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与产业区域粘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粘性论文,劳动力论文,中国论文,区域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3）04-0053-06
一、引言：新古典经济与二元经济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决定于资本、劳动两要素的投入，并假定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单一要素边际报酬递减（Solow，1956）。由此可以推论，某一区域资本回报率与该区资本—劳动比（K/L）成反相关，而劳动回报率与之成正相关。假设存在一个一体化的经济空间，即要素在地区之间能够自由流动，市场力量能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则资本将由劳动短缺的地区流向劳动丰裕的地区，而劳动力则由资本短缺的地区流向资本丰裕的地区，直到地区间要素价格（即边际报酬）实现均衡为止。正是资本与劳动在空间上的这种双向流动，导致初始人均收入低的不发达地区可以获得比发达地区更高的增长率，区域经济差距呈现缩小趋势，此即经济增长的趋同现象（Barro & Sala.I.Martin，1992）。
在趋同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只是起到类似转移支付的作用，有助于拉平地区间人均收入的差距；而资本流动则真正带来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获得比发达地区更高的增长率，从而为赶超发达地区提供了可能。因此，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差距而言，资本流动具有关键意义。在现实中，资本流动通常是以固定资产投资的形式，以产业的区域转移为载体来进行，故而，吸引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即通常所说的招商引资，对于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作用。
古典模式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1986；Fei & Ranis，1964）抨击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只适用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不适用于存在人口过剩并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该理论首先否定了新古典关于要素使用对称性和要素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例如，在著名的刘易斯两部门模型（刘易斯，1986）中，有两个部门——传统非资本主义（农业）部门和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有三种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但是，要素使用在两部门间是不对称的，即农业部门不使用资本而工业部门不使用土地，两个部门都使用劳动；由此引起要素流动性的差异，即土地和资本不具有流动性，而只有劳动是可流动的。二元经济理论还认为，对于那些人口过剩的发展中国家，其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蔽失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很小、零甚至负数。因此，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支付只要略高于传统部门的生计工资，就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从而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
本文认为，作为一个典型的人口过剩、城乡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二元经济假设更为接近当代中国的实情。而且，由于我国落后地区（如中西部）经济结构仍以传统乡村部门占据很大比重，而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则集聚了全国绝大多数的现代城市部门，这种地区间部门结构的差异使得二元经济假设不仅适用于部门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地区分析。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中国乡一城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力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以下，本文将从二元经济理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出发，探讨劳动丰裕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外流如何抑制了资本丰裕地区的资本外流，从而形成产业区域粘性。我们试图以此解释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经历20多年发展却迟迟未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原因。
二、劳动力无限供给与发达地区工资决定
1.人口过剩与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里，农业部门的初始技术状况和资源禀赋往往是：农业处于传统状态，即不投入资本，只使用土地和劳动两种要素，技术条件长期保持不变；土地已经达到精耕细作，人口规模大且生育率高，因而劳动相对于土地严重过剩。假设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模收益不变，则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将如图1所示。
图1 农业部门生产函数
在图1中，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生产函数为曲线M。我们可以确定两条脊状线OU和OV，两者之间是要素可替代区域，而在脊状线OV下方，生产函数曲线M变成完全水平，这表明，在土地总量固定为t（因为这时土地已经达到精耕细作）的情况下，超过s点而进一步增加劳动投入，将不会增加产出，即这部分新增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因此，多于OS的那部分劳动就是不创造任何产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于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人口在城乡间的正式迁移，使得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城市化水平比较低，2000年仅为31％，远远低于同期全世界55％的平均水平。由于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农村，造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据估计（农业部课题组，2000），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约在1.5亿左右，而且“十五”期间农村每年还将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约1000万。由于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导致我国农村劳动力长期普遍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并获取仅仅维持生计的农业平均收入。
2.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发达地区工资决定
改革开放初始，国内外投资优先集聚在区位条件优越、市场环境良好、同海外联系较为密切的东部沿海和大中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上述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客观上形成日趋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沿海与内陆的地区差距。这样，一方面是城乡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吸引，形成“拉力”；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创造边际农业产出，即其从农业中撤出的机会成本为零，形成“推力”。“拉力”与“推力”共同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90年代以来源源不断地向东部沿海和大中城市流动。据估计（温铁军，2002），80年代初，外出打工农民不足200万人，90年代初爆发“民工潮”，1992年有4000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和城市，1993—1994年增至6000万人，1995—1996年更高达8000万人。
由于流入沿海和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远远超过当地的劳动力需求，（注：虽然没有获得有关发达地区外来劳动需求的准确数字，但大量资料和实际观察表明，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发达地区未必能找到工作，从而形成“盲流”；即使找到工作的农民工，也是极不稳定的，雇主往往周期性地撤换员工，以此规避劳动保障并对员工施加压力。可见，外来劳动市场是不对称的，潜在劳动供给远大于潜在劳动需求。）因此在发达地区形成外来劳动力的买方市场，劳动需求方——雇主具有对工资决定的主动权，劳动供给方——农民工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扩大资本利润率，雇主倾向于最低可能的工资，这种最低可能的工资将由农业中的平均收入（注：Fei & Ranis（1964）认为农民的工资不是由其边际收入决定的，而是根据习俗将全部收入在家庭成员甚至社区中平均分配，因此农民的工资等于农业的平均收入，Fei & Ranis称之为制度性工资。）的某个加成比例决定，这个加成比例必须足以弥补农民的流动成本、政府的行政收费以及发达地区更高的生活费用，使得农民外出打工至少比在家务农更有利可图。然而，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退出的机会成本为零，因此一旦工资达到最低可能的水平，各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源源不断地争先外出打工，使得工资将由于供给过剩而长期固定在这一水平。因此，像刘易斯两部门模型所预期的那样，在发达地区最低可能的工资水平上，将获得外来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工资决定机制可以用图2来表示。
图2 发达地区的工资决定
在图2中，I为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W为工业部门的最低可能工资，它是I的某个加成比例，由于在发达地区工资等于W处，将获得外来农民工的无限供给，因此，外来劳动供给曲线S具有完全弹性，即它是一条平行于X轴的水平直线。D[，1]是工业部门最初的外来劳动需求曲线，也即边际劳动产出曲线，它符合新古典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劳动供给曲线S和劳动需求曲线D[，1]共同决定了此时发达地区工业部门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L[，1]。在这一阶段，工业部门获得的利润为WO、N[，1]，其中相当部分将用于资本积累即再投资，这样，工业部门的固定资本量增加了，导致生产能力扩大，人均资本以至边际劳动产出提高，因此劳动需求曲线将由D[，1]向右上方移动至D[，2]。此时，由于劳动供给曲线为一条水平直线，因此，实际工资将保持不变，但是工业部门的生产和就业都扩大了，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到L[，2]，WQ[，2]N[，2]则是这一阶段工业部门所获得的利润。上述资本积累的过程将继续下去，上一阶段的部分利润将转化为再投资，使劳动需求曲线进一步右移至D[，3]，实际工资仍保持不变，而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度增加至L[，3]。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只要还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上期利润→本期再投资→边际劳动产出增加→劳动需求曲线右移→吸纳剩余劳动力增加”的过程就将一直持续下去，发达地区工业部门将在实际工资几乎不变的情况下吸纳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的情况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将完全被发达地区工业部门所吸纳，农业部门的边际收入与工业部门的边际收入大致相当，这时，工业部门将不能再从农业部门中吸收剩余劳动力，劳动供给曲线将不再是一条水平直线，而是转化为一条平行于Y轴的垂直直线，剩余劳动力供给完全缺乏弹性。（注：实际中的劳动供给曲线并不像我们这里所描述的那样严格，它实际上是一条下凸的平滑曲线，初始点处具有完全弹性，随着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弹性逐渐下降，最终当剩余劳动力已完全转移时，弹性下降为零。）但是，如前所述，目前中国农村尚有规模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未曾转移，因此发达地区劳动供给仍处于供给曲线上近似水平的阶段，从而决定了近年来当地外来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增长缓慢。
三、发达地区不变工资与产业的区域粘性
理论上，决定工业企业投资区位和产业转移的因素，可以分为生产和营销两个角度。从生产角度说，主要考虑该地区要素投入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前者视所使用的要素而定，包括工资、利率、地租以及原料和中间投入品到厂价格；后者的影响因素很复杂，包括技术研发条件、体制政策环境、管理和交易成本、融资可能性，等等。从营销角度说，主要考虑本区域市场潜力、对外开拓市场可能性、人际关系与营销网络、市场信息敏捷度、对外运输条件，等等。邓（Dunning，1988）将解释（生产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原因概括为三种“优势”，即产业组织决定的所有权优势、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地方化优势以及交易成本决定的内部化优势，显然，当一个（生产性）企业的初始区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上述三种“优势”时，假定企业想维持原有生产结构不变，那么它将做出对外投资决策，将生产向更具有上述“优势”的区域转移。当然，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将对各种区位影响因素赋予不同的权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工资是决定其投资区位和产业转移的一个关键因素。
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正是以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主，企业规模也多为中小型企业，因此可以推测劳动力成本将会是影响我国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两份有关发达地区企业投资区位和产业区域转移的问卷调查恰恰支持了我们的推测。李小建（1996）对在大陆有投资的55家香港纺织服装和电子工业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企业的初始区位几乎全都集中于广东。调查发现，这些企业投资大陆的主要动机中排名第一位的是“降低生产成本”，且其得分远远高出第二位的动机；在企业初始投资区位所考虑的因素中“廉价劳动力”排名第二，仅次于“接近香港”这一特殊的地缘人缘因素；在企业未来于大陆新建工厂所考虑的因素中“廉价劳动力”仍然是占据第一位的因素。陈建军（2002）对浙江省内以制造业为主的12个行业的105家规模以上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以在外地设立生产加工点为产业转移方式的企业，对劳动力成本比较敏感，倾向于选择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作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尽管劳动力成本是决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区域转移的关键因素，但在我国沿海地区经历了20多年快速发展后的今天，我们尚未观察到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一般认为富有廉价劳动力的内陆落后地区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尽管2000年初起中央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到西部投资办厂，然而几年来的现实表明，这些政策的绩效甚微，预期的大规模产业区域转移并没有发生。另据陈建军（2002）的调查推算，浙江省企业今后5年内对省外投资（包括对海外投资）的规模在100亿—500亿元之间，年均20亿—100亿元之间，这个数目仅相当于该省2000年GDP的0.4％—2％，规模不大。李小建（1996）的调查研究也表明，虽然内地被认为是拥有富裕的廉价劳动力，但到当时为止香港厂商在大陆的工业直接投资仍主要集中于广东，且向北移及向内地转移的趋势并不明显。综上所述，尽管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向内陆地区成规模转移的趋向，我们把这种产业区域转移滞缓的现象称为产业的区域粘性。
引起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粘性的因素很多，如初始投资地的人缘地缘关系、沉没成本、已经建立的生产协作网络，落后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市场容量窄小、市场化程度低、政府效率低下、投资信息不畅，等等。但是，由于劳动力成本是决定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投资区位和区域转移的关键因素，因此，沿海地区20年来实际工资的变化也就必然是解释其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何迟迟未能向廉价劳动力丰富的内陆地区转移的关键。许多学者在论述西部大开发时，往往认为东部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已经大大上升，明显高于西部内陆地区，由此他们强调目前加快东西部之间产业区域转移的时机已经成熟。这里所谓“劳动力成本已经大大上升”是依据有关“职工平均工资”的官方统计，但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存在典型的制度性分层现象，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依据其户籍关系而分别占据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一般而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使用的是外来劳动力，而官方有关“职工平均工资”的统计口径却往往只是针对本地劳动力，因此，官方统计通常并不能反映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成本的变动状况。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由于落后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形成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导致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对于落后地区并没有太大变化，同时源源不断流入的剩余劳动力降低了发达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投资者能够长期维持原有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传统户籍制度的存在造成了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层，外来劳动力由于不具有当地户口，只被作为暂住人口或流动性人口对待，当地政府并不负有向其提供社会保障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责任，同时政治体制的限制又使外来劳工难以组织自己的工会，因此，发达地区厂商不必为外来打工者支付社保费用，打工者的合法权益也常常受到侵犯，缺乏与厂商谈判工资的能力，这就进一步压低了厂商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实际成本。综合上述两个方面，致使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实际劳动力成本增长缓慢，企业可以长期获得源源不断的“过廉价”劳动力，在东部地区坐享较高的投资收益，因而也就丧失了资本西进和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这正是导致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粘性的原因，也是“西部大开发”政策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根源所在。
四、结论与讨论
以上，我们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出发，在理论上探讨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如何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实际工资增长缓慢，而实际工资成本的增长缓慢又如何导致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迟滞。显然，上述结论是在二元经济的理论框架内得出的，然而，如果放松要素完全流动的假定，则在新古典的框架内，也能得到相似的结论。
要素完全流动是新古典趋同假说的重要的隐含假设，由于资本和劳动具有一致的完全流动性，资本流动或劳动流动是无差别的，因而才存在两者在地区间的双向流动，并实现资本劳动比及要素报酬的空间均等化。但是，如果放松要素完全流动的假定，考虑资本和劳动流动性不一致、甚至两要素完全不流动的情形，则会得出与之不同的结论。如果要素完全不能流动，那么要素市场将不能出清、要素价格不会趋同，区域贫富差距将被锁定在初始水平甚或趋于发散。如果资本与劳动的流动性不一致，则将出现要素的单向流动（劳动单向流动或资本单向流动），此时经济的趋同性是不确定的。
我们认为，新古典的要素双向流动并非实现资本劳动比空间均等化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初始时期劳动力迁就资本的单向流动同样可以降低资本丰裕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从而提高该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使得资本丧失了向劳动力过剩地区流动的激励，这样一来，劳动的单向流动和资本的区域粘性便被锁定，表现为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地区，而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则十分迟滞。如果没有外来干预或其他扰动，上述过程将一直持续到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发达地区的现代部门吸收干净为止。（注：这一结论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时，劳动力将出现稀缺，实际工资开始上升，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要么向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转移产业资本，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么在原地调整生产函数，以资本替代劳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升级。显然，目前中国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决定了，距离发达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出现，可能还需要耐心等待较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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