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
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 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裴雨墨
摘 要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站在“思辨哲学”的立场，对康德的道德哲学从三个领域进行了批判。第一，批判了康德的“自由意志”的抽象性，认为意志只有“外化”，才能成为有限的意志，才会是真正的自由意志。第二，在对于“权利”的理解上，黑格尔认为康德只认识到了外在方面，其对于权利的划分是“混乱”的，反对康德将婚姻视为“契约”。第三，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动机”说会造成一种片面的主观道德，主张动机和结果应是一致的。
关键词 康德；自由意志；法权；义务；《法哲学原理》
康德认为，人的意志的动机永远只能是道德律。只有出自于纯粹道德法则的行为，即“为义务而义务”“为道德而道德”的行为，才是真正道德的行为。这样一种实践理性，不考虑任何外在条件，它唯一的条件就是它自身。康德建构的道德哲学是理性主义的，也是义务主义的，是将个人的主观动机作为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和标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唯动机论”的。对此，黑格尔首先给予了康德充分的肯定，“着重指出义务的这种意义，乃是康德的实践哲学的功绩和它的卓越观点”[1]。但黑格尔反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他站在“思辨哲学”的立场上，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把道德科学贬低为关于为义务而尽义务的修辞或演讲”[2]。本文将从《法哲学原理》的文本入手，深入剖析黑格尔对康德道德哲学进行的三个主要领域的批判，即对康德的“自由意志”与“法权论”的继承与批判，最后则是对康德形式主义“义务论”导致的“伪善”的揭露，进而过渡到黑格尔建构的“伦理实体”。研究探明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批判，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康德的道德哲学和黑格尔的伦理观，并对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关系和之间区别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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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康德“自由意志”的批判
康德认为，“自由意志”作为我们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但我们必须肯定其存在。“如果要把一个存在者设想成为理性的、而且就其行动而言赋有其因果性的意识的、亦即赋有一个意志的，我们就必须预设自由。”[3]作为现象界的人，是服从因果性的人，是必然的；但在实践领域，人是自由的，是具有自我决定，即自我立法的能力的。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志其实与道德律是等同的，我们在道德律的立法之中，就已经导向了自由意志。
黑格尔对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意义是肯定的，认为道德的出发点确实是主观的“故意”。只是在他看来，我们不能停留在主观的“义务”学说，同时抛弃任何对于情感、利益等的关照，而只管道德的“动机”，而是要在自由的意志的前提下，不断丰富充实其自身的内容，要“外在化”，而不能仅仅是形式的；同时，更不可以拒绝一切特殊性的规定，而只停留在普遍性的、抽象的、无内容的规定性之中。在黑格尔看来，这即是“无规定性”，是空虚的。也就是说，意志是一个有现实需要的个人区别于禽兽的客观的属性，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人是有意志的，意志就等于自由。
对于康德来说，自由意志是无条件的，无规定性的；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无规定性本身仅仅是对被规定的东西即有限性的否定”[4]。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自由意志的抽象性，认为其只是形式化的，而不涉及现实。黑格尔认为，康德其实是不懂得“意志的本性”的。在黑格尔看来，意志不能是无规定性的，而必须要投身现实，成为有限的意志。
除了金正恩，朝鲜也有不少普通民众去往白头山参观。金正恩还曾表示，要在白头山站附近新建一座参观者旅馆，修建各种便民设施，供参观者在一眼望得见白头山全景的多个地点拍照和休息。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也是从个人的意志出发，进展到个人人格的独立性，才过渡到“权利”的，但是，在对于“权利”的理解上，黑格尔对康德进行了批判，认为康德只认识到了外在的方面，对于权利的划分是“混乱”的，仅仅是“把眼前一大堆无组织的素材编成一种外部秩序”[8]，同时，黑格尔在“契约的分类”上虽然强调不应“从外部情况”而应从“契约本身的本性”进行分类，但其分类却与康德是“一致的”。因此，笔者认为，黑格尔在“法权论”上与康德哲学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但同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康德的“法权论”也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11.2 出芝管理：扣棚后大约30～40天灵芝开始出土，这时应把大棚扣上遮阳70%的遮荫网，每天应本着少浇水、勤洗水的原则，每天浇3～4次水，加强通风，温度白天控制在24～28℃之间，湿度70%～90%。同时要及时剪除多余弱小的芝芽，修芝、整形、拔除杂草，为早开伞、开壮伞、早收粉打基础。
首先，在各酒种之中，烈性酒在全球所占市场份额尚不足三分之一，而烈性酒中又包含威士忌、伏特加、白兰地等众多种类，白酒在海外酒业市场面临的竞争之大可想而知。此外，更大的挑战在于中国白酒与当地饮酒习惯、饮食文化、消费者偏好之间的差异。因此，开拓海外市场所需要花费的成本，不仅仅是广告、租金、员工工资、销售渠道建设等营销费用，更是包括有关中国白酒文化、白酒品鉴等活动的宣传和推广，以及“中国白酒”这一品牌建设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此，打开海外酒业市场这一“食槽”，所要花费的成本将是巨额的。
二、对康德“法权论”的批判
最后，在契约的分类上，黑格尔与康德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接下来就沿着这一分类，从外在的方面，详尽论述各种不同的，从个人到社会再到国家以至整个人类的契约的“法权”依据；但黑格尔并不止步于契约，而是由对于“契约”的分析进而过渡到了“不法”，从“不法”过渡到了“道德”，黑格尔认为，契约只是进展到伦理实体的一个“环节”罢了，反对康德将“契约”视为原则。
总之，黑格尔首先肯定了康德的“自由意志”的观点，但反对其无内容的形式，排除一切规定性，而认为“意志”必须要有规定，要在现实中实现，“意志只有通过实现它的目的，才成为客观的”[5]。
在对待人的感性欲求方面，黑格尔也不像康德那样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妨害道德的实现；相反，他认为这些“冲动”是意志的客观体现，只不过不能以一种任意的自由实现，而要以“义务”的形式实现其合理的利益，如此才是符合道德的。
其次，康德认为“契约就自身而言，亦即客观上来看，都是由两个法权行为组成的：承诺和接受承诺”[11]，即“通过两个人格联合起来的任性的行为而过渡给他人”[12]。同时，康德认为，婚姻就是“通过人性的法则而必然的契约”[13]。黑格尔指出，康德仅看到了契约的形式，而他则从“契约”本身的内容着手，认为契约是“意志和意志间的相互关系”[14]，并指出在出发点上来说，婚姻与契约虽然都是“人的任性”，但“婚姻实质上是伦理关系”，“不是契约关系”。婚姻不可能归属于契约的概念下。
首先，在康德看来，人格无非仅仅就是“其行为能够归责的主体”“一个理性存在者在道德法则之下的自由”[9]。对此，黑格尔明确地揭示出“康德所说的人格权，是根据契约产生的权利”“是对物的权利”[10]。因此，在“人格权”上，黑格尔就反对康德把人的权利放在契约之后，而非契约由人的权利所产生，他认为人格权虽然表现为人对物的权利，但并非产生于“所有权”。“所有权”只是“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
2.5.14 术后白细胞尿 出现白细胞尿是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后常见症状。有临床研究发现白细胞尿与尿路感染并无相关性。术后1周患者尿液中的白细胞浓度升高，但在术后4周时，尿液中的平均白细胞计数降低。因此，白细胞尿可能与前列腺手术创面炎性细胞的渗出有关，白细胞尿不能反映术后菌尿的可能性。随着手术创面的愈合，白细胞尿可自然好转，不需要进行临床干预。
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将“法权论”作为第一部，成为其“道德形而上学”的出发点。与西方哲学史上其他的伦理学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康德将自然法则与自然法权作出了严格的区分，并认为“自然法权是把自然法则引向其道德内核的桥梁”[6]，但“法权状态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而道德是建立在真正实践的自由之上的”[7]。在这一出发点上，黑格尔是认同并继承了康德的。
总之，在对待康德的“法权论”方面，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是围绕着人格权的产生首先对康德的“外在的方面”进行了批判，认为要看到“人格”的内在方面。之后，重点批判了康德对待“契约”的观点，虽然同样认为“契约”的前提为任性，但并不满足于康德对“契约”的外在分类，而要进一步从“契约”进展到客观的“伦理”。
三、对康德“为义务而义务”的批判
康德认为，只有出自于纯粹道德法则的行为，即“为义务而义务”“为道德而道德”的行为，才是真正道德的行为，掺杂有利益和情感因素在内，哪怕是含有道德愉快因素在内的行为，都不能算真正道德的行为。那只是“合乎道德律”，而不是“出自道德律”，这固然值得鼓励，但不值得敬重。“这个激起敬重的人格理念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本性，按其使命而言的崇高性。”人的行为是“出自义务发生的，这必须是一切道德教养的真正目的”[15]。
道德行为的真正原因、动因并不是敬重感，而是自由意志的普遍法则。对此，黑格尔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但同时认为，如果固执于这种形式，则只是“抽象的肯定的东西”。康德不重视行为，而只论动机，认为只要动机是善的，就是符合道德的。黑格尔反对康德只论动机，强调动机和行为、主观和客观之间应该是统一的。黑格尔认为客观目的和主观动机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如果单纯固执其区别，就会沦为一种形式主义了。
在黑格尔看来，“作为抽象的东西就无法实现，为了能够实现，善还必须得到特殊化的规定”。黑格尔虽然赞扬康德“提出义务和理性应符合一致”是“可贵”的，但同时指出其“缺乏层次”。“如果应该为义务而不是为某种内容而尽义务，这在黑格尔看来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的同一，它排斥了一切具体内容和规定。”[16]黑格尔指出，个人当“完成义务以作为对国家的效劳和职务时，他保持了他的生命和生活。”在黑格尔的整个“法哲学体系”中，国家作为伦理实体的最后的理想化和现实化的统一，是作为最高和最后的形态出现的。个人在国家之中，才能真正实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这也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所批判的，即“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17]。到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也达到了“最高峰”，康德主观道德的问题也暴露无遗了。
四、结语
对康德的问题的解决，是黑格尔“伦理”的任务，黑格尔力图实现的是“使道德面向世界，面向社会，面向现实”[18]。而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哲学完成的“实践变革”的起始，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揭示出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指明了“实践”才是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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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邓晓芒.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J].江苏社会科学，200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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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周凡.“伦理”如何超越“道德”——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J].社会科学战线，2007，(4)：42-47.
[1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中图分类号 B51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9-0014-03
作者简介 裴雨墨(1995-)，男，辽宁盘锦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