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辩证视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所首倡的“出场学”，是一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出场过程创新本性的辩证视阈。在这一视阈中，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出场过程历史地展现为创新发展的辩证法，其中包括对如下内容的深度分析：思想赖以出场的历史场域的辩证建构；“出场”与“在场”、“同一”与“差异”等多重辩证循环；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三者的辩证作用。交往实践、多重循环和三重结构深刻地表征了马克思主义出场过程的辩证视阈。
一、历史“场域”的辩证建构
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展现为与时俱进的辩证过程。出场学的辩证法超越“在场的形而上学”，追问在场发生的原因和根据，追问“何为真正的历史在场”，追问“为什么思想文本在而作为原因和根据的历史反而被遮蔽不在”，追问“出场”与“在场”的差异何以发生着辩证的循环，这首先引导我们去思索思想赖以出场的根基：“出场者”的“场域”，即客观“场位”与主体“置身”的辩证统一。
“出场”一词本源于舞台表演艺术，在哲学指义中得到更为深刻的界定。正如我一再指出：“出”是摆脱被遮蔽状态而“进入”某一特定场域中的行动。“场”也不是一个通常剧院的台场，而是人类历史的宏大舞台。“出场”因此成为人类及其思想亲临历史舞台的现身行动。
“场域”追问是马克思开辟哲学革命新路径、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路标。在马克思之前，从来的哲学家都是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构造了种种关于历史场域的思想，思想、话语、文本成为没有历史语境而凭空出场、唯一在场的幽灵。他们从来没有提出关于思想与产生思想的根基——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彻底颠覆了一切旧哲学把思想宣布为先验在场和唯一在场的教条。马克思批判地穿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表象而追问“思想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穿越思想表象，揭示真正的在场——产生思想的历史语境及其现实的历史主体本身。第二，历史如何或为历史并需要和可能产生思想？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精神生产始终是物质生产、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的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追问思想出场的历史根源必须穿透思想出场层面而深入到历史场域之中，追问思想赖以出场的地平线。
批判地穿透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表象、走向历史深处，对思想赖以出场的历史场位做科学分析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理论旨要。穿过“无人身的理性”还原于对真实历史的出场者追问，就需要我们穿越文本和思想的表层而达到背后的根基处：作为出场者历史地平线的场域。
“场域”追问是马克思主义选择当代出场路径的时代呼唤。当苏东剧变、福山预言“历史终结”时，全球左派学者都在追问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和时代性。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用“幽灵学逻辑”追问“马克思的幽灵”何以在苏东剧变中退场后如何“再行出场”。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作为对资本全球化及其危机进行深刻批判的“马克思的幽灵”不仅重新出场，而且被西方热捧。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幽灵”出场的历史地平线，如何理解这一时代的场域，如何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路径，成为这一时代重大的课题。
“场域”追问是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与后马克思主义对话、创造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需要更深刻地切中资本创新的时代现实。由于资本创新和主导形态变化，资本全球化创新了历史图景，成为后马克思主义借机脱离马克思轨道的深层原因。如何认识和把握当年马克思出场的旧全球化历史图景，向以后工业资本为主导的新全球化历史图景转变，从而确定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恰当场域，以回应后马克思主义的责难，成为问题的关键。
“场域”追问也是榨取一系列当代西方哲学有价值思想资源、创造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需要。以“Dasein(此在)”为原点，阐释在者的出场过程，成为海德格尔构造“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时空场域成为在者出场的条件。迦达默尔将理解与历史(效果史)联系起来，成为有历史语境的思想解释。然而，历史在他那里，却缺乏构建性。布迪厄从社会批判角度分析了“社会场域”，将之归结为一个人的在场异化或扬弃异化的社会空间。列斐伏尔发现了“空间生产”的辩证法，深度分析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与“居所”的张力关系。卡斯特尔斯、哈维都从“空间生产的正义”角度不断触及在者的场域问题。“场域”追问，已经成为当代哲学家追问的最有魅力的问题之一。当代马克思主义在自己出场的场域指认中必然同时需要高度重视其他哲学家对场域问题的研究，充分榨取其合理的思想资源，重构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场域指认需要超越文本解释学视阈，甚至要超越迦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历史视阈。因为，在他那里，虽然有思想对历史的依赖原则，但是因为历史仅仅是被安排在场，而不是出场者的主动构建。思想对效果历史的依赖因而就是对一种事先在场的必然大力的依赖。历史不是人本身的构建，就意味着出场行动者并不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或者说他们出场的思想与出场的历史之间没有创造性、构建性的内在关联。场域指认当然也需要超越一般资本空间生产的理论。场域不是同质性的在场，是一个特定的、具有内在分裂和辩证关系的空间。场域当然首先是出场者所处在的社会历史空间，表现为一种出场者和思想出场的“场位”。“场”指总体的历史语境，“位”指出场者在这一历史语境中的具体方位，也同时包括出场者选择的立场。场位指一种思想得以出场的客观空间和主体位置(立场)。每一个出场者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构成的宏观语境中出场的；而每一个出场者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中创造和选择一定微观位置(立场)。前者构成了出场者的历史制约性；后者表征了在历史制约条件下的可能的主体选择性。“场”与“位”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没有“场”就没有“位”，而没有“位”也不能显现“场”的存在。“在场之在”的辩证法曾经因为历史指向的变化而变化，从作为抽象思辨对象的在场、“感性直观”对象的在场走向“感性活动”创造的在场，进而走向改变世界的历史深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历史才真正开始。然而，当我们唯物地阐释历史、揭示思想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之秘密，“历史”本真意义并不必然自明。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马克思追问：历史究竟是一种现成在场、还是由人们的世世代代的感性活动构成的，因而是不断的出场过程？
马克思强调：历史场域不是一种外在于人和人的活动的在场，而就是由出场者的行动造就的历史语境或历史场位。这是出场者参与创造的对象化的历史境遇；而“置身”，就是出场者的出场在变革历史、创造场位的过程中进场，创造并进入场位之中的行动。“场位”与“置身”的相互作用恰好就是构境历史的实践。马克思将社会生活看作是实践的，将人理解为“历史中行动的人”，从主体方面、从感性活动、从改变世界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在场，历史场域因而就是人们世世代代实践的产物，也因此构成历史新的基础。
历史场域不是现存在场而是场位与置身之间辩证张力的构造体。没有感性活动、实践，就没有历史场域。人们怎样理解实践本性和结构，也就如何理解由实践、生产造就的历史场域。人们的实践观与历史观之间具有高度的贯通性。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实践结构观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在场、对历史场位的理解也就大相径庭，存在着客体向度、主体向度、主体际向度等不同的理解。
对历史场域作客体论的解释，形成了物象存在论理解逻辑。这一解释强调“场位”对于出场者的先在性、客观性和决定性，但是忽略了实践对于“场位”的创造性，“位”对于“场”的主体构境作用，表现为一种单线的历史决定论逻辑。
主体论视阈从改变世界的主体“置身性”角度、从“位”的主体创造和选择角度理解历史的本质。然而，这一历史观仅仅着眼于单一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忽略多元出场者的主体际关系，不了解多“位”出场者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历史语境的理解是片面的。
超越单一主体性，哈贝马斯坚持历史规范结构是构成的而不是既成的这一思想，主体际历史观把历史场位的置身过程解释为多元主体之间的交往。然而，脱离了客体中介的主体际必然陷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泥坑。
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超越客体论、主体论、交往关系论的在场视阈，这就真正触及出场者置身于历史语境和历史场域的本真意义。历史场域本质上是交往实践，即多元主体间为了改造共同客体而结成交往关系的物质活动。交往实践观积极扬弃历史场域的客体论视阈，揭示“场”与“位”关系背后隐藏着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由中介客体牵连的“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双重关系。交往实践观也实现了对人本解释学的超越。“人”固然是出场者，也是创造、改变历史场域、实现自己置身计划的主体。但是，这一主体之所以是主体，在于他与他性在场者之间的交往实践。没有交往，就没有主体。交往实践观也反对将交往关系、社会结构先在地固化为历史的本源，构成历史原点的不是交往关系，而是交往实践活动，人们的交往实践活动构成了人们的历史联系。
历史场域也绝不是单向度的在场。交往实践不仅存在着规范向度，同时也存在着否定向度和辩证向度，三重地构建历史语境和历史场域。在这三重结构中展开的历史辩证法和空间的辩证法，随着否定向度转化为新的肯定向度，历史场位就显现为一种时代性间距和差异性，出场者就具有新的历史地平线；肯定—否定双重向度的空间分裂，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正是在这一系列历史和空间差异中实现的。
二、出场过程的辩证循环
出场的辩证法不仅与“在场的形而上学”相互对立，而且与“在场/不在”二元阐释的后现代视阈也根本不同。无论在场或者不在，其阐释视阈仅仅是一种客体描述的逻辑。而出场的辩证法着眼于感性活动、在交往实践中对历史场域的构境。既然历史语境和历史场域是人们的出场活动创造的结果，而“出场”与“在场”又显现出差异或同一，那么，“出场”与“在场”、“同一”与“差异”、“出场”与“缺场”、“出场”与“退场”就必然呈现出多重的双向循环。多重循环构成了出场辩证过程的主要环节。
“缺场”与“出场”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否出场、怎样出场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何以需要与可能出场？只有当资本全球化使历史的物质出场者——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解放头脑”才显现为真正的“缺场”，因而才必然召唤马克思主义历史地出场。思想的出场决不是“无人身的理性”。因此，“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虽然遭遇各种“神圣同盟”的驱赶，也毫不犹豫地坚定地出场，成为改变世界、谋求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苏东剧变，西方新自由主义者福山等人欢呼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灰飞烟灭”、“永恒退场”，这只能是梦想。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使资本主义特别是某些资本主义模式名誉扫地，比如说美国模式或者说华盛顿共识”②，相反，马克思主义重新在西方出场并受到热捧，这一事实表明哪里有缺场、空场，哪里就有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必要性。在资本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出场既是一种批判的历史选择，更是一种超越的历史必然。
“出场”与“在场”的循环是哲学自我反思之镜。一切形而上学之梦幻就是企求过去、现在、将来一劳永逸地“永恒在场”。虽然海德格尔以“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的深刻提问对以往一切在场的形而上学加以质询，但是，他的质询始终不过是对某种“在者”永恒在场的怀疑，而不是对“在”的意义批判。对在的意义的追问、对在场的迷恋仍然没有摆脱德里达所说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其实，“在”并不等于“出”，“在场”不等于“出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打破了这一梦幻，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理解始终是在出场之途、造就出场的场域中对场域及其在者的理解不是停在某处、静静伫立而对历史的感性直观式的理解，更不是作为永恒在场的静止在者，对现实、事物、感性仅仅从现存在场出发的理解，而是要从感性活动、生产方面去理解，从走向在场、造就在场即出场过程去理解。感性活动的对象化在造就在场，思想的在场不过是出场的反思形态。但是，马克思之后，人们很快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变成一种“一般历史哲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一种一成不变的真理体系，又恢复了“在场的形而上学”。因此，冲破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其理解为不断创新、创造差异、与时俱进的逻辑，那么必然首先要阐明“出场”与“在场”的关联。
“出场”与“在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循环。如果说，“在场”是在者在历史舞台上的当下现身状态，那么，“出场”作为通向“在场”的现身行动，目的当然是为了“在场”。“在场”之梦推动着“出场”。“在场”既成为“出场”的目的，又是“出场”的动力。因此，要理解“出场”，必须理解“可能的在场”本身。在场的可能性引导、推动、召唤着出场者的出场，使出场变成一个朝向在场转变的谋划行动。此外，在场是出场的结果，也是出场行动的相对完成；两者相互规定、相互依赖，共构一个完整的出场学结构。出场决定了在场状态。原初出场之前，场域仅仅是一个空场，只有出场才使空场无转变为实有、在场。在场的一切可能性状态都是由出场的本质、结构、指向等等造就的。因此，理解现存在场，就是理解此前的出场。否定现存在场，就是召唤新的出场，出场与在场存在着正向循环关系。
“出场”与“在场”也相互对立、反向循环。“出场”是创造在场的过程，不是既成的在场状态，而是对既往在场状态的某种否定和修正。每一次出场都是一种重新布展和意义重构，每一次出场都具有独特的历史个性，因而出场本身就是差异的集合。反之，出场未必能够在场。出场者需要具备在场的一切禀赋和能力，需要与历史相互适应。
因此，出场与在场相互对立、相互否定，彼此都是任何一方不能脱离的“他者”。“出”是“在”的虚无，对于出场而言，无论是空场或现存在场状态都是被否定和消解的对象。“在”也是“出”的虚无，“在场”的“他者”没有“空位”，将排斥异己的“出场”。“在”秉持自身的同一性，强调当下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的持续性甚至永恒性，“出”则强调“在”的差异性与转换性。“出”是对“在”状态的超越与变革，是对“在”的重写。出场始终在创造新的在场，产生新的形态、新的差异。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要不断改变自身，不断自我否定旧的在场形态。“在场”追求“同一”，而“出场”呈现“差异”。每一次出场都是内在地遭遇时空变换，因而使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都相应发生变化，创新出场就是走向差异之途。在差异中，出场意义之间存在着连续与断裂的统一。在场的同一与出场的差异是相互循环的。在场的同一形成了存在状态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形成了差异的出场赖以行动的前提条件。差异是对同一的否定，必须首先理解在场的同一，才能深刻理解出场的差异本身。反之亦然，要理解、选择和设计在场的同一，必须深刻理解出场带来的差异，在差异中坚守同一、在否定中保持肯定，这是在场的阐释逻辑与行动逻辑。同一与差异，不仅相互区别、相互对应，而且相互循环。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同一与差异的循环发生在两个维度、两重关系之中：同一与差异在历史维度中呈现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一与差异在空间维度中产生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出场”与“退场”也因此必然构成一种对应的循环。既然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那么，被创新替代的不适合新时代、新语境、新变化的旧结论、旧观念、旧理解就必然要退场。既然没有永恒在场、终结在场的逻辑，那么，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原意的历史误解和主观附加成分，任何因为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失去在场价值的观点，都将不断地退场。退场是为了更好地出场，退场是出场的历史前提。如果把一切在某种特定语境中形成的理论结论、话语僵化为永恒在场的逻辑，就是教条主义。没有局部退场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不断出场和在场的可能。拒斥局部退场、不承认理论在场对于历史语境的依赖性，就可能造成整体僵化，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总体退场。局部退场的目的在于不断更好地创新地出场和在场，而不是总体退场、永恒退场。西方“神圣同盟”希望彻底埋葬“马克思的幽灵”，使之永恒退场，这与教条主义导致的结果两极相通。旧的退场与创新出场，构成一个理论发展的更新逻辑。
三、出场机制的宏观逻辑
既然现实的历史主体是真正的出场者，历史的思想不过是出场者之思，那么，解答“历史如何产生思想？”之谜，实现这一追问的出场学意义的反指代身，我们将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是在一定的“出场语境”中选择一定的“出场路径”而形成一定“出场形态”的行动过程，构成了历史语境转换和理论创新之间相互关联的双重逻辑。因此，我们就应当遵循思想的多重循环的辩证过程而进一步探索历史的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三者构成的宏观结构，以及历史维度和思想维度构成的双重演变逻辑。
着眼于出场机制的宏观逻辑，就是要从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研究转回到整个出场机制研究。当前，为了“与时俱进”地阐释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热衷于探索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提出了林林总总的构建方案，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体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等，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始终存在着一个先天不足：当代形态的直接阐述缺乏一个前提反思的基础。“何以可能”或根据问题始终存在，这一追问使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出场机制研究。在出场学视阈中，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都不是凭空出场、没有历史根基的，理论形态都不过是出场形态。这必然包含两个含义：一是说，任何出场形态都是在一定的出场语境中、选择一定的出场路径和出场方式，从而造就的出场形态。出场者从自己的出场史实中生发“思”，以行出知，以史出思。出场行动造就着理论形态，也需要理论形态。理论形态是出场者历史行动的合法性辩护和意识形态表达。理论形态始终对出场语境、路径、方式有根本的依赖性。二是说，理论形态一定伴随着历史的语境变化而变化。从出场者的出场来看，所谓“历史场域”就是出场语境，是出场者的总体生存状况，是出场行动造就并受其制约的总体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是由“出场语境”——现代历史的生产方式决定的。随着大工业生产方式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新的“出场者”大工业无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独立登场。今天，一百多年来，尽管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旧全球化时代转变为新全球化时代，但是，只要资本全球化形态依然存在，这一历史场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作为批判和超越资本全球化的科学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退场。
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总是依赖于一定的“出场路径”。所谓出场路径，就是指出场选择的时机、方式和通道。一定的历史语境造就的思想出场的必然趋势，只有通过一定的机会、方式和通道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出场。路径是相对多样的，出场者的出场需要选择一定的方式和路径，而路径本身也是限定和制约出场的因素。不同的路径可能使同一本性的思想采取不同形态和风格出场。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总是采取不同的“出场路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宣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性现实形态的出场，也同样宣告列宁主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也是通过中国革命实践与文化变革双重路径实现的。
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选择一定的路径而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一定的文本形态和理论形态。这一形态并不是“脱域”而超越语境、超越历史的一般理论，而就是出场形态。出场形态对于出场语境、出场路径有本然的依赖性。任何理论形态其实都是一种依赖于出场路径的出场形态。我们不能将在特定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中形成的理论形态奉为在场的永恒。我们不仅需要深刻地解读理论结构，更重要的是要深度考察在场理论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路径。文本意义、文本理论形态实际上只不过是出场形态，是受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的。马克思曾经批判那些企图将他“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变成“超越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就是着力强调理论形态对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语境、历史情境的深刻的依赖性。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发生时代变迁，就应当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也表现在理论形态的变化上，这召唤马克思主义形态研究的出场学视阈。
出场语境、出场路径是不断变化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也发生差异性变化。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了这一差异性出场及理论形态与时俱进的必然性：虽然“《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些地方已经过时”，因此“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③
着眼于出场机制的宏观逻辑，就是要建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阐释坐标。当前，如何看待和评价以苏联东欧及其余脉为标志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批判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乃至于后马克思主义等等，成为学界关注的重大课题。看待和评价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评价坐标，它既能准确地对上述各种思潮加以划界，又能恰当揭示各种思潮的出场根据。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马克思生活在旧全球化时代，资本全球化造就了马克思哲学出场的“周围感性世界”，成为其新世界观赖以建立的历史地平线。这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资本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新世界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历史地平线所作的深刻批判的反思。它的问题谱系与理论视野具有对全球化一般本质和规定的揭示，因而在新全球化时代具有与日俱增的价值。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新全球化时代在生产方式、全球结构、内在张力、控制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换，因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新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语境中重新出场。差异化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造就了重新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理解框架包括两大地平线、四个模块。所谓两大地平线，即历史地平线与理论地平线；而每一个地平线的变化又界分为从“当年”到“当代”两个时代维度，因此可以区分为四个基本模块。历史地平线的转换就呈现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新旧更迭，“与时俱进”成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出场逻辑。
毋庸讳言，周期性的危机迫使资本不断创新寻找出路，推动从工业资本为主导的旧全球化时代向金融资本、知识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空间资本等等后工业文明时代转变。资本创新在转变资本主导形态的同时也在改变历史图景。所谓历史图景，就是各种历史要素结合的空间形态。历史图景发生变化，使马克思原有的理论与图景之间产生一定的“脱节”，如原先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物质生产资本决定消费资本、文化资本和知识资本，决定人力资本的再生产。这就很容易产生“物质生产”、“社会存在”决定“精神生产”和“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在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生产相对过剩，需要消费引领，创造消费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就成为资本主导。创造符号的文化资本成为主导资本而反过来决定物质生产。这就与马克思的原先设想有了脱节。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历史图景的深刻变化，虽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但是在低于历史水平的地平线之下坚守，因而是无法真正坚持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后马克思主义抓住了历史图景变化这一事实，但是却认为马克思的学说落后于历史而做出了抛弃马克思基本原理的决定，与马克思的理论渐行渐远。显然，只有从出场语境和出场形态之间的对应性变化出发，将资本批判一般原理与历史变化事实结合，来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出场的位置，才能将真正的创新与脱离作出准确划界。立足于中国本土，我们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具有中国气派与民族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路径。
着眼于出场机制的宏观逻辑，我们需要在差异化的出场语境中把握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和统一。资本全球化的“中心—边缘”两极结构造就的差异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同样保持着同一。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同一个资本全球化的现实。他们各自所做的批判性解读，从发达与不发达各自角度对同一资本全球化对象的批判，就形成了互动与联合的效应。这就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统一的历史基础。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出场的空间语境和路径的差异而造成中心序列的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逻辑和边缘序列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逻辑。两个逻辑在不同空间语境中繁衍，彼此之间也在不断对话。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对话维度因而就有了深刻而积极的意义。
全球与本土的思想差异不仅存在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而且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虽然当代西方思潮在总体上难以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不可否认，它们之出场是因为时代困境，它们提出的问题是时代的，而它们解答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也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不仅需要时代实践的驱动，也需要当代精神、当代思想的滋养，在思想撞击和学术对话中磨砺思想之锋，在不断批判地重新汲取对话者的优秀思想资源中成为当代话语。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②《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讲演录》，陈家刚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6-2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