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怀疑论研究：庄子和皮浪主义者塞克斯都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怀疑论论文,主义者论文,庄子和论文,塞克斯都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哲学中，怀疑主义的传统总的来说不如西方的强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没有怀疑主义传统。其实，哲学与“疑”相生相连。虽然不能说所有发疑的人都是怀疑论者，但是，怀疑主义在中西哲学中的普遍存在，却是一个多数哲学家都接受的事实。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中国怀疑论者庄子和古希腊怀疑主义者塞克斯都斯·恩披里可斯(Sextus Empiricus)，寻觅中西怀疑论的共同思想轨迹及其在各自哲学传统中的个性差异。
在中国古典哲学家中，恐怕没有人比庄子更适合被称之为怀疑论者了。把他作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怀疑论的代表，国内学界应该不会有异议。（注：在国外汉学界，部分学者不同意庄子是怀疑论者。罗伯特·阿里森(Robert E.Allison)和吴光明(Kuang-ming Wu)就是其中的两位。前者是在其著《向往心灵转换的庄子》(Chuang 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9)中对庄子作了非怀疑论的解释。后者在其著《庄子：逍遥的世界哲学家》(Chuang Tzu:World Philosopher at Play.New york: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1982)中持与阿里森相似的观点。我认为，他们的解读并不令人信服（详见本文第二部分）。）另一方面，塞克斯都斯是古希腊怀疑论的主流——皮浪主义的集大成者。他约生活于公元二世纪下半叶至三世纪上半叶，比庄子晚了几百年。他不是一位职业哲学家，而是一位医生。皮浪本人并没有留下著作。我们今天要了解皮浪主义，可以说最主要的史料就是塞克斯都斯的经典著作《皮浪主义纲要》(Outlines of Pyrrhonism)。本文在讨论塞氏的怀疑论时，即以此书作为根据。除该著外，他尚有《反独断论者》(Against the Dogmatists)一书。由上述可知，以庄子和塞氏二人为代表来对中、西怀疑论作比较研究，这是有道理的。顺便再指出，本文所说的庄子，不一定就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庄子，而是指作为庄子学派象征的庄子，因为笔者不想牵涉到《庄子》一书究竟有多少章是由作为历史人物的庄子写的这个复杂的老问题，而想比较自由地引用《庄子》一书（不过我的立论主要依据《内篇》）。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来说，区分庄子和庄子后学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我现在从事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而言，搁置这种区分应该是可以允许的。
一、作为人生论的怀疑论
自近代以来，怀疑论主要作为一种知识哲学而存在。但是，在古代，它却首先是一种人生论。这点，在庄子和塞克斯都斯中皆然。
我们知道，皮浪主义倡导一种独特的人生模式。塞氏是一位皮浪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当然把人生问题作为首要的问题。作为一位医生，他关心人们生理上的健康；作为一名怀疑论者，他关心人们心理上的健康。依塞氏之见，怀疑论者都是慈善家，他们要治愈独断论者的心理毛病：“怀疑论者，作为爱他的同类的人，希望用语言尽他所能去治疗独断论者的自大和轻率”（注：Sextus Empiricus,R.G.Bury,Tr.,Outlines of Pyrrhonis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P.551,.P.7,P.9,P.19,P.35,P.17.）与之相比，庄子更是把人生问题作为他的哲学的中心问题。这点国内学界已有共识，无须多言。下面要说是的，这两位哲人的作为一种人生论的怀疑论的相似点。
第一，二者都不怀疑幸福或者快乐。庄子和塞氏都追求幸福，并把它作为最高的目标。《庄子》一书屡说“天乐”、“至乐”等。论者常把庄周看成悲观主义者，但笔者认为他更多地是一位求乐者。（注：详见周炽成：《乐者庄周：庄子人生哲学新探》，《文化中国》，1997年六月号。）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塞克斯都斯同样不会对幸福有所怀疑。
第二，二者都对“什么是幸福”有相似的答案。对于塞氏而言，幸福意味着心灵的宁静。后期希腊的各种被他称之为独断论的哲学，包括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和学院派，都追求心灵的宁静。虽然他攻击这些学派，但是，他却同意它们对心灵宁静的追求。不同只在于，塞氏认为，它们所持之教条性理论和态度无法导致心灵的宁静。作为一名怀疑论者，塞氏并不怀疑宁静的存在与价值。这点，在《皮浪主义纲要》一书中随时可见。例如，“怀疑主义是一种心态……它能带来一种镇定或宁静的心境。”（注：Sextus Empiricus,R.G.Bury,Tr.,Outlines of Pyrrhonis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P.551,.P.7,P.9,P.19,P.35,P.17.）“我们说，怀疑主义的根源是对达到宁静的渴求”（注：Sextus Empiricus,R.G.Bury,Tr.,Outlines of Pyrrhonis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P.551,.P.7,P.9,P.19,P.35,P.17.）同样地，庄子也把幸福（快乐）归结为平静。据他所见，快乐的人（“真人”、“至人”）始终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不管外界的环境如何。他用夸张的笔法对至人的描述已为我们所熟知：“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注：《庄子·齐物论》。）很多论者以为庄子在此表现神秘主义，而不知他实际上是以修辞的夸张去描述至人内心的大宁大静！
第三，二者对不幸福的根源有相似的看法：对于“好”、“坏”的过分执着。塞氏认为：“一个主张所有的东西在本性上是好或坏的人会永远地不安宁：当他没有那些他自认为好的东西时，他相信自己被那些在本性上坏的东西折磨，并追求那些他认为是好的东西；当他得到了这些东西时，由于他的非理性的和过份的得意洋洋，他将陷入更大的烦扰，并且，因为他担心好运改变而千方百计的避免失去那些他自认为好的东西。”（注：Sextus Empiricus,R.G.Bury,Tr.,Outlines of Pyrrhonis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P.551,.P.7,P.9,P.19,P.35,P.17.）在塞氏看来，如果谁固执于本性上的好或坏，谁就会因为得不到好的而烦恼，而一旦得到了，他也会同样地烦恼，因为他担心失去这些好的东西。与此相类似，庄子也说：“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若不得者，则六忧以惧”⑧对于塞氏而言，固执于本性上的好或坏只会增加我们内心的烦忧而防碍我们过幸福的生活。对于庄子而言，世间的价值观念只不过是人们的枷锁，追问哪好哪坏，谁是谁非是人生的一大谬误。在这里，二人的怀疑论已开始显示了。我们知道，怀疑论必然挑战常人与常识。趋好避坏，是常人的追求；区分好坏更是常人的常识。但是，中、西两个怀疑论的大师却认为这些追求与常识中会引起人们内心的烦恼，是不幸福的根源。
第四，二者都把怀疑只当作达到幸福的手段。塞氏怀疑的最典型的表达是“不作判断”(Supension of judgment)。而在庄子那里，这种典型的表达是“吾恶乎知之？”塞氏怀疑论的程序是：“对同一事物的不相容的认识——不作判断——心灵的平静。”而庄子怀疑论的程序是：“对同一事物的不相容的认识——我怎么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呢？（吾恶乎知之？）——齐是非——心灵的宁静”。两种程序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一样的。关于起点，亦即怀疑论的根据，下一节再讨论。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两者相同的终点，即相同的目的：心灵的宁静。显然，对于这两个怀疑论者来说，怀疑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作为一种手段之疑，便是温和的，而不是极端的疑。因此，作为一种人生论的怀疑论，两者都是温和的，而不是极端的怀疑论。
怀疑论挑战常人，常人也可挑战怀疑论。我们首先可以问：作为一种人生论的怀疑论把幸福归结为心灵的宁静，这是否能普遍地有效？答案应该不是肯定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幸福观，甚至同一个人也会在不同情形下对幸福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一个运动员很可能会把幸福归结为心灵的激动，一个战士也会作如是观。退一步来说，即使我们同意幸福是心灵的宁静，我们仍然可以问：怀疑是否能真的带来心灵的宁静？答案仍然是不确定的。塞氏和庄子难以驳倒相反的观点：怀疑只会带来内心的不安，唯有那些不疑的人才能取得心灵的宁静。面对关于幸福和达到幸福的手段之不同看法，塞克斯都斯和庄子都会面临两难：如果他们在这方面坚持己见，将难以说服那些不同意他们这方面的观点的人；如果他们将怀疑原则引向自身（对塞氏而言，他要采取的是不作判断的态度：不肯定是我的幸福观对，还是其他的人幸福观对，对庄子而言，他要说的是：吾恶乎知之？亦即我怎么知道是我的幸福观对，还是其他人的幸福观对？）那么，将无法发挥其人生哲学的引导他人的作用。正如开头指出的，塞氏希望他的怀疑主义人生哲学能治独断论者的心理毛病。而庄子更是想指点人生迷津。如果他们连对自身的幸福观都不肯定，那怎能让他人相信它呢？
二、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根据
塞氏和庄子的怀疑论，其立论的根据都是差不多的，这就是一种相对主义。依据这种相对主义，对万物的认识都是不确定的，可以是这样又可以是那样。因此，他们认为，我们对之无法作出确定的判断。
在《皮浪主义的纲要》一书中，塞克斯都斯叙述了十个著名的"Tropes"（形式或例证）。它们归结起来，无非就是相对主义。可以把这十者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说主体的相对性，第二大类是说客体的相对性，第三大类是说主体和客体混合起来的相对性。
在第一个trope中，塞氏言及同一客体在不同的动物身上并不能产生同样的印象。他详述了不同动物的不同起源、不同的身体构造等等。由于这些不同，不同的动物便会对同一客体产生不同的印象。既然如此，你怎能断定哪一种印象才是正确的呢？在第二个trope中，塞氏论述了由于人与人在灵与肉两方面的种种不同，人们对同一对象会产生不同的感觉。第三个trope是建立在感官差异的基础上的。第四个trope论及主体的不同情况（如梦醒、喜悲、动静、老少等等），使他们对同一客体的认识显出千姿百态的差别。第五个trope转到客体方面：同样的客体，由于其所处的地点、距离、位置不同，便导致不同的认识……。最后的一个trope论及规范、习俗、法律、信念等方面的相对性。
与塞氏相比，庄子对相对主义的论证不如塞氏的完整、系统。但是，其精神实质都是一样的。有些论述，二人简直是如出一辙。试比较下面两段话：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乌见之高下，麋鹿见之决聚。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注：《庄子·齐物论》。）
甜油好像对人非常合适，但是对甲虫和蜜蜂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橄榄油有益于人，但如倒在黄蜂和蜜蜂身上就会毁了它们；海水对人来说是不合适的、有毒的，但鱼却喜之而饮之。猪喜欢在最臭的泥潭里，而不是清洁干净的水里打滚。有些动物吃草，而另外一些却吃灌木，有的以木材为食物，更有的以种子或肉或奶为生；有些动物喜欢变质的食物，但另外一些却喜欢新鲜的；有些喜欢生吃，而有些又喜欢熟食……大象见了公羊就要逃跑，狮子遇见公鸡，海里的怪兽听到绽开豆子的燥裂声，老虎听鼓声也是如此。（注：Sextus Empiricus,R.G.Bury,Tr.,Outlines of Pyrrhonis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P.551,.P.7,P.9,P.19,P.35,P.17.）
两段论述，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庄子和塞氏都不把人类作为唯一的认识主体。他们把所有的动物都看作认识主体。不同的主体对同一物有不同的感受。在他们眼里，人类主体的感受并不优于其他动物主体的感受。尤有进者，他们更基于不同主体对同一对象具有不同的感受而怀疑人类这一主体的感受的可靠性。显然，他们的相对主义不仅是针对不同的人而言的，而且是针对不同的物种而言的。因此，他们都挑战人类中心论。
基于相对主义，塞氏和庄子的怀疑论都发生了转向。正如第一部分已经指出的，当他们的怀疑论作为一种人生论的时候，他们的怀疑是温和的，它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当他们以相对主义来论证怀疑论时，他们的怀疑便是极端的：他们把怀疑作为目的，而忘记了怀疑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通观庄子《齐物论》和塞氏《皮浪主义纲要》里关于十个trope的叙论，都不难看到这两个东、西怀疑论者为疑而疑的倾向。
相对主义是不是怀疑论的合法根据？能否因为对物的认识是相对的而象塞氏那样不作判断或象庄子那样“一问三不知”（前引庄子那段关于“正处”、“正味”、“正色”的议论，正是为了说明他的著名的“一问三不知”的）？为简明起见，我们可以把他们二人的相对主义用下图来概括：
其中，X代表某物，A、B、C等代表不同的主体（不同的物种或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对某物的印象或感觉。最为要害的是，在庄子和塞氏眼里，A、B、C等是相互冲突的。这是他们论证其怀疑论的最基本前提。关于这个前提能否成立，我们后面再议。现在先假定这个前提可以成立。那么，这个前提是不是一定会导向对知的普遍怀疑呢？这牵涉到如何定义知。假如把知看作相对主体和某一客体的相对关系，知便不应受到普遍的怀疑。依据这种对知的看法，A、B、C等都分别是一种知。与A冲突的B、C等并不能合法地否定A。但是，如果把知定义为绝对主体与某一客体的绝对关系，A、B、C等的相互冲突，便合法地质疑了知。看来，庄子和塞氏心里的知，正是这样的知。于是，我们便可以惊奇地发现，这两位彻底的相对主义者居然以绝对主义的标准来要求知识！
三、保守者与造反派
既然怀疑主义挑战常识与常理，他们似乎应该都是造反派。但是，实际的情形并不都是这样。在中国哲学中，怀疑论者一般来说确实是造反派。但是，在西方哲学中，怀疑论者却经常是保守派。这种中西的不同，在庄子和塞斯都斯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里所说的“保守”“造反”，是针对社会规范而言的。顺从社会规范者，我们说他是保守人士，而敢于超越社会规范者，我们说他是造反派。庄子的造反精神和塞氏的保守气质很可能跟他们的职业和个性关。庄子是一个诗人气很浓的人，不愿为官，逍遥山林。而塞氏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医生，济民疾苦，不敢妄为。
区分现象与本质的两元论，是理解塞氏保守主义的一个关键。这样的一种二元论，在古希腊哲学中是很常见的。根据这种二元论，现象是人们感觉得到的，而本质则是感觉不到的。塞氏承认现象，但却怀疑本质。他的怀疑论只针对本质，而不针对现象。例如，他不否认蜂蜜看起来是甜的，但是却要对“它本质上是不是甜的”这一问题不作判断(suspending judgement)。基于这种二元论，塞氏的保守主义只是现象的保守主义，而不是本质的保守主义。这就是说，当他说他要遵守社会规范时，他只是把这些社会规范看作现象。至于它们本质上是不是好的，他拒绝作判断。从这点上看，塞氏的保守主义与那种认为社会规范本质上是好的典型的保守主义不同。
塞氏的保守主义，主要表现于他的四条生活规则，尤其是其中的第三条。它们是：自然的指导、情欲的驱使、习俗与法律的传统、技艺的指令。他明确指出，怀疑主义者是不违背这四条规则，并遵循此四者而生活的。(11)在这四条规则之中，前两条是自然的，后两条是社会的。塞氏觉得自然的规则和社会的规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遵循自然规则与遵循社会规则也是一致的。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这是自然的。前面两条规则却属此类。但后二条却与之不同。它们并没有自然的强制性，而是人文的产物。塞氏把自然规则与社会规则相提并论，似乎是想说明，人们遵循社会规则，正象遵守自然规则一样，是被迫的、不自觉的、本能的。实际上情形是，人们并非总是不自觉地遵循这两大类规则（尤其是后一类），而经常是自觉地遵循的。
塞氏的保守主义，跟他的怀疑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他的怀疑论是矛的话，那么，他的保守主义则是盾。在塞氏哲学中，保守主义处于防守的地位。他想用保守主义的盾牌来抵挡别人的进攻。不难想象，对怀疑论的最常见的攻击是，如依它来生活，人难道不会成为怪物吗？塞氏的回答是：不会。因为怀疑论者跟常人一样地生活，常人遵守的规范，我们遵守，我们无意把这个社会搞得天翻地覆。
应该看到，塞氏的怀疑主义之矛是指向一切的。正如前面提出的，他的第10个Trope即指向习俗、法律等。他用很多例子来说明习俗、法律的相对性，例如，某种行为在某地是符合习俗的，在另一地却不合；某地的法律允许做某事，而另一地的法律地却不允许。当塞氏如是说时，他实际上已深深地怀疑了法律和习俗的可靠性。正如一个论者指出的，“第十个Trope使怀疑论者很难对社会习惯不取批评态度”（注：David Glidden,"Sceptics Semioticus",Phronesis(1983):245。）。塞氏一方面以怀疑主义之矛指向社会规范，另一方面又用保守主义之盾来抵挡。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陷入韩非子所描述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困境。
虽然保守主义是与怀疑论相冲突的，但是，二者在同一怀疑论者心里的共存，却是西方哲学史上常见的事。大家都知道，休谟是近代西方最伟大的怀疑论者，但他也是一名保守主义者。“习惯是人生的指南”，是这一怀疑论者的名言。在十六、十七世纪，怀疑论与保守态度的结合，是一件普遍的事。当时的怀疑论者，对改革，对教会持保守态度。（注：Richard Poking,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w Erasmus to Spinona (Calife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47.）
与具有一些现实主义精神的塞克斯都斯不同，庄子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由于不满日常生活，他对法律、道德、习俗等采取猛烈的批判态度。没有证据表明塞氏有任何违反社会惯例的行为，但是，庄子的行为却经常是惊人地不合社会惯例。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大家都熟知。《庄子》书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关于他的不合常规则的故事。当然，庄子如此之所为，是建立在他的叛逆精神之上的。
就塞氏的四条生活规则来说，庄子会同意他的第一条（自然的指导），第二条（情欲的驱使）和最后一条（技术的指令）。但是，他绝不会同意第三条（习俗和法律的传统）。塞氏觉得第三条与第一、二条是相容的，但庄子会认为任何习俗和法律都是违背人性的（第一、二条却体现了人性）。对社会规范之压抑人性，庄子说得很多。依他之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性，但是，社会规范却无视于此，而以整齐划一的标准要求每一个人。正如冯友兰指出的，“政治上社会上各种制度，由庄学观点观之，均只是以予人以痛苦。盖物之性至不相同，一物有一物所认为之好，不必强同，亦不可强同……一切政治上社会上之制度，皆定一好以为行为之标准使人从之，此是强不齐以使之齐，爱之适所以害之也”。（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85页。）
社会秩序是大多数中国哲学家所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儒家、墨家、法家等都是如此。但是，庄子却不同。他把个人的自由看作是最重要的。《庄子》的英译者华特生(Burton Watson)说，“《庄子》的中心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自由”（注：Burton Watson,tr,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ag Tz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3）。在庄子看来，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一样，都是与自由背道而驰的。这点，可以部分地解释庄子的造反精神。
另一方面，塞氏却没有谈论过自由。他跟庄子一样，都提倡顺人之性，但是，后者认为，顺人之性即意味着追求自由，但前者却无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医生，塞氏希望治疗由独断论带来的个人与社会之病，而没有意识到顺从人性与服从社会规范之间的紧张。作为一个具有存在主义气质的思想家，庄子则感到了这种紧张。
庄子跟塞氏一样，用怀疑主义之矛刺向社会规范。但是，庄子不象塞氏那样又用保守主义之盾来保护之。庄子之矛一刺到底，企图把社会规范刺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庄子的造反精神与他的怀疑论是完全一致的。庄子的正式的怀疑论，表现于《齐物论》中那著名的“一问三不知”的对话。
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也？（注：《庄子·齐物论》。）
在这里，庄子不用陈述句，比如说“吾不知”来表达他的怀疑论。他只是用疑问句“吾恶乎知之？”来表达之。庄子的这种疑问句式，类似于塞氏的“我不作判断”(I suspend judgment)，都可以避免被别人谴责为独断论。不过，后者毕竟是一个判断句，人家还可据此而说这是不作判断的判断，而前者则是一个疑问句，别人不可以此断定庄子已有判断。从这点上看，庄子的怀疑论表明的是一种彻底的不确定的心态。但是，在庄子对社会规范的造反中，他表现的是一种确定的心态：社会规范是不好的，唯有自然的东西才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怀疑精神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独断论。因此，庄子的造反，跟塞氏的保守一样，都是与怀疑主义相矛盾的。
要一个怀疑论者一直保持不确定的心态，这是不可能的事。假如庄子和塞氏被别人打了，有人接着问他们：“你们真的被人打了吗？”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前者不能说：“吾恶乎知之？”而后者也不能说：“从现象上看，我似乎是被人打了；但从本质上看，我对是否被别人打一事不作判断。”如果他们这样回答了，定会被人指为脑子有毛病。事实上，当庄子造反社会规范，而塞氏保守它们的时候，这两位东西哲人都疏离了它们的不确定心态。
总结本节，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怀疑论分属不同的类型。中国怀疑论是造反型的，而西方怀疑论是保守型的。这种不同，对它们分别在中西哲学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不同有很大的影响。
四、在中西哲学发展中的不同角色
塞氏和庄子的怀疑论分别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总的来说，塞氏怀疑论在西方哲学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比庄子怀疑论在中国哲学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得多。
古希腊的怀疑论一共有两派：一派是皮浪主义(pyrrhonism)，另一派是学院派(Academic)。后者的基本观点是：知是不可能的，追求绝对的真理是荒谬的。严格地说，这两派是有区别的：皮浪主义只是怀疑知的可能性，而不象学院派那样直接断定知是不可能的。在皮浪主义看来，学院派的观点是一种负的独断论（肯定知是可能的则是正的独断论）。塞氏的《皮浪主义纲要》一书开头即明确地把他们自己的观点区别于正的和负的独断论。不过，当皮浪主义者为疑而疑时（正如在本文第二部分指出的），他们也会陷入负的独断论，断定知不可能。这时，他们便与学院派没什么差别。无论如何，皮浪主义代表了古希腊怀疑论的主流，它的影响要比学院派大得多。并且，更重要的是，古希腊怀疑主义论的文献，除了塞克斯都斯的《皮浪主义纲要》以外，其他的都或者失传了，或者只保留残篇。因此，哲学史家公认，该书是研究古希腊怀疑论的主要依据。
虽然怀疑主义只是古希腊后期哲学的一种思潮，但是，怀疑精神却在苏格拉底哲学中早已存在。确实，怀疑精神是古希腊人的一种普遍精神。怀疑论只不过把这种精神推向极端，并使之系统化而已。它是古希腊后期哲学的一支劲旅，并对当时的普通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连对怀疑论评价不高的罗素也承认：“它（指怀疑主义）本身就成为一副解忧剂而受人欢迎……怀疑主义在一般人中就享有了相当的成功因素（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7页。）。
但是，随着中世纪的来临，塞氏的怀疑论又慢慢地遭到冷落，它对整个西方中世纪哲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人提起它。富有戏剧性的是，以冷落了千年后，它又热起来了。在文艺复兴时期，塞氏的著作被重新发现。自此以后，他的怀疑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了十六世纪末，他被人看作现代哲学之父。例如，皮埃尔·贝尔(Pierre Bale)认为，现代哲学是从塞氏的重新引入开始的（注：Richard Poking,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w Erasmus to Spinona (Calife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52.），很多当代西方学者（如Julia Annas,Jonathanhan Barnes,Richard Popkim,C.B.Sohmit等）都承认塞氏的怀疑论对于近代西方哲学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涉及怀疑论，或者坚持它，或者反驳它，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休谟之怀疑论，自不容多说。虽然他批评了皮浪主义，但是，他的怀疑主义事实上是皮浪主义的更一致和更有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另外，近代两个最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和康德都牵涉到一方面倡导怀疑主义，另一方面又反驳它。笛卡尔一方面把怀疑的方法用得比前人更彻底，另一方面又宣称他是推翻怀疑论者之怀疑的第一人。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笛卡尔之后，怀疑论不仅没有消失，而面越来越繁荣，以至到休谟那里达到顶峰。康德企图回应休谟的怀疑论。他相信他能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提供根基。但是，康德所说的知识只是关于现象世界的认识。对于本体世界，他采取了一种完全怀疑的态度。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实际上继承了塞氏的只怀疑本质，而不怀疑现象的传统。由此可见塞氏对西方哲学影响之深远。
相对于塞克斯都斯来说，庄子一方面比他幸运，因为庄子学说在中国的影响从未中断过；另一方面又比他不幸运，因为庄子的怀疑论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很小。
在庄子去世之后，他的学说整体而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人，二千多年从未间断过。虽然庄子不被视为正统，但大多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读庄。但是，令人有点遗憾的是，庄子的怀疑主义在中国哲学中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传统中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与怀疑论毫不相干。庄子以后的道家也不看重庄子的怀疑论。在西方，有象休谟这样的怀疑论大家继承和发展塞氏的怀疑主义。但是，在中国却没有承接庄子之疑的大怀疑论者。例如，郭象，一个著名的庄学后继者，看起来就忽视了庄子怀疑论，而夸大了其学说的其他部分（如自然主义等）。在他的《庄子注》中，庄子的不确定的心灵完全变成了一种确定的心灵。确实，庄学吸引后世中国哲学家的是其中的非怀疑主义的部分，如自然主义，造反精神、洒脱的人生态度等，而不是其“吾恶乎知之？”的怀疑精神。为什么庄子和塞氏的怀疑论会在中、西哲学中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呢？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大体上说，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前者是指庄子和塞氏怀疑论的不同特质，后者是指宗教、文化、科学等在中国和西方有不同的表现。对此，因篇幅所限，当另文详论。
标签：保守主义论文; 怀疑主义论文; 庄子论文; 庄子名言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相对主义论文; 法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