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教论文,述评论文,伦理论文,资本论文,主义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是韦伯最为重要而且争议最多的社会学著作，该书的宗旨是揭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亲和关系。
“资本主义”概念在韦伯的著作中有两个涵义，其一是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即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后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其二，资本主义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深入研究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这一文化现象，韦伯区分了性质和方式均不相同的四种资本主义形式。掠夺型资本主义“主要通过强力获利，尤其是通过掠夺获利，不管直接采取战争的形式，抑或采取剥削被统治者的连续财政掠夺的形式。”①社会遗弃型资本主义是由被统治主流所排斥的社会集团通过商业性活动尤其是放高利贷而获利的资本主义。传统型资本主义是最初为了某种特殊而有限的但并不以财富和利润的追逐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大规模企业性的资本主义。最后，合理型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活动，这是经济活动以和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采取行动，并以合理的、严密计算的方法为手段。它具有如下特征：拥有独立的可任意处置的物质生产资料；有自由市场；有合理的薄记会计制度；依据可预测的规律进行管理；有自由劳动力；经济生活必须商业化②。这是欧美独有的资本主义，也是韦伯研究的中心。
韦伯认为，合理型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即制度性的（物质的）条件和规范性的（精神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他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条件在许多地方均已出现，资本主义却唯独在西欧兴起，这就必须在规范性条件中去寻找原因。经过研究，韦伯惊喜地发现，美国科学和社会活动家富兰克林的一些教诲充分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些教诲包括如下的伦理观念，即时间信誉观念、节俭积累观念、诚实谨慎观念以及计划收支观念等。这些观念以典型的风格道出了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孕育和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资本主义所以能够兴起，也与“职业责任”概念相关，“它是个人对其职业的内容应当感觉的并且确实感觉着的义务”。③否则，资本主义这座文化金字塔也不会崛起于西欧。例如职业责任观念淡漠的传统主义者，不愿放弃祖传的落后生产方式，惧怕社会变迁，拒绝接受新的环境，满足于既得利益，而不管这种利益多么少得可怜。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充满诱人的瑰丽幻想。矛盾、折中、混乱、敏感，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奇异的理论画面。他对资本主义的界定无不散发着与其理论相矛盾的马克思的气息。不仅如此，康德的幽灵时常在韦伯的理论中出没。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先决条件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完全来源于康德的形式和质料。康德认为科学知识等于普遍必然性加新内容，普遍必然性是形式，新内容是质料，因而科学知识是形式与质料的相加。韦伯经过改造后将这一观点用作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他的制度性条件是指资本主义的物质构件，规范性条件是指资本主义的精神构件。
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过程中，规范性条件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是投入该行业的资金流，而是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凡是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且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它就产生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作为达到其目的手段，反过来则不正确”。④即不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资本主义观念，而是资本主义精神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难想象，部分具有天赋观念的、富于灵性的先驱凭空缔造出了资本主义。正是近代生产方式的变动决定了作为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观念，正是蒸汽机彻底碾碎了农业社会悠闲的田园式生活，往日弥漫全身心的懒洋洋的精神才被一种全新的观念和生活、工作态度所代替。韦伯并不是不重视经济的作用，相反，他承认经济的根本重要性。他的悲剧在于身陷自己精心编织的二难藩篱之中。
二
韦伯认为，天职观和预定论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温床。
英语中的“calling”一词原指神的召唤，路德在翻译《圣经》时，赋予这一概念以全新的意义，即把完成世俗义务尊为上帝所要求的一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于是，这种天职概念为全部新教教派提供了核心教义。……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⑤但路德所谓的天职观念是某种人类必须作为神明旨意而接受、顺从的东西，他宣扬的是服从权威和接受既成事实。在加尔文教义中，不仅路德的天职观得到了发扬光大，而且命定说一跃而占据了中心位置。韦伯在《新教伦理》中引述了1647年威斯特敏斯特信仰宣言，这个宣言完整而清楚地表明了加尔文教义的命定说。根据这种命定说，每一个人死后能否超脱，上帝在他出生之前便已确定，他在尘世中所作的一切，并不能影响上帝的预定。教会、牧师、圣事都无助于人的解脱，甚至基督也为上帝的选民而死，因为上帝在每一个人尚在娘胎时候就决定了他的最终命运。上帝“通过他那完全不可思议的判决，永远地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并控制了宇宙最细微的末节。由于上帝的判决不能改变，因此对于那些他赐予了恩典的人来说，他的恩典是不会失去的，正如对于那些上帝决定不赐予恩典的人来说，他的恩典是无法得到的一样。”⑥“以为人类的美德或罪孽在决定这种命运时起了一定作用，就是认为上帝永久以前绝对自由地作出的判决，会由于人类的影响而改变，这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矛盾”。⑦这种毫无人性的教义对信徒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心理负荷阈限，如果不采取某种方式的转向和升华，可怕的孤独便会吞噬人们的命运和希望。于是，新教徒转而在世俗生活中寻觅是否被上帝蒙召、入选的迹象。这种命定论和天职观的联姻形成了这样的观点：教徒只能通过以世俗职业上的物质成就—财富—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佐证上帝的存在。可见，被救的渴望就把宿命论的教义从一种对世界的可能是听天由命和消极等待转变为一种积极活跃而繁忙的世俗创造活动。
韦伯新教理论的暗礁在此现出倪端。这种富于同情心的观察家告诉我们，加尔文教徒因为命定论的折磨而痛苦不堪地承受着心灵的煎熬。但是他对这种不幸的境遇没有提供多少确凿的证据。没有量化的反映，没有平凡的加尔文教徒的痛苦陈述，只有新教牧师尤其是巴克斯特的只言片语。巴克斯特的言论被韦伯拓广到整个新教徒中去，作为普通信徒的现实写照。然而，巴克斯特的焦虑并不能说明所有信奉新教教义的群众也普遍地焦虑，正象巴克斯特的爱好不可能是每个人的爱好一样。
况且，韦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存在着的、思考着的个体，社会学的目的是去揭示具体的个人动机怎样导致和决定了行为方式，怎样形成和影响了集团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研究的细胞是个人思想的动机和行为的选择性。个人的选择方式是绝对自由的，教徒们排除焦虑的方法很多，确证救赎的途径也不少，他可以选择利用物质财富的积累，可以选择善行等其他任何他认为切实有效的行为，甚至在逆反心理的驱动下成为无神论。韦伯在《新教伦理》中就引述了密尔顿的话：“尽管我可能因此而入地狱，也决不能迫使我尊敬这样一个上帝。”⑧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新教徒唯独选择了世俗经济活动呢？是什么理由驱使他们接受了善良的韦伯的角色设计呢？
三
在《新教伦理》的末章，韦伯探讨了新教伦理观念与驱使资本主义兴起原动力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契合关系。“由于出自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为职业思想提供了最一致的宗教基础，因此……将清教的一个代表置于中心加以讨论。”⑨清教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神圣财富的肯定。加尔文认为牧师的财富不会影响他的道德，反而绝对有利于提高他的威望。清教比加尔文教更加激烈地反对追求物质和金钱，可是清教却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此，韦伯解释说，仅仅看到对财富的谴责这一表面现象是不够的，而必须深入探讨隐涵在这一谴责背后的合理内核。“从理论上说，只有当财富诱使人们游手好闲、贪图享受时，它才是一种不良之物；只有当取得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生活惬意、无忧无虑时，它才是一件坏事。但是，就其作为履行职业义务的意义而言，获得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必行的。”⑩看来，上帝喜欢捧着金碗的乞讨者。如果能自觉抑制邪恶的物欲和肉欲，追求财富便是一种天职，是每个希望获得救赎的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清教也严格地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因为“人仅仅是经由上帝恩宠赐予他的物品的受托人，他必须象《圣经》寓言中的仆人一样，把每个托付给他的便士入帐，而如果仅仅为了一个人自己的享受而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花挥了那怕一个便士，其结果至少是很危险的。”(11)人只能是上帝忠实的守财奴。“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可避免的实际结果显然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12)成为扩大再生产的前提。
因此，人应当争分夺秒地去为上帝的荣耀而获取财富。对时间的浪费即使不是十恶不赦，至少也是危险的。“人的一生无限短暂，无限珍贵，都用来确定他的入选与否。”(13)所以韦伯反对我们闲聊，反对在社交上浪费时间，还规定我们每天睡眠六个小时，最多不超过八个小时，否则都是罪孽。
韦伯化的巴克斯特将劳动置于重要位置，要人们持续不断地进行“艰苦的”体力或脑力劳动。因为劳动首先是一种公认的禁欲手段，它可以抵制各种不良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劳动本身也是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职责。即使腰缠万贯的大亨，尽管他们已经不必把劳动作为营生的手段，但却存在着与穷人一样服从上帝戒律的职责。
对职业分工和劳动分工，韦伯也有教诲。非专业化的、没有分工基础的人，他们的工作既无时间，也无场所，因而缺乏系统的生活特征，他闲散掉的时间多于劳动的时间，即使取得成就，也只能是偶然的。相反，职业分工和劳动分工有助于劳动的充分利用和财富的合理积累，是上帝所意愿的，也是上帝创造职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用意之所在。“宗教认为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这种思想，必定是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14)
至此，“一条独特的资产阶级伦理已经形成。由于意识到处于上帝的全面恩宠之中并受到上帝的明显保佑，只要在形式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只要道德品行白璧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责，资产阶级实业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金钱利益，同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15)
显然，韦伯走的是一条观念决定论的传统唯心主义道路。在《新教伦理》这部代表作中，韦伯充分阐述了信仰和价值决定社会存在的错误命题，将新教伦理看作导致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要因素。但同时，他对意识形态能否对社会存在起到决定作用发生了怀疑。这位忧郁的学者向我们诉苦：“我们承认经济因素的基本意义，因而每作出一种解释，都必须首先考虑经济情况。但同时，相反的相互关系也绝不能置之不顾。……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16)尤为伤感的是，观念决定论与社会分层论又出现极度的矛盾。在政治社会学中，韦伯给社会各阶层分配了他们应有的宗教，或者说不同的阶层选择了不同的宗教作为自己既定利益的保护伞。市民阶级、农民阶级、武士阶级、官僚阶级和僧侣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宗教教义和宗教情感，这些宗教维护和强化着他们各自的利益。“其他东西也是一样，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阶层……指定了宗教的基本功能：合法化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特权阶级向宗教要求的东西—或许甚至是全部东西—便是这种合法性。”(17)既然如此，这个负有韦伯所赋予的任重道远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在加尔文教的襁褓中哺育的，加尔文教也没有遗传给它先天的伦理规范。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基于自己的特权和利益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加尔文教，将宗教伦理作为为其世俗活动提供道德保障的工具而加以利用。
更为遗憾的是，韦伯在分析加尔文教和其他宗教时选择了不同的理想型要素群。研究加尔文教时，韦伯忽略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矛盾、相抵触的因素，强调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泛一致的教义。在有些地方，韦伯也腼腆地承认加尔文教，尤其早期加尔文教存在着大量对资本主义不利的精神，然而他却从来没对此进行研究。相反，在分析其他宗教时却夸大相异性而忽略相同性和相似性。佛教、伊斯兰教、儒教和印度教中显然有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素被韦伯毫不客气地逐出资本主义理想型的合理地带，用佛教等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悖的因素和加尔文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相融的因素进行比较。这样，从西欧特有的加尔文教演化出来的欧美资本主义，自然被韦伯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的、最后的归宿，看作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追求目标。
在韦伯的分析中，暗含着一个黑格尔式的命题：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峰，还存在着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资本主义是最合理、最完善的社会形态，那么，就否定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质变。韦伯实际上是持这种观点的。相反，如果资本主义存在着质变的可能性，那些它并不是最合理的，它还需要发展到下一个韦伯并不愿意承认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在此，韦伯又陷入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之中。
四
在《新教伦理》的最后，韦伯念念不忘对资本家说几句恭维的甜话。他安慰我们：“现世物品的分配不平等，是神圣天道的一项特殊安排，上天通过这些差别，正如它通过特别的恩典一样，去追求非人类可知的奥秘目的。”(18)这位神圣天道的窥探者和加尔文教的加别利天使向我们传谕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并不是由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缘故，而是上帝的旨意，上帝通过这种缺德的安排显示其宽厚的仁爱之心。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上帝的奴仆，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完成上帝的使命，工人则通过为资本家服务而获得天堂的门票。
天职观是资本家的番天印。韦伯指出，几乎所有宗教关于禁欲行为的文献都具有这样的思想：忠实地劳动，即使工资低也不计较的人才是上帝所喜欢的。新教禁欲主义深化了这种思想，“将这种劳动视为一种天职，视为确定恩宠态度的最佳、到头来往往是唯一的手段的观念所产生的心理驱力。”(19)既然不平等是上帝的创造，既然劳动是一种天职，那么资本家剥削工人和工人被资本家剥削都是合法的：“由于雇主的经营活动也被解释为一种天职，因此使剥削这种明确的劳动心愿成为合法行为。显然，只有通过完成天职的义务，通过教规自然施加的，尤其是无产阶层必须履行的严格禁欲主义，才能实现对天国的专心寻索。”(20)“民众也就是体力劳动者和工匠大众，只有处于贫困之中，才会继续服从上帝”，“只有在贫困的逼迫下，大众百姓才会劳动。”(21)
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迫使工人在心理方面完成某种转化，使之形成一种不看重“肮脏的不义之财”而将劳动视为一种天职的良好心理。这种转变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教育过程，而肩负这种神圣使命的是加尔文教。韦伯向我们透露，德国的少女，尤其是未婚女工非常顽固，满脑子的传统思想，她们根本不愿放弃继承下来的祖传劳动方式。唯一例外的是虔信加尔文教或受加尔文教熏陶的少女，“在她们身上，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对工作的最基本的责任感，常用一种善于计算收入高低的严密经济头脑、以及能够极大提高工作成效的冷静自制和节俭结合在一起。这就为以劳动本身为目的和资本主义必需的把劳动视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有利的基础。”(22)通过心理转变，一支自愿供资本家剥削的、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便可由此而形成。
注释：
①(16)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导言”第19、26页。
②马克斯·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235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8)(19)(20)(21)(2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7-28页、42、56-57、85、84、82、143-144、152、159-160、162、146、162、166-167、167、168、168-169、167、36-37页。
(17)转引自帕金：《马克斯·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