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二重本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075(2001)02-0010-05
理论界在探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时存在两大缺失：一是未能从本体论上区分社会主义历史本质与价值本质的关系；二是没有把社会主义二重本质与认识论上的二重评价即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结合起来，并把它们的关系还原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不仅阻碍了对邓小平理论理解的深度，而且不利于在理论和实践中有效地做到警惕右尤其是防止“左”。本文的探讨试图对此有所补苴。
一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概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么把社会主义本质归结为公有制加按劳分配，要么归结为道德因素，而是站在一个全新的视野，从本体论上反映了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他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的科学论述，其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从历史观上揭示的历史本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从价值观上揭示的价值本质。
历史本质与价值本质之分，从学理上讲，它是“是”与“应该”这一对元哲学范畴在分析社会主义本质时的殊相形态。所谓历史本质即历史的“是”，就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趋势。所谓价值本质即价值的“应该”，就是指社会发展符合人的内在尺度或合目的性的终极关怀。
社会主义的历史本质，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这一大趋势已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所揭示。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社会主义历史本质时，主要是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历史条件即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为前提，所以他们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历史本质的着眼点是把发达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仅仅看作社会主义历史本质的前提，而非看作是社会主义历史本质自身的规定。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错，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的科学论述，来揭示社会主义历史本质的，或者是为了与现存社会作比较，才非常慎重地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一些大概的预测，他们一贯反对“教条式预测未来”，反复强调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他们一再声明：“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愿意并且坚决反对规定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同时反复强调，未来社会是一幅什么图景，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这完全应当由当事人根据当时的条件来决定。”[2](419-420)邓小平根据中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国情，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本质的思想，第一次把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结合起来视作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基本的规定。按邓小平的思想，社会主义作为现实的实践运动过程，其历史本质只有不断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态过程才能实现出来，否则，社会主义就会重新沦为乌托邦式的空想。
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联结起来界定社会主义历史本质，既从生产力外部去寻找其自身发展的条件，又从生产力内部去考察其发展动力，这就使社会主义历史本质具有科学的内容。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必须解放生产力。为什么生产力存在一个解放问题呢？因为存在束缚，有束缚就必须要解放。什么束缚呢？无非来自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其一，所有制方面；其二，经济体制方面。来自所有制方面的束缚已不成问题或不成主要问题，过去通过革命已从根本上解决了。尽管后来由于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对生产力形成了新的束缚，但经过改革，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已逐渐解除了这一束缚。目前来自经济体制方面的束缚是最大最主要的束缚。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使生产力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一定意义上，特别相对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而言，改革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并不亚于革命，所以，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改革家的眼光，洞察到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
如果说解放生产力只是解决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发展生产力则是要解决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依据。根据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事物的内部矛盾，这一矛盾推动着事物的发展。作为生产力的内部矛盾即人与物的矛盾，人是生产力中的能动要素，物是被动要素。无论人的因素也好，物的因素也罢，特别在当今社会，渗透其中并推动其矛盾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技，邓小平从经济发展的大局着眼，看到了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竞争，谁拥有高科技，谁就拥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正是缘于此，他高瞻远瞩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历史本质的核心内容，在理论上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既没有明确地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也没有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规定。邓小平则看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历史本质规定的重要意义，为人们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供了方法论原则。
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毛泽东邓小平首先认识到的，而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早已作过天才性的描述。他们从永恒的理论和正义出发，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剥削，没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价值状态的描述，很多思想直接导源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是依据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社会理想状态的设想，特别提出废除私有制，消除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剥削，并最终消灭阶级本身，人人平等自由，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则是按劳分配）的制度，消除两极分化，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等思想。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的思想，并不是笼统地接受下来，而是把它作了一定意义上的剥离，即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当作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的内在规定，而把公有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当作社会主义价值本质实现的外部条件或必要前提。社会主义价值本质与其实现条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本质要通过一定条件来实现，特别是离开了一定的制度条件，价值本质就失之所依。但在传统理解中有一个重大的偏失，即把社会主义价值实现条件误认为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结果公有制加按劳分配就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代名词。
我们党以前犯“左”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道德理想主义出发，把社会主义本质价值化，忽视了社会主义历史本质。按照毛泽东晚年的观点，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三纯”或是人们高度的圣人般的道德觉悟即“六亿神州尽舜尧”。邓小平则在总结这一错误教训的基础上，注意到社会主义二重本质之间的张力，尤其把历史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看作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本质。他说，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现代化，就没有共同富裕。同时又说，离开了共同富裕，搞两极分化，就是生产力解放了，发展了，经济成功又有何用。由此观之，邓小平在把握社会主义本质时，不仅看到了二重本质的不同规定，而且看到了历史本质的决定地位以及两者的互动关系。
二
与社会主义二重本质相适应，邓小平提出了判断一切工作是非的标准，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372)。这三个标准或尺度实则可以归纳为两个尺度即历史评价尺度和价值评价尺度。前者是实然性尺度或物的尺度，但这里的“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物”，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后者是应然性尺度或人的尺度，这里的“人”并非单一的个人或抽象的群体，而是处在现阶段的人民群众。“三个有利于”标准，从广义上统称为生产力标准，因不论综合国力的增强或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均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狭义上可把第一、第二两个标准归纳为历史尺度，而把第三个标准归纳为价值尺度。历史尺度是以其对社会发展最终作用而言，即以最终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来评价一切政党或政治团体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否正确，来评价改革成败与否。价值尺度是以一定的社会理想、信念和目标如公正、平等、自由等为参照系来评价一切政党或政治团体行为的善恶是非。两个尺度之间，历史尺度是最根本尺度，它决定价值尺度。从历史本体论角度看，历史发展是原生性尺度，价值尺度是派生性尺度，离开历史尺度，价值尺度就成了一种无限性的抽象尺度。
社会主义二重本质与二重评价之间具有一种逻辑同构关系。历史尺度是对历史本质评价的尺度。价值尺度是对价值本质评价的尺度。弄清社会主义历史本质，是进行历史评价的前提，只有把社会主义历史本质规定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把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否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视为历史评价尺度。同样，弄清社会主义价值本质，是进行价值评价的前提。只有把社会主义价值本质规定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能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视为价值尺度。如果在社会主义二重本质之间出现认识上的偏失，必然也会在社会主义二重评价上出现偏失。换言之，历史本质的虚置化或价值化，必然导致价值尺度的抽象化或理想化。如毛泽东晚年，由于忽视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过分夸大反映价值目标的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思想道德觉悟，因此，在评价一切行为的是非标准时，总是带有一种理想甚至空想的特点。例如，他用“公正、平等、纯洁”作为标准，去歌颂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视作新生事物，认为这一新生事物好就好在它体现了“一大二公三纯”。他用这一标准去批判现实中存在的商品经济和分配原则，把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存在必然性的商品经济、按劳分配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破除或限制的弊病。
诚然，追求“公正、平等、纯洁”本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主题，也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情怀和矢志于人类解放事业的宏伟气魄。但是，由于他把这一人类的终极性目标作为现实评价的尺度，或用道德理想主义的眼光来过滤现实，必然会导致他晚年的悲剧。从价值理性上讲，“公正、平等、纯洁”的价值目标是人类始终应该孜孜以求的，尽管不可能完全达到。正象马克斯·韦伯所说：“如果人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力求取得不可能的东西，人类就不可能获得可能的东西。”[3](P2)同时也像卡尔·曼海姆所警示的那样：“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3](P2)“公正、平等、纯洁”等作为一种终极价值标准，仍是我们不能放弃的，但只有把它同历史标准或历史尺度结合起来，它的价值才能在历史流变过程中逐渐显示出来。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把评价尺度抽象化、理想化倾向，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的评价。“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一个总的根本标准。事实上，他相对不同的问题亦有不同的表述。在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的好坏上，他认为“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P213)还说，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就是能否使好人充分做好事，坏人难做坏事。在评价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政策的好坏上，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认为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管采取什么经济形式，就应视为是好的。在用这个标准衡量计划与市场的价值属性时，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不能以此作为划分姓“资”姓“社”的标准。邓小平还从人民本位思想出发，坚持以人民的利益、需要、情感、实践为根本的价值标准。在衡量一些具体的政策和工作时，他把“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等等作为评价标准，同时还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
三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二重本质及其评价的思想，实际上为选择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目标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可以把社会主义二重本质及其评价的关系还原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体现，公平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体现。而效率与公平的最高统一则是共同富裕。然而，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处理效率与公平的现实原则是兼顾公平的效率优先原则。把效率置于优先地位，既是社会主义历史本质所规定的，同时也是为了最终达到更高意义的公平。效率的优位性是从时序的先后抑或因果逻辑关系的先后而言的。只有先提高效率，才能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共同富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兼顾公平的效率优化原则是邓小平一贯思想和主张。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1](P137)。邓小平在多次反复强调效率优先，打破平均主义的同时，提醒人们要兼顾公平，避免两极分化。他说：“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1](P195)
邓小平提出的兼顾公平的效率主义思想，首先是对毛泽东晚年只讲公平、舍弃效率思想的批判性超越。改革开放以来，在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劳动制度等方面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
其次，是对我国具体国情的理性反思。邓小平把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地定位在初级阶段。他认为在这个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社会化、工业化程度低，人民生活落后，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世界发达国家面前难望其项背。在这样一种现状下，如果仍固守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模式，中国只有死路一条。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就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这一原则必然要求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历史本质和根本任务。
再次，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法则。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各地区及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肯定会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扩大，这有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这也是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置于中心地位的要求。但是，由于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和通过政府的干预，就可以把收入差距控制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幅度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带来效率的提高，先富帮后富、带动后富可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达到公平。
兼顾公平的效率主义原则也是一个评价尺度。效率优先是一种历史评价尺度即物的尺度，兼顾公平是一种价值评价尺度即人的尺度。邓小平用这两个尺度来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内容。邓小平讲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仅仅是“半社会主义”，这个“半社会主义”主要是指我们的生产力不发达，劳动效率低下。正因为效率低下，不仅要在实际工作中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而且要在认知或评价层次上把效率是否优先看作是根本标准。邓小平指出：“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先于资本主义”，其内涵就是社会成员平等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效率基础上的社会公平。他在把效率优先作为评价工作得失标准时，也注意到公平的标准或尺度。但邓小平所理解的公平尺度，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平均主义，它蕴涵三层内容：其一，起点是否平等，即社会成员是否遵循同一市场游戏规则参与经济竞争，这是最基本的评价层次或称工具性评价层次。其二，收入是否以合法途径所得，即主要以按劳分配兼有其他合法途径所得，这是一个现实的评价层次。凡属合法收入，纵是收入差别较大，也应视作公平，若是非法收入，纵是差别较小，则应视为不公平。其三，全体成员是否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一个理想尺度，如果出现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全面把握住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公平尺度，才能从价值尺度上划清“社”与“非社”的界限。
理想社会主义二重本质之间及其与二重评价的理论关系，首先从理论上对全面深化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尽管人们从不同角度对邓小平这一思想进行了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研究，但从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去把社会主义本质及评价区分为历史本质和价值本质及评价，尚属鲜见。本文作此区分，有助于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从实践上，也有助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真正做到既警惕右又防止“左”的错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左”的教条或右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是以割裂社会主义二重本质及其评价为特征的。“左”的错误的表现是夸大社会主义价值本质及评价，而否定历史本质及评价，用空想社会主义去代替科学社会主义。右的错误表现为抽象地夸大历史本质及评价而否定价值本质及评价。其实质是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因此，要防止“左”就必须抓住社会主义历史本质及评价标准，并以此作为根本方面；要警惕右，就必须抓住社会主义价值本质及评价标准。在两者之间，既不要失之偏颇，也不要等量齐观。
收稿日期：2000-11-06
标签：两极分化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二重论文; 经济论文; 共同富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