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对城市就业与工资率影响的理论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剩余劳动力论文,工资论文,理论论文,农村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问题国内外有以下的研究：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该理论着重分析了劳动力迁移行为产生的动因。通过把古典的供需表应用于迁移，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快且缺乏劳动力的地区比经济发展缓慢且劳动力富裕的地区可得到更高的工资收入。工资水平的地区差异导致后一类地区的人流向前一类地区，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工资水平的差异与迁移费用达到平衡为止。
新家庭经济迁移学派。新家庭经济迁移学派认为，迁移会使全家人收益最大化。因此迁移行为不仅使迁移者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且是家庭收入多元化的途径，可以减轻家庭在制度不完善的社会中所面临的风险。尤其在没有失业保险、没有福利、不能从银行贷款或不能安全投资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得到的款项可能是全家经济财富的基础。
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亦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达地区本质上存在着双重工作市场：第一，高级劳动力市场，由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所从事；第二，低级劳动力市场，以低薪水、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缺乏升迁机会为特征。随着经济发达地区生育率的降低减少了可利用的青少年劳动力，于是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低级劳动力市场填补。
以上主要是国际上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研究，其主要着重于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动力机制的研究和对农村影响的角度来分析。
国内经济学家大多认为：中国数千万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首先，农民工的进入填补了城市急需的劳动力短缺空间，开辟了农民投身工业化的新天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民工潮”这一社会现象还突破了传统的城乡封闭，促进了城市劳动就业体制的改革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同时，农村劳务输出加速了农民向“现代人”转化的进程，对推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广大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总之，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大多倾向于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对流入地、流出地以及整个国家经济是有利的。
然而事实上，中国劳动力就业长期以来存在着两大“隐性失业”。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农村严重的“隐性失业”。另一方面，城市就业实行的是终身就业的固定工制。由于劳动力的就业不受需求的约束，完全由政府的“充分就业”目标决定，因而城市也有大量的“隐性失业”。
到了1990年代，为了使绝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实现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目标，国家在对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上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性措施，其中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就是重要的一条（章云钧，郭正模，1999）。于是在大量城市劳动力下岗失业的大背景下，城市居民及其所在社区的某些政府官员，往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怀着一种戒备的心态，认为农村劳动力进城会冲击城市的就业，是跟城里人“抢饭碗”。城市政府一方面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给失业和下岗人员以种种直接的就业支持、保护；另一方面，更严格地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赵树凯，1998）。农村劳动力不仅不可能在城市政府那里领到一分钱的补贴，反而要向政府许多职能部门交纳各种管理费、许可费等。
上述现象引起了国内很多学者的关注与评论。本文将就这一现象所产生的经济学本质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本文的观点。
2 模型的建立与理论分析
2.1模型的假定条件
2.1.1当前，城市经济中存在两种体制类型的部门，一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其特点是政府实行统一控制的较为平均的工资率，而且不考虑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另一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部门，该部门劳动力的工资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
2.1.2城市经济中存在两部分异质劳动力。一部分是专业技术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受过专业教育和训练；另一部分是非专业技术劳动力，是指无须专业训练，或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在短期内，后者对前者不产生替代效应。
2.1.3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都是非专业技术劳动力，他们流入城市后，主要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部门。
2.2模型的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对城市就业与工资的影响
2.2.1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前，各部门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的决定
图1中，S[，1]表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专业技术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2]表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从图可以看出，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比专业技术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更加平坦。这是因为非专业技术的劳动力对工资的上涨的反应比专业技术劳动力更为敏感。D[，1]表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专业劳动力的需求曲线。D[，2]表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劳动力的需求是由物质资料需求所派生的，它的需求弹性要受4个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希克斯—马歇尔派生需求定律”（注：“希克斯—马歇尔派生需求定律”的四个要素是：（1）在技术上，劳动力越容易被其他生产要素替代，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越大；（2）对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也越大；（3）劳动力成本在全部生产成本中的比率越大（资本的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越大；（4）与劳动力相配合的其他投入要素的供给弹性越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越大。）。根据“希克斯—马歇尔派生需求定律”，由于资本对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替代能力高于对专业技术劳动力的替代能力，所以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弹性高于专业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弹性。在图中表示为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需求曲线D[，2]比专业技术劳动力的需求曲线D[，1]更平缓。S[，1]与D[，1]交于点C，表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专业技术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为W[，C]，S[，2]与D[，2]交于点d，表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为W[，d]。
图1
图中倾斜的直线D表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因为计划经济体制部门在工资制定时基本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差异，因此一般实行无差别的工资率。但随着改革的进行，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其重视程度远低于市场的评价。所以，劳动力需求曲线只是“稍微倾斜”。它与S[，1]，S[，2]分别相交于a，b两点，对应的工资为W[，a]，W[，b]（李实，1997）。
从图中可以看出，专业技术劳动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决定的工资价格W[，c]高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价格W[，a]，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业技术劳动力有一定的吸引力。专业技术劳动力在两种差别工资下可以形成均衡，其原因主要是流动的成本。流动成本由以下几项构成：寻职成本（含信息搜寻费、考试费等），离职成本（包括离职的难度，放弃的货币收入、福利等），迁移成本，机会成本，新企业未来不确定性的流动成本等。当流动成本等于工资差额时，专业技术劳动力市场将在不同的劳动力成本上形成均衡。
2.2.2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后，各部门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的决定
2.2.2.1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非专业技术劳动力流入的影响。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人，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一部分劳动力。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存在计划经济体制高度的进入壁垒。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都是非专业技术型，对这一部分劳动力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性。
从图2可以看到，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这一市场时，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将会外移，并且还有可能变得更为平坦（注：根据史密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曲线。）。此时劳动力供给曲线S[，3]与D[，2]交于e[，1]，工资为W[，e]。
图2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当农村剩劳动力流入使得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之间增加了的时候，城市非技术劳动力工资的水平和就业水平都会有所下降。支付给这些劳动力的工资总额从图中的w[，d]下降到W[，e]。这样有些城市非专业劳动力由于嫌工资低而离开了劳动力市场，那些留下来的人则不得不接受低的工资率。
以上是从静态进行分析。从动态来看，如图3，当农村劳动力没有流入时，等成本线cost[，1]与等产量线Q[，1]相切于1点，雇用劳动力为L[，1o]根据等成本线公式cost=Kr+Lw，（式中K代表资本，r代表利率，L代表劳动力的数量，w代表工资率），可得到K=-w/r/L+cost/r。等成本线的斜率为w/r。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会使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w下降，使等成本线的斜率减少，变得平缓，由cost[，1]变为cost[，2]。在产量一定的条件下，根据成本最小化的原则，等成本线cost[，2]与等产量线Q[，1]切于点2，劳动力的使用增至L[，2]。由于生产者手中所持有的成本不变，在成本一定，产量最大化的原则下，等成本线逆时针旋转到cost[，3]与等产量线Q[，2]切于点3。生产规模扩大为Q[，2]，劳动力的使用量增至L[，3]。
图3
根据上述的分析，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力使用量的增加会使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右移，如图4所示。移动后的需求曲线D[，3]与S[，3]交与点e[，3]，就业量为L[，e3]，而其中城市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就业量也扩大为L[，e2]。这说明，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而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力的增加雇佣可以抵消一部分城市非专业劳动力工资和就业水平的下降，甚至有可能超过原来的城市非专业技术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知道，理性的经济人多是风险规避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必然会给城市非专业技术劳动力带来就业风险，风险是一定的，但收益是未知的。所以城市中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非专业技术劳动力是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的。
图4
2.2.2.2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专业技术劳动力流入的影响。根据图1，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存在着高估的现象，这会产生劳动力成本太大而抵消了部分利润的现象，这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竞争力不够强。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下降，而使单位商品的价格下降，增强其市场的竞争力。与之相对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竞争力就会进一步下降，减少其利润。这势必会减少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劳动力需求曲线左移（图5）。这会使计划经济体制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就业水平下降，福利损失。所以，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专业技术劳动力来说，也是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的。
图5
2.2.2.3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影响。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入，生产的规模扩大，必定会增加对专业劳动力的需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需求曲线D[，1]会右移到D[，3]的位置（图6），这时，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来说，工资水平会提高，就业水平也会提高。但仅仅这么考虑还不够，还必须联系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业技术劳动力市场。前已分析过，专业技术劳动力能在两种劳动力价格的水平上处于均衡的条件是：“工资差额=流动成本”。这时由于就业量的扩大使等式的左边工资差额在拉大，而等式右边由于寻职的机会增加，导致寻职成本、迁移成本等流动成本的下降，于是这里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均衡格局被打破了。这会导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业技术劳动力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专业技术劳动力转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市场上，我们发现专业技术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1]向右移动为S[，3]，使工资水平下降，甚至有可能低于原先的水平。同样基于风险规避型经济人的假设，对于原先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专业技术劳动力来说也是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的。
对市场经济体制下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影响见图6
图6
然而，根据图1，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业技术劳动力来说，其劳动力价值是被低估了，转移走的那部分劳动力，实现了他们的真正价值，所以他们肯定是获得了收益。而对于没有转移走的那部分，由于劳动力供给减少，会使劳动力供给曲线左移，会在更高的工资水平上再一次达到均衡，所以这部分人也将获得收益（注：也许有人会说，在这也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竞争，会减少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会增加城市管理的成本，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一部分需求是属于政府的行政干部的增加，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所以计划经济体制下需求存在一增一减的现象（大多数情况是增多减少），为了简便，就假设需求曲线不变。）。所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业技术劳动力是欢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的。
2.2.2.4对于生产者的影响。以上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对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劳动力的影响。下面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对生产者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如图7所示，当生产规模扩大后，生产的商品的供给将会增加，使得商品的供给曲线从S右移至S＇。图中以梯形部分mnpq来表示生产者剩余的增加。而生产者剩余的增加就是生产者的获得部分。
图7
2.2.2.5深圳的实证
图8中bi表示深圳社会劳动者的增长率-暂住人口的增长率，bi为正，代表社会人口就业率大于外来人口的就业率，外来人口的流入促进深圳原有人口的就业水平；bi为负，代表社会人口就业率小于外来人口的就业率，外来人口的流入降低了深
圳原有人口的就业水平。
图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bi从1986年第一次出现负值以来，越来越频繁，这说明随着深圳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进入市场经济的部门的增多，实际情况更符合我们上面的模型，外来人口对原有人口就业率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
Bi还是有一部分是正值，主要原因是流入深圳的人口中除了有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还有大量专业技术劳动力的流入，这与上面讨论的模型有一定差距。
2.2.2.6对于城市的影响。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增大了生产的规模，而产量的增加使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不仅如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的建设还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弥补了各行业的空白，特别是苦、重、脏等行业。这一方面对城市政府来说是十分有利的。那么为什么城市政府要制定对外来劳动力进行隔离的歧视性用工制度呢？
有人提出，随着城市新增劳动力的自然增加和城市企业的改革，城市居民的就业矛盾日益尖锐化。城市政府的考虑和政策取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取向是一致的（汪和建，1998）。笔者认为，单纯的把城市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歧视性的政策归之于利益之争是不够的。
城市政府为什么要采取对外来劳动力进行隔离的歧视性用工制度呢？本人认为大体有以下原因：
第一，中国各大城市存在着“隐性超城市化”。在中国城市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存在着8000万以上隐性失业者。由于这些隐性失业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因而使国有企业成本上升，效益差，亏损日益严重，住房紧张等，从而导致城市建设滞后，人均道路、绿地面积、住房等都排在世界的后列，各种污染也日趋严重，无资金治理。这些都是明显的超城市化表现（邓宇鹏，]999）。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第二，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由于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实行“低工资，高福利”的措施，城市劳动力积蓄不足。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今天，城市劳动力一旦失业，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为了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政府必须支出一大笔款项。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农村种田。
根据上述理由，城市政府从城市局部利益的角度出发，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使，根据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制定重重壁垒来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也是经济的，是市场经济机制下的必然行为。
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城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专业技术劳动力、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专业与非专业技术劳动力以及城市政府都理性的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业技术劳动力和生产者都欢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3 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问题的解决对策
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本身是一个爆炸性问题，蕴含着的大能量终究要释放，关键在于怎样释放。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城市劳动力很大一部分人以及城市政府作为经济人，必然会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而对他们歧视对待，这是必然的，也是理性的。
那么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压力的问题呢？我们知道人口的迅速增长是导致劳动力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要解决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治本的方法就是控制人口出生率，然而这项政策有较长时间的滞后，在短期难以奏效。笔者主要从中、短期的角度上从劳动力供给、需求两个方面提出如下解决的方法。
第一，在劳动力供给方面，进行教育与再培训。
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可以延迟农村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并把本应接受教育和培训却用于生产上的时间还给教育和培训；教育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即工资率w，减少对城市市场经济体制下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通过连锁反应，减少对其他类型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加强对城市失业者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失业人员的技术素质，使非专业技术劳动力挤身于专业技术劳动力市场。
总体上说，提高劳动者素质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将使劳动力市场这块蛋糕做得更大。
表1 1961～1976年中国台湾地区劳动力使用分配（％）与1980～1996年大陆劳动力使用分配（％）比较
注：假定大陆经济比台湾地区经济落后20年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谷书堂、高明华.劳动力就业研究，1998
第二，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
根据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就业是由总需求决定的，失业是由总需求不足造成的”。需求问题是由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组成的，笔者主要从需求的结构方面来说明。
如表1所示，根据我国大陆与台湾的产业结构比较可以看出，在大陆，作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主要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十分滞后，这就导致了大量劳动力的剩余。所以，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推动劳动力就业将起很大作用。
第三，遏制大城市中心区的“城市病”。
实行工业向大城市周边的乡镇转移，乡镇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一批人向乡镇转移，可以减轻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劳动力的替代等等，另外也缓解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国外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法国政府曾明令禁止在巴黎、里昂、马塞三大地区新建和扩建工厂，建立“国家发展奖金”，鼓励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等从大城市迁往落后地区。美国则推行“卫星城”、“母子城”方案以改造大城市，以“母城”为主体，“子城”相对独立，发展某种专业。我国郊县城市化的发展余地还很大，规划时起点要高些，要建立良好的居住环境，配备良好的医疗条件、购物环境、便利交通等，就能吸引劳动力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