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动力与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城市论文,模式论文,动力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7-0046-09 纵观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大城市在带动各国城镇化、现代化，提升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竞争力等方面均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城市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空间的扩张，而空间扩展方式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大城市的功能是否协调，以及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因此，研究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动力机制和模式，从中探寻大城市成长发展的规律性，对于指导我国大城市空间的科学扩展，实现大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动力机制和制约因素 (一)经济发展是大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动力 1.产业的集聚和扩散效应是大城市空间扩张的根本动力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重要引擎，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大城市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条件，活跃的商贸、科技、教育、文化活动以及资本和人才优势等，会对众多企业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企业发展具有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集中连片布局的倾向，这种布局特点会给企业带来显著的集聚效应：由于主导产业与上下游产业的分工协作，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有助于企业减少搜索原材料的成本和交易费用，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在企业周围形成较大规模的专业化产品销售市场，有利于企业降低产品贸易成本并扩大销售网络；生产同类产品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会促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集聚发展便于企业及时了解本行业发展所需要的最新产品、技术、市场、人才信息；企业的集群发展可以提高企业与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的谈判能力，以较低的代价获得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由于集聚区内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因而会对各类专业人才形成较强的吸引力，集聚区内人才汇集，可使企业更易于以较低的费用找到适合企业岗位需要的人才，降低人工成本。上述效益会使在特定地域内的企业集聚效应不断得到强化。制造业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用地规模的扩大。 当这种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出现集聚不经济时(对企业来讲最直观、最突出的表现是城市中心区土地供给紧张带来的地价快速飙升)，除企业的最高管理决策部门外，其技术研发部门和制造部门就会由中心城区向城市的近郊和远郊迁移，这种产业的扩散使城市建成区呈现出圈层扩展的特点，而产业的横向分类集聚与纵向链式分层延伸，会为都市圈、城市群的最终形成创造必要的条件。 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企业为了降低用地、用工、原料、运输、销售等成本，会出现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情况。即企业利用自身拥有的管理、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及对方提供的优惠便利条件，到欠发达地区或落后地区办厂，如果这种情况大规模发生，最终则会催生覆盖地域范围更加广阔的大型城市群、城市带。 如果在本国之外其他某国某地区的原材料成本、贸易成本、劳动力成本更低，则企业就会萌发到该国该地区投资兴建新工厂的动力，从而引起产业的跨国转移；如果某国某城市的这类企业足够多，则这个城市即具备了成长为世界性大城市的条件之一。当然，一个城市要成为世界性大城市，还必须在政治、文化、金融等方面对整个世界具有足够的影响力。 2.经济发展周期对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 大城市空间扩展的特点受到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的各类投资大量增加，除产业项目外，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居住、购物、休闲、娱乐设施、医疗、文化、教育设施等项目的建设也较多，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大幅增长，空间加速扩展；而在经济发展速度减缓时期，各类投资萎缩，城市空间扩展的速度也随之放缓。这种快慢交替的非匀速扩张，使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年轮”特征。在经济快速增长期，其空间扩展以外延式水平扩展为主，为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城市政府会适当放宽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土地开发往往比较粗放，设施布局松散，城市空间结构紧凑度较低；而在经济增长放缓期，城市空间则开始转向内涵式垂直扩展，以对建成区的改造和完善为主，城市建成区内部的松散空间得到进一步利用，逐渐被填充起来，密度加大，城市空间结构紧凑度明显提高。 (二)人口快速增长推动了大城市的空间扩展 大城市往往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般情况下比其他中小城市更加完善，交通便利，科技创新和商贸活动活跃，成为投资者的首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吸引大量的人口涌入大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必然导致对住房等生活必需设施需求的激增，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随之巨幅增加。在城市的边缘区，土地价格远比城市中心区要低得多，开发商建造住房的成本较低，购房及房租价格均较低，往往成为城市新增人口中低收入群体的栖身之所。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向大城市，大城市的空间以空前的速度向外围扩张。产业、人口在中心城区的过度集中，导致交通拥堵、住房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加剧，为追求宽敞、安逸、宁静、接近自然的居住环境，大城市中的有钱人和部分白领，纷纷迁居郊区，在西方大城市郊区出现了大量的布局松散的别墅群，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对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伴随着人口的外迁，相关基础设施、商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随之兴建，更多的土地被占用，城市空间进一步扩张。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产业的转型升级势必会迫使需要较大空间进行流水线作业的制造业及一些低附加值产业向大城市郊区和周边中小城镇迁移，并吸引大量的就业人口，从而使以大城市为核心的整个都市圈的城镇空间得以不断膨胀。 (三)交通条件对大城市空间扩展的支撑和导向作用 交通是城市的命脉，是城市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和能源的供给、产品的运输销售、城市各类商贸活动的开展、劳动力的远距离流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均离不开交通条件的改善。所以，农业时代的大城市多诞生于大河流域。大河流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农业生产发达，因而可以为更多人口的繁衍生息提供充足的粮食，而且江河运输之便对城市的制造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和人口增长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印度的德里(此处特指老德里；新德里始建于1911年，至1929年方初具规模)位于恒河流域恒河支流亚穆纳河的西岸；开罗横跨尼罗河两岸；巴格达位于两河流域，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居于东西方交通要道；我国的黄河、长江沿岸也孕育了众多大城市。航海时代开启后，具有天然良港的地区往往会优先形成城市并获得快速发展。由于海上航运的成本更加低廉，因而为制造业、商贸物流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如伦敦临近泰晤士河出海口，东京紧邻东京湾，纽约位于哈得孙河口、濒临大西洋，发达的海上航运成为这些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快速崛起的重要条件。而位于陆路交通枢纽位置的城市也会获得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当代，由发达的陆路、水路、空中航线构成的完善的立体交通体系是大城市保持活力和辐射力的必备条件。便捷的地面普通公交、快速公交(BRT)、地铁等立体交通体系，使大城市建成区内各种要素、活动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频繁，使城市居民离开居住地到较远的地方工作成为可能，从而大大拓展了城市的空间；而城际高速公路、轻轨、铁路、高速铁路、水路与空中航线的建立，有力地加强了不同城市、地区之间乃至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加速了要素的流动，为不同城市、地区、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提供了基础，使都市圈、城市群、世界城市得以形成。就都市圈、城市群的成长发展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交通系统的速度、成本和通达距离，决定着都市圈和城市群成长的速度和空间规模。 不仅如此，发达便捷的交通条件对于企业来讲还意味着运输成本的降低，对于居民来讲则意味着出行时间的节省和工作生活的便利。因此，交通设施对于产业和人口等要素具有很强的吸附力，在重要的交通站点附近会引起各种要素的快速集聚，并以主要交通干线为轴呈带状扩展。所以，东京在构建多心多核的网络化城市、巴黎在建设平衡发展的城镇体系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在引导产业和人口合理分布中的关键作用。交通设施建设对城市的空间扩展具有显著的导向作用，交通网络结构决定着大城市的空间结构形态，成为大城市空间的基本骨架。 (四)文化和科技对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积极成果的结晶，它积淀于内，彰显于外，体现在城市的街道、建筑风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浑然一体的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的道德品性、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及日常言行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城市的内核、灵魂、魅力所在。在满足了生存的基本需求之后，享受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成为人们的新追求，能够工作生活在一个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城市是所有人的共同向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城市，会对域内外的投资创业者、劳动力形成较强的吸引力，带来产业和人口的持续集聚，推动城市空间的扩展。文化是城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基础，可以有力地带动城市的住宿、餐饮、观光游览等服务业的发展和空间拓展。所以，世界各国大城市都非常重视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在欧美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伦敦、巴黎、纽约等大城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大量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成为拉动这些城市经济和人口增长的新引擎。 科技进步对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科技革命引发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在工业革命最早完成的地区首先形成了产业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大城市集中了众多的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为及时便利地获取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会首先选择在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集聚，从而直接导致了大城市空间的扩张及周边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使生产分工越来越细化，产业网链不断扩展延伸；交通技术、能源输送管线建设技术的进步，为大城市空间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保障；现代通讯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和不断进步，大大减少了人们在工作生活中直接面对面的联系，降低了人们进行经济社会联系的成本，通过电话、手机、视频、网络沟通工作、商谈商务、网上办公、网上购物成为常态，人们不再需要事事都要跑到市区，而在郊区的家中即可高效率地完成工作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从而有助于人口向郊区的迁移，改变大城市中心城区过于拥挤的状况，推动了大城市空间的水平扩展；在人口和产业过于密集的中心城区，土地资源奇缺，人们可以借助于先进的建筑技术建成更高层的中央商务区、办公设施和住宅等，大大增加了城市的建筑密度，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从而实现了大城市空间的垂直扩展，从另一个方面改变着城市的空间形态。 (五)行政力量对大城市空间扩展的推动和调控作用 第一，大城市通常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政治中心，可以利用行政力量支配调动更多的资源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改善城市创业、工作、生活环境，从而对产业和人口形成很大的吸引力。东京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级大城市，是与其作为日本首都的政治中心地位密切相关的。早在德川家康家族统治时代，东京(时称“江户”)就因其在全国所占据的事实上的政治中心地位而成为前工业社会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倒幕运动”虽然导致德川幕府统治的终结，但并未改变东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凭借这种得天独厚、无与竞争的优势，从明治维新至二战备战期间，东京获得了巨额投资，从一座纯消费型城市迅速转变为日本的工业中心之一。东京兼具了这两种优势，人口规模快速膨胀。虽然二战后日本对东京的人口规模进行严格控制，但仍挡不住大量企业与人员源源不断地流入东京。我国的北京之所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城市，也与其在全国的政治中心地位密不可分。我国的其他大城市也多为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虽非省会但享受副省级待遇，且享有国家给予的诸多优惠政策，这些城市政府可支配调动的资源远比其他地级市多。从世界范围看，大城市多为国家首都或州(省)政府所在地，均表明行政力量与城市规模增长的高度关联性。 第二，政府通过规划和相关法规政策的实施，对大城市的空间扩展方式进行调控。城市空间扩展的杂乱无序、功能失调、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多是由逐利的市场自发行为造成的，企业为此所要承担的责任太小，单个企业也无力改变这种局面，这种状况会带来企业效率的降低和市民生活成本的上升及生活质量的下降，由此产生的代价会分散转移到所有企业和居民身上，在“温水效应”下，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都尚未明显意识到这种危机正在逐步加深并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极少会有哪个企业想凭一己之力去改变当下的这种局面。政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比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它会从眼下暂时的利益中超脱出来而着眼于城市未来发展的全局，不会任由这种乱象继续发展下去，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规划和相关法规政策的实施对城市空间的扩展方式进行干预。在国外，规划通常具有法律的地位，很多规划就是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的，因而对企业和个人行为都构成了一种强制性约束。政府还会精明地利用好经济杠杆，对企业、事业单位由中心城区向近远郊搬迁给予适当的补贴，对在政府划定的新城或工业园区落户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而对另一些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划要求的行为则予以惩戒。政府通过这些措施对城市空间的扩展方向进行引导和调控，以推动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六)自然条件对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与制约 第一，位于气候适宜的平原地带的城市会获得更快的发展。适宜的气候条件、肥沃的土壤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从而为城市的人口增长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平坦的地势可以大大降低办公、厂房、住宅、商业、休闲娱乐设施以及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成本，便利的内外交通条件有利于保持城市内部和城市与外部频繁的经济社会联系，加快城市的产业和人口集聚及空间扩展。如日本的三大城市东京、名古屋、大阪就分别位于日本的关东平原、浓尾平原和畿内平原地带。世界上的很多城市群也大多位于中纬度的平原地带。 第二，拥有海运天然良港的城市会获得快速发展。以东京为例，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但东京紧邻东京湾，依靠低成本的海上航运从世界各地获得大量的原材料，支撑了其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海外贸易，拉动了产业、人口的大规模集聚和城市扩张，为都市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一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有利于形成大城市和城市群。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这些地区主要依托当地丰富的铁矿、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发展重化工和能源工业，同时发展上下游产业及相关服务业，导致企业的集中连片布局，形成了若干规模不等、各有分工的城镇，这些城镇因产业关联度较高而集聚成群，最典型的是德国的鲁尔区和美国的五大湖区城市群。我国辽中南城市群的形成也是建立在区域资源开发基础之上的[1]。 第四，地质构造、地形地貌、水文条件等自然因素，也对大城市的空间扩展产生直接影响。这些自然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土地开发的强度、成片开发的规模、空间扩展的方向和速度、城市功能布局和空间结构形态。大城市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 二、大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模式 经济、人口等要素的不断集聚与扩散必然带来大城市空间的扩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其空间扩展模式也各有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城市空间形态。通过对世界各国大城市成长历程和现状的总结分析，可以将大城市的空间扩展模式归纳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同心圆圈层扩展模式 这种模式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城市位于平原地带。平原地带地势开阔平坦，城市各类设施的建设成本相对较低，在城市经济力量既定的情况下可以使城市建筑空间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加之无山地等自然因素的阻隔，城市空间易于沿已建成的中心城区向四周匀质匀速水平拓展。二是具有发达的交通体系。发达的交通体系为原材料、能源、商品、人员的流动创造了便捷的条件，使企业的正常生产能够获得充分的物质保障，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并大大缩短了居民工作生活的出行时间，从而打破时空阻隔，使城市不同地域的各种要素和经济社会活动能够保持频繁紧密的联系，成为一个关联度较强的整体。三是主城区综合功能强大，具有很强的极化效应。随着主城区对各种要素的不断集聚，新进入的企业和人口在城市已有的建成区内无法完全容纳，就会紧贴着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分布，从而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为中心，由内向外呈同心圆连续均衡分层扩展的圈层格局。这种圈层扩展模式，其优点是，用地省，城市空间的紧凑度高，集聚度高；其缺点是，当城市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带来运输、通勤成本的大幅上升，地价快速飙升、住房紧张、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加剧等一系列突出问题，整个城市的运行成本过高，管理和治理难度加大，即出现集聚不经济的情况，滋生出所谓的“大城市病”。我国的北京空间扩展就是典型的同心圆圈层扩展模式。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部，背靠燕山，地理条件优越。长期以来，北京凭借着地理优势、国家首都的政治优势、国际国内综合交通枢纽等优势，集聚了全国乃至世界最优质的资源，并不断强化着这种集聚，截至2015年6月，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到2168.9万人，总面积16410.54km[2]，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超大城市。这种单向集聚和圈层扩展的模式，导致北京不堪重负和京津冀城市群的长期发育不良，区域发展极度不平衡。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对这种单中心单向集聚和圈层扩展模式的调整。 (二)多核驱动模式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资本、产业和人口会优先选择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齐全、产业集聚已达到较大规模的大城市集聚。大城市旧城区的空间难以适应这种产业和人口快速集聚的要求，于是，大城市政府就会通过规划在城市边缘地带建设新城区，以吸纳城市新增的产业和人口。这些新城区的主导产业和功能定位各不相同，与旧城区形成分工互补关系，是大城市内部功能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改变了大城市原来的单中心向心集聚的倾向，有效地缓解了旧城区的压力，使大城市由“单核”空间结构逐步转变为“多核”空间结构。这种空间扩展方式在保持了大城市空间整体连续性的基础上，既增加了大城市的体量，同时又优化了城市的产业、人口和功能布局，赋予大城市以新的发展活力和空间。由此形成的典型空间形态是由新旧双城构成的哑铃结构，这种模式在国际国内大城市的空间扩张中均较为普遍。 (三)星状扩展模式 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以及交通运输设施的定向引导等因素的影响，产业、人口等在大城市外围非均衡分布，城市空间从多个方向呈指状向外纵向延伸。随着轴间地带交通网络的完善，加之郊区地价便宜，各种要素会渐渐向轴间地带集聚，将轴间地带填充起来，由此，城市的星状结构最终易演化为内部包含十字星状核心结构的团状结构，如泰州、合肥。 (四)带状扩展模式 这种扩展模式常见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城市建于滨海、滨河地带，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同时基于节省运输成本和满足人们喜爱滨水而居的需要，各种功能区和要素会沿岸线集中布局，城市的核心区呈带状空间结构，外围的各类组团与核心区连成一片向两侧延伸。这种带状空间结构较单中心圈层结构而言，其向心集聚性明显减弱，功能结构较为均衡。但这种带状空间结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城市的空间会逐步向内陆腹地扩张，形成带状扩展与扇状扩展齐头并进的格局。二是由大运量交通运输干线的建成带来的城市空间的轴向扩展，沿交通干线会形成带状工业走廊、综合发展走廊等。 (五)网结状扩展模式 由于受到山体、水体(河流、湖泊、海域)、森林绿地、湿地等自然地理因素的阻隔，城市的空间扩展表现出非连续性特征，形成多个相对分散、独立并具有相对完整功能及各自影响范围的中心，各中心之间凭借陆路、水路等交通体系相互联结，保持经济社会的联系，形成网结状空间结构[2]，如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芬兰的赫尔辛基等。 (六)散珠状扩展模式 散珠状扩展模式是世界各国在解决“大城市病”及区域发展失衡问题过程中通常采用的一种模式。大城市一般居于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极化作用很强，要素的持续快速集聚必然带来城市空间的急剧膨胀，当城市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土地价格快速飙升、住房紧张、交通拥堵、企业的运输成本和居民的通行成本大幅增加、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整个城市不堪重负；与此同时，各要素向大城市的单向集聚使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及乡村地区发展缓慢，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大城市政府就会在距中心城区一定距离的地域如同散珠般地建设新城，通过交通设施的定向引导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的支持，向新城疏解大城市的部分功能和要素，吸引企业和地区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这种空间扩展是在人为规划的指导调控下完成的，如东京、伦敦、巴黎周边的新城建设都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实践。 (七)复合型扩展模式 一些大城市的成长总体上呈同心圆圈层扩展态势，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地铁线路的延伸以及新的快速公路、城际轻轨、高速铁路等交通运输干线的建成，对各类要素形成强大的吸附力，产业、人口等要素在新建运输干线附近呈带状集聚，形成新的发展廊道，导致大城市的空间扩展呈现“同心圆圈层扩展+星状扩展”的特征。在一些重要交通节点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和各类产业越聚越多，出现由点到面的圈层扩展，新的城镇逐步成长起来，形成复合型扩展模式。 (八)低密度无节制蔓延模式 这种模式形成的条件和原因主要是：国土资源极为丰富；政府缺乏对土地利用的有效控制措施；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投资创业环境及居民工作生活环境恶化；快速公路网的建立及私家车的普及和高频使用。大城市中心区的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纷纷迁往郊区，在周边广袤的地域范围内零星分布，城市空间沿边缘向乡间地带低密度无节制蔓延扩张。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模糊了城乡界限，城乡差距明显缩小；缺点是造成城市中心区的“空心化”，对土地的过度占用和浪费，加剧了能源消耗、空气污染及对自然生态和景观的破坏。这种模式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典型代表。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提出的“精明增长”理念就是对这种模式的一种反思和矫正。 (九)区域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大城市空间扩展的总趋势 在大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其向心集聚作用非常明显，持续的向心集聚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大城市的功能过多过杂，产业和人口密度过高，企业运营成本、居民生活成本和整个城市的运行成本大幅上升，投资与生活环境恶化，城市出现离心倾向；二是大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拉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共同作用下，大城市的部分功能和要素会向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乡村地带扩散。所以，在大城市达到较大规模后，在继续发挥集聚效应的同时，其扩散效应明显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承接大城市的辐射，重新调整了自身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与大城市形成清晰的分工，依靠产业的高关联度、发达便捷的快速交通系统、现代通讯信息网络系统保持密切的联系，形成与大城市合作共荣的局面。这样，区域中心城市的崛起及其与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同发展、城市和乡村的一体化发展，便形成了更具竞争力的新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都市圈。都市圈具有不规则圆形地域结构，通勤时间一般为1小时。 随着大城市都市圈的不断成长，其辐射能力作用于更加广阔的地域；不同都市圈的辐射范围出现交叉和融合，边界逐渐模糊；不同区域范围内乃至不同国家的城市之间基于经济发展和实现共同利益的需要，由竞争走向合作；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行政区划界限被打破，产业的分工协作体系开始形成，而发达的交通能源运输和通讯信息网络为这些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提供了保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由若干不同等级规模和各具特色的城市紧密关联、协同发展、具有强大活力和竞争力的庞大城市体系——城市群或城市带，成为一个地区、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增长极。城市群依据拥有核心城市的多少可划分为单核、双核和多核结构[2](P26)。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大城市的空间扩展受到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交通运输条件、文化和科技发展、行政力量、自然条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其中，产业的集聚和扩散是大城市空间扩展最根本的内在动力，产业在地域空间上的调整布局直接决定着大城市空间扩展的方向和城市空间形态。文化是大城市的魅力之所在，可以使大城市保持持续不衰的集聚能力，大城市的发展必须重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科技进步是城市经济规模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不仅推动了大城市空间的水平扩展，而且使大城市空间的垂直扩展成为可能。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为大城市的空间扩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并对空间扩展具有显著的导向作用，城市的交通网络结构直接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基本结构和形态。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解决城市功能失调等诸多“大城市病”，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 第二，大城市因自身所处的地理条件、成长发展阶段、国情的差异等而表现为不同的空间扩展模式，大城市的空间扩展模式选择要因地因时制宜。 第三，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中国的大城市不能采取低密度无节制蔓延的空间扩展模式，必须扭转目前土地粗放利用的态势，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构建紧凑型的城市空间结构。 第四，大城市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当大城市的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出现集聚不经济时，就应适时改变大城市单中心向心集聚的倾向，将城市的部分功能和要素向周边地区疏解，形成“多中心”空间结构，这是解决“大城市病”、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最佳手段。 第五，从世界城镇化的规律看，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是各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我国的大城市要充分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利用资金、技术、产业、人才、管理经验等优势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及乡村地区快速发展，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提升区域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