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183;关于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讨论——图书情报专业学位教育的整体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专业学位论文,笔谈论文,图书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学界担忧图书馆员的核心技能正在逐渐弱化，从就业和人才需求看也呈现一种去职业化趋势[1]，关于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必要性与规模的争论也随之而起。就业、社会认同、学生认可、授课内容体系、教育规模和可持续性发展规划，与科学硕士、培训项目以及远程教育的发展关系，合理费用和教学质量等，都是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开展后将面临的新问题。借本次讨论机会，我想谈三个问题：一是对图书馆职业、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教育的理解；二是图书馆教育忧虑与全民馆员时代的发展观；三是图书馆教育科学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1 图书馆职业、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教育的理解
早在19世纪中期，在图书馆教育系统化过程中，德国和美国的众多学者就开始争论图书馆高等教育的必要性问题，正如Williamson所说的，“图书馆学教育是在批评和担忧中产生和发展的”[2]。当时争论的焦点是“馆员”文员化的问题，认为图书馆员的工作仅仅是简单的文员工作，是多样化的“书写艺术(Handwriting)”，高中毕业生再加上技术培训就足以胜任，而不必专设图书馆高等教育。1923年的Williamson报告和1961年的Johnson报告对图书馆员的价值再塑才缓解了这种争论，上述报告认为图书馆员显著增强了图书资源的保值和流动。
1970年ALA《图书馆教育与人才利用》研究报告还提出一个命题：图书馆员不等于图书馆职业。图书馆员不仅仅需要面向图书进行资源选择、分类、管理和参考工作，而且需要面向具体的服务领域促进服务的达成，比如少儿图书馆要学习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学校图书馆要了解自我学习和群体学习理论等。因而，Lancaster认为图书馆学是服务科学，是评价图书馆服务与实践的各种方法的科学[3]。从人文角度看，图书馆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公共精神所需要的知识理解也不仅仅是中等教育者能够胜任的。从管理角度看，企业层面的绩效原则同样适用于图书馆管理。因此，一种基于人文精神、服务科学、管理科学的图书馆学已经建立，而近年基于评价、计量以及计算科学的延伸和拓展，使得图书馆的学科内涵不同于一般图书馆员的职业诉求。
Ragnar Audunson也认为，图书馆学具有职业视角(Vocational)、专业视角(Professional)和学科视角(Discipline)[4]。从国内外的教育实践看，职业视角以图书馆服务和实践为导向的普通图书馆员和图书馆技术人员的技能需求为主，多以项目培训(Program)、认证教育(Accreditation)为特征；专业教育以图书馆服务创新和研究为导向的图书馆创新和专业图书馆员的科学素养为主，以专业教育为特征；学科视角以文化建设、公共精神以及知识管理和评价为导向的理论构建和综合服务为主，以学位教育为特征。因此，图书馆服务在实践层面体现出了上述三个层次，具有层次性，应该对应不同的教育模式。在美国，图书馆专业硕士教育的平均入学年龄是32.7岁，而且将图书馆职业作为二次就业职业的比重较高[5]；与国内目前以应届毕业生为主体的图书馆教育实践有很大不同。
因此，图书馆职业需求具有层次性，其面向的教育需求也体现层次性，而国内目前单纯一统的教育模式不符合图书馆职业的需求特征。从这个层面看，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有它存在的客观合理性。
2 “图书馆教育忧虑症”与“全民馆员时代”
图书馆教育忧虑症，是对图书情报学教育整体生存环境和市场需求的一种集体担忧，体现在不明确的教育、科研导向以及与其它学科竞争中的“理论贫乏”。特别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整个图书情报的培养规模出现了徘徊，甚至在与其他科学领域的资源竞争中萎缩：不仅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关闭了其图书情报学院，加州伯克利也停止了LIS项目，美国的图书情报培养机构也从1981年最多时的69个萎缩到现在的55个，培养人数从1974年的7429人(1960-1970年均在6500人以上)萎缩到现在的5000人左右[6]。同时，英国学者较早提出的半职业化和去职业化问题，国内外学者关注到的商业信息服务商的崛起对图书情报机构信息中心地位的挑战，都引起学界对图书情报教育路径(Roadmap)的重新思索，可以说“内外交困”，外部商业机构的竞争和内部其它专业对图书馆教育市场的蚕食引起了图书馆教育的广泛忧虑。比如，2011年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改制引起全球2800多位图书情报人士的关注。难道图书情报教育就这样自然萎缩吗？这样的背景下，扩张中国图书情报教育规模有必要吗？
教育和科学研究从来不是无中生有的，只要存在载体和服务需求，其教育和科研就必定会得到发展。图书馆工作本身是知识资源处理和管理的专业化工作，但在知识资源逐渐数字化、分散化和网络化的今天，图书馆对知识资源的控制力在逐渐弱化，可以说图书馆已经丧失了对知识资源的绝对控制力。阮纲纳赞提倡的图书馆价值或图书馆精神强调图书馆要为用户找到其所需要的书籍，为书籍找到其潜在的读者。图书馆忧虑症的学者其实是默认图书馆价值的实现必须在图书馆这样的环境和场所来实现，当图书馆场所和环境不能履行这样的价值承诺时，“忧虑”了。跳出该学术吊诡，回归图书馆学实践的内核，其实图书馆精神并不一定在图书馆的“场所”内实践，完全可以走出图书馆来，突破“书籍”的初始范畴，在网络条件下、知识环境中获得更广阔的实践空间。
毋庸置疑，信息时代公民知识需求是逐渐扩增的，公民的个人知识获取和管理实践可能将引发网络环境下“全民馆员时代”的来临。在“全民馆员时代”，每个公民都有知识获知的需求，都有知识素养和知识获取能力的受教育需求，因此图书馆服务不会萎缩，虽然在图书馆发生的图书馆服务可能萎缩。
既然全民馆员化了，那专业图书馆员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冯惠玲教授在谈全员档案管理和专业档案管理的关系时，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在全员管理时代，其资源环境和服务内容将更加复杂，所需求的技术能力也将大大复杂于资源集中和专员管理时的技术需求，反而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档案管理者。在“全民馆员时代”的图书馆员的职业诉求同样适用这一逻辑。
因此，在去中心化资源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和图书馆教育不仅不会萎缩，反而会更加广阔地发展。但是有两点需要转变：一是图书馆服务并不一定是图书馆内服务，其范畴是大于图书馆员职业需求的培养，即图书馆学的受教育者可以用图书情报技能在非图书情报机构获得工作机会；二是并非只有图书馆学专业在实践图书馆服务技能，信息技术、管理学、统计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服务学等众多的关联学科同样在实践图书馆服务技能，即图书馆内的职业需求并非由图书馆学专业垄断。Griffith的调查显示，美国只有大约79％的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生在图书馆系统内就业。
3 图书馆教育科学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图书情报教育需求取决于组织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尤其是面向图书馆职业的图书情报教育更取决于图书情报市场。以往的教育理念为以社群为基础的参与性研究方法(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CBPR)，即通过假想一定的研究场景和服务场景，运用模拟和项目化训练完成图书情报教育。但这类教育规划方法局限于教育的知识体系，而无法确立教育规模和市场的实际知识技能需求。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Griffith、Sivak、Lynch、Marshall等逐渐提出了一种基于职业生命周期(Life Course Perspective)和职业结构的教育规划方法[7]，即基于数据和统计的研究方法，上述学者均认为教育规模和结构应与职业需求和结构相适应。例如，Griffiths采用校友跟踪研究(Alumni)，对图书馆系统教育、职业规划、工作细节、职业和工作、职业总揽、继续教育机会、LIS趋势、最新认证的系统跟踪研究[8]。
该理论认为，一般图书馆员职业周期为30年，按现有职业规模总量可以得到年均退休人员总数，该总数折算为教育规模供应量可近似得到一定时期的教育规模总量。例如，2008年美国劳工统计署显示全美雇佣了151170名图书馆员，113510名图书馆技术人员，5330名档案管理者以及3960名图书资料服务人员；ALA估计329941名图书管理员。按图书情报教育提供70％的就业需求折算，美国劳工统计署年均图书情报人员需求为：273970/30*70％=6392；美国劳工统计署年均图书情报人员需求为：329941/30*70％=7699。由于年龄结构的分布并不均匀，退休时间也不均匀，图书馆员需求规模也将不均衡。1970年以后图书馆整体人才需求在缩减，美国2008-2009年的图书馆员实际招聘为6767人[9]，而非计算所得的9132人，而LIS 2000-2004年的平均培养规模为5170人左右。因此，这类研究方法还需关注现有雇员的年龄结构、再就业和转移就业问题。2004年IMLS推进的“21世纪图书馆员计划”，Griffiths“未来图书馆员与图书馆职业”，2004年的档案委员会的教育需求都开始关注图书馆员年龄、职业态度和再就业问题，即3R(Recruitment，Retention，Retirement)。依据加拿大8Rs的研究框架[10]，人力资源规划主要涉及组织人员的招聘(Recruitment)、在职报酬(Retention)、退休(Retirement)、再就业(Rejuvenation)、认证培训(Reaccreditation)、跳槽(Repatriation)、职业价值(Remuneration)与职业认同(Restructuring)等。Marshall采纳上述框架，主要研究了图书馆内员工的招聘、报酬、认证培训及年龄性别结构等问题。发现[11]：
(1)北美图书馆员的老龄化问题。1998年全美图书馆员20.9万，雇员超过45岁以上的比例达到56.6％，平均年龄达到了47岁，大大超过全美的平均职业年龄39岁。这也意味着未来14年将有一半以上的图书馆员将退休，即10万人。
(2)女性化与性别歧视问题。就业群体以女性为主，达到82％，但在工作3年后只有10％的女性得到了职业升迁。
(3)职业认同问题。教育者从图书馆学扩展到情报学后，就业机会增加了。
(4)在专业认知中，形成了核心教育内容和知识体系设置，即受教育对象的需求是教育内容设置的主要参考依据。根据WILIS研究结果，在美国选择图书馆培训项目的因素中，77％的受训者认为是项目的学术认证，27％认为是师资声誉，项目规模31％，培训的时间长度55％，培训成本59％，单位提供的经济支持43％，州内是否提供认证45％，课程内容44％，白天授课11％，夜间授课24％，在线授课17％，居住地与授课地点的距离23％，分校提供授课5％。根据美国图书情报硕士项目提供的内容，图书情报基础知识99％，信息检索技能97％，研究和评价技能95％，92％信息组织技能，88％公共服务技能，86％工作时间，86％信息技术，74％管理，70％领导，48％商务技能，86％解决问题的技能。
通过上述研究，Griffith、Lynch、Marshall都呼吁建立全美的图书馆职业跟踪系统(Career Trick System)，整理并健全高校的图书情报校友信息系统，完善图书情报机构的在职人员登记系统，并指导图书情报教育的开展。虽然国内没有类似的系统数据，但根据专业学位论证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据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的116个图书馆抽样调查显示：在职员工11825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50.7％，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仅占22.1％；2002-2006年新增本科及以上学历2239人中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仅占15.8％，说明近年来图书馆录用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明显偏少。抽样调查还显示：我国高校和科研系统图书馆馆长中，有图书情报背景的占17.44％，硕士学位者更少；全国86所“211工程”大学的馆长中，有该背景的占17.44％，其他高校图书馆和中小学图书馆的比例更低。这些数据都解释了当前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开展的必要性。
所以，基于职业生命周期(Life Course Perspective)和职业结构的教育规划方法是值得借鉴的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规划方法。
4 结论与主张
目前，其它专业对图书馆专业的就业空间的挤压客观存在[12]，国内专家多主张借鉴英美和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从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角度规划图书情报专业教育，将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作为整个图书馆事业的支撑，以此构建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教育体系。笔者也认为，该办法是提升图书馆就业者中图书情报教育供给比例的有效办法。同时，笔者呼吁在国内通过3～5年时间建立相应的图书馆职业跟踪系统(Career Trick System)，更好地评价现有的图书馆人员需求，并指导图书情报专业教育规模的调节，而更广泛的调查和基于事实的课程体系建设是应该采纳的规划态度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