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农电视传播研究探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农电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项研究意欲对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对农电视传播研究的研究成果做一番学术检视。所选择分析的对象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相关论文。笔者选取2000年至今新闻传播领域中与“对农电视传播研究”直接相关论文170余篇［注：以“电视”（或“收视”、“节目”、“荧屏”、“村村通”）＋“对农”（或“三农”、“涉农”、“乡村”、“农民”）为检索关键词或检索主题，进行高级检索所得论文］；间接相关论文100余篇［注：检索词不包括“电视”（“收视”、“荧屏”、“村村通”）检索得到的泛媒体视野下的对农（三农、涉农、乡村、农民）传播研究论文，其中包含了对农电视的相关内容］，共计280余篇，包括《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新闻大学》、《新闻记者》、《电视研究》、《新闻战线》、《新闻界》、《新闻爱好者》、《青年记者》等期刊。试图通过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对该领域十年来的研究进展予以回顾和总结。
一、新世纪以来对农电视传播研究状况
（一）研究成果数量：总体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从图1的分布情况可以清晰看到，从2000年到2009年（2010年统计未完整，后同），对农电视传播研究的论文总体呈现逐年增加趋势，考虑到我国近年来学术产业化造成的论文数量逐年增加的因素，该领域的研究力度十年来有所加强，但并非显著加强，与同期电视研究的其它领域相较并非主流。
统计显示，2004年起，研究成果明显增加。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从2004年起，中共中央连续7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在国家明确的政策导向下，研究者加大了对农电视节目的研究力度，期望通过研究实现对国家政策的反馈，推动对农电视专业频道的发展；二是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陕西农林卫视等对农电视传播专业频道和栏目的增加，使业者、学界均加大了对对农电视节目内容及发展对策的分析和批判。
而在2008年，直接相关论文数量有所下降。通过对文本内容的分析，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带来很大冲击，受此影响，研究者的关注点集中到如何通过对农电视传播提高农民收入上，实务性较强，而有意识地减少理论探讨所造成的。
（二）研究议题：呈现出阶段性典型特征，且具有较强的延续性
结合图2和表1可以看出，目前对农电视传播研究议题的特点：一是较为集中，且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但相对狭窄；二是存在明显的时间界限，使研究呈现典型的阶段性特征。相比2000至2003年，从2004年起，研究议题覆盖更全面。
图1
图2
笔者认为出现这两个特点的原因：一是受我国地广人多和东、西部地区发展存在差距等国情的影响，造成对农电视节目质量参差不齐，迫使研究者花费大量精力去论证节目操作中出现的问题。从图2和表1中可知，与对农电视节目操作问题相关的研究明显多于其他三项（共有132篇，占46％）。二是城市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但目前为农民提供服务的专业频率和栏目依然较少，造成农民话语权缺失严重。加之国家政策对农民群体的关注，使农民话语权自然成为关注焦点。三是宏观形势的把握需要多学科知识的支撑，但目前我国复合型人才仍较少，造成对农节目在社会转型及传媒市场化等方向的研究不够。
（三）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呈逐渐增加趋势
图3显示：近十年来的对农电视节目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呈逐渐增加趋势。所谓定性研究，是指研究者多从个人经验或观察到的情况、个案入手进行理论分析和探讨。所谓定量研究，是指研究者多使用测验法和观察法（问卷调查）和观察法（统计资料）得出数据，使用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作为分析和结论的依据。
（四）研究群体：以2005年为界，学界的研究比例激增
笔者按研究者身份分为四类：学界、业界、政府官员及跨学、业两界的学者。
从图2中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群体呈现出三个特征：
一是学界和业界的研究者是对农电视传播研究的主力；二是学界和业界研究者人数总体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三是学界和业界的研究者分布存在明显的时间线。在2005年前，业界的研究多于学界，而在2005、2006年两年出现平衡状态后，从2007年起至今，学界的相关探讨要多于业界。
图3
图4
究其原因：一是学界和业界的研究者处在对农电视传播研究和实践的第一线，对于理论应用和业务动态有着更强的把握，而政府官员则侧重于对政策的解读，发言频率有限。二是我国复合人才的培养工作跟不上，影响研究成果的转化。政府官员和跨学、业两界的研究者很少（近10年里仅有6人）足以证明此点。三是伴随国家政策导向的明确和对高等教育投入及科研经费的逐年增加，相比业界，学界有更为充足的时间、人才配置和物质基础对对农电视传播进行研究，这也是学界研究者逐渐多于业界研究者的根源。
（五）研究载体：电视专业期刊发表成果延续性、整体性更强，视角偏向于实务；而新闻传播研究综合期刊刊发成果则表现出断裂化、分散性，视角更具理论性
笔者按期刊性质的不同，将期刊分为电视研究专业期刊和新闻传播研究综合期刊两类。
从表2中可以看出，近10年对农电视传播研究直接相关论文的发表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从数量上比较，电视专业期刊和新闻传播研究综合期刊所刊发的研究成果基本持平，前者要稍多于后者；二是从两类期刊对农电视研究的情况来看，电视专业期刊的延续性、整体性更强；而新闻传播研究综合期刊的断裂化、分散性则更为突出。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相比新闻传播综合类期刊，电视研究专业期刊对农传播的关注点更有操作针对性，研究的重心自然与电视相关。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为例，其主管单位是国家广电总局，因此对电视研究成果的刊发具有天然的亲近性。二、在电视专业期刊发表的多为实务性质的成果，研究视角更为具体，而在新闻传播综合类期刊发表的多是理论性较强的成果。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广电行业和对农电视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对农节目的传播形态、渠道等，因此研究者多把重心放到对实务中出现问题的研究。
二、新世纪以来对农电视传播议题特征
对研究文献进行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我们发现，伴随国家对农政策环境的变化，对农传播研究的视域与议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表现出研究视角由单一转向多元、研究内容由概况转向具体、定量研究逐步受到重视等特征。其变迁按时间来划分，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2003年）：多数研究者围绕对农电视传播的具体节目与操作性实务问题展开研究，思路粗放，视角单一。
该阶段，多数研究者结合区域性制播机构（县级电视台）具体的节目内容及制作经验，分析对农节目发展的现状及问题。研究视野多集中于操作层面：节目的内容设置、样态分析、传播渠道等，针对对农节目的特点、问题、发展趋势和方向等基本问题的思考较为粗疏，研究方法以经验概括为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王三元的《把“重头戏”唱给农民——办好县级电视台的思考》①；续靖邦、宋献伟《对农节目的特点及改革设想》②；郭越岭《谈电视对农节目的联合发展之路》③；尤道远、裴艺元《地方电视台要把农民收入增长作为报道的重点》④等。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面临新的发展状况以及媒介传播技术的进步，让部分学者认识到对农电视传播革新观念的必要性，提出转变对农报道的思路和方法。此类议题并非该阶段热点，但却具有相当程度的前瞻性。童兵在研究中⑤，把对农传播的思考提到了社会转型的高度，指出应当在城镇化条件下，从农民生产、生活动态出发，考察农民对信息的需求变化以及涉农传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第二阶段（2004－2005年）：对农电视传播研究的转折期，对农传播的基本问题在新的“重农”政策导向下被重新审视。
新世纪以来的十年中，2004－2005年是对农电视传播研究的一个关键阶段。正是从2004年起，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以“三农”为主题，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在这样的形势下，电视媒介努力调整并改进着对农传播的方式及内容，相关研究也积极跟进，形成了“三农传播问题”讨论的一个小高潮。这一时期的主流议题是从新的“重农”思想出发，审视并反思我国对农电视传播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对农节目的性质、农村舆论监督、农民维权与农民市场意识的建立等。
其中，“关于对农节目的性质及其在传媒市场化背景下的发展问题”是一个焦点。多数学者认可对农电视节目属于公益性事业，认为公益性主要体现在对农节目的服务性上。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张振华提出，可以把包括广电事业在内的文化事业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类，对农节目应属于公益性事业，宜由国家主导并扶持⑥。但在对农节目这种公益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发行环境问题上，研究者的看法不一。争执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将对农节目完全放到市场竞争中，对此，当时的研究并没有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意见，对问题的回应多停留在宏观思路的层面上，例如齐勇峰提出的政府主管、市场调节的方式。⑦
这一时期“对农节目边缘化”的探讨一度也成为一个小热点，其实质仍然是“对农节目性质”这一基本问题的延伸，反思所触及的仍然是如何看待对农传播以及对农传播何处去等理念层面的思考。在诸多讨论中，很多论者都把新兴的传媒市场与传统政治力量的制约作为分析的终点，而把理想的公共领域构建作为可能的解决方式。这使得这一时期关于该问题的讨论更多地倾向于价值论层面的判断，而非认识论层面的具体分析。这些论述中，较为独特的看法是从文化角度展开的分析，张宁、鲍宜春提出当代都市的“文化霸权”⑧，在排斥农村生活的同时又对优秀的乡村文化资源进行符号化消费，使之陷入双重的边缘化境地，可贵的是，该文认识到“都市文化霸权”在缩小城乡文化差异上的作用，从而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对农传播留下了更有弹性的思考空间。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城市发展建设的现实需要，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农民作为一个阶层产生了分化。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农村和农民在生存状态上的剧变，对于构建现代对农电视传播具有巨大意义。金震茅在《苏南广播直面“新农民”崛起》⑨ 一文中，就以苏南农村为例探讨了这一问题。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对农民工的务工、生活与维权的媒体关注状况，也进行了一些局部讨论，这些讨论实际上也是农村社会转型后对农电视传播这一议题的延伸。
2004－2005年，作为对农电视传播研究领域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小阶段，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在新的“重农”背景下重新提出基本问题的阶段，这些问题的再提出意味着新的思考可能性以及看待旧问题的新角度，尽管这些议题在这一阶段提出后并未取得定论、得到最终解决或者只是进行了浮泛的议论，但仍然具有启发性的意义，此后相当长时间的研究，实际上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化、补充与再回答。
第三阶段（2006－2010年）：对农电视传播走向深入，出现了以对农传播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观照的趋势，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学中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方法得到一定程度的采用。
这一时期是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大转移的一个时期，解决农民工问题、建设新农村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在这一大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对农电视传播研究，把上一阶段提出的很多基本问题引向了深入和具体，相当多的论文专业纯度提升，对问题的回答与解决更具操作性。
对农民话语权缺失的反思及建言，是近五年来的研究热点。这一议题延续了前期“对农传播边缘化”的讨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讨论，把对农媒介“失语”上升到了话语权的认识高度，使其从单纯的传播问题上升为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同时也为问题的深化和最终解决引入了更多元的理论视阈和更复杂的学科交叉研究方法。从研究侧重来看，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从对原因的追问更多地转向了对问题的解剖和对策探讨，在理论工具上则引入了话语理论、政治传播学以及制度传播学等理论资源，在研究方法上，问卷调查等定量方法得到一定程度的使用。其中较具启发性的论文有《电视媒介中农民话语权的缺失与重建》，以话语理论观照农民话语权缺失的表现，使问题的讨论进入到话语渠道、话语主体、话语内容等操作层面上⑩；《农民话语权的成长》一文则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分析，指出农民话语权表达的分散无序，政治效能低下(11)。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对农民话语权缺失的阐释从前期的简单宏观框定转向了微观的具体分析，其中较为独特的角度有：从信息传播网络“短路”入手的分析(12)，以及从制度内失效因素诸如“制度短缺、制度虚化、制度偏好、制度曲行”等方面切入的分析。(13)
此外，在本阶段，对农民形象尤其是农民工形象的研究较多，这一课题是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农传播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一类型研究多采用符号学、叙事学等理论工具，分析媒体中的农民形象，讨论当前媒体农民报道的“污名化”现象，其意义在于指出传媒刻板印象给农民群体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后果。
三、新世纪以来对农电视传播研究的问题、思考与建议
毋庸否认，新世纪对农电视传播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突出表现在一些基本问题被提出来并且得到一定程度的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进步。但总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难尽人意，显示出与其研究意义极不相符的贫弱局面，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问题
这些问题有些带有整个传播研究的学术积弊的痕迹，有些则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造成的。
1.存在较多的重复研究，研究成果增量有限。十年来，对农电视传播的研究议题大多属于宏观指导类型的问题，其论证采用思辨研究的方法，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上存在相似甚至相同的现象，因此结论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例如对县级电视台栏目打造、传播发展等问题的探讨，多篇论文的论述同出一窠，难以体现学术研究的延续与继承；再如，“农民话语权的缺失与回归”的同题论文居然就有三篇，论述也基本是意思相近说法不同。
2.“应然”研究较为普遍，“实然”研究相对较少。所谓“应然”与“实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价值层面的判断，而后者则是对事物“是”什么的认识层面的判断。由于很多对农传播研究是政策催生的结果，从政策或理想原则出发进行演绎推理的价值判断较为普遍，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再加上对农电视传播就其性质而言是公共产品，“三农”问题又事关国计民生，结合社会时弊和需要进行理想化的论说，以天然的“政治正确”取代“现实认识”就成为相当部分论文所采取的姿态，这种论说理路往往流于空洞，欠缺说服力。例如“农村传播边缘化”问题，十年间的诸多论文，在对策探讨上都把问题的解决寄托于政府干预或媒体的道德自觉上，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3.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而且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其研究方法都不规范。在对农电视传播研究中，大部分的定性研究基本上等同于思辨研究，具有较大主观随意性，原始材料的收集处理的过程被高度约简。至于定量研究，则只是少量研究局部使用的一种方法。这种局面诚然有研究受到财力、人才、物力限制的原因，但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态度与认识水平应该是更为直接的原因。
4.研究视野较为狭窄，视角单一。相当部分广电业界人士的论文，是从区域性的节目或媒体出发的经验总结，甚至是宣传套话，而未提高到理论的层次。有的学界论文虽然也有意识地从多种学科视角去看待问题，但是多学科的视野整合却很少见。相当部分研究理论工具上的匮乏使其讨论往往停囿于自身狭窄的认识领域，使其思路停留在宣传性评论的高度，从而对问题挖掘程度不足、对问题的阐释缺乏全面性。
（二）思考与建议
以上这些问题既反映出理论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与投入力度的欠缺，同时也折射出对农电视传播实践的萎靡不振，毕竟理论的活力来自实践。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这一领域的研究面临新的挑战，如何避免跟风政策的一些“伪问题”研究，或者“非常肤浅仅止于经验感觉的”小问题”研究，抓住富于价值的真问题，这是其获得长足进步的关键。
作为建设性的建议，本文想着力强调三个方面：
1.从政策导向中解放出来，独立地提出问题与回应问题。新世纪以来对农电视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受到政策导向的牵引，不少研究追随政策动向，以政策的解释者和推进器自况，这种行政服务性的研究带来两个较为严重的后果，一是其议论脱离了学术研究的立场，变成了图解政策的宣传理论；二是根据政策重点寻找研究契合点，缺乏足够的专业距离来保持对政策后果的预见和反馈。这并不是说行政研究不能做或不该做，而是需要明确和强调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原则，即学术研究者独立自主地提出、思考和解答问题的重要性。事实上，“学术研究的核心在于能够独立地提出问题，提出实践者因本职工作需要一般无法提出的问题，提出能够启示、预警和反诘实践者的问题。”(14)
2.关注农村社会转型，以历史意识去发现问题和阐释问题。真问题总是由事物所面临的困境引起的，而提问则一定隐含着特定的立场和视野。如何看待对农电视的困境，以及采取何种立场去提问，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结果，因此应成为研究者在开始研究时就自省的问题。近十年来，相当部分的研究者在回应对农电视传播中的认识与实践困境时，往往局限于“标”而不是“本”，其原因在于未能以历史意识去看待困境，而置身于当下这个时代剧变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只有把我们在对农电视中所面对的大大小小的困难放在历史语境中，以历史视野去观照才能洞悉其方位，明瞭其内在勾连，进而抓住问题的真正性质。目前对农电视研究所面对的最大历史语境是农村社会转型，传播者、受传者、渠道、传播效果与传播内容在这一语境下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赋予了普遍性问题以特殊性，也赋予了特殊性问题以普遍性，需要研究者带着高度的历史意识和时代关怀，在这一语境中去发现和阐释问题。
3.突破对农电视传播发展的研究盲区，构建现代农村电视传播模式。电视产品就其性质属于准公共产品，而对农电视传播由于其社会重要程度和市场盈利能力之间的落差，其公益性色彩更为浓厚。综观近十年来的对农电视研究，在对农传播的发展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研究盲区：即将对农传播的发展定性于公益事业，完全寄希望于政府的支持和媒体的自觉，而忽略了探索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当前，随着对农电视传播事业的发展，公共财政的支出和收入逆差日益明显，而媒体的市场驱动特征也日益突出，这就与传统理论下的政府干预公共产品的提供发生了背离。因而，探索更为多元的对农电视传播体系和传播模式已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必然趋势。
本文是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① 王三元：《把“重头戏”唱给农民——办好县级电视台的思考》，《新闻爱好者》2000年第7期。
② 续靖邦、宋献伟：《对农节目的特点及改革设想》，《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10期。
③ 郭越岭：《谈电视对农节目的联合发展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1期。
④ 尤道远、裴艺元：《地方电视台要把农民收入增长作为报道的重点》，《电视研究》2003年第7期。
⑤ 童兵：《城镇化：涉农传媒必须面对的潮流》，《新闻爱好者》2003年第3期。
⑥ 张振华：《关于加强对农宣传的再呼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0期。
⑦ 齐勇锋：《论广播电视对农节目的产品定位和提供方式》，《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第5期。
⑧ 张宁、鲍宜春：《求解“涉农传媒”的边缘化困境》，《传媒观察》2005年第5期。
⑨ 金震茅：《苏南广播直面“新农民”崛起》，《传媒观察》2005年第12期。
⑩ 李小艳：《电视媒介中农民话语权的缺失与重建》，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
(11) 葛凯：《农民话语权的成长——以农民组织化为路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
(12) 倪新兵：《农民话语权缺失：信息传播维度解析》，《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3) 厉有国：《我国农民话语权缺失的制度因素审思》，《天府新论》2009年第2期。
(14) 潘忠党：《传播 文化 社会译丛总序》，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