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治理通胀对中国之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战后初期在治理通胀方面取得其他发达国家未曾有过的成绩，主要实行的是计划与管制的政策，而且这种政策是通过物价管制、倾斜式生产方式的实施，提高企业生产热情和扩大供给来实现的。本文试图通过总结日本战后治理通胀的成功经验，分析其对中国治理通胀的启示。
一、战后初期日本的通贷膨胀、对策及其经验
战后日本经济改革的特征
战后目标经济的发展是伴着经济改革实现的，而经济发展又促进了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可以归纳为自由化、民营化、国际化。具体地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年至1950年。取消了战时资源分配上的许多规定，为了对付通货膨胀，促进生产的恢复，保留了对商品和信用的分配，对外贸易也实行管制。
第二阶段：1950年至1980年。这个阶段主要撤销了对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的管制。贸易和资本交易自由化成为国际义务。由于日本的产业还很脆弱，自由化不是日本自发的要求，它是日本加入先进国家行列的一种代价。
第三阶段：1980年以后，逐步实现了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国铁等企业的民营化，以及资源、通信、运输产业的管理自由化。
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经济改革又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在1945年至1950年，它的经济发展目标是脱离战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实现社会、经济结构的民主化、非军事化。
第二，这种经济改革是渐进的，有阶段性的。产生这个特点的原因有二点：一是市场的成熟需要时间。在市场成熟之前，一定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二是改革会牵动很多集团的利益，对抗很激烈。
第三，与宏观和需求方面的政策相比，日本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稳定化，重视微观和供给的问题。
战后初期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和经验
（1）战后初期日本的通货膨胀
1945年8月15日，太平洋战争结束。 战争给日本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深重的打击。1945年工矿业生产水准下降到1935年的百分之十以下，农业生产也下降到1933年至1935年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战后初期的日本陷入了严重的生产能力下降、物资供应不足的景况之中。
与生产能力的下降，经济活动的停滞相比，金融资产的积累急剧膨胀。1945年8月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达1954亿日元， 日本银行银行券发行总额达423亿日元，两者合计达2377亿日元，相当于1937 年的八倍。另外，为了调剂军事费用，日本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到1945 年8月为止的发行总额达1175亿日元，相当于1937年的13倍。加上战时补偿费，公司债和股票的发行，1945年金融资产的总额达5000亿日元。1944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745亿日元，5000 亿日元的金融资产是一个何等大的天文数目，由此可见一斑。
生产能力下降，物资供应的不足与金融资产的积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失衡是产生战后日本高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1946年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三百。
1946年年底开始，日本的通货膨胀进入一个新阶段。11月日本政府实行了“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将34种生产资料，52种消费资料归于政府统治之下。并把煤炭矿业、化肥产业、钢铁产业等基础产业定为重点产业，实行倾斜生产方式。为了配合实行倾斜生产方式，政府公布了“复兴金融金库法”，对重点产业进行融资。加上政府的物价补贴引起的财政赤字的扩大，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继续发展。
（2）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和过程
战后日本的物价稳定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年至1946年2月。发表了“战后物价对策基本要纲”。主要手段是：吸收过剩的购买力；实行物价管制；解决粮食不足；扩大生产能力；实行配给制等。
第二阶段是1946年3月至7月。主要手段是封锁存款，采用新日元、新财产税；设定公定价格体系等，来限制民间购买力。政府以米价、工资、煤的价格为基准设定公定价格。高价买入，低价卖出，差价由政府补贴来抑制物价的上涨。然而，这种物价补贴压迫了财政预算，增加了货币发行，反过来加速了通货膨胀。
第三阶段是1946年8月至1947年5月。在这个阶段，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对策由控制潜在的过剩购买力向扩大生产能力调节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方面发展。1946年8月，经济稳定本部和物价厅设立。 经济稳定本部和物价厅设立。经济稳定本部的基本方针是：增强物资的供给能力；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缩小过剩购买力；强化物资配给体制。根据当时物资、物价管制方针，实行了“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将34种生产资料，52种消费资料归于政府统制之下。并把煤炭矿业、化肥产业、钢铁产业等基础产业定为重点产业，实行倾斜生产方式。
第四阶段是1947年6月至1948年7月。1946年的紧急经济措施没有效果。物价在1946年秋天再次上涨。自由市场的消费资料1946 年 9 月至1947年3月上涨百分之八十。据此，政府不得不调整并上浮了公定物价。
第五阶段是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采用了第三次价格改订与工资稳定化计划。1948年6月工资比上年增加了2.5倍。工资与公定价格体系的矛盾突出。1948年6月实行了第三次价格改订：提高国铁的运费、 电话、通讯费；提高公定价格；在制定官价时考虑汇率因素。但是政府的补助和对赤字企业的贷款不断扩大，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第六阶段是1949年4月至1952年7月。实施“道奇稳定化”政策，取消物价、物资管制。道奇认为日本经济脆弱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过度依赖美国的援助；二是政府对民间企业的过剩补助。为此，缩小政府补助，平衡财政收支，实行金融紧缩，导入市场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因而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取消对出口的补助，要求民间企业努力改善经营。实行单一汇率；第二，取消价格补助制度，改订公定价格。加上国内生产的稳定与供给的增加，这样，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并轨，价格也逐渐稳定。以后，物价稳定政策就完全以金融财政政策为主来实施，也没有实施物价的管制。
（3）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与启示
战后初期日本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供给的扩大和生产水准的下降。生产水准下降的原因是：对外贸易的中断引起原材料、燃料的不足。货币供给扩大的原因是：战争结束后退役军人的退职金、战时临时军费的大量使用引起的日本银行券的发行；倾斜生产方式的实行引起的财政赤字和生产恢复融资的扩大。治理通货膨胀的手段归结起来有四点：①存款封锁。强制存款以及禁止使用存款，使得通货膨胀率一时降低，使超通货膨胀成高通货膨胀，并延缓了通货膨胀的发生。②倾斜生产方式。倾斜政策扩大了生产，增加了供给，但也扩大了货币发行。③物价控制和价格目标。即规定主要物资的价格上涨率，实行价格补助。④实施了道奇的稳定化政策。1949年，1950年两年度超均衡预算的实施；单一汇率的实施；生产恢复补助的废除等，急剧地减少了货币流通，实现了财政预算平衡，最终解决了通货膨胀，并使日本的物价接近国际市场价格。
从上可知，日本在治理战后初期的通货膨胀时，主要实行的是计划与管制的政策。而且这种政策是通过微观政策的渠道（对企业的物资分配等）实施的。具体地讲是通过物价管制、物价补助政策、倾斜式生产方式的实施，提高企业的生产热情，扩大供给来实现的。在那时紧要关头，价格目标以及扩大生产增加供给的政策非常有效。
二、中国通货膨胀的产生及原因
中国通货膨胀的产生、发展及原因
自1992年邓小平提出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里程。1992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都呈两位数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扩大达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2年增长42.6%，1993年增长58.6%，1994年由于中央宏观调控，投资增长28.5%。与投资增长率的下降相反，社会商品销售总额的增长在1992年以来增长的基础上，1994年的增长率达30%，创历史最高纪录。另外，1994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达31.9%。与此相应，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21.7%，超过1988 年18.5 %， 达1952年以来的最高水准。虽经多方努力，1995年的通货膨胀率仍在15%左右，通货膨胀与国有企业改革和农业问题一起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三大难题之一。
关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有：
（1）在1994 年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世界银行代表等参加的由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银行主持召开的“控制通货膨胀政策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几次通货膨胀，主要原因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货币化表现为长期的成本推进，从而造成结构性物价上涨。同时，转轨过程中，技术转换、利益调整等都要付出成本，表现为额外的通货膨胀。
1993年起开始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由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形成的需求拉动，由价格改革、体制转轨造成的成本推动；由心理因素预期推动的物价上涨等等。
（2 ）在日本有关专家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属“外资投资主导型通货膨胀”。认为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竟相提高工资，通过成本转移到物价上，外资引进使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波及国内；外汇储备剧增引起流动货币过剩。
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的对策
（1）“控制通货膨胀政策国际研讨会”专家们的意见是：第一， 政府要有坚定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和信心。通过政府的明确行为向人民表明治理通货膨胀的坚定性，从而减少通货膨胀的预期影响；第二，控制通货膨胀要在其尚未充分发展时及早采取措施；第三，中央银行要把稳定人民币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规范中央银行独立性以后，中央银行要规范自己的职能、责任、端正自己的行为；第四，要充分重视和灵活运用利率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第五，要搞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调控要松紧适度，防止出现大的波动。
（2）日本有关学者提出的对策：重视引进外资的质量，降低经济增长率；允许人民币在一定范围内升值。
人民银行负责同志最近指出，为了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今年国家将采取以下四个措施：第一，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第二，继续控制投资规模，集中有限的财力优先保证在建工程，减少新开工项目，缩短建设周期，提高投资效益。第三，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近几年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在国有部门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农业比重不足百分之二。第四，控制消费基金增长，使其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三、从日本经验中探讨中国解决通货膨胀的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通货膨胀的同时，中国的金融领域内出现了高储蓄额、高储蓄率的现象。1995年中国的储蓄额已达2.97万亿元，比上年增加8000亿元，是“七五”末期7034亿元的4倍多，因而是1978 年以来最高的一年。这种高储蓄、高通货膨胀的现象，是由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实现的。据统计，扣除物价因数，1994年城镇、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7.8%和5%。国家银行全年的工资性支出比1993年上涨了40.5%，工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泰国最大企业CP集团的谢中民总经理回答《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时说：“以前中国政府以行政措施抑制上升，通货膨胀是有限度的。为了如实反映中国的市场价格，中国政府废除了价格统制，实行价格的自由化，并将工资提高到合理的水准，在这个过程中20%的通货膨胀应该说还是正常的，不能用日本和欧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
与中国改革进行比较，日本的改革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经济发展的初期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别。战后初期，日本的经济发展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民主化、非军事化。这与中国的追求效率的政策有所不同。二是在日本实行管制的时间很短。日本也没有债务问题。三是国际环境的差别。
然而战后初期日本的通货膨胀与中国的通货膨胀有许多相似之处。战后日本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能力的下降，物资供应的不足与金融资产的积累，货币发行过大。日本的通货膨胀，也是先由粮食等食品开始发展到煤炭、钢铁，最后发展到其他商品。这与专家们分析中国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与机制相近。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有许多值得人们借鉴、思考。特别是渐进的自由化和从微观、供给方面进行的改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忽视。综观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经验和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笔者认为在探讨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的方法、手段时，必须正确区分引起中国通货膨胀的长期原因与短期原因。第一，从长远来看，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过渡时期，正象许多学者、专家分析的那样，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如投资、消费、出口都有可能反过来刺激经济，从需求和供给方面诱发通货膨胀，这是中国内在的经济容易过热的要素。而国营企业的效益不高又加大了这种要素的影响。第二，在向国际市场转轨的过程中，近年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调整，并实行了“双轨制”等物价改革，提高了部分商品的价格，这些都必然会影响中国整体物价的上涨。而这正象当年日本为了加入先进国家时付出的代价一样，这也是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所要付出的代价。物价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可能是影响中国物价波动的中期原因。第三，近年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各地方政府竟相提高食品价格，这是引起通货膨胀的短期性政策行为，可以说这里人为因素的影响很严重。
日本在治理战后初期的通货膨胀时，主要实行的是计划与管制的政策。而且，这种政策主要是通过微观政策，倾斜式生产方式的实施，提高企业的生产热情，扩大生产增加供给来实现的。反观近年中国有关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建议，重视货币和财政政策，重视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然而很少有人从扩大生产增加供给的层面去思考。加快国营企业的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应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度中得到更大的重视。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一般讲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措施，应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也是治理长期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手段。然而这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存在，金融市场、利率体系等间接控制手段的完备。这些在目前的中国都还不存在或不完备。这样很难期待这些措施马上起作用。1988年中国曾试图通过控制中央银行贷款和利率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但效果不好，原因就是专业银行（现在正向商业银行过渡）不受这种货币政策的制约。另外，象1994年那样“其涨也迅猛，其落也快速”的通货膨胀是很难用一般的通货膨胀理论来解释的。正如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那样，人为因素的影响很大。在改革经济、金融体系，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作为解决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的过渡手段，借鉴日本的经验，制定中短期内的价格目标，既可控制类似1994年那样的通货膨胀的突然爆发，又可以解决货币和财政政策不灵，而用行政政策控制信贷，又会引起管而死、放而松的现象，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向运用完全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控制经济发展的机制过渡时，中国也应持渐进的“中间稳定论”，而不是不切实际的“一举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