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心二意看文学——关于世纪之交的文学处境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文学论文,处境论文,三心论文,二意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纪之交：文学的处境与选择”研讨会上，众说纷纭，有希冀，有忧患，有困惑。我的发言讲了三句话：用社会心看文学，用平常心看文学，用文学心看文学。我的意思，当前文学景气欠佳，不着急不行，但太着急也不行。文学不以文学为转移，不以我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我们对文学的处境与选择的体认，如果不从单一认识角度、单一价值系统去观照它，而是从多种认识角度、价值系统去观照它，可能符合实际些，可能从容些。
用社会心看文学
文学是社会心灵的文学表现。
每一个国度，每一个时代，社会心灵都有一定的着落点。承平之际，离乱之秋，革命风暴时期，和平发展年代，社会心灵的着落点有所不同。这里所谓社会心灵着落点，不同于新闻性和事件性的社会关注点、社会热点。社会心灵着落点维持的时间，长可达一个时代，短可有数年。无论作家自觉与否，情愿与否，文学总是直接间接受制于、附丽于社会心灵着落点的。文学的状况，包括文学的客体与主体，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旺发、平顺、偃蹇，文学的雅正、俗靡、混沌，文学的主潮、主调，莫不受社会心灵着落点的辐射和导引。中国古典文论所说的时序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以及从艺术可以观政治乖和、风俗盛衰，其底蕴正是揭示了社会心灵的变动与文学变动的对应关系。文学不是别的，正是社会民情的文学记录。
当前中国文学面临的不仅是世纪的交替，更主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社会的转型，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折，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转型，所产生的不是局部、方面性与层面性的变化，而是社会心灵的整体震荡、汰旧布新，这非一般的世纪之交的社会情绪动荡所能说明，从而对文学的牵掣也不能用世纪之交的文学涨落现象所能解释。
当前社会生活的重心，社会运行的驱力，社会现实的全景图，社会心理的关注点，是发展经济，是富国富民。发展经济，要抓住机遇，时不我待。经济上去了，国才能富，民才能富。这是利之所在，也是义之所在，是大义大利，义利一致。经济上去了，百业才能兴。在此之前，国家和人民不可能对文学有太大的财力投入，作者也不可能对文学有太专注的投入。孔圣人早就说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我揣测孔子说这话并不消极，他是很重视诗和文的，但他更尊重实际。国家如此，百姓如此，行无余力，文就只能是余事。一般而言，人类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的基点，国计民生的基点，本来不在文化、文学，只有在历史发展的某些时刻，文化、文学才可以摆到特殊重要的位置。而在历史发展的另一些时刻，文化、文学则只能处于不太重要的位置，这时，特别是文学，不能成为公众的关注点。非不愿也，乃不能也。现在似乎就是这样的时刻。
振兴经济富国富民不但是当前社会生活的重心，而且是当前社会良知之所寓。近世中国，外侮日剧，内患日深，救国图存既是社会心灵的着落点，也是许多有良知的文学家文学心灵的着落点。作家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作家的个人心态与大众的社会心灵，达到共命同心。大众只有话语，只有行为，文学家除话语行为外还有笔、有文学行为，于是文学家和他们的文学就成为社会心灵的号角、旗帜，成为社会良心的凝聚和象征。有些作家，如鲁迅，就被誉为民族魂。今天，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固然富国富民是包括大众与作家在内全社会人心所向的历史之潮、社会之潮，但另一方面，无论大众与作家，在这时代大潮中的站位都有了多元性，有了更多的个人选择。在这种背景下，作家个人的文学选择与非文学选择，与大众的社会心灵关注点之间，不再是无条件的两心一契，而是产生了个体与大众的距离。在多元的文学中，有的依然是社会心灵的凝聚与表征，有的可能就只是部分人甚至只是作家个人心灵的凝聚与表征，从而在某些文学中产生了社会心灵失落现象。相形之下，目前最代表社会良知的，未必是文学，而是真正能够富国富民的方略与经济行为。当前文学陷于诸多困顿，究其因既在社会现实方面，更在文学现实自身。
有一种认识，说目前是物质潮流主宰、压倒精神潮流的时期。我看这不正确。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正是这一时代精神引领着中国的改革和社会的转型，导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当然在这前提下也应正视时下确有某种物质偏至现象的存在，而且遍及社会行为并渗透到价值观念中。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与文学，在不同程度地向市场化倾斜。从业者既感受着物质的迫压，也感受着物质的刺激。市场是一位启蒙大师，它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明因子；市场又是一位魔术大师，改变了精神生产的纯精神性、文学生产的纯文学性，变社会精神生产、文学生产的过程为个人物质利益生产过程，或者使二者同化了。确实，从文学角度说，现在的态势，不是文学领导和改变物质化的社会潮流，而是物质化的社会潮流引导和改变文学。
我们社会的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古今中外，大凡转型期的社会，公众的物质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生某种无序状态或混沌状态是必然的。我们文学的发展也正处于转型期。中外古今，大凡转型期的文学，文学本身、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读者的接受心态，发生某种无序状态或混沌状态，也是必然的。转型是发展的产物，也是发展的标志。无序、混沌一般产生于转型的前期，也会延续到转型的中期。初生是对既成有序状态的冲决，发展是向新的有序状态的过渡，都伴随着混沌，并在混沌中衍化，直到从旧型向新型转变的完成。其趋势不是从混沌到更加混沌，而是从混沌到逐渐清明。现在，人们对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非稳态，对文学自身的某些混沌状态，感到困惑和焦灼，渴望走出混沌，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当的。但从历史过程看，恐怕是难以主观超越的。
用社会心观文学，会使我们对当前文学状况多一点现实感，并且也多一点历史感。
用平常心看文学
在一个上升发展和均衡发展的社会中，老百姓都是用平常心看文学的。一个步入小康的社会，乃至从小康向富裕发展的社会，老百姓视文学也都以平常心。同时，为政者也是以平常心看文学的，这是由文学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的作用、功能决定的。当经济建设应天（历史）顺人（民心）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主体，文学就应实实在在成为精神文明建设总体中的常态构成部分。应当承认，文学在社会危机时期、社会停滞时期、社会发展时期的作用、功能是有所不同的。有时候，社会政治将文学视同经国大事、社稷重器，但这是特殊的情形。一般情形，尤其是社会顺利发展时期，文学只是与经国有关，与社稷有关。由此，为政者对文学的关注，也有相对特殊关注与相对平常关注之别。此外，为政者是否视文学以平常心，也是由文学自身发展态势决定的。当前文学遇到种种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但只要在整体上不发生方向性、根本性的大问题或其他严重问题，为政者对文学的关注，就属于保障总的导向，或加大导向力度，以及一般性的调整、理顺，或局部克服、纠正之类，总的说仍是相对平常的关注。我以为这是正常的规律。文学界对此应持平衡心境。
事实上，现时文学家看文学，也开始换一颗平常心了。一是持平常心看文学的社会坐标。从古迄今，不平常的年代，文学被高悬于文以兴邦、文以丧邦的空中楼阁，文人、作家因此获荣宠或罹祸患。现在人们不这样“高抬”、“高看”文学了，只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多数作家对此是认可的。二是持平常心看自己的写作。往昔，革命文学家为文有战士情怀，大众文学家期望代表大众，为艺术而艺术者以文化孤旅自诩，“精英”文学家以“精英文化”顾盼自雄。种种心态，或正或偏。而现在许多作家，消歇了特别情怀，自严自律的，仍把文学看作事业，看作创造；自得自嘲的，就把文学看作职业，看作操作。有人歇力表现对文学写作庄严性和使命感的消解，有人把文学写作叫做玩文学，叫做码字。因而作家持平常心看自己的写作也就有了积极与消极之分。三是持平常心看读者以馈。新时期伊始，文学的社会轰动效应曾经为许多作家羡慕向往，如今多数作家对盛况难再的轰动效应已不抱特别的希求。认真的作家但求无愧于己（文学），无负于人（读者）。也有些作家转而营造小圈子效应，或文化消费市场的畅销书效应，或两者相叠加。
当然，作家看文学持平常心的背后，实际上有不平常心。大家对文学在商潮冲刷中的变化，有适应有不适应，有困顿和忧虑，有心理与行为的失衡——或偏于商，或偏于文。由于都不是自主行为，而是被动行为，这就不能说很平常。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以平常心看文学的三类人中，作家是文学从业者，比诸老百姓、为政者，心态自然更复杂。
用平常心看文学应当说是社会进化和文学进化的必然。视文学以平常心，就是正常心、自然心、平和心、容涵心。它是超常心如阶级斗争心或精神贵族心的返朴归真。平常心并不与正常的崇高心对立，目前倒有向庸常心异变的情形。有人说当今应是文学诸神归位之时，回归文学本位。从前有过文学越位，即超越文学本来之位，这不利于文学发展。现在则有文学失位之虞，即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学找不准、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也不利于文学发展。文学归位是正常的，越位、失位都脱出正常。由于对文学之“位”有不同理解，因而对文学的越位、失位、归位也有不同理解，随之人们对此所持态度并不相同。
用文学心看文学
用文学心观文学，所见的第一景观是社会的文学需求景观。社会对文学的需求，大抵有三个层面：意识形态需求，文化形态需求，消费形态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共时性，也有历时性因素。即：总的说来，社会需要文学有与时代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性以至政治形态性的内容，社会需要文学有一定的文化面貌以至能进入文化积累的品质，社会也需要文学能够为公众提供某种情感或情绪宣泄的渠道，三者是共时性的；而有些历史时期或年份，社会更加着重要求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特别是政治形态性，或者，更加着重要求文学的文化形态性，因而社会对文学的需求既有共时性又有历时性。以当前情况论，社会公众对文化、艺术、文学的消费形态欲求，明显大于其他。眼下是实用文化、商用文化、生活文化滋长期，是市民文化、粗俗文化滋长期，是休闲消遣文化、感官文化滋长期，文学也一样。文学的精神性，艺术文学，精品文学，是领导部门和有识之士倡导的，却并非一般公众的普遍需求。这是和社会转型以及文化进入市场有关的。确实应该对这种文学需求态势加以正确导引，但在一定时期恐怕也难以完全避免。
用文学心观文学，所见的另一景观是文学生产力进入某种疲耕期的景观。生活是文学的土壤，人类是文学的播种者、耕耘者、收获者。凡有人类的地方，都可能产生文学。但有些时代、有些时期，有些国度、有些地区，文学的发生发展情形，文学生产的丰歉情形，却有很大差异。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它的发展依存于人类自身的发展，文学生产的发展程度依存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发展程度，但又并非机械对应。马克思早就揭示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指出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马克思的这种说明具有原理性。
除了文学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或许文学生产自身还有另一种不平衡，即与文学发展的丰年、歉年、平年相关的文学生产力的力耕期、休耕期与疲耕期的不平衡。这当然未必是原理，但却是客观现象。历史上有些时期或年份，文学生产力异常活跃，也有些时期或年份，文学生产力相对疲于耕耘。力耕期与疲耕期都是就文学生产力整体或群体说的，休耕期则是就文学生产力个体或个体零散集合说的。目前我国文学生产力，似有进入疲耕期迹象。一是事实上文学在社会转型中未定位，在艺术上找不到高度坐标，在读者中找不准期待视野；二是不少作家，包括老、中、青各代各层的许多作家，也还找不到或找不准自身位置，又普遍感受着文学之外的生活压力，主要是经济压力，大家操心的事太多太杂，操心而又不知如何用心于文学，因此疲于耕耘。这种情形也许还会持续一个时期。文学疲耕期并不一定作品锐减，可能产量仍然很大，问题是普遍缺乏精品意识，不少作家，包括知名作家，倦于精耕细作，这正是疲耕期的主要标志。
用文学心观文学，所见的再一景观是作家文学心态和文学才能进入转换期、异变期的景观。作家作为一个社会人和文学从业者，从事创作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大抵有为人类、为人生、为自我三类。在每一位作家身上，为人类而文学的心态，为人生而文学的心态，为自我而文学的心态，可能兼备，也可能突出其中之一。这除了和人生观、价值观有关外，还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当经济和一般社会发展处于较低阶段，尤其是当民族危机、社会危机严重时期，作家多有为民族、为人生而文学的心态，少有为人类、为自我而文学的心态。当经济和一般社会发展达到较高阶段，当社会相对顺利稳定运行之时，作家持文学为人类、为自我心态者会有增加。现阶段我国还不属于发达国家，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为人类而文学不可能是多数作家或众多作家的心态，为人生仍是普遍的文学心态。但我国又是一个开始转入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个发展水平趋近小康的社会，于是作家的文学心态除了为人生之外，增加了为自我的因素。相当一部分作家开始把为自我而文学作为为人生而文学的补充，也有一部分作家从事创作的重心就放在为自我而文学上。
为自我而文学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精神性的、文学性的，即以文学作为精神上、艺术上自我实现的载体，这就是表现自我或自我表现的文学观。另一层面是物质性的、非文学性的。目前物质性的为自我而文学，颇有取代精神性的为自我而文学的态势。文学对于相当一部分作家来说，不仅仅是文学事业，还是文学产业。已经出现文稿竞卖和文稿经纪人。已经有作家在现行稿酬制度之外，自定标准，数倍或十数倍于一般稿酬标准。稿酬进入市场，随行情、随供求关系而升涨，这在当代文学发展中前所未有。由于一般商品市场和文学商品市场的作用，有些作家已经转换脑筋，考虑投入创作、投入才能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回报率。但另一方面的情形是，文稿拍卖并不能反映作品质量，作品流行与否、畅销与否也未必能反映其价值。在文学市场上，价格与价值的分离已不鲜见。就一般物质生产而言，能够做到投入少而产出多的是成功的生产者和经营有道者。但就精神生产、文学生产而言，投入少而产出多的几乎可以肯定并非精品，而是俗品、庸品。文学精品注定要投入多而产出却少。在精神生产、文学生产范围内，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应当截然不同于物质生产。一个追求而且实行少投入而多产出的作家，最终的结果，最大的可能，将成为一个失败的而非成功的作家。
但目前，物质的挑战与诱惑毕竟是强大的现实力量，因而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文学生产力从精品移向常品乃至俗品的波动、流动现象，显示着市场机制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文学才能的市场增值同文学应当具备的文化品格相脱节的现象。作家也罢，编辑也罢，过多计算自己、计算作者才能的含金量，对各自获得财货固然有所进益，但对艺术对文学都可能是一种浪费、一种牺牲。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前文学才能的浪费与流失情形。这也无法统计。如果能够统计，其显示恐怕可叹可惊。文学才能的浪费与流失可虑，文学才能的透支更堪忧。譬如作者们竞相在大小报刊开设随笔杂谈专栏，就是才能透支渠道之一。一个专栏不算数，三个五个专栏不嫌多，同时揽十个八个专栏的也不稀奇。当然只有知名作者才有如此设摊（摊群）售文资格。唯其是知名作者，其才能的消耗就不仅是量的消耗，还是质的消耗。我这里所指的包括但主要不是指本来以随笔名家的作者，而是本来不以随笔名家的作者，随笔名家也有写得过滥的情形。现在是小说名家也很热衷随笔写作，大家钟情于随笔杂谈，一是市场需要，二是作者自身需要。随笔杂谈的写作相对费力不大而收入颇丰，已成为作家的一条“解困”捷径和“脱贫”便道。这股随笔热确有佳作推出，但水货也随处可见。比较单纯以文市易者不必说了，就是比较认真的作者又能怎样呢？知名作家再有才识，他的思想、才能、见识、体验，经得起小随笔这只大漏斗日漏三升夜漏八斗吗？还有多少可以留住以供大制作的积贮？现在作者们仓廪充实呢，还是几近掏空？就那点意思反复在随笔这只炒锅里炒，寅吃卯粮的透支窘态露没露形迹？
文学心态的秉持、文学才能的投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发生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在冲突中嬗变。这嬗变有历史进步性，也有现实局限。人们可以赞成它，可以不赞成它，可以努力改善它。
三心二意看文学
用社会心、平常心、文学心看文学，是各从一个侧面看我国当前文学的处境。三心只是分析的说法，实际并不能分拆开，而是交织着、咬合着的，都是对文学所承受的现实诸方面制约的体认。“三心”看文学包涵着“二意”，即看待当前文学处境的实事求是之意，以及看待世纪之交文学前景的积极选择之意。三心二意看文学并不是调和与犹移，而是明晰与坚定。我们确实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文学正遭遇着新矛盾新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对此作出理性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探求文学发展的积极前景。
关于当前文学所处社会坐标、人心坐标、艺术坐标较之往昔的显著变化，人们大抵归结为经济推力的作用。失落者、困惑者说是重商轻文，重利轻义，对此感觉一份无奈；接受者、顺应者说是市场经济，理所固然，对此安然处之，乃至推波助澜。前者看取的是过去，后者看取的是现在。我以为文学的当下处境，除了经济推力的作用，还有社会推力的作用。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经济推力，总是不但突显经济主体性，而且转化为社会主体性，成为推进现实发展的总体社会力量的基础和主导因素。社会推力除经济推力外还有其他综合成分，文化推力也在其中。固有的文化推力与新的经济推力及其他新的社会推力成分整合为新的文化推力。目前的文学处境正是新旧社会推力、经济推力、文化推力的聚合。我们既不应只从过去看现在，也不应只从现在看现在。我们既要看取过去，也要看取现在，还要看取未来。世纪之交的我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运作，就是属于现在也属于将来的。它的消极面纵使再普遍，从历史发展看终究是局部的、暂时的；它的积极面则是根本的、超越现在的。全民涉商也罢，全文涉商也罢，确实产生某种失衡，但社会的转型、文学的转型却唯有打破旧的平衡方可实现新的平衡。新的平衡肯定要结束现时的某些失范状态，但若无失范也不会有新的规范。在一定阶段，文学的痛苦、智慧的痛苦是一种无奈，也是引渡向未来的一种代价。对待现在，对待从现在萌生的未来，需要持现实理性，更需要持历史理性。
消极对待现实并非现实理性，更不是历史理性。三心看文学，承认文学遭遇困顿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应当安于现状。诚然，哲人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们却有必要强调，凡现存的都可以找到历史哲学的解释只是其一，还有其二，即从实践品格说，现存的未必都是合理的。更有其三，即现存的、合理的未必就是永恒的，未必就是合乎理想的。我们对世纪之交我国文学处境的承认与解释，都是为了立足于现在而引渡到将来，都是为此而寻求合乎我们更高理想的文学选择。合乎理想的选择是尽可能缩减和缩短文学的痛苦、智慧的痛苦的选择。社会转型期的某些混沌情形，某些精神和道德失范情形，文化、文学包括作家心态的某些商化、俗化和失位情形，也许有客观过程的不可完全避免性，因而人们可以有某种理解甚至容忍；但并不意味着应当安之若素而不加调控、纠枉、导正。至于个人操作行为和对策原则，我看也不应过于急功近利。就拿作家心态说吧，无论如何，文学敬业精神总还是应该提倡的。作家应该对社会负起责任，对文学负起责任，对读者负起责任。作家是社会人与文学人的二位一体，作为社会人当然可以有非文学的社会行为，作为文学人在文学活动中却应当尽量屏除非文学心态。事实上，真正的文学读者、文学爱好者是寄望于纯文学、纯作家的，期待文学的纯净、作家的纯真。只有纯作家才能创造纯文学。纯文学的概念，不应是以题材、主题、体裁、写作样式区分的概念，不应是与俗文学对举的概念。通俗文学中也有纯文学与非纯文学之别，正如非通俗文学中也有纯文学与非纯文学之别。文学公众期望的是富于文学精神的文学和由富于文学敬业精神的作家创造的文学。现在有人喜欢说文学的自救，文学的自赎。在诸多现实制约中，真正的文学自我救赎之途，我看就是作家的文学敬业精神。
文学敬业精神是文学跨世纪之舟。新世纪之岸已经不远。下一世纪，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学将完成自己的转型。经济不再是社会、人心、文学的重负，将转化为社会、人心、文学的轻翅。那时我们的文学将不再受困于经济人生。我们的文学将表现超越经济人生的新人类。我们的作家将脱离经济人的窘境而上升为文化人。那时用社会心看文学、用平常心看文学、用文学心看文学将有另一重天地。那时作家的文学敬业精神将有别一种内涵。我们该为之努力，遥寄我们的神思与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