垒”所在“绛州太平县”自然正属“西河”范围了。
其次，上古之世，河，或说河水，是黄河的专名词。当时所谓“江、河、淮、济为四渎”[11]，显然（长）江、（黄）河如同淮、济，共为我国从发源直接注入东海的四条大水之专名。河，古来专指黄河，不独先秦文献皆循此例，即直至三国魏人著《水经》，犹盖无例外。是以所谓河、河水，古来非一普通“汾水”所可称之者；西河，自更非黄河于河清县境白波镇个别短途河段略呈西北—东南走向所可名之者。
一言以蔽之，其一，《后汉纪》所说“西河白波谷”在地缘上并不错，“西河”不可能是“（汾）河西”之笔误；其二，“西河”与汉代西河郡无涉，毋需将固无关系的两事去穿凿附会以求自圆；其三，古来当大河南北的河内郡汉代河阳县、宋代河清县即今孟津县，既与“西河”无关，又相悬远，是则不能从此寻觅白波谷及其白波垒，其古来那里的白波镇之命名，只能是取义于当年进军河内郡之白波黄巾尝转战或屯驻于此。
三 今日白波垒
上文已述其详，“西河”固指古冀州西界南北走向的一段黄河，“西河白波谷”及其白波垒，与汉西河郡无涉，因以不能去离石寻觅，更不宜在盂津做文章，是以笔者探求白波垒遗址的努力，遂集中于今襄汾西南的永固。在襄汾县委和政府鼎力支持与帮助下，我们于1999年冬季、2001年夏季先后两次去永固一带作了野外考察。两次踏勘，其着眼点始终集中于两点：一，永固一方的地理特别是军事地理形势；二，白波垒遗存。
永固村，今永固乡政府驻地，位于襄汾县西南22.5公里，居民1000余户，4000余人。其地理坐标，东经111°21′35″，北纬35°43′10″。
从大地形看：其一，永固地当古来数千年间不易的汾河峡谷中太原—河东战略大道要冲。这条大道，在临汾以北，沿汾河东岸千里径、雀鼠谷直至太原。在临汾以南，时而沿汾东——大体如晚近的南同蒲铁路一线行，时而沿汾西由北而南经当今襄陵镇、古城镇、汾城镇、赵康镇、新绛一线行；或者说早期多沿汾西行，晚近多沿汾东行。无论走汾东线抑或汾西线，占据了永固，特别是在其白波谷构筑了永久性屯驻基地白波垒，就势必占据了战略上的主动。也就是说，以白波垒为依托，一方面使敌方北、南失去联系和呼应，陷于首尾失顾；一方面使己方或集中北击太原，或全力南攻河东，运筹战守由我。
其二，永固坐落于汾河西岸一巨大台地上，台地周围约100余平方公里，一面靠山，三面临沟（河）。台地周边，黄土冲沟纵横盘错，谓之“白波谷”。白波谷命名，盖取义于一方地形及其直观色泽。台地由西北吕梁山余脉姑射山向东南延伸，经襄汾县汾城镇，向东南延伸至西贾乡万东毛村、永固乡车回东村，由车回东折转西南，沿汾河经永固、南五、东吉、西吉诸村，再折转西去，经新绛县东北店头乡店头村，再折转西南直至新绛，由新绛北去，至襄汾县汾城镇境汾阳岭村迤北直至汾城镇。这一台地有四个方面的优越性：其一，幅员辽阔，足以为数以十万计的白波军大部队提供接栖休整余地；其二，台地海拔一般在450米左右，台地中的制高点汾阳岭（山）569米，安威坪542米，兴隆丘501米，居高临下，具有敌我动静如指诸掌的优越条件；其三，台地周围黄土冲沟发育充分，既便于隐蔽出入，又宜于可战可守；其四，台地地势平缓，水源充足，特别是得益于姑射山龙子泉水和鼓山鼓堆泉水，不仅可供大部队食饮之需，犹极富灌溉之利，土地肥沃，农产富饶，粮棉兼备，可资十万白波军即不得外援条件下也能长期驻守维系生存——这里迄今是临汾地区的重要小麦、棉花产地。
从小地形看，永固一方，坐落于汾河西岸台地上，海拔440米，汾河河面海拔389米，即永固高出河面40余米。汾河河滩宽约2公里，汾河南下，至此环流西南，使永固负山面河、居高临下的形势，益形突出。永固沿汾河一线高40余米的黄土悬崖异常陡峻，古来冷兵器时代易守难攻、战守咸宜的形势，为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永固一带，迄今犹留有五处白波垒古城堡遗址。其共同特点：一是均地当永固乡东南境，皆濒临汾河西岸，五堡沿汾河参差呈一宇展开式分布，盖以汾河为天然屏障，彼此互相联防，互相呼应；二是都尽可能利用黄土悬崖和冲沟自然地形地物，辅以必要的夯土城垣——或者说牛藉黄土悬崖和冲沟，半板筑夯土城垣的巨大城堡，既险固无虞，又极宜速成而经济。
其一，永固村东北畔土城堡。当永固东北，坐落于汾河西岸高地。由于流水冲蚀，堡外围已为冲沟所环绕。堡四周悬崖高30～40米，仅堡西部有宽不足10米的土桥为惟一出入口，与永固村及其所依托的汾西台地相通。堡城大体就地形而构，其形不圆不方，径约300余米，周约1000米，于群堡中为最大者。堡垣一般藉黄土悬崖，更于崖上起墙。墙高约10米，厚8米。由于崖上接墙，外观分外高拔巍峨。迄今西垣墙尤其西南角保存尚好，夯层9～12厘米。东垣墙中部有30米方形土台，或以为当年将台。堡内发现多处灰坑，夹杂汉代陶片及兽骨。堡内原建有大王庙，主祀郭大，塑乌面绿甲、黄纱包头、手执钢鞭将军像。千百年来，四乡每年农历二月盛会祭奠。庙于抗战时期毁于日军。今堡犹住有40余户居民。
其二，南五村西畔土城堡。南北100余米，东西约200米，周500余米，略呈矩形。东边藉10余米深的汾河滩悬崖为依托，北、西、南三百板筑起墙，每板约3米，夯层9～13厘米（其间偶有15厘米以上者，似明物，或如故老所谓祖辈相传：明末村人曾加固旧垣以避乱）。墙高7米左右；墙外为护城壕，深或十余米，或三、四十米。堡中央偏西处有洞口，方丈余，为当年地道，故老称下去可径通堡城北。洞口处汉代砖、瓦残片狼藉。
其三，东吉村西南畔土城堡。背负汾西黄土台地，鸟瞰汾河。南北250米，东西100米。东、南两面藉汾河滩黄土悬崖为屏障，崖上更筑土垣，有豁口通汾河滩；西、北两面板筑黄土城垣，高10米，厚8米，夯层12厘米。堡北部中央有一土坑，坑下有地道通堡外。南垣有门，门洞嵌有汉砖。土垣外为护城壕，壕宽10米，深2～3米。堡内平坦，夏秋时节，群众用作场院。
其四，西吉村西北畔土城堡。大体呈方形，周约500米。东面藉黄土悬崖为屏障，余为板筑黄土城垣，夯层9～12厘米。迄今城垣高7米左右，厚约8米。
其五，西吉村西畔土城堡。其规模和形制大体类西北畔堡。
收稿日期：2003-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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