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毕摩文化与儒、道、释文化交流和交融关系
龙倮贵
（红河学院学报编辑部，云南 蒙自 661199）
摘 要： 彝族毕摩文化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彝族毕摩文化受到儒、道、释文化的极大冲击和影响且不断交流和互动，不但不被其同化，反而被彝族毕摩积极吸纳，并改造而彝族本土化，以不断充实、丰富、完善、繁荣、发展彝族毕摩文化体系，这也是彝族毕摩文化的一大显著特点。
关键词： 彝族毕摩文化；儒、道、释文化；交融；关系
西南彝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传承着本民族语言及传统文字，并用本民族传统文字记录和传承下来了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彝族历史古籍文献。彝族毕摩文化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了解彝族毕摩文化，就不能认识和了解古老、博大、精深的彝族传统文化体系。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离开彝族毕摩文化探讨彝族传统文化，那么对彝族传统文化的理解是不全面和不完整的。
众所周知，彝族毕摩文化是以经书和仪式为载体，以祖先崇拜为核心，以宗教祭礼和民俗祭仪为表现，同时包括了彝族传统哲学思想、社会历史、教育伦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风俗礼制、医药卫生等，形成了形式多样、内容完整、体系全面、内涵丰富的彝族传统文化。
然而，在彝族毕摩文化传承和发展中，与儒、道、释文化不断交流、互动、交融，以此丰富、完善彝族传统文化体系。正如先哲曾说：任何一种文化，自古到今，都是在互相交流、互动、交融中改造和应用，积极吸纳对方的优长，从而不断丰富完善和传承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这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1]16因而可以这样说，在漫长的的彝族毕摩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积极吸纳和融会儒、道、释文化精髓，不仅是非常自然的事，而且是不争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对彝族毕摩文化与儒、道、释文化交融关系作一番初步探讨，以期前辈学人、同行专家赐教。
一、彝族毕摩文化与儒家文化交流交融关系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特别是明王朝以征云南的三大将军之一沐英封为镇云南总兵官，中央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区实行军屯、民屯，大量汉族流迁到西南彝族地区定居、繁衍、生息，开始形成中原汉族和“西南夷”包括西南各少数民族之间交错杂居的现象，结亲联姻，和睦相处，各民族之间以批判性的方式互相学习，以开放吸纳的形式学习中原华夏（汉族）先进文化，于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流交融现象。质言之，自汉朝以来，中原华夏（汉族）同西南彝族及其兄弟民族一道，以艰辛的劳动经营垦殖了祖国西南边疆的这片土地，与周围的民族，特别是与汉民族有着长期而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
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彝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刘尧汉受云南楚雄自治州人民政府受邀，并时任州长普联和重托，创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兼任所长，主旨培育本土彝族青年学者，指导编写出版主编《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其中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一书中认为道家、阴间家和道教都源出彝族远古先民羌戎伏羲、炎帝、皇帝等“三皇”时代的“原始道教”，也提出了“三皇”时代的“原始道教”文化多被彝族继承的精辟观点。[2]并在充分占有历史资料（书面材料）和社会历史资料（活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论证，大胆地提出了彝族万物雌雄观的原始系统是中国外物阴阳观的渊薮，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2]23同时也阐明了中国影响最大最广的万物阴阳观的矛盾统一论是《老子》“万物负而抱阳”和《庄子·下》《易》“以道阴阳”所概括，也源自彝族原始先民的万物雌雄观。[2]27还有汉文史籍《诗》《易》《管子》《老子》《庄子》《屈子》《淮南子》《史记》等与彝族万物雌雄观有密切的关联，是西南彝族文化与中华炎黄文化系统化与整体化的结晶。[2]29而其弟子普珍《中华创世葫芦——彝族破壶成亲，魂归壶天》也阐述了葫芦（壶）的愿意是伏羲，并提出了彝族祖灵葫芦崇拜就是远古伏羲崇拜的观点。[2]28
据史料记载，从永乐元年（1403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朝在云南建水、石屏、楚雄、姚安、武定、寻甸等府及乌蒙、乌撒及贵州水西（今毕节市）等彝族聚居区，增设儒学，儒学教育发展迅猛，选拔彝族士官的“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因此，到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精通儒学的彝族文人已相当多了。[1]16如滇南石屏籍彝族清朝举人李云程、李云璋、李云汉三兄弟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李云程层著有海内翻版无数次的《古文笔法百篇》《古文快笔》，便可见一斑。贵州毕节、六盘水一带彝族地区现存的《千岁衢碑记》《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也可作为一个实证。因为两通碑记均刻有彝汉双文相对照[3]，说明当时贵州彝族地区毕摩已相当熟练地掌握了汉文化。除此，1986年在滇南石屏县龙武镇调查发现的清乾隆五年（1740年）12月21日云南总督府用彝汉文对照书写颁布的《为严禁扰累苗民以安边境事》“通告”（有的称为“特示”），不仅说明当时滇南彝族毕摩精通彝文，也掌握了一定的汉文水平，而且说明了彝文也是官方认可的文字，在彝汉文化交流交融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据《南诏野史》《新唐书》等史料记载，唐南诏历代国王很注重吸纳中原华夏（汉族）的先进文化。自阁逻凤以来，南诏的贵族中便提倡“不读非圣之书”，并派遣子弟到四川成都学习，专攻儒学，学成而归者有数百人之多。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区，建立卫所、屯田等制度和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大量汉族官兵民定居于西南彝族地区，汉族的“衣冠文物风俗”渐被彝族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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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彝族毕摩根据自身掌握彝汉双文的优势和特长，翻译整理儒学作品，甚至以儒学著作为参考依据，创作或编撰彝学著作。翻译整理编译儒学作品如滇南滇中彝族毕摩抄本收藏的《莫合若尺若》《董永卖身葬父记》《凤凰记》《贾莎则与勒斯基》《贾斯则》等，不胜牧举。具体的说，《贾莎则与勒斯基》和《贾斯则》中的“贾莎则”“贾斯则”，一看就是汉语“贾三姐”“贾四姐”的音译；《莫合若尺若》中的莫合之父“莫哈力”和张薇叶之父“张沙菽”，也就是汉语“莫翰林”和“张尚书”的音译。有的彝族历史古籍文献详细记载有关地名或建制名，如：
《凤凰记》中前两句为“福高（疑指“湖广”）古又竭，住户有张姓，威荣比山高，有名又有利。”《王维礼传奇》中前几句为“远古的时候，有个宣阳（河南宣阳市）府，住着一富家，富家人姓王。”《高柯观烟赌恨》中前几句为“四川省地方，重庆（今重庆市）府辖地，元宾县（今宜宾市）城内，有这么一人，姓氏为高氏，名字叫柯观。”《后娘勒哲虐待继子的下场》中前几句为“从前的时候，陕西省地方，国都府辖内，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呀，有一个后娘，名字叫勒哲，实在太恶毒。”《父母虐待儿女的下场》中前几句为“从前扬州府，有一户人家，父名叫国周，母名叫依娓，父毒且母狠。”《张木匠的故事》中前几句为“明朝万历时，苏州张木匠，生有两个儿。”《黄忠德过度垦荒的后果》中前几句为“古时杭州地，有一户农人，名叫黄德忠，人多家贫穷，今年垦那山，明年垦这山，左左右右山，前前后后山，均被垦荒完。”《王维礼轶事》中前几句为“从前陕西省，咸阳府地方，一个姓王家，生有三个儿。”类似记载在彝族历史古籍文献不为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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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丯，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乱也，读若介”（《说文·丯部》）。字形象道路上散乱着很多草。典籍中也多用此义。如：《广雅·释草》：“芥，草也。”王念孙疏：丯与芥同。《左传·哀公元年》“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杜预注：芥，草也。《说文·丯部·丯》段玉裁注：“凡言艸芥，皆丯之假借也，芥行而丯废矣”。
不仅如此，明清时期各地彝族流行并目前尚存的彝汉双文对照墓碑以及部分彝汉双文对照或间杂汉文的各地彝族彝文《家谱》或《谱牒》，更是彝族毕摩文化与儒学文化交流交融典型实证，并是彝族毕摩文化与儒学文化交流交融的一个巅峰时期。
更值得一提的是，清乾隆年间，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县）府举行一年一度儒学“乡试”的同时，也进行彝族毕摩会考，分别设立一二三等奖，颁发获奖证书及奖励官府统一传抄并加盖府印的丧葬祭祖类彝族历史古籍《吾查》《们查》各一册（部），由会考毕摩带来的其他如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伦理道德、天文历算、宗教祭经等彝族历史文献上都加盖府印，以示在其府辖内认可通行使用。据说，当时官府举行彝族毕摩会考，不仅仅官府认可彝族毕摩文化，而且彝族毕摩根据儒学史籍文献的分类、装订、装帧形式，对毕摩文化经籍进行分类整理，把同一类型的毕摩文化经籍装订在一起，以便翻阅和传抄传承，如至今还留存的善本书《吾查》《们查》《苏颇》《苏嫫》以及民俗律算方面的宗教经籍文献便可证实。与此同时，临安官府经常组织既懂彝文又具有一定汉文水平的彝族毕摩或毕摩自发组织，与时俱进，翻译整理编撰儒学文学作品为彝族历史文献，次年官府举办彝族毕摩会考时加盖府印认可，统一传抄传承。以上提及的儒学彝族历史文献作品《莫合若尺若》《董永卖身葬父记》《凤凰记》《贾莎则与勒斯基》《贾斯则》《张四姐》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
（2）后期，进入产品定型后，车间需求单位按照原来的《标准件汇总表管理规定》、《材料定额管理规定》的要求，提请《定额表》并经制造工程部审批完成后，由车间需求人员将定额表复印一份提交计划管理室，计划员将各类需求信息按要求进行分类汇总后，结合采购管理室反馈的供应商的最小包装规格、最小起订量、销售计量单位信息以及库房反馈的库存信息，在物资管理系统进行采购计划的制定；采购计划流转到采购员账号下，执行后续采购工作。
滇中武定、禄劝两县彝族历史文献《彝汉教典》记载：古代彝族部落林立，这些彝族部落在认识自然，改善生存环境，开疆扩土，并相互争战和融合中，虽彝汉当初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摩擦和纠纷，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最终形成了和睦相处、民族团告的历史事实。
《胡作非为篇》“普天下之人，切莫吃喝嫖赌，切莫打架斗殴，切莫聚众械斗，切莫酗酒闹事，切莫无理取闹，切莫欺弱凌寡，切莫欺男霸女，切莫笑里藏刀，切莫占为己有，切莫偷鸡摸狗，切莫偷牛盗马，切莫拦路抢劫，切莫为非作歹，切莫杀人放火。否则没有什么好结果。”
就农膜而言，虽然2010年垦区农用塑料薄膜回收率已达到95.9%，但随着农膜使用基数的不断增加，仍会使其残留土壤中的数量增多，从而破坏土壤结构，影响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致其减产。
此外，彝族毕摩文化伦理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是一致性的，甚至是一脉相承的。千百年来，彝族毕摩文化伦理思想宣扬，倡导并承袭了儒家道德本位、忠君尊上和家支家族中心三个方面及其“三纲五常”。如：
《训老幼篇》“京城住的金皇帝（指开明君主），他是天地生的人，天下百姓他来管，天下善事他来做，他的恩情要报答。”
《君恩篇》“天下若无君长，如同群龙无首，等于乌合之众，所以天下黎民百姓一定要尊重君王。没有君王，哪来的国土；没有国土，黎民百姓怎么栽种五谷稼禾；强调一个君王，要有千千万万的子民拥戴，要有若干臣僚辅佐，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作为君王之下的臣僚，享用的是君王的俸禄，就要为君王尽职尽责做事，否则愧对于君王和国民。”《君训篇》“中柱不正侧柱歪，父母不正儿影斜。”《君律篇》“天子王法是大道，谁走错了就治谁，臣错官错要抓捕，一分一厘都不饶。铁绳似蛇绕脖子，牵拉捆在铁柱上，剜心剥皮剁手脚。”
《劝师篇》“以毕摩为师，会知书识理。”《毕阿斋训言》“君王好闲聊，臣僚不服管；臣僚好闲聊，百姓不服管；毕摩好闲聊，教书无头尾；农夫好闲聊，栽种误节令；商人好闲聊，生意要贴本。”《尊师重教篇》“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如父母，如天地。天下之人，无师者，无聪无慧，无知无识，一切聪明智慧来自师授。师者，教书育人，循循善诱。不论享高官俸禄、功名赫赫，平民百姓，都要尊师重教，终生不能忘却师恩师德。”
《乡里和睦篇》“三棵树木才算树林，三个石头才能支锅煮饭，三户人家才能称村寨。作为同村共寨的人，要相互尊重，相互帮忙，相互谅解；和睦相处，相亲相爱，富不嫌穷，穷不贪富，强不欺弱；男婚女嫁，有喜同庆，有难同当。”
滇南红河、元阳两县彝族历史文献《天降青鼓》记载：远古天上公母鼓生下红绿黑白黄不同颜色的五个小鼓，又指派四个红绿黑白小鼓到天下东西南北四方，为世人君王、臣僚行事及男女歌舞时助威，并特别指派黄色幺鼓到彝区，为彝族君王、臣僚、毕摩行事及男女歌舞时助威。[8]201-227
《教训子女篇》“世间虽有天生聪明之人，但后天教育很重要，子不教，乃天下父母的最大之过；子不教，不如猪狗牛马牲口。教育子女要从娃娃抓起，教育子女尊老爱幼，男耕女织，安守本分，长幼有序，孝顺父母，抚养子女，父债子还。否则，后果不堪。”
1.4 疗效判定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5]并结合症状改善程度进行疗效评估。①痊愈：经治疗后儿发热、咳嗽、流涕、咽痛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体温恢复正常，中医症候积分减少>90%；②显效：治疗后所有症状明显改善，体温正常，中医症候积分减少在65%～90%；③有效：症状有所改善，体温较治疗前降低，中医症候积分减少在35～65%；④无效：治疗后所有症状无明显改善或出现加重，中医症候积分减少<35%。以痊愈+显效+有效计算治疗总有效率。
滇中武定、禄劝两县彝族历史文献《彝汉天地》思想内容主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行为准则、伦理观念、道德规范为中心的宣教说理。
由此可见，以上这些均宣扬并遵循“三纲五常”的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华夏（汉族）儒家文化与彝族毕摩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作用，并丰富和完善了包括彝族毕摩在内的彝族传统文化内容和体系。
除此之外，不得不提的是，著名彝族学者、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蔡华的彝学专著《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研究》[5]一书认为，道教与包括毕摩文化在内的彝族传统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不仅彝族与其先民氐羌、古蜀、昆明、叟等族群是有亲源关系的，起族源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彝族先民氏羌人崇尚黑色与道教的有渊源关系，彝族崇黑尚黑文化与道家尚“玄”也有渊源关系的。也提出葫芦（壶））信仰是彝族先民和道教文化对生死的共同认识的观点，即人死魂归祖灵地—“壶天”，为道教仙境“壶天”“洞天”的思想认识。
二、彝族毕摩文化与道家文化交流和交融关系
中原华夏（汉族）道家文化同儒家文化一样，与彝族毕摩文化交流和交融，并且道家文化对彝族毕摩文化传承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是在博大精深的中原华夏（汉族）道家文化强大辐射之下，彝族毕摩从道家文化中积极吸纳、改造一些有利于改进和丰富本民族文化的因素，将它们与彝族毕摩文化有机地融会于一体，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毕摩文化。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彝族民间流传的彝文木刻本《劝善经》就是一个例证。该书是以道教《太上感应篇》的章句为母题，并每章之后以彝族原始宗教及社会习俗材料，用彝文加释义与解说的一部著作。[1]17贵州毕节市彝族历史文献《宇宙人文论》记载：“先产生清气与浊气，清气变成为蔚蓝色的高天，浊气凝成美丽的大地，……青天高高的，赤地沉沉的。”据李延先生推断，彝族历史文献《宇宙人文论》一书约成书于唐中叶至北宋末年之间。[6]贵州毕节市彝族历史文献《西南彝志》记载：清浊二气变化，出现“影”和“形”，彝语称为“哎”和“哺”，哎与哺演变成天、地、人和一切事物的形象。对上述观点，马学良先生指出：“很像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固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的学说，彝族历史文献中的暗与明，就是先天地生的清浊二气，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7]
滇东南弥勒市彝族历史文献《天生书》记载：天衍生于审戈节嫫，银河生于宇宙中心审乍戈嫫内。审戈二气，后演变为节妮二气，节妮二气媾合运转生清气之祖德玉波和浊气之妣达玉嫫。清浊二气媾合而生拉达二气。拉达二气媾合又生出天上的布白二气、地面的罗让二气。这四气转化运动产生了天上的清浊海和清浊树，二海两树又演生出银河系于波，最后产生了天地山水和草木。
研究总体设计主要包括随机、盲法、对照、检验类型、样本量估算及参研中心等内容。14项研究中，均采用随机、安慰剂对照、优效性检验（100%）；双盲设计13项（92.86%），1项未提及；有样本量估算8项（57.14%）；多中心研究5项（35.71%）。
滇南红河、元阳两县彝文古籍《物始纪略篇》记载：远古时宇宙间没有天地、日月云星、山川河流湖海，没有人类居住，没有龙神、红绿神及各种神灵怪魔。后宇宙间隐隐约约出现了“窦”（壬）和“达”（癸），“窦”和“达”在红绿二色的作用下，经过不断交配，出现了“吴呐嫫”。“吴呐嫫”先后生下天地、日月、云星、雾霭及人类。又经过若干年代后，“吴呐嫫”不断繁衍，先后生下十二代人祖神和十二代母亲神，这十二代人祖神和母亲神不断繁衍，使人间遍布人烟。后“吴呐嫫”又生下“诺古龙”，“诺古龙”承父业，树天柱分天地，更换人种，立典章、兴礼仪，文化初开。[8]228-276
《孝顺父母篇》“普天下的人，都要经历父身怀三月，母体孕十月，呱呱落地。出生后父母千辛万苦哺育，成人后还要为儿女操办婚事成家。头上发丝数得清，父母恩情说不完，因而做儿女的，要孝敬好父母，养老送终，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并以用长有四只脚的小羊羔前足跪下才吸母乳、长有双翼的小乌鸦长大后衔食来喂老乌鸦的事例，来教导人们要孝顺父母，赡养老人。否则，禽兽不如。”
滇东南弥勒市彝族口传史诗《爱佐与爱莎》中阐述远古天地间什么也没有，后因“添氐罗”阴阳两性，并不断交媾生出风神、气神，风神、气神交媾生出了雾气和瘴气。雾气（清气）上升为天，瘴气（浊气）下沉为地。
综上，均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哲学观点完全一致。
彝族诗学理论著作方面如贵州毕节、六盘水一带彝族毕摩传抄收藏的魏晋时期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和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南北朝至唐代时期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的《论诗的写作》、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南北宋时期布阿洪的《彝诗例话》和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还有明清时期尚未署名的《谈诗说文》、《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4]虽以上彝族古籍诗作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的写作方法和思想内容有所区别和差异，但不能否认它们两者之间没有一定的关联，最起码在创作初衷、目的、意义及文化价值取向、审美功能是一致的。
实验利用UCI公共数据集和交通数据集对比ICSA-ECOC方法和经典编码方法的分类效果.UCI公共数据集及各类数据描述如表1所示[5].
彝族毕摩文化中的天文历算方面相当丰富，但从其记载内容看，有的为彝族毕摩自创自传的天文历算，如《十月太阳历》《十月兽历》等，而有的为彝族毕摩自创自传的基础上吸纳中原华夏（汉族）道家天文历算，如《宇宙人文论》《星宿书》《彝族万年历》《择八字命书》《吉凶日书》等。
滇北武定、禄劝两县彝族历史文献《彝族天文》记载：远古时“纳嘿嘿、纳伽伽”即无天无地无极现象，后产生清浊二气并交合，清气上升成天，浊气下凝成地，从此天地产生，日月星辰出现。彝族先民最早辨识北斗七星、天上九星和二十八宿，都用彝语分别给予命名。贵州毕节市彝族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天父慕古努、地母弭阿哪”，即指《太极图》的含义，并以“天白地黑”一语道破。彝族先民的无论十月历或十二月历，其推算依据都是“太阳一天行一度，一年行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余”，这是彝族先民长期观测得来的科学数据。[9]
又如滇南彝族历史文献《星宿书》记载了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太阳星、太阴星、启明星、日暮星等九大行星的运行规律以及九大行星与人相生相克的关系。再如滇东北罗平县彝族历史文献《玄通大书》和弥勒市彝族历史文献《历算书》等记载了古代彝族观测天文、推算二十八宿、九大行星运行以及大月、小月、闰月、闰年等。还有彝族天干、地支及其六十甲子也属于这方面的范畴。
目前国内许多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开始主动设计游学项目，结合本地、本校实际情况开展特色活动。2015“上海暑期学校”吸引了来自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650多名外国学生，7年时间人数猛增了26倍。部分大学也相继开设知识及体验课程，编写教材，制作视频课件，效果很好。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等，均有成功案例。
除此，部分彝族天文历算属于直接翻译中原华夏（汉族）道家天文历算，如当下彝族民间通用的《农历》或《阴历》以及彝族毕摩文化中的《彝族六十甲子纳音法》《男女合婚书》《测重丧日书》《测人骨书》《白虎行周图》等均中原华夏（汉族）道家天文历算《民俗通书》为蓝本翻译编撰成彝文应用的。其中《彝族六十甲子纳音》是中原华夏（汉族）道家《六十甲子纳音法》直接翻译编撰出来的，彝族毕摩为人预测人生命运、福禄。特别有意思的是，彝族毕摩为人举行祭星宿神仪式上先前念诵的几句祈语，全是汉语彝文音译，以红河县乐育镇窝伙垤村祭星宿神活动为例：“云南省临安府（今建水）石屏州（今石屏）司陀（旧时司陀部，今红河县乐育镇）司地窝伙垤村，XX氏家堂行祭星宿神，请天上某某星神下凡享祭。”还有禳解重丧日活动中，毕摩念诵的咒语也是汉语彝文音译。
值得注意的是，滇南丧葬祭祖类大型彝族历史文献《吾查》之“吾”，目前学界有多种解释，众说纷纭，各说各有理，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细究《吾查》所载的主要内容，都是记述各种事物、文化习俗的起源，因而《吾查》之“吾”是汉语“物”之音译，《吾查》就是“物源”。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吾查》也与中原华夏（汉族）道家老子学说有很大关系。同样，滇南丧葬祭祖类大型彝族历史文献《们查》之“们”也有多种解释，其实“们”就是“名”“衣”及“功名”“名誉”“衣冠”等义，《们查》为“衣科类”或“功名科类”之意。古代彝族社会里，不同的职务或功名着不同的衣冠，丧祭祭祖经方面亦同。滇南彝族历史文献《们查》有五种不同内容和用途及功能的版本，如《梅呐嫫查》（《大黑衣科经》）专用于君王丧祭活动，《梅申若查》（《小黄衣科经》）专用于毕摩、工匠丧祭活动，《梅能若查》（《小红衣科经》）专用于寨主、酋长、族长丧祭活动，《梅纽若查》（《小绿衣科经》）专用于平民百姓丧祭活动，《梅鲁若查》（《小白衣科经》）专用于非正常死亡人的丧祭活动。除此，还有《卓倮们》（《兽皮衣经》）、《依吉们》（《水族衣经》）、《兹申们》（《君王黄衣经》）、《崩窝们》（《毕摩衣经》）、《普通们》（《普通衣经》）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与中原华夏（汉族）儒家文化且道家文化五色文化有关。
三、彝族毕摩文化与释家文化交流交融关系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古印度，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因佛教由释迦牟尼首创，因而又故称“释家文化”。汉末至西晋时期传入我国，我国佛教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等。自创立并传承和发展汉传佛教之日起，彝族毕摩积极吸纳汉传佛家文化，充实和完善彝族毕摩文化。其中最具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滇南滇中彝族民间流传的彝文木刻本《礼法经》及纸质传抄本《唐王遨游地府》《西行取经记》等。其中彝文木刻本《礼法经》主要内容是：善恶分明果不同，善如金花永不谢；阳间贫富由天赐，阴间扬善又惩恶；知书达理循伦理，行善有功莫居功；剖肚割肝治母病，贪得无厌食苦果；人间伦理是根本，切莫欺人莫骂人；不义之财不可取，不知羞耻被人弃，欺孤凌寡天不容；不讲礼仪如畜牲，死后要变牛和马；儿孙行善祖慰藉，祖宗庇佑儿孙盛；行善世人尊，心善阴君爱，伦理道德传万代，人人都要遵伦理。
批改学生的作业，改正学生作业中的错误，评估作业的优劣等在英语教学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防错胜于改错，教师要仔细分析学生所犯的错误，采取科学的方法，借助相应的补充练习，以根除学生的错误。针对学生的错误来组织下一步的学习，这是英语教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采取多维作业评估，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思，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培养他们的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和创新能力。
《唐王遨游地府》主要内容是：龙王不按天君神格兹旨意行雨，大地旱涝不均，城内洪水泛滥，城外干旱无雨，于是唐王与龙王争斗，龙王被杀。龙王阴魂告到阎王处，唐王被迫赴阴府对堂，跟随阴府催判官周游阴间名山名桥，名江名城邑，目睹阳间犯何种罪，阴间仍受何种刑。唐王重返阳间，召集满朝文武官员，讲述阴府里的所见所闻，并要求文官记录成书，把阴间的法规条款颁布于世间天下，教育天下人，不论君臣百姓庶民，都要按条款办事，不得逾越，违者不论谁，按条款惩罚。
彝文版《西行取经记》中人物与汉文版《西游记》相同，但内容却很大不同。彝族历史文献《西行取经记》中说：唐僧出生在云南大理州宾川鸡足山，父亲姓张，母亲姓陈，都早已去世，唐僧由沙和尚收养抚育成人，如“世间有一个，名字叫唐僧，生在鸡足山。其父为赵氏，其母为陈氏。生来不知父，生来不知母。”唐僧长大后，为了给死去的爹妈念经，遂去西天大佛山寻找经书。路过大河边，遇到观音老母，观音老母教他念了咒语，又让他到昆明五台山下把孙行者喊出来，拿出顶金帽子让孙行者戴上。孙行者表示愿意保唐僧取经。二人一路前行，到雪莫借白山遇到猪八戒。八戒先要吃唐僧肉，后来被孙行者打败收服，一起保唐僧西天取经……在以后取经途中，遇到牛魔王火焰山，遇到要吃唐僧肉的河妖。到了大佛山取回经书，又遇到抢经书的大虹鱼，经书虽未被抢走，但已被水侵湿了，只能放到石板上去晒，结果却粘在石板上拿不起来。后来，彝族毕摩祭司去抄下来了经书120册（部）。一句话，彝族古籍文献《西天取经》的故事场景生在云南境内，所谓的“西天”是云南西部，“西天取经”即到滇西取经，其路线大体为从滇南滇中到滇西，而且取回来的经书也不是佛经，而是可以使人魂“上天入地”的彝族古籍文献《查姆》《吾查》《们查》等。
彝族传统生死观最初是人来自图腾物，死后还原为图腾或回归自然的“天人合一”观，如《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罗罗即乌蛮也。……酋长死，以虎皮裹尸而焚，其骨葬于山中。……人死往往化为也。”正如摩尔根调查研究美洲印第安人所言：“摩其人以熊、鹿为图腾，他们确信灵魂会转移的，人死了以后，将成为熊和鹿。”后由中原华夏（汉族）道家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为人死有三魂观念。其中：一魂回归祖先发祥地，与历代祖先团聚；一魂去坟地；一魂留于家中神龛前，享受后代子孙的祭献。
（三）切合教学目标的重难点所在微课能借助其自身的优势，突显课文的关键点和矛盾点，从而将文章的重点和难点用学生感兴趣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人教版三年级上册《富饶的西沙群岛》，对西沙群岛的海水“五光十色”的成因，对“一半是水，一半是鱼”的理解，乃至于西沙群岛的富饶，做到有重点、有分别的突破，推动教学的进程。事实上，利用微课从文到图，通过知识补充，学生就能理解文章背后所反映的相关知识，改变教师过度分析而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巧妙地化解文章内容的难点。
然而，自汉传佛教文化传入西南彝族地区，其生死轮回观也深深地影响了彝族毕摩文化。如：今世修路搭桥者，来世可骑马坐轿；今世糟蹋五谷粮食者，来世可能是乞丐；今世哄人诓人，来世可能是聋哑人；今世勤俭持家者，来世吃穿不愁；今世铺张浪费者，来世缺衣少食；今世施善积德者，来世贵人贤达；今世毁路拆桥者，来世瘸腿断脚；今世偷鸡摸狗者，来世短臂秃手；今世作恶者，来世没好下场。这与滇南滇中彝族历史文献《礼法经》《唐王遨游地府》中记载的释家生死轮回观基本一致，并强调宣扬“前世因不行善积德，今世受苦受难；今世若不行善积德，来世受苦受难。”因果报应思想，也道明生与死可以反复循环，生是死的前奏，死是生的转折，所以倡导生前多行善积德，来世可享荣华富贵或高官厚禄。还有滇南滇中彝族历史文献《苏腊》中说：来世变成女或男，说明上世、今世修炼得好，否则就变成牛、马、猪、鸡、狗、猫及蛇，或先变人再变动物，或先变动物再变人，或先后变牛、马、猪、狗，等等。[10]
如今滇南滇中彝族聚居区留存的观音庙、娘娘庙也不少，每每祭奉活动中，彝族毕摩都亲自参与祭奉，并讲唱传承释家文化类的彝族历史文献《王母娘娘》《观音菩萨》《阴君阎王》《唐王遨游地府》《礼法经》以及《王母娘娘传言》《观音菩萨传言》等，这不能不说是释家文化渗透到彝族毕摩文化的现象。
重复肾及输尿管畸形及输尿管异位开口,是泌尿系常见的先天畸形疾病。根据畸形部位和特征,重复肾及输尿管畸形分为完全性、不完全性两种。完全性重复指一侧或双侧输尿管全长重复,输尿管可分别开口于膀胱或尿道等部位;不完全性重复指一侧或双侧输尿管部分重复、汇合后共同开口于膀胱。单侧重复较双侧多6倍。完全重复时,上输尿管口位于下内侧,而下输尿管口位于上外侧。如果重复的输尿管开口于膀胱以外,则称为输尿管异位开口。该疾病女性多于男性,临床表现取决于异位开口部位,男性异位开口多见于后尿道及精囊,女性多见于尿道、前庭和阴道,女性患者的典型症状是既有正常自行排尿,又有持续漏尿或尿失禁。
值得注意的是，滇南滇中滇南滇中彝族历史文献《造字著书》一书记载关于彝文起源和发展及其编写伦理道德方面，如：“上古时候，世间没有文字，后来先贤尼拾搓（毕摩鼻祖），来到托倮高山上，栽银树和金树各一棵，并各开了3500朵鲜花，于是先贤尼拾搓邀请东西南北中五个先贤，加上他六个人，来到金银树下，把每一朵金花和银花用笔画下来，后这3500朵金花图和3500朵银花图成了7000个文字。他们六个先贤，一人画一卷，六个画六卷。后他们六个先贤来到吾注生寺里整理画稿，编成六卷书，刻在竹片上，并存放在书斋里。”[11]这一与佛祖释迦牟尼云游修行规范佛教教规教义基本相似。佛教经典说：起初释迦牟尼四处云游，寻师访道，学习静修和苦行，结果修行了六年，毫无成道的消息。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后，就开始收徒传法。释迦牟尼到鹿野苑去度化因他放弃苦行而愤然离开他的㤭陈那等五人。在去鹿野苑途中，释迦牟尼接受了几个商人的供养，并接受他们的皈依。这是佛陀的第一批在家信徒——优婆塞。到鹿野苑后，先前侍候释迦的㤭陈那等五人，也皈依了佛陀，并建立起第一个佛教团体。其后，释迦牟尼又四处传布佛法，大量收纳信徒，佛教逐步发展成一个遍满五洲大地、颇具影响的宗教。[12]虽这两个神话传说记载的内容不同，但彝族神话传说中的尼拾搓及东西南北中五位先贤创造彝文和编写彝族古籍文献的过程，与释迦摩尼及㤭陈那等五人规范佛教教规教义的过程，不能不说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从这一点来看，创造彝文、编撰彝文古籍文献与汉传佛教经典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很多彝族历史文献是佛教经典翻译和改编过来的，这一点深信无疑。
四、结语
综观所述，在历史的发展中，西南彝族毕摩文化受到中原华夏（汉族）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及汉传佛教文化（释家文化）的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影响，可不但不被其强化、同化，而相反地被西南彝族毕摩文化积极吸纳，并部分有用的儒、道、释文化创作性地发展且创造性地转化为西南彝族毕摩文化本土化，既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大胆地吸纳儒、道、释文化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特别是彝族毕摩不是孤芳自赏且固守自封的，对外来异质文化不是避而远之，而是积极吸纳、创新、创造、学先进文化的，弃糟取精，去伪存真，他为己用，不断充实、丰富、完善、传承、发展西南包括彝族毕摩文化在内彝族传统文化，是千百年来西南彝族毕摩文化与中原华夏（汉族）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及汉传佛教文化（释家文化）相互互动、交流、交融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左玉堂．中国西南彝族毕摩文化[C]//毕摩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2]刘尧汉．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C]//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3]马学良，陈英．贵州彝族文物考[J]．文物，1982（4）:16．
[4]巴莫曲布嫫．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理论[EB/OL]．http://iel．cass．cn/2006/jjwx/bmjjsx．htm．
[5]蔡华．道家与彝族传统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6]李延良．彝族哲学著作《宇宙人文论》初探[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7（4）:7．
[7]马学良．研究彝文古籍 发扬彝族文化[J]．贵州民族研究，1987（2）:8．
[8]佚名．尼苏婚姻溯源[M]．龙倮贵，杨正忠，等，释读．龙倮贵，白文光，等，编译．香港：中国科学文化文化出版社，2012:228-276．
[9]陈英．全面深入开展彝学研究的关键[C]//贵州彝学〈第1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26．
[10]云平．博大精深的彝族阿哲毕摩文化[C]//《爱佐与爱莎》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257．
[11]佚名撰．尼苏史诗[M]．龙倮贵，释读，整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450-451．
[12]佚 名 撰．南 无 本 师 释 迦 牟 尼 出 家 成 佛 的 故 事 [EB/OL]．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1NzczMw%3D%3D&idx=1&mid=2649772140&sn=f05cf5232aa74365a29db32590198899．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Ble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mo Culture of Yi Nationality and Confucianism,Taoism and Interpretation
LONG Luo-gu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Honghe University,Mengzi,Yunnan661199,China)
Abstract: The Bimo culture of Yi national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Yi nationality.In the long course of history,the Bimo culture of the Yi nationality has been greatly impacted and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Taoism and Buddhism,and constantly exchanged and interacted.Instead of being assimilated,it has been actively absorbed by the Bimo culture of the Yi nationality and transformed into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Yi nationality so as to continuously enrich,enrich,perfect,prosper and develop the Bimo cultural system of the Yi nationality.It is also a notable feature of the Bimo culture of Yi nationality.
Key words: Yi nationality;Bimo Culture;Confucianism,Taoism and Interpretation;Blend;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239（2019）04-0042-08
收稿日期： 2019-04-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基金项目“中国彝文古籍文献整理与保护及其数字化建设”，项目编号：13&ZD142；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资助项目“云南彝族重要古籍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研究”，项目编号：SYSX201420；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红河彝族传统教育对现代教育镜鉴研究”，项目编号：2018JS462。
作者简介： 龙倮贵（1963-），男(彝族)，云南红河人，红河学院教授，红河学院学报业务副主编，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民族学、宗教学及彝族传统文化。
（责编：李布都莫 责校：明茂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