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登极暨金田起义时间考释——《葡萄月令》的教学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田起义论文,月令论文,视角论文,葡萄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3)04-0052-06
今年是太平天国建都江宁(今南京)160周年。太平军以破竹之势进军江南，得益于士气高涨、民众纷起响应、清军战斗力低下，也与酝酿起义时部署周密有关——倘若在举兵之前便遭镇压，也就无法形成后来的燎原之势。然而，由于原始资料匮乏，研究洪秀全等人从秘密酝酿到举兵反清这段历史有不小难度。在存世太平天国文献中，《太平天日》是唯一一部编年体书籍，讲述洪秀全的早期经历，但仅写到丁未年(1847)十一月；其余文献对这段历史仅有零星描述，语焉不详，且表述不尽一致。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叛乱的起源》一书，系根据洪仁玕口述撰成，但洪仁玕没有赴广西参与谋事，难窥其详。清方相关记载也十分简略，并有不少捕风捉影、以讹传讹之说。这导致相关史实扑朔迷离、隐晦难辨。上世纪80年代，太平天国刊刻的《天兄圣旨》由王庆成先生在英国发现，成为研究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但相关记载仍谈不上完整全面。
经过罗尔纲、简又文、荣孟源、王庆成、茅家琦、姜涛、吴善中等几代学者相继撰文考证，这段历史的线索现已比较清晰，但关于洪秀全登极暨金田起义的时间，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谈点一得之见。
一、洪秀全登极时间考释
关于洪秀全登极的时间，主要有庚戌年(1850)二月二十一日平在山登极说、太平天国辛开①元年(1851)二月二十一日武宣东乡登极说，此外还有永安登极说、南京登极说。洪秀全究竟是在何时何地称王的?太平天国文献没有就此留下明确记载，但仍有线索可寻。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刊印的《太平天日》一书说，上帝在高天封洪秀全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并命写“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作为洪氏日后下凡的凭据。另据该书记载，丁未年七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诗斥九仙庙，首句作“朕在高天作天王”，已自称“天王”；九月，捣毁象州甘王像时在墙壁题诗，末署“太平天王题”②。《太平天日》封面题有“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等字。据此分析，早在戊申年(1848)冬，洪秀全就已经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在上帝会③内部秘密传播过上述内容。从渊源上看，“天王”或“太平天王”名衔源于洪秀全升天异梦中的情节，或者说是他本人拟定的。
《天兄圣旨》一书也有相关记述，使我们得以了解洪秀全名衔被正式确认的大体经过。据该书卷一记载，戊申年十一月中旬，洪秀全与天兄(萧朝贵)有过一番对话：天兄(萧)明确承认洪秀全是天父上帝之子、天兄基督胞弟，并说“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是高天写来”，“畀尔作凭据”；另告诫洪秀全“但尔称王，不得称帝，天父才是帝也”④。同是“天王”，洪秀全早先是从宗教意义上说的，且是自封的；此时则是从打江山角度说的，并得到天兄(萧)的确认。这说明早在确立反清意向之初，上帝会核心层便已确认了洪秀全的名衔。不过，从此事的重要程度推断，所谓“诏明”不可能是广而告之，而是仅局限于很小范围。时隔两旬，即同年十二月初七，天兄(萧)试探王为正等骨干信徒说：“今晚求天父上主皇上帝，总要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准洪秀全早坐金龙殿。朕看尔们那(哪)个会求也。”⑤这实际上是围绕打江山在内部进行的一次秘密动员。据天兄(萧)所言分析，此时洪秀全的名衔虽已确定，但并没有坐上“金龙殿”，即尚未正式登极。己酉年(1849)正月下旬，洪秀全返回广东花县，直到五月份才重返紫荆山。这说明洪秀全等人此时尚未有具体、紧迫的起义计划，一切都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关于此后的相关情节，《天兄圣旨》续有记述。据载，己酉年十一月十六日，天兄(萧)首次谈到“朝王”概念。他在领胡以晃见洪秀全之前特意叮嘱说：“胡以晃，尔现要同朝贵去朝王。特赐盔甲与尔，尔要紧谨口也。”十二月二十九日，时值石达开率贵县会众打败六屈村富户周凤鸣的团练武装，韦昌辉(韦正)提出“现应暂班师回朝，朝见太平王也”、“大军现宜回朝朝见太平王也”。庚戌年正月，各地骨干信徒各备财物，相继到紫荆山“来朝”。天兄(萧)叮嘱众人要严守秘密，要真心拥戴洪秀全等人，并赞许胡以晃欲为起义变卖田产之举。二月二十三日，距咸丰帝在北京举行登基大典不到一月，洪秀全在偏僻山村暗中黄袍加身。天兄(萧)就此嘱咐说：“要避吉，不可命外小见，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⑥据以上记载分析，在策动团营起义之前，洪秀全已秘密称王，随后又黄袍加身。不过，这在当时属于核心机密，仅限少数骨干成员知晓，故天兄(萧)再三强调要“慎言”、“谨口”、“根机不可被人识透”等。洪秀全行踪无定、再三改变藏身地点，也是出于这层考虑。同年九月下旬团营进入高潮时，天兄(萧)仍提醒洪秀全“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⑦。也就是说，称王乃至建号已是既成事实。同在秘密状态下，上帝会高层还煞有介事地搞起了相应礼仪。据载，在平在山时，洪秀全与天兄(萧)谈到可否用龙来点缀威仪：天兄说“龙是妖”，洪问“金龙殿之龙是妖否”，天兄表示“金龙殿之龙是大宝也，非妖也”⑧。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据梁立泰“家册”记载，他于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营，八月封前营长东两司马，九月升前营旅帅⑨。这说明，在团营伊始，上帝会就已组建军队、分封官职，而洪秀全称王必定在此之前。否则，梁立泰等人的官职又是何人所封或以什么名义封的呢?
这一事实还说明，金田团营时，对所有参加起义者来说，洪秀全称王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也是号召起义的需要⑩。随着事态发展，清方后来也有所耳闻。庚戌年十二月初五日，钦差大臣李星沅奏称，“桂平之金田村另有会匪聚集，号称万余，并帖伪示”；同月二十日又奏称，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11)。奏折中的“伪示”与“伪号伪示”应是同一个概念：作为造反者告示，名衔、国号应是一体的；洪秀全等人不至于在布告中仅列名衔，时隔十多天后再宣布国号——更何况洪秀全早已暗中称王乃至建号。大体可以推断，在庚戌年十二月或稍早时候，洪秀全已公开称王建号。从秘密登极转为公开称王建号，是事态演进的必然结果。
基于上述史实，如何推断洪秀全登极的时间呢?前已说明，洪秀全在隐秘状态下称王早已是既成事实。所谓“登极”，与“即位”是同义词，指“君主登位”；其定义本身并没有说暗中称王不叫登极，只有公开称王建号才叫登极——两者除形式不同外，在其他方面并无实质性区别。当然，为号召起事暗中称王(包括举兵后公开称王)，与正常状态下作为权力交接的登极，在具体程序和仪式上显然不能等量齐观。洪秀全称王在先，黄袍加身在后，且其藏身之地仅为普通农舍，所谓“金龙殿”、“回朝”仅是比拟说法。这些特征是由非正常状态下登极决定的。因此，确切地说，洪秀全登极是一个过程，很难说具体发生在哪一天。倘若以称王为标志，则登极一事大约发生在己酉年冬；若将黄袍加身也考虑在内，则时间还要顺延。
一说洪秀全系于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极，其依据是洪秀全于是日穿起黄袍，故洪秀全后来将这一天定为“太兄暨朕登极节”。此说不囿于流行的洪秀全武宣东乡登极说，思路较开阔，有启发意义。不过，所谓洪秀全于二月二十一日穿起黄袍，系根据《天兄圣旨》卷一关于二月二十三日洪秀全黄袍加身的记载所作的推测，缺乏有力的史料依据。关于天兄(萧)在庚戌年二月的下凡活动，《天兄圣旨》卷一共记载了四次(天)；二月二十三日之前的下凡活动仅有一次，时间为二月初五。倘若洪秀全确系于二十一日穿起黄袍，《天兄圣旨》不可能对如此重大的事件只字不提，而偏偏记二十三日穿起黄袍一事。此外，洪秀全在数月前已经秘密称王，故天兄(萧)有“朝王”一说，已见前述。登极的本意是称王，穿不穿黄袍仅是一种礼仪。总不能说秘密称王不叫登极，暗中穿起黄袍才叫登极。至于洪秀全后来将“太兄暨朕登极节”定在二月二十一日，则纯属人为设定，系出于汉字二、十、一可以组合成“主”字的考虑(12)。
武宣东乡登极说(13)的主要依据也是“太兄暨朕登极节”的日期。前已说明，洪秀全早已秘密称王，庚戌年末又公开称王建号，显然不会等到驻屯武宣东乡时才称王。永安登极说、南京登极说难以成立，原因同此。
洪秀全为人们所熟知的称号除“天王”外，另一为“太平王”。“天王”中的“天”作“上帝”解，是从宗教和政治角度立意的，旨在强调君权神授；“太平王”与“太平天国”国号一样，着重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理想。洪秀全起初是称“天王”或“太平王”还是别的名衔?有学者认为，“秀全最初称号，应即系‘天王’，或‘太平天王’，中西文书多以‘太平王’称之，但太平天国本身文件中则未见有此名词，大约为太平天王之简称”(14)。而20世纪80年代《天兄圣旨》被发现后，推翻了这一说法，证明“太平王”确为起义前后洪秀全的称号之一。
前已说明，戊申年十一月天兄(萧)下凡时，便确认了洪秀全“天王”的名衔。但据次年末韦昌辉两度说“朝见太平王”分析，洪秀全起初暗中正式称王时，多被称为“太平王”(15)。检索《天兄圣旨》，“天王”称号最早出现在对话中是在庚戌年十一月初旬，时值天兄(萧)为整肃队伍在金田下凡，强调“尔众小既知有错，自今以后，总要遵尔主天王暨尔东王命令，即是遵天父命令也”(16)。照此推断，洪秀全在团营起义时又被称为“天王”。辛开元年三月十四日天父(杨秀清)在武宣东乡下凡时，也有“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17)一语。在同期及随后的太平天国文献中，“天王”成为洪秀全最常用的正式称号，而“太平王”称号已难得一见(18)。
根据以上考订，洪秀全登极的相关史实可大体描述如下：洪秀全二次入桂布道时，自称“天王”或“太平天王”。戊申年冬，萧朝贵以天兄名义确认了洪秀全“天王”的名衔。己酉年冬，即开始酝酿起义时，洪秀全秘密称王即登极，习称“太平王”。庚戌年二月，洪秀全又暗中穿起黄袍。同年十二月或稍早，即起义达到高潮时，洪秀全公开称王建号，称“天王”。
二、金田起义时间考释
太平天国文献多处提到“金田起义”概念，但涉及时间的文字甚少，具体表述也不一致。史学界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金田起义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但关于具体日期，意见也不相同，主要有庚戌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说、庚戌年十月初一(1850年11月4日)说；二是认为金田起义并不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而是由一系列活动和斗争串联而成的一个过程，但这并不妨碍后人确定某一天作为纪念金田起义的日子。
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是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其主要依据是洪仁玕被俘后在南昌府亲书供词中的一段描述：“又细推其在金田起义之始……此时天王在花州胡豫光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19)“万寿”指洪秀全生日，即庚戌年十二月初十，因而这一天也是金田起义爆发的日子。另据解释，李秀成供词称“道光三十年十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20)，《天情道理书》称“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是说十月初一在金田大团营，然后十二月初十起义。
庚戌年十月初一说的主要依据同为《天情道理书》：“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乃
天下弟妹。……即金田起义之始，天父欲试我们弟妹心肠，默使粮草暂时短少。东王、西王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时有大头妖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借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只图目下快心，不顾后来永福。我们兄弟间有不知天父权能凭据者，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随大头妖，利其货财，贪一时之衣食，几为所诱。蒙天兄下凡，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实非真心敬拜上帝之人。”(2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金田团营就是金田起义，时间在十月初一；张钊(绰号“大头羊”)事件发生在十一月，已经是“金田起义之始”，说明起义日期不可能是十二月初十。
以上两种说法是否能够成立呢?
先谈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此说注意到了几种记载关于金田起义时间的不同说法，试图将它们连贯、统一起来，但所作的解释并不圆满。金田团营的本意是指各路人马齐聚金田。李秀成所言明显过于夸张：在音讯阻隔、意外情况频发的情况下，即便事先有约定，各地会众也难以做到在十月某日同时举兵，遑论“不约同日起义”。同理，十月初一齐聚金田也不可能做到：各路人马接信有先后，到金田的路程有远近，在集结之初和赶赴金田途中所遇情况不一，不可能恰好在同一天集结金田——实际情况是，十月初一当天，花洲、陆川、博白的人马还没有赶到金田。显然，李秀成供词与《天情道理书》所表述的不是同一个意思。此外，赖文光在供词中称“庚戌年秋倡义金田”(22)，与洪仁玕、李秀成的说法也有区别。
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还以《天父诗》第349首作为重要佐证：“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23)认为“天父天兄开基日”即太平天国起义日，也就是庚戌年洪秀全生日这一天，与洪仁玕所说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凡在金田参加庆祝洪秀全生日的人，后来都加“功勋加一等”。十二月初十说的价值在于指出了这一天的特殊意义，但在理解上似有偏差。在笔者看来，其特殊意义主要体现为洪秀全以这一天作为起义立国的象征性日子，或者说是庆祝起义胜利的日子。“开基”指“开辟基业”，而“起义”指“仗义起兵”，两者在内涵上虽有相通之处，但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再就事实而论，倘若以十二月初十作为起义日，那么，在此之前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十一月二十四日进袭思旺墟之战，二十九日击败围剿金田村的三路清军、阵斩副将伊克坦布之战，是否属于金田起义的范畴呢?
再谈庚戌年十月初一说。此说的价值在于注意到起义在十二月初十之前已揭开序幕，但起义日期是十月初一的说法也遭到质疑。持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的学者指出，如果这一天是宣布起义的日子，《天情道理书》应写作“及至金田起义，时维十月初一日”，而不会作“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该书两次出现“金田起义”一词，可见“起义”有别于“团营”。另有学者指出，《天情道理书》“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是说在金田团营期间的十月初一这一天，东王复开金口，而不是说金田团营或起义的日期是十月初一；“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与“即金田起义之始”各有所指，不能连读从而断定十月初一是起义日。
更为关键的是，如前所述，各路人马既没有做到“不约同日起义”，也没有能够在十月初一这一天齐聚金田。持庚戌年十月初一说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细节，后来又作补充解释，强调十月初一是洪秀全等事先确定的具体起义日期，但由于多种原因，决策与实践之间出现了很大差距，各地信徒未能如期在这一天集结金田。问题是，既然起义计划已经落空，那我们是否有必要仍以这一天作为金田起义日?在考察起义时间时，究竟是以实际情形为依据，还是以业已流产了的日期为依据?另一方面，各地先分头招集队伍，到金田聚齐后再举兵起义，这确实是上帝会的既定策略，但洪秀全等人是否曾预先设定过一个具体的起义日期呢?前已说明，学者们对《天情道理书》相关文字的理解颇有歧异，单凭该书的叙述，似不足以证明十月初一就是预定的起义日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杨秀清在十月初一突然病愈理事，说明他在当日宣布了起义。但这依然只是根据前引《天情道理书》那段话所作的一种推测，缺乏说服力。反过来说，如果当时确已正式宣布十月初一为具体起义日，何以《天情道理书》没有清晰、直接地讲出这层意思，而且太平天国文献对金田起义时间表述各异呢?
因此，考察金田起义的时间和过程，还必须从十月初一上推。
约在庚戌年六月下旬左右，上帝会核心层发出团营号令。各地相继闻风而动。各路人马均成百累千，沿途队伍又续有扩充，且随带军械和火药。以如此阵势集结并长途跋涉，难免会闹出动静，不可能遮人耳目。因此，各路人马在聚集之初以及奔赴金田的途中，几乎都惊动了当地官府和地方团练，甚至发生交战：
贵县方面，石达开招集千余人，七月中旬取道六乌山口到白沙墟驻屯，“竖木为东西辕门，开炉铸炮”；附近乡团碍于巡抚郑祖琛正严办土客械斗，“不敢起练往剿”(24)。贵县人马扩充至四千余人，于八月中旬抵达金田。
陆川方面，赖九率众于九月行至玉林州南水车江，击败前来堵截的官府壮勇和地方团练，杀团总唐桂攀。鉴于“连日为勇练牵绊，恐争持日久，前途愈阻”，赖九来不及招齐人马，“且拒且走”(25)；十月十八日抵桂平大洋墟，会同赶来接应的金田人马与追兵交战，双方互有伤亡。陆川队伍稍后从上游渡过郁江，到达金田。
博白部分会众在黄文金率领下，经大洋墟间道而行，十一月底渡江奔金田。
象州方面，谭要于八月初一在家乡石龙村宰杀牲口，祭拜上帝，招集队伍；“有不从者，奔大乐告司讯。司讯以兵、团骤至。谭要拒守，兵、团不敢近”。因形势紧迫，谭要不等招齐人马，“夜半往紫荆山”(26)。
此外，平南县花洲是洪秀全藏身之地，行动相对较晚。广东信宜凌十八部七月便与官府对峙，但直到次年初才起兵赴桂。
以上事实证明，各路人马“不约同日起义”以及十月初一同时齐聚金田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它还告诉我们，团营原本是起义的前奏，但实际情形是两者已合而为一，团营从一开始就是起义——早在抵达金田之前，各路人马便已与清方对峙甚至交战；如果以武装对峙或打响第一枪作为起义的标志，那么，起义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倘若以十月初一作为起义日，那么，在此之前各路人马武装暴动的既成事实是不是起义呢?又该如何定位呢?当然，起义队伍与清方对峙或交战发生在到达金田之前。因此，完整的“金田起义”过程应当是以各地招集人马赶赴金田为序曲，以十二月初十在金田庆贺洪秀全生日和起义胜利为尾声；它是一个时间持续数月、由一系列活动和斗争交织而成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太平天国文献和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清方记载之所以在谈到金田起义时间时说法不一，其原因也就在此。
持庚戌年十月初一说的学者解释说，洪秀全等人事先规定了具体起义日期，只是具体军事实践与其主观设想产生了矛盾，因而出现了起义是“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和斗争”的客观过程。那么，既然承认金田起义的客观过程表现为“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和斗争”，我们只需客观描述这一客观过程就可以了，似不必刻意定某一天为起义日。
总之，金田起义不是发生在具体某一天的事；也没有确凿的史料能够证明，太平天国曾经明确宣布庚戌年十月初一或十二月初十为起义日。
注释：
①太平天国改“亥”为“开”，故“辛亥”作“辛开”。
②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全2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页、41页、47页、49页。按：从语气、字面上看，两首诗的文字在《太平天日》刊行时已有改动，如改“九仙庙”为“九妖庙”，但“天王”、“太平天王”称号在原诗中应已出现。
③洪秀全、冯云山创立的宗教组织名为“上帝会”，“拜上帝会”一说系讹传。参见夏春涛《“拜上帝会”说辨正》，《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拜上帝会”说再辨正》，《福建论坛》2009年第2期。
④《天兄圣旨》卷1，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页、10页。
⑤《天兄圣旨》卷1，《天父天兄圣旨》，第12页。
⑥《天兄圣旨》卷1，《天父天兄圣旨》，第25页、30页、31页、32～40页。按：文中着重号系笔者所加。“外小”指老百姓。又，洪秀全这段时间主要藏身平在山。平在山，或作“平隘山”、“鹏隘山”，《天兄圣旨》又作“平山”，是紫荆山区的一部分，萧朝贵居所(下古棚村)之地，毗邻杨秀清居住的东旺冲。天兄(萧)常在此下凡。
⑦《天兄圣旨》卷2，《天父天兄圣旨》，第77页。
⑧《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太平天国印书》，第481页。
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第126页。
⑩据民国二十三年《武宣县志》第五编，金田村是年八月在韦昌辉家“竖旗举事”。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116页、131页。
(12)参见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按：在天历六节中，仅“东王升天节”是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设置，其余五个节日的日期都是洪秀全人为设定的。耶稣(太兄)遇难40天后升天的日期也并非在二月二十一日。
(13)此说认为洪秀全系于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在武宣东乡登极，属误解。尽管此时天历尚未颁行，但洪秀全后来是按照天历而不是旧历来设置节日的。郭廷以依据“太兄暨朕登极节”，较早持武宣东乡登极说，但仍认为“此二月二十一日，自系太平天国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08页)。这种理解是正确的。
(14)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111页。
(15)在《天兄圣旨》卷1中，洪秀全还被称为“禾王”、“太平主”、“主”，但这些称号均为特定称谓，非正式王号。“禾王”系析“秀”、“全”二字而来，隐指洪秀全。《十全大吉诗》有云：“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洪秀全因此又被称为“主”或“太平主”，后又作“真主”、“真圣主”。
(16)《天兄圣旨》卷2，《天父天兄圣旨》，第78页。按：同时并提的还有东王称号；天兄(萧)辛开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武宣降谕时，另提到“西王”、“南王”等称号(同上书，第80页)。洪秀全同年七月在茶地下诏，也提到“东王”称号(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1页)。而史学界通常认为洪秀全是在永安分封五王。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怀疑，引文中的“东王”称谓是后期刊刻《天兄圣旨》时改易的。按照常理，对话应保持原貌。如果此处确属改易，那么，《天兄圣旨》中所有的对话也都存在这种可能。这就给史实考订带来极大困惑。单就此处而论，即便“东王”称谓系后来改易，似也不能就此推断“天王”称谓也属类似情形。
(17)《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第117页。
(18)“太平王”称号的影响仍依稀可见。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曾水源等就萧朝贵在长沙城下阵亡一事具文禀报杨秀清，末署“太平王壬子二年”等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页)。《太平天日》是记述上帝在高天册封洪秀全为天子以及洪秀全早期布道经历最为详细的一部书。按照太平天国规定，“王乃天日也”，故所谓“太平天日”即“太平王”，指洪秀全。
(19)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年，第482页。
(20)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21)《太平天国印书》，第520页。
(22)《太平天国》第2册，第862页。
(23)《太平天国印书》，第626页。
(24)王仁钟、梁吉祥：《贵县志》卷6，光绪二十年刊。
(25)冯德材、文德馨：《玉林州志》卷18，光绪二十年重修。
(26)覃元苏：《象州乱略记》，转引自《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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