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之间的哲学差异——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邓小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巨人论文,差异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2)04-0001-06
一
1845年春，马克思写了十一条哲学提纲，作为一本从剖析费尔巴哈哲学入手来系统地 阐述他自己的哲学见解的著作的准备。虽然这份后来定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 文献并没有能够演绎成为哲学著作，但它却刻画出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因而 被公认为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而这份提纲的第一条和第十一条，又可以合 乎逻辑地看作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在第一条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 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 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 能动的方面，……”[1]；在第十一条中，马克思得出结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 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句话后来还做了马克思的墓志铭)。显然 ，马克思之所以批评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就在于它们忽视了人，而人的特点正 在于可以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或“实践”表现出巨大的能动性来，亦即表现出改变 世界(包括解构旧世界和建构新世界)的能力来。在这个过程中，人并非一定要按某种直 观的、既定的、“被证明了的”模式来行动，而是直接在感性活动或实践过程当中来创 造现实和原则。在实践面前，没有永恒的真理，一切皆可改变。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表 述出来的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而从结果上看，它的解构力超过了它的建构力。
恩格斯在对待主客体关系这个古老哲学问题的时候，却表现出了传统的科学主义(即反 映论)精神。尽管恩格斯从来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见解与他自己的见解无异，甚至把马克 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自己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这本著作的附录加以发表，并且称前者是“包含了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份文件”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从来甘愿做“第二小提琴手”，表现出了他伟大的人格。但是， 从各种文本上看，我们仍然不能否认恩格斯事实上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分歧。让我们也 引两段恩格斯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来说明这一点：“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当我们按照我 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 实可靠的检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 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 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2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 类历史，而是从它们当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 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在这里，解释世界(更确切地说是反映 世界)显然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任何主观形态的东西(不管是“感性知觉”，还是“原则 ”)，都只能从马克思所不喜欢的那种“客体”中抽象出来，并且只有在“符合”或“ 适应”那个“客体”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的确是唯物主义观点，然而这与马克思在 《提纲》里所批评的那种以忽视“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主观方面”和“能动 性”等为特征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却相当接近。但是必须看到，恩格斯所表述 的，恰恰是一种科学的、严谨的、冷峻的、现实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与整个西方自古 希腊以来的文化传统(即主客体分立的传统)又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认识(解释)世界的 前提下改造世界。显然，它的建构力超过了它的解构力。
二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分别用自己的方式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传统。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 义的哲学精神)的理解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可以归结到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在哲学见 解上的差别上来。人们常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上的这种区别称之为“不同侧重点” 的区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毛泽东和邓小平所继承和发扬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两人不同的哲学“侧重点”。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通过自己的巨大努力来改变任何既成的、不合理的现实 ；在他看来，等到把世界“解释”清楚，再来改变这个世界，是“一万年太久”了，所 以必须“只争朝夕”地在“实践”或“运动”中来证明思想和行动的合理性。在对“实 践”(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感性活动”)的重视方面，没有任何一位后来的马克思主 义者能够像毛泽东那样接近于马克思本人(尤其是年轻时期的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他 们表现出来的都是比较典型的东方浪漫气质，虽然马克思本人是一位西方思想家。这种 气质的外在表现，就是对事物的稳定性的不耐烦和对渐进性改良这种思想方法的厌恶， 而对事物的不断革新及对批判、革命、造反、推倒重来这类激进态度情有独钟。
邓小平却相反，他是一位对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报有特殊尊重态度的人，在这一点上 ，他与恩格斯的思想十分接近，甚至与整个西方的文化传统比较接近(这跟他早年留学 西欧，并一生关注西方世界有直接关系)。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对世界没有比较清晰透 彻的了解(哪怕这种了解是从错误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罢)，那就没有办法进行改变世 界的能动活动，或进行了这种活动也很可能以失败而告终。用什么来证明一个理论和一 项实践是正确的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其结果，看它导致了什么。邓小平关于“ 实事求是”的论述，关于“白猫”、“黑猫”的比喻以及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断言等 等，其立足点都是一致的；而他这些思想，只不过是用较为通俗的语言复述了恩格斯关 于“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最终结果”的思想而已。
在对主观与客观、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理解上，邓小平当然不像毛泽东那样自觉和善于 从理论上予以说明，但是他对于客观规律、因果联系、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趋 势这样的东西却有着自然而然的信仰，他是一位天生尊重科学、相信事实的理性主义者 。如果说诗人气质对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有害无益的话，那么，邓小平的脚踏实地和现 实主义态度则应当归功于他本人基本上没有浪漫气质。当然，邓小平早年留学法国，毛 泽东1949年以前没有出过国，也是造成他们思想上巨大差距的一个因素。还有，毛泽东 在建国后从未在第一线指导和处理经济事务，而大多只是在宏观上和总体上提出要求， 邓小平则历来负责具体的经济工作，这样的情况也造成了毛泽东特别信赖自己的构想和 号召力，而常常对客观事实不很在意；邓小平则相反，他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现 实、让自己适应客观现实、把工作的效果付诸客观现实的检验。
邓小平在70年代末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他的这种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更表现得 淋漓尽致。他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被他视为适应客观发展趋势之作；而不像毛泽东那 样，把自己的任何重大决策均视为对这个世界“应当如此”的推动。在毛泽东的思想中 ，动机(即道德的约束、政治的要求、意识形态的考虑等等)从来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而动机本身往往是主观的、概念化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在邓小平那里，效果( 即行动的现实目的、手段、最终结局等等)则是判定善与恶、是与非的基本标准，而效 果本身则是客观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在“改变世界”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在实现这一目的的手 段和前提方面，他们两人却差别很大。一切都归结于要不要“解释世界”(即要不要尊 重客观规律)这一点上。由于在这个关节点上有差别，他们二人的思想特别是行动就产 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尽管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生行为都特别符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表述的那种人生境界(即着眼于“改变世界”)，但是，马克思 本人毕竟对“解释世界”没有太大兴趣(或者说感到不耐烦)，因为一味地解释世界，将 意味着人，特别是人的主观创造性的遮蔽。这一点也正是毛泽东十分不喜欢的。相反， 恩格斯关于反映世界、适应世界，然后再来改变和创造世界的思想，却博得了邓小平的 天然的认同。
三
在理解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思想 差异也是明显的，这种差异直接造成了他们对国家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不同理解，进 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进程与面貌。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曾经典性地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但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可以产生 积极的反作用，有时候这种反作用还可以是决定性的。这一论断在后来常常引起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的理解。他们有的(大多数)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有 的(较少)则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予以极大的重视和强调。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反作用的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 者。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为实现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社会革命而付出了 毕生的精力；但是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毛泽东一生都向往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 的中国，以彻底洗刷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由于经济落后而蒙受的耻辱。他在担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27年时间里，从未停止过号召加速经济的发展。他从来也没有设 想过，共产主义理想能够在经济永远落后的条件下成为现实。然而问题在于，毛泽东同 时坚持认为，唯有革命的价值观才能够给经济的进步提供动力，唯有生产关系的革新( 即公有制程度的不断提高)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杠杆。在所有的因素中，人的革命精神和 首创性又是头等重要的。与此相反，邓小平一生都把生产力视为社会进步的支配性因素 ，把发展生产力当作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要务。在“文革”期间，特别是在所谓的“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小平被罗织的一个主要罪名就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现在看来，如果去除这个词的贬义的话，它倒很符合邓小平有关国家发展的战略思想。 的确，与毛泽东那种把着眼点主要放在生产关系上面的想法相比，邓小平关注的是能够 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现实，即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
显然，毛泽东的见解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注重意识形态的纯洁和道德的完善 ，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只能在十分理想的状态下才可能实现，或只能在成为达到某种理想 目标的手段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这正是毛泽东一生都在追求的东西。相反，邓小平却认 为，生产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第一位的东西。在他的思想上，现实主义的考虑永远都占 据着支配地位。在他看来，生产力永远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因而基本上并不存在 生产关系如何去“引导”、“拖动”生产力的问题(如果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解决 的办法便只能是像毛泽东那样不断地更新甚至拔高生产关系)。在邓小平看来，真正存 在的，是既定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或者干脆不谈生产关系，而直接 断言：是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个判断， 全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至于怎么去发展、增强和改善，或者说在怎样的生产关系中去发展、增强和改善，那 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亦即：只要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就 证明它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的，从而是合理的)。邓小平主政后，在经济领域里实行了多 次大规模改革，从农村联产承包到城市国企改革，从废除人民公社到倡导非公有制经济 ，所有这些，在理论上归结起来都是在做一件事：降低原本被拔得过高的生产关系，实 际上也就是使生产关系恢复到其自然而然的水平上来，以便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邓小 平看来，只有这么做才能真正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四
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对“经典理论”和“经典模式”的突破与发展 方面，没有任何人堪比邓小平。他告诉我们：“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 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4]朴实到了用四个 字就可以概括的地步，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确，如果 将此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类组织形态，便是一 种十分宽泛、包容性极大的社会了。在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尺度是现实主义的： 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个 社会中，最大的善是消灭了贫穷和两极分化，是实现了共同富裕(但这种共同富裕不是 以平均主义为基础，恰恰相反，是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起来，然后帮助落后地 区走上富裕道路)；在这个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戒律不再具有决定意义，只要符合生产 力标准，什么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等，都不过是手段；在这个社会中，“精神胜 利法”不再成为人们生活的支柱，一切都是从现实的利害出发的；在这个社会中，“一 穷二白光荣”的观念让位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从而，“批判的武器”让位于“ 武器的批判”。
勿庸讳言，这种高度现实主义的治国理念会带来一些问题：经济效率可能影响社会公 正，物质利益可能遮蔽精神价值，眼前利益可能掩盖长远利益。事实上，中国自1978年 以来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无论如何与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过分的功利主义倾向有直接关 系。对此，邓小平一直是很清醒的，他从80年代初直到逝世前，曾多次强调要两手抓， 反对一手硬(物质文明建设)、一手软(精神文明建设)，但时至今日，问题却并未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既然生产力、物质文明等是第一性的或基础性的，而生产关 系、精神文明等是第二性的或派生性的，那么，20多年来所发生的各类“消极现象”便 不能视为不自然的和本来可以避免的。然而真正重要的是：既然邓小平的现实主义治国 方略已被证明不论在使国家迅速进步方面还是使大多数人民满意方面均胜过了以往那种 理想主义治国方略，那么，尽管这种现实主义有时会引发精神和社会方面的一些问题， 中国也必须在这条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邓小平始终认定这样一点：“硬”权力决 定“软”权力，一切精神层面的问题都会在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之后得到最终的解决。
邓小平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地然而又是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 的价值观念，这种变化的意义将随着历史的延续而愈加显现。对物质生活质量的追求第 一次成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而精神境界的达致则第一次不再成 为相当一部分人非有不可的追求，这两点正是改革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造成的最为 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尽可以对这两种现象做出相互对立的评判，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 疑的：邓小平以其不可取代的巨大解构力和创造力，为中国人选择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样 式；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活样式已经不可能再发生质的变化了，更不可能倒退回到过去 的生活样式中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在中华两千多年文明史上的影响是空前的 。
总之，从哲学角度来看，毛泽东与邓小平在思想上与实践上的确有着很大的差异。概 括地讲：毛泽东更注重主观因素，邓小平更注重客观因素；毛泽东表现出更多的浪漫主 义的文学气质，邓小平则表现出浓重的现实主义的科学气质；毛泽东关心行动和实践的 理论依据和思想立足点，邓小平则更关心行动与实践本身，特别是实践的后果；毛泽东 有着强烈的普罗米修斯式的道德冲动，邓小平则有着更多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性考虑。 而正是这两位有着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的伟人先后占据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最高领导 者地位，因而他们在不到半个世纪时间里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在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影 响程度等方面均差别极大的变化，造成了两种前后相继而又有莫大区别的文化。
收稿日期：2002-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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