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口号与苏俄问题：1925年底的一场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口号论文,年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0)03-0060-08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之下，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总结，提出了“反帝”口号。从历史的综合角度考察，这一口号的提出和运用，为中共领导之下的革命确立了一套阐释原则和斗争目标，从而为自身行动确立了合法性的政治护身符。但在此过程中，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对此口号的质疑一直在比较广的范围内存在，尤其是“反帝”口号与中共背后浓重的苏俄背景之间的矛盾更是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1925年下半年，关于苏俄问题在知识界引发一场大辩论，中心论题即苏俄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是否应“联俄”或“仇俄”①。这场争论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反映了国内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各种观感与态度，本文选取其中与中共“反帝”口号相关的部分，从这一角度探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复杂生态，并检视“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所遭遇的多重处境。
一、中共“反帝”口号的提出及其社会反响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最早将“反帝”作为明确的政治口号与奋斗目标而提出。中共建立之后，源于苏俄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开始广泛介入到中国思想界当中。1922年7月，中共在“二大”上规定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②。这一般被认为是中共提出“反帝”口号的开始。在一年后中共“三大”通过的大会宣言中已经出现了“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字样③。此后中共的一系列文献均采用“军阀”、“帝国主义”作为思想表述及革命动员的中心词汇，规定国内的革命对象为“军阀”，国外的对象为与“军阀”勾结的“帝国主义”。
中共虽然提出了“反帝”的口号，但只处于宣传阶段，社会最初对此反响一般，以至于陈独秀在“三大”上提出中共虽然在“反军阀”、“反帝”口号之下工作，但“反军阀”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反帝”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他提醒党员要更加注意对后者的宣传④。此时，中共也很少从理论上系统阐述帝国主义的概念，只是将以往使用的“列强”、“列国”等概念转化为“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就等同于侵略主义。
在1923年11月召开的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中央局报告》指出，由于《向导》等报刊的影响逐渐扩大，“因此社会上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大会(指中共三大——引者注)后比大会前渐渐浓厚起来。”⑤时间进入1923年底之后，“反帝”口号依托于中共的大力宣传以及日益兴起的民众运动，逐步开始在社会层面产生了影响。1924年5月14日的《中央局报告》总结，在1923至1924年间，随着列强进攻日急，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已采用“反帝”口号；而且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的民众运动发生⑥。
1924年夏，因苏俄使馆移交问题引发了一些城市的“反帝”浪潮，中共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年9月，北京反帝大同盟建议将9月3日至9月9日定为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周，中共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将其9月3日出版的机关报《向导》定为“纪念九七国耻专号”，并发掘出义和团抗击列强这一“历史资源”进行“反帝”口号的宣传。中国共产党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在1924年之前对于义和团均持否定态度。1924年9月3日，《向导》第81期作为“九七特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义和团的文章，第一次大规模公开正面纪念义和团。这些文章一改往日忽视甚至贬斥义和团的论调，转而将义和团纳入中国近代“反帝”斗争序列，充分肯定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⑦。
此外，在中共对“反帝”话语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不仅对义和团事件进行了重新的阐释，而且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都进行了重新解读，“帝国主义”被建构为中国在19世纪所遭苦难的罪魁祸首与未来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权利的丧失都是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已经支配了中国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同样一个事件在新的解释模式下呈现出不同的意涵与价值。共产党人对近代历史的重新阐释，显示出了他们浓重的政治意图，现实斗争形势深刻影响了他们对历史进行思考的方式。正是在这种阐释之后，国民革命的外部目标逐渐明晰，毫无疑问，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一切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而成为国人的现实革命对象。
五卅运动之前，各地民众的“反帝”活动在规模上都不算大，但经过国共两党(尤其是中共)的积极宣传，第一次在普通民众层面集中阐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症结这一问题，大众的热情被激发，从而为五卅时期“反帝”口号在全社会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五卅运动作为一个契机，使得“反帝”口号在全社会范围内发出了最强音。南京路上的枪声使得国人真切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实际存在，英国巡捕的惨杀使得“帝国主义”从此不再是抽象概念，而以一种直观的形象展现于国人面前，“帝国主义的文明在五卅运动中完全破产了。”⑧在追究五卅事件何以发生时，“帝国主义”的存在被认为是最根本性的原因，这种定性迎合了当时民众普遍的社会情绪，一直令国人困惑的问题在此找到了答案。瞿秋白提出：“假使五月卅日以前只有几千几万人知道帝国主义的罪恶，知道国民革命的必要；那么，五月卅日以后，至少已经增加到几百万几千万人！”⑨
强烈的民族自觉火焰被迅速点燃，“反帝”的口号在此时压倒了一切其他的声音。恽代英后来总结说：“五卅以前，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知识的学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⑩张国焘也认为：“五月三十日下午南京路的枪声，便使反帝怒火，与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正式接触了。”“反帝的声浪，随着血的洗礼，响彻了全国各个角落”。如果说五卅之前，中共的反帝运动还落到一般的宣传方面，“五卅”后则“走进了实际行动的边缘”(11)。
二、“联俄”与“仇俄”之争中的“反帝”问题
五卅后随着“反帝”口号的巨大声势，社会上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如何反“帝国主义”，以及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外国势力都是帝国主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一过程中，苏俄问题被不可避免地牵涉进来，对此问题最集中的讨论发生在1925年10月，主要以北京的《京报》与《晨报》为阵地，上海的《时事新报》也积极介入其中。
争论首先起源于陈启修发表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陈氏当时任教北大法学院，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厚研究，他针对当时社会上对“赤色帝国主义”(苏俄)与“白色帝国主义”(英日美法等国)的区分，认为既然所谓的“帝国主义”主要都是用于经济的意义，那么就不应该有这样的称呼。作者虽然也承认“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称是存在的，但认为这只是几个苏俄周边的国家对它的特定称呼，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在理论上，苏俄还不是一个财政资本的国家，苏俄只是到各被压迫民族中去宣传反帝国主义，而且这也是源于苏俄的信仰，并非是殖民扩张的行为，因此，可以称苏俄为“赤色革命主义”或“赤色共产主义”，“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称对于苏俄并不成立(12)。
陈文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首先对此文做出了迅速的回应，质疑陈启修论述的逻辑以及事实都存在问题。他认为不能简单以一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作为判断敌友的标准，而是要看清事实，不能仅仅为名义所迷惑，张奚若甚至认为苏俄为害于中国更甚于帝国主义的国家：
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我们的资材，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的主权的口头禅，苏俄竟然无缘故的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赞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13)
另一位《京报副刊》的作者张荣福对张奚若的观点表示质疑，他认为张奚若关于“苏俄在中国宣传主义，其为害于中国比(白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害还大”的说法绝对错误。张荣福提出，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使中国不为积极抵抗，小之可以亡国，大之可使中华民族亡种，而张奚若对于此种危险估计不足，“大题小认”了。对于时人指责比较严重的关于苏俄侵略蒙古，接济中共办党以及加伦将军与鲍罗廷对广东政权的控制等事宜，此文也为此做出了辩护。作者的结论是各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可以使中国亡国灭种，而苏俄的行为都可用法制止，其为害于中国，并不比帝国主义者更厉害(14)！《晨报》编辑刘勉己也列举了十月革命后苏俄在中国“间接用暴力煽动世界革命”，无条件的破坏一切社会制度，手段恶辣，但与其它帝国主义历年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相比，苏俄对中国的危害仍然是有限度的(15)。
对于苏俄是否具有“帝国主义”性质是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许多主张亲俄或联俄的学者认为，现代通常所谓帝国主义是指近代资本主义之经济帝国主义，苏俄是共产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国家，且财政资本缺乏，故苏俄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亦无帝国主义之可能，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强力的质疑。钱端升就认为，帝国主义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也可能兼而有之。共产主义国家有可能发生政治帝国主义，而不可能发生经济帝国主义，但苏俄并不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两种帝国主义都可能发生，“我们决不能因为现代通行的帝国主义是经济的、资本的，而就不许人家称政治的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16)李芾甘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称国家并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分别，“所谓帝国主义，无论如何总是同时包含着政治的与经济的两种意义，政治的侵略和经济的侵略是永远的伴侣，经济的侵略离开了政治的侵略是不能成功的。”他还拿列强对于中国的经济侵略举例，指出假若他们不以武力为后盾，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假若他们不占据中国的海关，那么他们的经济侵略定会得不到太大的效果(17)。
署名“抱朴”的作者虽然表示认同所谓帝国主义即财政资本主义的侵略行为，但他认为应该以更宽广的眼光看待帝国主义，许多国家虽未达到财政资本主义，却仍用政治的侵略行为去助长财政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同样也是帝国主义，“如苏维埃政府屡次于宣言里，称俄皇政府的侵略行为，是帝国主义的政策。现在的苏俄既是前俄帝国的后裔，当然有帝国主义的资格。”他还指出，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经济学上定义之分界，是相对而非绝对的。财政资本主义成熟时期可以称为帝国主义，但如苏俄未成熟之国家财政资本主义，当然免不了帝国主义的色彩(18)。另一位名叫“灏孙”的作者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认为俄国革命成功后，新政府并不能够把前俄的帝国主义政策一概抛去，苏俄本身具有帝国主义的继续性，因此告诫国人一定不要因为苏俄反对日英等国家就否定这种继续性(19)。李芾甘更是直接指出，苏俄既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是我们的敌人(20)。
张镜予在文章中首先提出了几个疑问，包括苏俄为何要夺取我们的蒙古、侵略新疆？苏俄为何无故拘捕在俄之华侨？加拉罕为何故意延宕中俄会议？等等，作者由此提出我们现在应该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为口号，尤宜以“打倒赤色帝国主义”造成一种特别的标语(21)。
还有观点从苏俄“反帝”的角度，论证苏俄不是帝国主义。陈钟琴就认为，苏俄的立国精神，“即根本反对帝国主义”，因而否认苏俄是帝国主义者(22)。李芾甘则对此反驳，他认为苏俄和别的国家没有什么不同，所谓“赤色帝国主义”和“苏俄帝国主义”是一样的名称(23)。钟云认为：“苏俄继起，表面上是打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幌子，然而实则半斤之与八两，没有分别。”(24)陈翔认为，苏俄对于中国的侵略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治外法权等方面，因此苏俄对于中国，与帝国主义者不差其旨趣(25)。
“赤色帝国主义”一词也是这场大辩论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毛一波认为，“赤色帝国主义”一名称，和赤色这个形容词的意义，是在表明“以世界的赤色革命相号召的、以赤色共产主义相标榜的俄国，他的本质乃是帝国主义，仍然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侵略他国。”所以“赤色帝国主义”一名称，在现刻是俄国专有的职衔(26)。抱朴也指出，本来“帝国主义”决无红白之分，凡用政治或经济手段去侵略他国的，都可叫做帝国主义。但苏俄一方不抛弃帝国主义，他方又空喊反对帝国主义，所以我们为方便起见，自然可以称之为“赤色帝国主义。俄国只有共产党而无共产主义，招牌与实际相去甚远，故有帝国主义的可能。”(27)惠林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赤色帝国主义”是一个怪名词，在理论上几乎不能成立一个革命旗色的“赤色”同贪婪残虐的“帝国主义”合为一体的现象，一个帝国主义者不能仅因为戴上一个“红帽”就被称为革命党(28)。
而刘勉己并不赞同上述说法，他认为，“赤色帝国主义”只是一个特定条件下的通俗用语，是“民主党急进派反对共产派而又不愿赞成帝国主义的一种政治上外交上的作战的口号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这一名词是否成立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29)。
张奚若对这一名词的态度也是如此。但张奚若还是从理论上指出，“赤色帝国主义”是否存在关键还要看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如何，如果强调帝国主义的要素是经济侵略，那么就可以说“赤色帝国主义”不存在；如果说“帝国主义”的要素是拿一国的势力去侵略他国，这种侵略的动机有时是经济的，有时是政治的，有时或竟许是宗教的，那么“赤色帝国主义”就存在(30)。
至于苏俄“共产主义”有没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可能性，抱朴认为应先看俄国是否是共产主义国家，作者指出俄国有共产党，但没有共产主义！又引列宁所谓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认为苏俄是资本主义，当然免不了帝国主义的特征(31)。刘勉己则否认苏俄“共产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它虽然以世界的赤色革命向生存发达的必要条件，但没有领土侵略或经济侵略的行为，其本身不是政治、经济或哲学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只是类似中国古代‘王天下’的理想，不能说就是帝国主义(32)。而梁启超则在《晨报》上指出，苏俄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国家，苏俄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苏俄教中国青年信仰共产主义而自身却并没有这种信仰，中国青年不应上当。他从国民性遗传的角度强调苏俄的国民性不是换一块招牌就可以改掉的。“他果是为共产而运动共产，我们对他总可以几分原谅”，但他并非共产的国家，苏俄“是灰赤色的国家资本的帝国主义者”(33)。
《晨报》的一篇来稿也对陈启修的文章表示商榷，一位叫陈均的读者就认为对于苏俄的问题，应该考察基本的事实，而不应纠缠于名称。陈还列举了国人对帝国主义的理解虽然有差异，但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这一点上没有异议。即使苏俄不是帝国主义，但其“抛弃宣言，继续占据中东路，唆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最近之擅捕华人……”因此同样应该反对。至于张奚若文章中认为苏俄无财政资本的存在，因此不会成为帝国主义的观点，陈均列举了日本侵韩的例子，认为财政资本薄弱并不能防止一国对外侵略，“避帝国主义之名，而行侵略主义之实，何等可畏”。陈氏的结论是不管有无帝国主义的名号，只要有侵略的行为，就是中国的敌人(34)。
强调从事实出发是论战中比较普遍的取向。惠林认为，批评苏俄可以暂且抛却理论单讲事实，“无论如何巧于辞令的人，他们总没有变化莫测的神力能把事实变化了，尤其是已往的事实。”(35)张慰慈也赞成应该从实际事实的角度考察苏俄问题，“赤色主义不是一个仇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学理的问题，完全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就是在俄国的那种赤色主义之下，他们的经济组织究竟是怎样的，人民的生活又怎样的，我们对于这种具体的事实没有知道详细之前，一天到晚去争论俄国是我们的仇还是我们的友，这样的官司总是打不清的。”(36)
一位名叫蒋晓海的作者主张从外交策略的角度思考苏俄问题。该文认为帝国主义的势力既然已经弥漫全球，而在世界范围内苏俄是帝国主义的对手，其与中国的利益虽不能完全一致，但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仍可与之联合。至于时人担心的苏俄在华宣传共产主义，蒋氏认为不必因此“因噎废食”，与苏俄为友只是一种外交策略，并不表示接受苏俄的共产主义。虽然苏俄也有侵略的行为，但蒋氏认为其毕竟放弃了不平等条约，“凡事总有轻重”，因此该把苏俄暂时放下，先用全力去对付帝国主义(37)。
陈启修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为苏联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一个中心，不但他的潜势力已窜入一切殖民地及被压迫民族中间，而且蔓延于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间了。”由于国际政治导致了“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对垒的形势”，苏联是反帝国主义方面的中心，既然要反帝就应该联俄，联俄就是站在反帝方面(38)。
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肯定了英日美等帝国主义是中国仇敌这一说法，而苏俄正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仇人，所以“不要去管他实力如何，他对于我们的打倒功夫，总是多利少弊的；所以只消他一日反对英美等几个头号帝国主义者，我们要一日同他好，即使吃了他几个小亏，我们也得忍耐些。同样说法，要是有一天苏联的帝国主义比英美的还要凶，假定有这事，那么，我们也许有友英日仇苏联的可能。”作者并不主张对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还是“白色帝国主义”做区分，因为这两个词没有太大意义，这同样是从外交利益的实际考量出发而选择外交政策(39)。
与一般人声讨苏俄在蒙古以及广东的所作所为不同，张奚若认为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于“他以金钱的势力和宣传的手段，一方面使我们社会上本来很有希望的份子舍了脚踏实地救国救己的途径，去弄那摇旗呐喊，务虚名忘实际的倚赖事业，一方面扶助我们社会上极恶劣的势利份子排挤那极好的公正份子，小之足以阻止我们的真正解放，延长我们的束缚期间，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战争，增加我们的无穷负累。”张奚若根本的观点在于“只要我们能自强，能自己先像个人，能把国家弄的像个国家，那帝国主义式的敌人，不打自倒”，而“苏俄就是使我们站不起的魔鬼”，因此是我们最厉害的敌人(40)。惠林也表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政策，在形式上虽与白色帝国主义者略有不同，而他们的精神上，实在比较白色帝国主义者更加深刻，更加周到些。”(41)
梁启超也对苏俄表现出了彻底的敌对情绪，他认为苏俄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不管苏不苏，赤不赤，玩来玩去总是这一套。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转轮再生的大彼得。”“苏俄啊，你要辨明你不是帝国主义吗？你那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那一天立刻就相信你，但是能吗？”“苏俄一定说：‘我并不是侵略你们，不过我觉得我的共产主义好，可怜你们不懂，受罪，我来替你们宣传，革命，救你们。’……不管做的好事坏事，总之已经把我们当作被保护者，儿孙，奴才，这样不算帝国主义，怎样才算帝国主义。”(42)他后来更视“反帝”为苏俄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口号，并就此指责处于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中共“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将“反帝”口号视作苏俄的一个阴谋(43)。
三、余论
中共在提出“反帝”口号的同时，始终无法化解“反帝”口号与自身所附着的苏俄背景这样一种矛盾，尤其在一些理论问题的阐释方面陷入了困境。
中共一直将“帝国主义”视为中国革命的敌人，对于“反帝”可谓旗帜鲜明，但苏俄本身也是一个外国，并且沙俄在近代以来对中国的侵略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进入20年代之后，苏俄对中国内部斗争的介入程度更是前所未有。以北伐为例，苏俄方面不仅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甚至直接对北伐军实行武器支援，但中共并不将苏俄的这种行为与英日对中国内部军阀之争的介入等同起来。
而在许多社会舆论看来，苏俄的这种做法与英日的做法没有根本不同，同样是一种“帝国主义”行为，因此并不能把苏俄排除在“帝国主义”范围之外。《国闻周报》后来就指出，对俄问题是思想界对“反帝”口号的争论焦点之一，“盖左派主张绝对亲俄，其理由在谓俄人非帝国主义，且助我反帝国主义。而反对派则谓俄亦一种帝国主义，故反对侵略应并反对赤俄之侵略。”(44)
总体而言，在这次争论中，否定苏俄为“帝国主义”的观点主要着重于理论阐述，这种主张认为，现代通常所谓帝国主义是指近代资本主义之经济帝国主义，苏俄是共产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国家，且财政资本缺乏，故苏俄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亦无帝国主义之可能，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很大的质疑。肯定苏俄是“帝国主义”的观点主要从事实上列举苏俄的侵略行为，如抛弃宣言，继续占据中东路，唆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擅捕华人等。如果从这一标准判断，苏俄甚至比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更加严重。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应该以更宽广的眼光看待帝国主义，许多国家虽未达到财政资本主义，却仍用政治的侵略行为去助长财政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同样也是帝国主义，苏俄同样有成为“帝国主义”的资格。
简单梳理这次论争的基本脉络可以发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社会构成和具体思路都相当复杂，难以简单区分。《时事新报》总结道：“自从这回战争开火到现在，在我们观战的方面，总觉着还不甚痛快，在攻击苏俄方面的战将，还没有攻击到他的要害，在恭维苏俄的方面，则更是糊涂支吾”(45)。实际上，发生于1925年底的这次有关苏俄问题的论争涉及到许多问题，而中共所附着的苏俄背景与其高举的“反帝”口号之间的矛盾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争论并未产生最终结果，本身亦没有胜负，不管是中共，还是知识界内部一些支持苏俄的学者，并没有在理论上对上述矛盾性进行化解，以致一年多之后，时论仍然质疑国共两党“一面打倒欧美式之帝国主义，一面又拥抱苏俄式之帝国主义”(46)。
注释：
①有关此次论争的部分资料都已收入时人章进主编的《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此书1927年由北新书局在上海和北京同时出版。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这场联俄与仇俄之争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而此书只是收集了其中的一部分材料，并不全面，如《时事新报》上的许多文章就未被收入。关于这次论争的全面分析，可参考敖光旭《国家主义与“联俄与仇俄”之争——五卅运动中北方知识界对俄态度之解析》(上)、(下)，《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2008年第1期。此外，还可参考杨天宏《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的外国因素》，《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
②《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6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集，第128页。
④《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1923年8月18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⑤《中央局报告》(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集，第136页。
⑥《中央局报告》(192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集，第253～254页。
⑦对此问题的详细考察参见金富军《中共早期反帝理论与策略研究(1921-1925)》，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未刊)，2005年，第109～129页。
⑧太雷：《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人民周刊》第12、13期，1926年5月26日。
⑨瞿秋白：《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向导》第119期，1925年6月22日。
⑩恽代英：《五卅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6页。
(1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5页。
(12)陈启修：《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晨报》社会周刊第1号，1925年10月6日。
(13)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晨报副镌》第1286号，1925年10月8日。
(14)张荣福：《苏俄真是中国的敌人吗？——质张奚若先生》，《京报副刊》295号，1925年10月12日。
(15)(29)(32)勉己：《怎样对苏俄、怎样对帝国主义》，《晨报》，1925年10月14、15日。
(16)(39)钱端升：《对俄问题致勉己书》，《晨报》社会周刊第5号，1925年11月3日。
(17)李芾甘：《苏俄果然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么？(上)》，《时事新报》，1925年11月5日。
(18)(27)(31)抱朴：《赤俄与反帝国主义——答陈启修先生》，《晨报副镌》第1304号，1925年11月9日。
(19)灏孙：《联俄的讨论》，上海古今图书店1927年版，第24页。
(20)(23)李芾甘：《苏俄果然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么？(下)》，《时事新报》，1925年11月6日。
(21)张镜予：《赤色帝国主义与中国》，《时事新报》，1925年10月2日。
(22)陈钟琴：《为苏俄仇友问题》，《京报副刊》第308号，1925年10月25日。
(24)钟云：《帝国主义与不平等条约》，《时事新报》，1925年9月10日。
(25)陈翔：《友乎？仇也！》，《晨报副镌》第1290号，1925年10月15日。
(26)毛一波：《论赤色帝国主义》，《时事新报》，1925年11月4日。
(28)(35)(45)惠林：《赤色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政策(上)》，《时事新报》，1925年11月7日。
(30)奚若：《一篇不应该做的文章》，《晨报副镌》第1300号，1925年11月2日。
(33)(42)梁启超：《复勉己书论对俄问题》，《晨报》社会周刊第4号，1925年10月27日。
(34)陈均：《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晨报副镌》第1290号，1925年10月15日。
(36)张慰慈：《我也来谈谈苏俄》，《晨报副镌》1306号，1925年11月16日。
(37)蒋晓海：《苏俄仇友问题》，《京报副刊》第301号，1925年10月18日。
(38)陈启修：《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晨报》，1925年10月27日。
(40)张奚若：《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晨报副镌》第1291号，1925年10月17日。
(41)惠林：《赤色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政策(下)》，《时事新报》，1925年11月9日。
(43)梁启超：《与梁令娴等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8页。
(44)一苇：《反赤化运动之批判》，《国闻周报》第3卷第27期，1926年7月18日。
(46)《中国自行解决之道》，《大公报》，192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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