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的多棱视角与策略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6)01-0051-09 一、多棱视角下的“反服贸”与台湾青年认同 2014年3月18日台湾爆发了“反服贸运动”(“太阳花学运”)，对岛内的政治社会和青年认同形成深刻的冲击，也引发两岸学界对此次事件爆发和台湾青年认同变化的原因提出了多种解释。本文将这些解释整合为以下12种主要论点，可视为当前分析台湾青年认同的一种多棱立体视角。 (一)民主危机论：该论点将台湾的学运风波视为全球范围民主危机的一部分，认为“民主在发展中国家起到了社会撕裂的作用，使民众分为党同伐异的派别，为少数利益集团所操纵”，①诸如泰国、突尼斯、乌克兰等国家的街头运动通过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对台湾青年产生“示范效应”和“涟漪效应”。对该观点的批评指出，台湾已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并通过所谓“亨廷顿测试”，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民主政体”，“民主危机论”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危机为何会在台湾爆发。② (二)权力斗争论：该论点认为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权力斗争，以及国民党内的“马王政争”，是此次学运风波的主要原因，学生运动实际上受到民进党和“台独团体”的操纵，“整场针对‘服贸’的运动只是表象，其真实的目的在于借助学生对政府的不满，以运动形式推动全社会对执政当局的不满，为下一次选举造势”。③对此观点的批评指出，学生运动有其自己的主张和诉求，民进党只是在事件爆发后试图收割学生运动的政治收益，同时学生领袖也强调自己的独立性。 (三)“台独”抬头论：该论点认为在过去20年“台独势力不断抬头”以及国民党弃守“统一论述”的背景下，岛内传媒舆论形成了绿色论述主导话语权的局面，此次学运是反服贸学生受“台独意识形态”长期浸染而一次总体性的爆发。对此批评者则认为，自2008年以来的两岸和平发展，不论是两岸经济的相互依赖或者两岸人员的频繁往来，已使“台独力量”在无形中被“淡化”和“柔化”。反驳者则进一步指出，“台独”有“急独”和“缓独”、“显独”和“隐独”之分，“急独”和“显独”的力量虽然受到压制，但是“缓独”和“隐独”的力量却不容小觑，从而形成了蓝色“独台”与绿色“台独”逐渐合流的态势。 (四)去中教育论：此论点指出“太阳花学运”这一代的学生成长于李扁大肆推动“去中国化教育”的20年，普遍具有深刻的台湾“本土意识”和“主体意识”，许多人自然地将“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尽管就理论而言“认同台湾”和“认同中国”不必然对立。④此外有人指出台湾当前出现“新皇民化”现象，试图“通过对日本殖民历史的肯定与美化，重构台湾近现代史的叙事，以强调台湾历史之于中国大陆历史的独立性，以彰显所谓‘台湾意识’。”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当“白狼”张安乐在学运现场向学生呛声“你们不配做中国人”时，“学生们却以笑声和掌声表示欣然接受”。⑥ (五)恐中心理论：该论点指出台湾民众和青年的“恐中心理”，是在过去多年来绿营和台湾媒体的渲染之下形成的。⑦其背后含有两种矛盾心态，一是对过去台湾曾经作为“亚洲四小龙”的自豪心理，以及对过去台湾富有与大陆贫穷的自信和骄傲的混合心理；二是面对当前台湾经济停滞不前、大陆经济高度发展的现实反差，所抱持的“酸葡萄心理”与“恐惧心理”。许多“反服贸”的学运领袖、大学教授和政治人物，利用这种“恐中心理”来煽动大批学生，具体论述例如：大陆企业夹带雄厚资金赴台，将威胁台湾大量中小企业生存，台湾人也将大批失去工作；大陆“黑心产品”将进入台湾市场；台湾人民的金融和网络隐私将通过大陆企业被大陆官方监控；台湾将加深对大陆的经济依赖，从而失去“经济自主性”；台湾的资金和人才将加速向大陆市场外流，使台湾经济发展“空洞化”；台湾的民主自由将被大陆毁败等。⑧ (六)红利不均论：该论点指出两岸的“和平红利”及大陆“惠台让利”的“政策红利”，仅惠及台湾少数财团和资本家，绝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对此“无感”，致使反服贸者批评《服贸协议》是“两岸权贵的联合”，对草根民众和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帮助，再加上服贸审议是一个“黑箱”过程，在“反黑箱”的口号之下，从而爆发了反服贸运动。对此论点的反驳者表示，大陆对台让利不仅针对大资本家，同时还采购大量台湾南部的农特产品，同时赴台旅游和自由行的陆客也能为台湾社会的基层商业带来巨大的消费。然而，有人批评这种反驳过于乐观，实质上大陆采购农产品的利润普遍被中间商环节掌握，最终端的基层农民则没能享受收益；陆客消费红利的获益者主要是旅游业、餐饮业和饭店服务业，一般民众难以从此获益。折中的观点则指出，以上两种情况在现实中均存在。不过上述观点均未解释为何上街头反服贸的是学生，而非其他基层民众？为何许多服务业和工薪族反而站出来“反反服贸”？ (七)贫富分化论：该论点指出近年来台湾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大学毕业生即便没有失业也必须面对薪水低、物价高、房价高的社会现实，台北的高房价使台北的大学生只能“望房兴叹”，从而将这些问题归罪于马政府的施政不力。有人指出该论点仍未回答为何是学生而非工人和贫困阶级率先上街头，对此批评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第一，台北的大学生“相对剥夺感”非常高，但此论点无法解释其他工薪阶层的“相对剥夺感”其实也很高；第二，学生可以不上课去霸占议场，而工薪阶层则需工作讨生活，因此“反服贸运动”的开始和平常工作日的维持自然是由学生来扮演主角，在“330凯道反服贸游行”则可以见到许多非学生的工薪阶层参与其中；第三种解释则从社会学的“阶级流动”、“阶级形成”、“阶级意识”和“阶级行为”的视角来分析，指出台湾大批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具有“爱拼才会赢”的顽强精神和生命力，“因此不会有稳定的阶级意识和有意识的阶级行为”。⑨ (八)世代矛盾论：该论点认为“反服贸”是台湾积累多年的“世代矛盾”的总爆发，当世代矛盾与相对剥夺感结合起来，最深刻之处便体现于年轻人对所谓“政二代”和“富二代”的反感和厌恶。当前国民党内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多数属于“政二代”，在商界当中则有许多与国民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商二代”，那些包括蓝绿阵营中准备参与竞选的“政二代”自然很容易成为学生争相挞伐的对象。 (九)网络动员论：该论点指出新媒体和社交平台在此次学运的网络动员过程中扮演极大作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交互搭配，使网络动员速度比以往更快，而青年学生是使用新媒体和社交平台最频繁和最纯熟的群体，因此在网络动员集结的过程中学生相互号召聚集的速度也最快。此外，新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的舆论传播与互动方式，也深刻影响着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 (十)同侪压力论：该论点指出参与“反服贸”的许多学生对《服贸协议》本身并不了解，是在身边同侪的鼓动和群体压力下才前往参加。此外，还有大学教授公开支持学生参与学运，甚至给参加“反服贸”的学生满分的成绩，进而对那些周边同学都去参加学运的学生造成极大的同侪压力，若不参加便很可能被同侪视为“不合群”或是“异类”而受到攻击挞伐。当然更多教师反对学生参加学运，普遍呼吁学生不论政治意识形态应尽速返校学习。网络动员也包含同侪压力的逻辑，尤其像“脸书”如此公开性的社交平台，彼此相互熟悉的同侪间随时能互相阅览，故而在现实生活场域的同侪压力会延伸到网络社交平台的世界。 (十一)沉默螺旋论：该论点立基于德国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E.Noelle-Neumann)所创立的“沉默螺旋理论”(Spiral of Silence Theory)，⑩指出那些不认同“反服贸”或“反中”诉求的其他台湾青年，由于害怕被主流舆论孤立，因此在“沉默螺旋”的作用下成为“沉默的一群”，不愿站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媒体和学生意见领袖通过营造“意见气候”(opinion climate)，将“意见环境压力”(pressure of opinion environment)作用于受众惧怕被多数孤立的心理，迫使人们对“强势意见”采取“接纳态度”与“趋同行为”。如此在少数沉默与多数增势的循环往复下，便形成了多数意见日益强大而少数意见日益沉默的螺旋发展过程。批评者则指出在整个学运过程中，社会各界及学校师长有许多反对学运和呼吁学生重返课堂的声音，那些本身不认同“反服贸”的学生其实并未遭遇十分强烈的“意见环境压力”。沉默螺旋理论也许可以解释近些年来为何有如此之多的台湾青年会形成“反中”意识和高度强烈的“台湾认同”，但并不足以解释此次学运。 (十二)后民主时代论：该论点指出台湾如今已进入到“后民主化、后平等主义和后工业主义”的时代，其中“后平等主义”和“后工业主义”的解释大致涵盖“红利不均论”、“贫富差距论”和“世代矛盾论”的观点，但主要强调台湾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已迈入“后平等主义”和“后工业主义”阶段，因此观察台湾社会不能以对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分析。“后民主时代论”则认为，台湾经过两次政党轮替后，民主化初期那种“不承认竞选结果、引导支持民众上街抗争”的现象在台湾已经消退，但是“随着世界历史进程加快，政治社会现象变化层出不穷，民众的求变心态越发急迫，特别是在政治社会陷入危机、陷入僵局而停滞不前的时候……民众已经等不了4年那么久，现在就要求‘变’，在不能用选票的情况下，诉诸街头运动就成为了求变最为迫切的年轻人的不二选择。”(11) 二、政治社会变迁与认同形成五阶段下的世代认同差异 (一)政治社会变迁与世代差异下的认同变化 以多棱视角来分析台湾青年的认同，使我们认识到影响和干扰台湾青年认同的因素十分复杂。但若要以一个最主要的视角来理解为何当前台湾青年的认同会与父辈的差距如此之大，也许可以选择从政治社会变迁与世代差异的角度来进行剖析。 认同与个人和集体的经历与记忆紧密联系。台湾自由作家郑鸿生先生提出，我们须要从政治社会变迁与世代差异来认识台湾人民的认同问题。他在其文学著作《寻找大范男孩》一书中表示，他和祖父、父亲三代人横跨了自乙未割台以来台湾百年的近代史，该书封面文字写道：“祖父是清朝遗老，父亲是日本皇民，儿子又成民国青年，三代之间的传承与断裂，铺陈百年来台湾男人讲不出口的心声。”(12)郑鸿生认为台湾人民的认同问题很大原因来自于一系列“特殊历史事件”所带来的“世代断裂”，使“世代差异”不仅指“同一社会群体自发的时代变化”，更重要的是不同世代各自的集体历史经验塑造了各个世代的身份认同。(13) 长期研究闽台社会变迁的资深文史学者、现任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的汪毅夫教授认为，自1895年至今天的120年历史当中，伴随台湾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记忆阶段，大致以每25年上下的时间形成以下五个主要不同世代：(14) 第一个世代是1895年马关割台后至1925年之间，台湾人民在此阶段的前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武装抗日运动，并在后期经历了以台湾文化协会和蒋渭水为代表的文化抗日运动，期间无数烈士英勇抗日的精神气节流淌在台湾人民的记忆和血泪之中，因此该世代可以称为“武装与文化抗日世代”。 第二个世代是1925年至1945年期间，台湾人民经历了日本殖民的统治后期，在此阶段日本将台湾作为进军东南亚的后勤基地，一方面对台湾加大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对台湾人民加速皇民化教育，并派遣台湾兵至东南亚参战。只不过日本的皇民化政策从总体而言收效甚微，1945年台湾光复时全岛上下欢欣雀跃地迎接光复胜利便是佐证。 第三个世代是1945年光复后至1970年，在此期间台湾人民普遍经历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历史记忆，可以称之为“白色恐怖世代”。该世代的关键词是“悲情”，受到“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冲击，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国家认同开始发生激烈变化。以廖文毅及其创办的《前锋》杂志为代表，许多原先倡议“台湾自治”的知识分子逐渐向“台独”转变，成为往后“台独”思想的滥觞。而以谢雪红及其在香港成立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为代表，具有左翼进步思想的台湾民主运动知识分子则在出狱后积极投身到台湾的社会运动和统一运动中，成为台湾统运的中坚力量。此外，1960年代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台湾重演的年代，也是在蒋政权“反共亲美”之下“台湾的文艺复兴年代”，以及美国青年“反文化运动”全面影响台湾青年的年代。(15) 第四个世代是1970年至1990年间的“党外运动与民主运动世代”，该世代普遍经历了19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和保钓运动，以及此后以“美丽岛事件”为代表的党外运动和民主运动，直至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老兵返乡探亲运动和蒋经国宣布解严，最后在1990年爆发野百合学运之后变迁到下一个历史阶段。 第五个世代是从1990年到今天，台湾在过去25年中经历了政党二度轮替以及李扁时期的“去中国化教育”，从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到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以及蔡英文的“台湾共识”，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今天35岁以下的台湾青年以及“太阳花学运”的学生领袖和学生群众均成长于这个世代，尤其25岁以下的台湾学生所接受的中学历史教育普遍是“去中国化教育”以及对日本殖民的“美化史观”。 现在我们可以断言，从2015年开始至未来20年至25年之间，台湾社会即将准备迎来第六个世代，该世代的标志将是中国大陆在世界舞台上的正式崛起、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世界趋势以及两岸中华民族共同复兴的时代浪潮，在此背景下面对个人自身和台湾集体未来的命运前途，台湾人民将重新反思个人生涯和集体社会的选择，新的台湾青年世代也必然将对自己国族认同重新定位。新的世代所拥有的集体记忆必然与上一个世代有所不同，各种影响认同的复杂因素也将相互交织。 随着第六个新世代逐步长为成人并拥有投票权，他们的集体认同也将对台湾政治社会日益产生影响。如此，在当前台湾“去中国化教育”迟迟未能被拨乱反正之时，我们又要如何重建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以下本文将提出认同形成的“五阶段论”，并结合政治社会变迁的视角，在下节中提出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的多种策略路径。 (二)认同形成的五阶段论 身份认同是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启蒙、学习、反思、内化、固化”等不同阶段，分别对应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步入社会等不同年龄时期(见图1)。
图1 身份认同发展阶段示意图 个体身份认同的启蒙阶段主要是于小学时期在家庭和学校形成，此时学生对身份认同尚未形成明确的价值概念，但许多启蒙记忆对个体将来身份认同的形塑会产生重要作用。学习和反思阶段主要是在初中与高中时期，这个时期对个体塑造长期身份认同尤为关键，此时个体尚未具备完全独立的人格与行为能力，身份认同也尚未固化，而是处于对身份认同不断学习、反思、再学习、再反思的过程，在此阶段学校的历史、地理、语文和公民老师的教学内容对学生的身份认同具有最大的影响作用。 到了大学时学生已逐渐发展出独立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对个人的身份认同也逐步自我内化，如果在此阶段外在环境和个人学习所接收的各种社会信息与中小学时期相同，那么这种自我内化的过程将会得到放大和强化。反之，如果在此阶段所接收到的各种社会信息对其过去形成的身份认同有所冲击，那么个体有可能会重新反思、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不过也可能因为冲击力量不足而未能有所转变。当学生从大学毕业、步入社会时，基本上已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念与身份认同，其身份认同逐渐自我固化，此时大部分的个体再接收到不一样的社会信息也很难再撼动已经固化的身份认同。这种认识可以充分解释为何经历了多年的两岸交流后，许多25岁以上的台湾民众并未因交流而改变自己原先的认同。不过，认同的固化并不代表认同完全无法转变，但这涉及认同的“解构”与“重构”，除非遭遇到重大事件的冲击，颠覆个体原来固有的认同认知，否则这种认同的“解构”与“重构”将会十分困难。 三、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的策略路径 在前两节分别对台湾青年认同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之后，本文将对如何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提出10种具体的策略路径。其中，对于“台湾青年”的界定，大致包括18岁以下尚未进入大学的青少年、18岁以上已进入大学的在学青年，以及40岁以下已从高校毕业的社会青年，亦即40岁以下的台湾民众均可视为“台湾青年”。根据前文所分析的五个认同形成阶段，重建上述三种类型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其难易度由低至高分别为青少年、在学青年和社会青年。当然，这是从总体角度来进行定性排序，不同个体可能因为各别不同的经历和记忆而产生有所不同的身份认同，有的人可能已经具有中国认同，有的人可能只是因为不了解而“恐中”，而有的人则具有根深蒂固的“反中情结”，这三种个体对中国认同的接受度和重建中国认同的难易度也各有不同。 至于对“中国认同”的界定则包含分属于三个层次的三种概念，分别是对“整个中国”的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这种对“中国认同”的界定方式，基本包容了台湾青年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政府认同”，但是必须将对“整个中国”的国家认同与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政府认同”相互区隔。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以下重建台湾身份认同的十个路径选择，这些建构路径对不同年龄和不同类型青年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见表1)。
(一)家庭父母：家庭教育对个体的影响是终其一生，而父母的身份认同也是个体身份认同的直接继承来源。父母的言行、观念、认同，以及家庭成长的环境和经历，对个体的身份认同均是十分重要的启蒙因素。不过，当个体成长至小学高年级与中学青春期时，叛逆性逐渐显露，父母的影响逐渐减小，而学校老师和同侪朋友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此忽视父母对个体身份认同影响的长远性和深刻性，通过影响家长来影响孩子的身份认同最为直接，但是对于那些极端“反中”的家庭还必须选择其他路径来塑造孩子的中国认同。 (二)学校师长：每个人从上学开始，除了家庭以外驻留最多时间的场域便是学校，对个体传授最多知识和观念的便是学校老师。老师所传授的知识、观念直接被学生所学习和吸收，老师的身份认同自然会影响到学生的身份认同，特别是中小学历史老师、地理老师、国文老师、公民教育老师等，他们的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和国家观点点滴滴地浸透在学生的心灵之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自古老师便是学生的思想启蒙者、知识传授者、疑惑开导者，在学生的心中自有威望。特别是班级导师和一线的专业科目任教老师，他们与学生互动亲密，对学生的影响力甚至比父母更为突出。在当前岛内的“去中国化教育”之下，多少台湾一线基层教师只能按照被扭曲的课纲照本宣科，甚至将对中国大陆的偏见和“台独史观”灌输到学生脑中。试想，全台还有多少教师尚未到过大陆走访，或是对大陆仍存有各种偏见？倘若他们的偏见误解没有化解调整，他们将灌输给学生什么样的两岸观和历史观？学生是年年流动的，老师则每年都会教导新的学生，因此改变一位老师的思想观念，便有机会重建上百位学生的中国认同。同理，改变一位校长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便有可能影响一所学校的师生。综观从小学至大学的各个阶段，对学生影响最为关键的便是学校教育，一般而言学生在学校场域活动学习的时间至少有16年，如此学校教育对个体身份认同影响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因此，本文认为“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应从“校长老师”和“学校教育”作为切入点与突破口。 (三)同侪朋友：同侪朋友是学生在学习成长过程中“我群认同”建构的重要因素。所谓“我群”(we group)是对应“他群”(other group)，每个人的身份认同都是多层次、多领域、多面向的，而个体在每一种认同层次中都会以界定“我群”和“他群”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当一个台湾学生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中均未曾到过大陆、从未认识大陆的朋友，久而久之便会自然而然地将大陆人视为“他群”，把台湾人视为“我群”，在岛内“台独意识”的洗脑下对“中国”和“台湾”相互对立区分的意识便十分容易上升到国家认同。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台湾学生在中小学时能够到大陆交流互访、结识大陆朋友，甚至是一对一的“结对子”(buddy)，并与两岸朋友深度融合形成“圈子”(circle)和“网络”(network)，如此这种友谊情感将会打破“我群”与“他群”的隔阂，形成彼此共同的集体历史记忆。当交流互访越频繁、越深入，圈子和网络越多而且相互交叠，两岸青少年的集体历史记忆便会日益增强，台湾学生的“中国认同”也会与日俱增。 (四)文本阅读：文本阅读是个体形塑历史记忆、文化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和文化知识供给来源。阅读什么书，不仅对人的精神思想与核心价值观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会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而在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则更加关键。文本阅读不仅仅限于学校教科书，也包括各种课外读物和报章杂志。一个熟读中国历史、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的台湾人，一般而言也会认同自己是个中国人；即便再如何不喜欢大陆、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但也一定会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文本阅读的影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其影响层次包括了理性与感性的精神层次，对个体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更加深刻长远。在当前台湾“去中国化教育”的教科书尚未彻底“拨乱反正”之前，只能通过民间力量在岛内社会提倡国学教育，增进青少年对中华文史诗词经典的阅读，让台湾青少年从小便培养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涵养。 (五)媒体宣传：台湾是一个媒体十分发达的社会，媒体宣传对社会舆论的塑造效果十分显著，人们的思想认同也很容易受到媒体舆论的影响。然而，自2000年民进党执政以后，台湾媒体开始向“台独”和“独台”偏转，如今在台面上几乎已经没有真正的“统派”媒体。其实，重新塑造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不一定需要“统派媒体”，只要能够对大陆有客观的报导，只要不使用美化日本殖民和“反中恐中”的字眼，塑造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媒体环境，便有助于重建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 (六)文化交流：对于身份认同已经较为固化的大学青年和社会青年来说，文化交流能起到的作用比中小学青少年相对要低得多，但是如能通过两岸文化交流来改变这些青年朋友原先对大陆的刻板印象，还是有助于重新建构中国认同，只是对于这种过程的缓慢性和困难性我们必须有十分清楚的认识。此外，台湾青年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如果发生不愉快的负面事件，对于重建中国认同来说反而会有反面效果。因此，我们不能将文化交流与深化认同两者之间的关系视为正相关，还得视参与交流的对象以及交流的内容而定。 (七)寻根问祖：许多台湾人通过与家族长辈或是姓氏宗亲会返回祖籍地寻根问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血脉根源来自于大陆，进而改变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例子十分常见。虽然青年朋友普遍较少会有寻根问祖的念头，只要一个人一旦真的踏上寻根问祖的旅程后，那种精神上的感动对身份认同的冲击和影响却不容小视，血脉渊源的感动和影响具有无形的力量。 (八)事业发展：对于即将或已经步入职场的社会青年而言，个人生涯和事业的发展是普遍关切的重心，因此让台湾青年认识到自身未来的事业发展与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便十分重要。在此方面可以为台湾在学青年暑期至大陆企业实习创造机会，并提供就业岗位对接的服务平台；而对于有心想创业的台湾青年则可以为其在大陆提供创业孵化辅导和专项创业基金，特别是创业团队若由两岸青年共同组成，将有助于建立团队中两岸青年的集体认同。除了赴陆就业和创业，台湾青年在台就职的民间企业若与大陆有密切的业务往来，自然也会增进台湾青年对大陆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在这方面不能简单预期台湾青年便能因此而直接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个体在步入社会之后，身份认同的转变将十分困难，只有当各种条件因素长期积累达一定程度之后才有可能转化。 (九)红利分配：面对当前台湾贫富分化日益扩大，大陆惠台政策被许多中间商或是特定行业所垄断，未来势必需要打破这种格局，使两岸和平发展的红利与实利普惠到台湾的基层百姓当中。当台湾青年自身的家庭享受到两岸和平的红利之后，自然也能感受到两岸和平发展的益处。只不过这种重新分配红利的机制重构过程必然是十分漫长、复杂和艰难，并且需要台湾相关部门的“再分配”配套政策。 (十)政治参与：前述九项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的路径，基本上已有许多人在各种场合中分别论及，笔者也仅仅是将这些观点整合起来。但是本文提出的最后一个建构路径，一般人则较少谈到。这个论点的基本逻辑是：“政治参与”通过提高“政治效能感”来提高个体的“政治认同”。 众所皆知，由于两岸长期的分治，台湾已自成一套政治体系，两岸拥有各自的政治符号系统和政治治理机器。从每个台湾人生活当中细微的经验来看，例如过去从台湾到大陆所拿的台胞证有签注期限，台湾同胞在大陆仍然与大陆同胞有不同的对待，从大陆返回台湾又换回台湾的“中华民国护照”，返台时在机场入关不需要与大陆观光游客一同排队，甚至可以采取人脸识别方式享受快速通过。这些生活当中的细微经验都让台湾青年自然而然感觉“台湾或者中华民国自成一个国家”。如果从具体的政治参与经验来看，在台湾每个人最直接的政治参与方式便是在历年的各种选举中前往投票所投票。便是这一票的政治参与，让台湾人对自己本地的政治体系有了高度的政治认同。然而，这种政治参与仅止于“台澎金马地区”，台湾同胞在内地并没有任何机会参与政治，因此便基本无法拥有对整个中国的政治参与经验，故而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效能感相对低落，如此也就较难拥有对整个中国的国家认同。即便对于台湾的“统派”民众来说，他们支持统一也只能建立在他们对整个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并非政治参与经验之上。 此外我们还必须客观地指出，由于自1971年以来在世界上普遍代表“中国”这个国家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此40多年来台湾民众一直有着“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心理。随着大陆总体实力的全面崛起，台湾民众早已普遍认识到不可能再与大陆争夺对“一个中国”的代表权，长此下来使得“中国”的内涵在众多台湾人的心中基本上已经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把“中国”和“台湾”对立起来，并把“台湾”和“中华民国”等同起来，这种心理和认同状态，在当代台湾青年当中十分普遍。 破解以上由于客观历史发展和现状所造成的认同困境，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做法：第一，通过各种方式使台湾民众意识到国家认同与政府认同的不同，在两岸民众对各自当前政府的政府认同之上，形成单一的国家认同；第二，加速“台胞国民化”或者两岸“双向国民化”的进程，使台湾民众对“两岸一家亲”与“两岸命运共同体”切身“有感”；第三，提供年满二十岁以上的台湾民众直接或间接参与“整个中国”政治事务的经验，并使这种政治经验制度化和长期化，直接对全体台湾民众和台湾青年塑造对“整个中国”的政治认同。 显然第三点设想是比较超出当前两岸发展进程的现实，但这种创造性思考也并非完全的空中楼阁。按照前述有关认同形成和建构的“五阶段论”，对于已经步入社会的台湾青年而言其个人的身份认同基本已固化定型，期望通过上述九个路径来“解构”原已根深蒂固的“台湾认同”，然后再“重构”新的“中国认同”，难度自然很大。 本文的大胆设想是，与其针对个人或小团体个别地通过交流交往来缓慢地增进友谊和认同，不如通过跨越性和历史性的政治举措来全面增进台湾民众普遍对大陆和“整个中国”的政治认同。如果大陆官方单方面或者通过两岸协商达成历史性的政治共识，哪怕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突破，比如在大陆的联合国代表团当中有固定的台湾籍成员，或者在大陆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当中的台湾代表和委员由台湾民众推派，再或者开放部分省、市、县政府或事业单位部门的副手乃至一把手给台湾政治经济人才担任，相信这些做法都会大幅提高台湾民众和台湾青年对大陆和“整个中国”的认同。 也许上述设想在现阶段缺乏立即落实的可行性，但是只要我们在秉持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的认识基础上，突破既有现实的思维定式和框架限制，未始不可能采取一些具有创造性智慧和政治勇气的做法，大幅增进台湾民众和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从而促进两岸早日共同解决遗留多年的历史问题。 注释： ①邱道隆：《“反服贸”运动与台湾的政治社会演变》，《第一期两岸青年观点论坛文集》，2014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第8页。 ②邱道隆：《“反服贸”运动与台湾的政治社会演变》，《第一期两岸青年观点论坛文集》，2014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第8页。 ③邱道隆：《“反服贸”运动与台湾的政治社会演变》，《第一期两岸青年观点论坛文集》，2014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第8页。 ④邓小冬：《当代台湾青年的政治心理分析》，《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6页。 ⑤卞恒沁：《台湾的“新皇民化”现象与台湾文化认同的未来》，《第一期两岸青年观点论坛文集》，2014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第3页。 ⑥卞恒沁：《台湾的“新皇民化”现象与台湾文化认同的未来》，《第一期两岸青年观点论坛文集》，2014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第5页。 ⑦海泽龙：《回首反服贸运动：“恐中”心理背后的经济意涵》，《第一期两岸青年观点论坛文集》，2014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第15页。 ⑧蔡秉勋：《“反服贸风波”后续之省思和做法》，《第一期两岸青年观点论坛文集》，2014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第44页至45页；罗鼎钧：《从“反服贸”到“茶叶蛋”看两岸青年之隔阂》，《第一期两岸青年观点论坛文集》，2014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第50页至51页。 ⑨郑振清：《“反服贸”背后的贫富分化与阶级政治》，《文化纵横》2014年第3期，第61页。 ⑩[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1)邱道隆：《“反服贸”运动与台湾的政治社会演变》，《第一期两岸青年观点论坛文集》，2014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第9页。 (12)郑鸿生：《寻找大范男孩》，台湾印刻文学2012年版，封面。 (13)郑鸿生：《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第100页。 (14)这五个世代的年代划分方式是汪毅夫教授在一个两岸关系研讨会中口头提出的，本文作者当时在现场手抄记录。至于对五个世代的具体阐述，以下内容当中有部分是汪教授的论点，有部分是笔者所写。笔者主要是借鉴汪教授有关社会变迁和世代变迁的社会史观，至于具体文字内容的文责则由笔者自负。 (15)郑鸿生：《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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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青年在华认同重建的多角度视角与战略路径_台湾媒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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