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群众路线中的系统科学原则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群众路线论文,原则论文,科学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方法。他在1943年为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时就写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并具体地解释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由此可见，在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中，不仅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础，而且还蕴藏着系统科学原则的丰富思想。深入探讨群众路线中的系统科学原则，对于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使领导方法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从而加速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此，本文拟作一些初步探析。
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形成与系统科学的发展具有同步性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兴边缘科学，都是从对反馈调节的一般原理研究中成长起来的。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反馈调节的一般原理尚未被人们所认识或重视，系统论处于萌芽状态。在20年代，尤其在30年代的中后期，科学家们从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发现系统原则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系统论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于是就初创了一般系统论的理论。系统论和系统方法随着大量科学研究经验的积累，在40年代达到了成熟并上升为理论的形态。现今，在自然和社会的各个研究领域中，最广泛地运用了这一现代科学的成果。
尽管系统论的科学理论是由一些自然科学家提出的，并且成熟于本世纪40年代，但是，系统的概念和方法却最早源于马克思主义。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就正确地指出，系统概念是“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总结上升为明确的思想”的，“系统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2〕“国外许多研究者都承认， 马克思是社会科学中现代系统方法的始祖”。〔3〕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也公开声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他的“理论的先驱”。〔4〕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经济领域的研究中，首先运用了系统的原则，并获得系统思想的丰硕成果。《资本论》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人与物两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体现了整体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等系统论的思想，并在对人的系统的研究中，最早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述，是他系统思想和方法的一个重要标志。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时，把整个物质世界看成是一个开放的庞大的系统。他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6〕在这里，“体系”就是系统，“总体”与“相互联系”是自然界系统中的两大主要特征，也是现代系统论的两个最基本的观点和原则。恩格斯的这段名言，奠定了系统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的系统思想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列宁概括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发展成果，得出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不可穷尽性的科学结论，体现了系统论的层次结构思想。系统论和现代科学都证明，物质的结构是分层次的，并在各个层次上都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物质都是不可穷尽的，系统性和系统结构的层次性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因此，可以说，列宁关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无限性的科学结论，是现代系统论的深刻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对马列主义系统思想和方法的创造性的运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系统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在群众路线形成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群众路线的系统思想和方法。在20年代前期，党中央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把动员、组织、领导群众的工作与整个革命的命运联系起来，体现了系统是“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的复合体”的思想萌芽。在30年代前期，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提倡在一切工作中，实行领导的“群众化方式”，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并且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7〕毛泽东还把关心群众生活与注意工作方法联系起来， 初步形成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要贯彻关心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要满足群众的愿望和需要，“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孩子的问题， 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8〕等等。这就丰富了群众路线的具体内容和工作环节，在革命的大系统中，形成了群众路线的子系统。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一套幼稚病”的作法，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在作“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同时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9〕“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就使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军事斗争中得到了具体运用，并形成了军事斗争中的系统思想。
鉴于我们党在民众运动、经济工作和军事斗争等方面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毛泽东早在40年代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步骤，总结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及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一系列正确的领导原则和方法，形成了独特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系统。它既标志着群众路线的科学理论的完善和成熟，又标志着群众路线中的系统科学原则的思想和方法的建立和形成。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中的系统科学原则的思想和方法的萌芽、形成和成熟的过程，是与一般系统论的萌芽、形成和成熟的过程相一致的，它们具有同步性。尽管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在20世纪的30、40年代，不可能去对系统论作专门研究，甚至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当时国外系统论研究中所形成的专门概念和范畴。但是，人类先进的、科学的思想总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贯通的。毛泽东独立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在解决中国革命的科学领导方法的过程中，表述了系统论的基本要求和内容，反映了系统论的本质关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和方法，对系统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情况还表明，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系统思想和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是对马列主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是系统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对各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中，获得了系统思想的成果。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分别在经济领域、自然辩证法和物质学说中开辟了系统思想的先河，那么毛泽东则在科学领导方法中开辟了新径；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是系统思想和方法的鼻祖，那么毛泽东便是这一思想体系在社会领域中的主要继承者和发展者。总之，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中的系统科学原则的思想和方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系统论思想的发展有着积极的贡献。
群众路线体现了系统的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和最优化的原则
系统论的核心是整体性原则。系统方法就是立足整体，统筹全局，使整体与部分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科学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也是立足或服从于革命事业的全局，统筹好领导工作中的群众和领导、个别和一般、民主和集中、分散和统一等辩证关系的科学方法。上述相互对立着的东西，分别都是群众路线在各个侧面或环节上的要素，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单独都构不成正确的认识和方法，只有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和辩证地统一起来才是正确的，它们是“离则俱伤，合则双全”。所以，在群众路线中所要强调的不是它们的分离和侧面，而是它们的统一和结合，即整体性原则。毛泽东在论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时，总是强调要树立“总体”、“全体”、“大局”的观念，注重整体性原则。在处理工作中的各种关系时，强调要有“胸怀全局”、“顾全大局”、“统筹兼顾”的系统整体性方法。严厉批评那些不从全局着眼的人，说“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意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抓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10〕这种没有全局或整体性观念的人没有不跌跤子的。由此可见，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在群众路线中，要注意事物的全貌，把握事物的总体，充分体现了群众路线的系统整体性原则。
系统整体性原则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所谓“整体悖论”问题。整体大于各个孤立部分之和，这是系统论关于组成系统的著名定律。系统论认为，整体具有各部分所没有的新的功能，所谓整体化，主要就是指这种系统功能的“非加和性”或“非还原性”。它反对机械论用简单的相加或分解的观点来解释有机体的性质，认为这是机械论的主要错误观点，这是合乎唯物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从构成来说，全局决定局部，全局对局部来说是“更高级的东西”。因为“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11〕，全局与局部不仅有全和分的量的区别，而且更有理性和感性、高级和低级的质的区别。可见，毛泽东关于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以及全局是“更高级的东西”的思想，与系统整体功能具有新质的原则和它的“非加和性”是一致的。
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中，“群众”是一个系统，有其全局，群众中的阶级、阶层、集团和成员是它的局部；“领导”也是一个系统，也有其全局，而各级领导机关及其成员是它的局部；群众和领导这两个子系统又分属于群众路线这个大系统的局部。这些大小系统或全局对它们的部分来说，都具有系统的新质功能或功能的“非加和性”。因此，在群众路线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不等于群众中各阶级、阶层、集团和成员的意见的机械总和；从领导中形成的一般意见，也不是上、下级领导机关和领导成员的意见的简单相加；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也不是领导意见和群众意见的机械拼凑，它们都具有各自的部分所未曾有过的新的功能或新的质。这也是由整体性原则的“非加和性”所决定的。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由于不懂得党的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不了解系统质大于或优于部分质的道理，因此，他们既不能很好地集中群众的意见，也不能很好地将一般意见在群众中坚持下去；既不能充分地发扬民主，也不能很好地实行集中。其结果，不是命令主义便是尾巴主义。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具有丰富的系统有序性。系统的整体并不是由一些杂乱无章和凌乱无序的要素机械堆砌而成的，而是由系统中各组成要素按特定的顺序、层次、结构联系成为一个秩序井然和有条不紊的整体。系统有序性的客观依据存在于事物的自身之中，客观事物的状态和发展方向，是由自身联系的一定规则或秩序所决定的。在系统有序性的多种联系中，本质的联系就是该系统发展的规律。由此，我们认识了事物的本质联系，也就掌握了系统的有序性，它的发展规律。否则，就会违背系统的发展规律，破坏系统的功能或质。系统的这种有序性虽然不是僵死的，但是，它作为系统论的主要支柱，不是可以任意颠倒和破坏的。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按照“群众——领导——群众”的顺序进行的，这是它系统有序性的规定。按照群众路线的有序性的规定，首先，正确的认识和方法来源于群众的革命实践，群众在实践中有着许多丰富的然而是分散的和无系统的认识，这就为领导机关和领导者提供了“原料”和“半成品”。其次，经过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加工厂”的作用，形成了一般的和系统的意见与认识。最后，再将这种集中起来的系统意见，在群众中坚持下去，成为群众的认识和行动，并接受其检验。群众路线的这一整套程序是井井有条、和谐有序的。如果混乱和颠倒了，就会产生错误的工作方法。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反复强调说，在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时，是否“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能否“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12〕领导的艺术性就是领导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就系统论讲，在这里犯不犯错误的界限就在于是否保持了群众路线的有序性。
在群众路线中，不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大过程是有序的，而且它们之中的每一小过程也是有序的，不能随意变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以战争为例，具体分析了认识和指挥战争过程的有序性。他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13〕这是形成战争计划的整个过程，它与群众路线的“从群众中来”的过程相似，其有序性的过程可用公式表示为：侦察→判断→思索→决心→计划。计划制定之后，还需要到战争中去执行，接受其检验，于是又有新的序列。因此，有序性“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14〕这是战争计划实行的过程，它与群众路线的“到群众中去”的过程相似，其有序性的过程可用公式表示为：执行→新的情况→新的认识→修改计划→新的计划。上述的两个过程中的进程次序是不能改变的，恰好体现了群众路线过程中的系统有序性原则。
群众路线是一个开放系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无限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它具有系统动态性原则的深刻思想。系统论认为，系统是内部要素多样性联系的有机体。它不仅有因果联系，而且还有起源联系、结构联系、功能联系等等。即使是因果联系，它们也不是直线的因果链条，而是在各个要素之间原因决定结果，结果又反过来决定原因，原因和结果是“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15〕。这种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决定了系统自身发展的动态性原则。因此，可以说相互作用是系统呈现动态性原则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正如《矛盾论》所阐述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16〕
党的群众路线是由许多因素和环节构成的，有着横向和纵向的相互联系，受着内因的决定和外因及环境的影响，因而它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其中每一个因素和条件的变化都会对系统产生影响，出现前进或后退、曲折和偏离的动向，使群众路线产生动态性。群众路线的动态性原则的根本要求，就是在贯彻时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切忌凝固、僵化和一刀切，将此时此地的经验和作法，机械地搬用于彼时彼地。违背了它就会产生错误的领导方法，影响或破坏群众路线系统的性质和功能。
群众路线动态性原则，贯穿在它的各个方面和运动发展的全过程。为了真正掌握群众路线的动态性原则，我们要对群众路线的“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17〕首先，要掌握群众路线系统内部的各要素的变化和发展对系统的影响，无论是群众的经验和情绪，愿望和要求都是变化和发展的，因此，毛泽东在1943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上说：“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济，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时刻注意的。”其次，根据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及时掌握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对系统的影响。群众路线的环境条件及构成和组合都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因此，我们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详细掌握变化的情况，占有变化的材料，并且“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8〕及时调整由于环境的变化而造成对系统功能的影响。再次，从发展的倾向上掌握系统发展的规律性，揭示群众路线的发展方向，走在运动的前头。毛泽东说：“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的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19〕最后，掌握群众路线的动态性原则，对领导者来说要加强计划，作好预测。不仅要围绕中心工作辅之以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而且还要预示着工作的进展。“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20〕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是这样，其他工作也是如此。这是群众路线的动态性原则的体现和要求。
总之，群众路线的动态性原则，要求我们在把握系统发展的“各方面的动态”时，不要割断历史和联系，要在动态中协调平衡，掌握规律，实现对群众路线的科学预测和系统设计，充分发挥系统动态性的功能作用。
最优化原则是群众路线的系统方法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群众路线中，无论是“从群众中来”，还是“到群众中去”，其间都要经过筛选、提炼和择优。最优化原则是群众路线发展中的一种趋势。构成群众路线这个大系统的要素和环境影响的条件是众多的，不同的组合方式和功能的发挥都存在着多种的可能性。因此，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趋利避害，舍劣求优，争取群众路线的最优领导方法和最佳的系统功能或领导效果。在群众路线中，由于各阶级、阶层、集团或个人所处的地位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便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见、方法和方案。它们不仅有精粗之分，而且有真伪之别，在系统中是相互制约或相互抵消的因素。如果群众的范围愈大，意见愈多，情况愈复杂，相互抵消的趋势就愈大。甚至形成不正确的意见而使系统解体，这便是系统中“熵自发增大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机械论无法克服的，只有系统论最优化的原则才能解决。为了克服系统中熵自发增大的趋势并获得最佳的效果，系统最优化原则或者将输入系统的各要素进行重新排列、分布和组合，藉以减少相互制约和抵消的作用，增强相互促进和推动的作用，或者牺牲一些方面，集中到系统所需要的方面来，以保证系统的最优化原则的产生和实现。
在群众路线中，集中群众的意见不是按照机械论进行的简单相加或拼凑，而是按系统的最优化原则进行的。集中就是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这就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过程。这是一个选择、鉴别和抽象、概括的过程，即选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一切意见、方法和方案，都要重新安排和组合，经过比较和取舍，从而“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21〕，在新的基础上，使群众路线实现最优化的趋势和结果。
我们对于系统论的研究动手较迟，特别是运用系统论来分析、探讨实际问题还处于起步状态，本文对群众路线中的系统科学原则也只作了一些粗浅的分析。但是，随着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系统科学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路子也会愈来愈广，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是大有可为的。
注释：
〔1〕〔17〕〔18〕《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第二版，第3卷，第899—900、802、801页。
〔7〕〔8〕〔9〕〔10〕〔11〕〔13〕〔14〕〔16〕〔20〕〔21〕《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卷，第123、 138—139、155、212、177、179—180、180、301、221—222、181页。
〔19〕《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卷，第535页。
〔12〕《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卷，第1319页。
〔2〕《哲学研究》1982年第3期。
〔3〕《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6期。
〔4〕《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79年第2期。
〔5〕〔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2页。
〔6〕《自然辩证法》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