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建设：陈序经与吴景超文化社会思想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陈序经论文,吴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6－0103－09
陈序经（1903～1967）与吴景超（1901～1968）均为我国早期知名社会学家。他们年龄相若，学历相似①。尽管在20世纪30～40年代，陈序经主要以研究文化问题著称，吴景超则以探讨工业化问题名世。但他们作为注重现实社会问题研究的社会学家、文化倾向上的典型西化派，对东西文化问题、乡村建设与工业化都市化、民主政治建设等诸多现实社会问题均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们或直接交锋，观点对立；或各自为战，主张相应，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民国时期西化派知识精英文化社会思想的丰富面相。本文即拟以上述问题为中心，比较他们在民国时期文化社会思想上的分歧与共识，揭示西化派知识分子内的不同类型，进而反思西化派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想在民国时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是非得失。
一、东西文化观
陈序经是30年代初“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全盘西化”四字就由他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进行系统阐释。1931年，陈序经在《社会学刊》上发表《东西文化观》一文，在《社会学界》首次以“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的文化整体论，提倡“全盘接受西洋文化”、“全盘采纳西洋文化”②。数年后的1935年初，因十位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发表，在知识界引起广泛讨论。吴景超很快撰《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该文赞成《宣言》提出的折衷态度，并从理论上着力批判全盘西化论。吴景超的公开批评很快引起了好战的陈序经的激烈回应，在《独立评论》上就东西文化问题也由此展开热烈讨论。讨论中吴景超回应了陈序经的反批评，进一步阐释了取法西方文化的具体态度，陈序经亦再撰文反驳。因他们间立场截然有异，吴景超没再作回应。纵观他们的争论，分歧实际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文化是否可分？这是陈、吴文化论战的根本问题与焦点所在。陈序经认为作为一种类型的文化体系，本身是不可分的，所以要西化只能全盘西化；吴景超认为文化内部各因子并非必然联系，有不可分也有可分者，因此西化过程可有选择的进行。陈序经在《东西文化观》中指出“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的，所以她所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吴景超则指出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一个基本不足便是文化本身不能分开“只含有一部分的真理”，实际上“文化的各部分，有的分不开，有的是分得开。别国的文化，有的我们很易采纳，有的是无从采纳”。并先后用美国社会学家麦其维、霍布浩、路卫、德国社会学家亚富勒魏伯（A·韦伯）的学说进一步阐释。麦其维、韦伯将文化区分为文明（Civilization）与文化（Culture），其中文明是“发明”出来的，包括自然科学及物质的工具等；文化则是“创造”出来的，包括宗教、哲学、艺术等，因此前者可以到处传播，后者则因是一个地方时代民族性的体现，根本无法完全模仿。霍布浩和路卫关于家族制度、配偶制度的具体研究更明白指出“一种生产方法，可与不同的家族制度相结合，没有一种家族制度，是与一种生产方法‘分不开的’”，“能说一妻多夫的文化，与某种经济文化是‘分不开’的吗？”③ 在陈序经看来，吴景超关于文明与文化区别的反驳，只不过是重复中国以往将文化分为道的文化与器的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这类简单两分化的老调而已，而且霍布浩也认为每一社会文化的各方面是有连带与密切关系的。吴景超在批评中随手举例说采纳西洋电灯不必采纳西洋跳舞，采纳西洋科学不必采纳西洋基督教、采纳西方治学方法而不必学他们见女人而脱帽的习惯、全盘西化应该反对用筷子、反对说中国话等，陈序经对此更是详加反驳，指出跳舞、基督教分别先于电灯与科学，而电灯的发明与科学的发达又反过来对跳舞与基督教产生相当的影响，指出受西洋教育的人见女人多脱帽子、国内番菜馆的逐渐增加与语言逐渐趋于西化等均为国内西化事实，所以，在陈序经看来“吴先生始终不明了文化的各方面有了连带与密切的关系而分不开的理论”④。显然陈序经并没有真正回应吴景超的理论批驳，而主要从一些西化的事实中逻辑推论出全盘西化的应然性与必然性，将文化的连带与密切关系等同于绝对的分不开关系。
（二）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或固有文化是陈序经全盘西化观的另一面。他的“文化”概念特别注重文化适应时代的创造性与发展性，因此“所谓‘保存固有文化’这句话……都是不通的”。即使从固有文化本身上看，“中国的固有文化，可以说是老子和孔子的结晶品”，核心都是“反物质生活的道”，是“单调”，已无法适应世界的趋势。因而“吾们所反对的是要保存固有文化”，固有文化只具有历史地位的价值。陈序经还退一步指出即使在这个世界的趋势中存在中国固有文化的特质，也证明这种特质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世界文化的共同特质⑤。30年代初，在民族危机日趋严峻之际，诸多知识分子对国内知识界日趋西化的主流倾向多表示担忧，为增强民族自信心，十教授宣言提出要折衷中西文化，实际主张侧重重建与恢复优良文化传统。吴景超赞同十教授的折衷主张，指出复兴中国文化的“唯一途径，便是折衷的态度了”，但又不满既有折衷主张的空洞言说，主张“我们第一要‘具体’指出，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中，那一部分还有适应环境的活力，因此应当保存”，只有真正保存固有优美文化与采纳西洋优美文化，才能创造适应新环境的新文化⑥。对此，陈序经批评吴景超“完全忽略了两种文化接触后的趋势”，即东方文化趋于消灭而西方文化趋于世界共有的趋势，从文化程度比较上看，中国固有文化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人家那样的进步”，陈序经用十分情绪化的语言指出：“从东西文化的内容来看，我们所有的东西，人家通通有，可是人家所有的很多东西，我们却没有。从文化的各方面的比较来看，我们所觉为最好的东西，远不如人家的好，可是我们所觉为坏的东西，还坏过人家所觉为最坏的千万倍”。从中国提倡固有文化的现状来看，陈序经认为那也不过是“为了外人所利用以压我民众”的工具，或者不过是“为好奇心理而当做古董欣赏”而已⑦。然而，吴景超却并没能“具体”指出中国固有文化中哪些部分是适应环境的部分来回应陈序经，反而在其他地方指出当时还没有一篇文章能条举中国文化的优点在十项以上且言之成理者，因此“拿中西的文化互相比较，我们固有的文化，相形见绌，这大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了”⑧。承认“中国不如人的问题，乃是文化不如人”⑨。他鼓励中国人应该有文化自信心，指出：“第一，中华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力量，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第二，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与任何民族比较都无愧色。”⑩这自然与固有文化的具体内容无关，而强调文化的西优中劣，强调文化创造的自信心，正是陈序经西化思想的基本特征，因此陈序经后来在总结1935年的中西文化论战时以胜利的口气说：“吴先生在这里，是有意的，和积极的，近于全盘西化论了”(11)。
（三）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与陈序经全盘接纳西洋文化的基本立场不同，吴景超等西化派多取折衷立场，他认为“西方文化本身的种种矛盾，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致命伤”。对西洋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指出在西洋文化中，那部分应当采纳，能够采纳”(12)。后来吴景超进一步具体阐释为四种态度：（1）对某些西方文化整个接受以代替中国文化的类似部分，如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医学等；（2）对某些西方文化整个接受以补充中国文化的类似部分，如哲学、文学等；（3）对某些西方文化可作为参考但决不抄袭，如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各国关税政策等；（4）对某些西方文化不客气的加以排斥，如迷信的宗教、儿戏的婚姻、诲淫的跳舞、过分的奢侈等(13)。吴景超关于西化内容矛盾多而无从全盘西化的质疑，实际是当时反对全盘西化论者的一个共同质疑，对此陈序经早在1934年的广州文化论战中就做了回答。他再次重申，吴景超提出的问题只是一个枝节问题，中国文化本身也有不少冲突，同理，西洋文化尽管从表面上看五光十色，但“他们却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阶段，共同的性质，共同的要点”，即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即民主化(14)。也就是说，只要把握民主化的原则，全盘西化就没有障碍。陈序经批评吴景超的折衷论不具备操作性，而自清末以来折衷论的现实表现却生出将西洋文化之短与中国文化之短相结合的严重流弊，因此折衷论在事实上“所生出的危险，恐怕远在真正复古派之上呵！”(15) 针对吴景超的四种具体态度，陈序经也一一回应，指出继续吸收西洋文化精华的重要性，他还以一种独特的算术方法，认为吴的四种态度合计证明吴“不但只承认了西方文化的四分之三以上，而其实是承认了三分之二点五以上了”，所以已接近全盘西化论(16)。
20世纪30年代中期知识界掀起的中西文化论战涉及面甚广，其中一个主体内容便是全盘西化论与倾向西化的折衷论之间的论战，陈序经与吴景超的交锋可谓这两派争论的典型。从事实上看，折衷论因其理论的妥当与适应时势而最终成为主导倾向，从理论上看，吴景超的批评确实揭示了全盘西化论的要害，此外全盘西化论以偏概全、以逻辑代事实、数字计算的奇思妙想的种种弊端也十分明显。不过，陈序经的反驳也揭示出当时的折衷论的胜利也并非理直气壮，吴景超一方面承认中国文化不如人，一方面又提不出更具体的中国固有文化的可继承层面，说明折衷论也有底气不足的问题，很难说吴景超在论战中取得了真正的胜利。
二、乡村建设与工业化、都市化问题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上，自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知识界始终存在“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30年代初，因背景各异，旨趣多样的乡村建设实践遍及全国，颇具声势，更引起知识界关于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广泛讨论。在这场讨论中，陈序经与吴景超均主张中国当走工业化、都市化的道路。不过当时他们对乡村建设的态度、乡村出路、工业化主张等方面立论的侧重点明显不同，大致说来，陈序经主要从消极方面全面抨击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吴景超则从积极方面阐发中国走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路径。
对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陈序经留德回国后就密切关注，自1932年到1936年春，多次参观广州、定县、邹平、定县等乡村建设试验站。实地考察使陈序经对乡建运动颇为失望，从1936年4月开始，也即乡村建设运动接近尾声之际，他在《独立评论》等刊物上连连发文，从乡建运动的现实效果、理论、组织、方法等方面全面否定乡村建设运动：在现实效果上，乡建工作所包括的教育、卫生、政治、农业四个方面均乏善可陈；乡建理论更为危险，主要体现为复古倾向与“以农立国”论；组织建设过于复杂，团体数目太多，发展太快，以“县”为单位的建设既小（区域小）又大（乡建内容无所不包）；在方法上，存在脱离政府与依赖政府的矛盾、实验方法与单位主义的片面性弊端等。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的衰落是必然的(17)。吴景超也始终关注乡建运动，在总体认识上，与陈序经一样，认为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乡建运动所能解决的，农村问题，只有“放在经济建设的大问题之下”，“才可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18)。但他并没有取尖锐批判的态度，反而对当时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从建设的角度参与讨论，如对乡建运动中“知识分子下乡难”的问题，吴景超并不像陈序经那样对乡建人员的工作成绩进行苛刻指责，而是从同情理解的角度，指出：乡村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乡村缺乏研究学问的设备、乡村低下的物质文化无法满足知识分子的需要、家庭及亲朋戚友不希望知识分子下乡等是知识分子下乡难的四个基本原因(19)。指出知识分子在都市工作也有为乡民服务的不可替代的功能。而面对乡村需要知识分子的现状，吴景超从建设的角度，主张用“政治及职业的力量”，提倡在各县设立“农政局”，由受过大学教育的毕业生主持其事，分别承担调查现状、推广知识、建立乡村组织的职能，尤其希望通过乡村组织建设来培育乡村领袖，通过乡村领袖的自组织活动推行各项乡村社会建设(20)。对于乡村农民的组织建设，吴景超高度重视，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又特别著文强调各地组织农会组织以推进农业建设的重要性(21)。
对农村发展现状的分析与农村出路的探讨，陈、吴的主张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人多地少、分配不均是农村的根本问题，农村的根本出路在走工业化的道路。
陈序经在对乡建运动的批判中指出，我国人多而可耕地少，且土地分配不均，不少农民无田可耕，土地面积不够用与人口的逐渐增加为农村根本问题，显然不可能“只靠农业以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吴景超更是利用种种详尽数据，分析了当时农村普遍破产的原因，比较了中外乡村发展现状、中外农民生活程度的差异，探讨了扩大中国农场的种种可能路径、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寻求佃农变成自耕农的种种具体措施。在农村出路问题上，陈序经强调“以工业为前提，以都市为起点”。首先“必要极力去发展工业，以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才是办法”。其次，在工农轻重缓急的合理关系上，工业发展是农业发展与乡村建设的必需条件，乡村建设应“从都市而尤其是大都市的左近的乡村下手”，“逐渐地放大其范围”。因为如此可充分利用都市中的行政机关，利用这些机关的人才与设备，从事交通、卫生、教育、农业等乡建事业建设，从而解决乡建中的治安混乱、人才、经费短缺等问题(22)。就农村建设本身而言，主要在农业发展，“要依赖于农业的科学化与农业的机械化”(23)。因此，在陈序经看来，乡建的根本目的在“把中国的乡村西化起来，使能调和于西洋或西化的都市而成为一种彻底与全盘西化的文化”(24)。吴景超从人口密度和职业分派两个变量出发，认为中国出路一方面在节制人口，一方面在工业化、都市化。就农村出路而言，一方面扩大农场，并改良农业技术，使传统的农村生产方法即“筋肉生产方法”，一变为“近代的机械的生产方法”，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同时，使农村过剩的人口加入都市；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通过发展都市的工业、交通、金融等建设事业，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农产品运输困难、农民资金短缺等问题，使都市与乡村互助共进，最终“由以农立国的国家，变为以各种实业立国的国家”(25)。
显然，尽管在一些具体提法上明显有别，但陈、吴二人在强调都市工业化吸纳农村过剩人口、农村与都市发展的互补性、农业发展走向科学化与现代化方面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不过，就对农村问题关注的广度和深度而言，陈序经显然远逊吴景超，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始终是吴景超探寻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除上述内容外，还先后专文讨论农业政策、田赋、农村组织、农村土地、农村发展模式等诸多问题。尽管陈、吴二人都是经济发展道路中的工业化派，关于工业发展对于社会的影响的调查工作也曾是30年代陈序经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但比较而言，陈序经主要是在批判乡建运动的过程中简略地申论了工业化、都市化的基本主张，并没有进行细致、深入的具体探讨。而吴景超作为工业化派的代表人物，正是以全面、深入探讨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著称于世。其对于工业发展的外资引进、技术设备与技术人才、工业管理、外资竞争、政府与工业的关系、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可分性、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融合的“新路”论、近代都市化的原因、人口节制与经济建设等诸多工业化、都市化问题的深入探讨，至今深具启示意义。
三、民主宪政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知识界就国难期间中国政治走向的问题，掀起了一场较为热烈关于民主与独裁政治争论，论战中大致分为三派：一派持独裁论。认为国难期间为统一、建国而应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以蒋廷黻、丁文江为代表；一派主民主论。主张国难时期应行也能行民主宪政政治，以胡适、陶希圣为代表。还有一派为折衷论者，主张政制改革而不主张开放政权，陈之迈、张佛泉为代表(26)。吴景超、陈序经也参与这场讨论，大致说来，吴景超偏于折衷论，而陈序经偏于民主论，但他们又各有特别之处。
吴景超通过历史的分析，认为“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统一问题。国家统一之后，一切建设计划，才能实行”(27)。而从事实上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是一党独裁的政治，而在这一党独裁的政治中，少数的领袖，占有很大的势力”(28)。可以说，吴景超是倾向于现实社会中以独裁来谋统一的。不过，吴景超又指出，从价值取向上看，他与胡适一样，赞成民主政治。并且从英国的民主政治中归纳出实施民主政治应具备的五个条件：多个政党、自由讨论、普选权、多数党执政、频屡选举。他主张用教育的方式，促成这些条件的完成，然后水到渠成的推行民主政治(29)。可见，吴景超只是将民主政治视为未来的应然目标，并不赞成胡适当下就实施民主政治的主张，认为现实的关键是武力统一中国并培植民主政治的条件。陈序经针对当时主张独裁政治的论调，撰写《论独裁》一文，从学理的角度予以反驳。他认为，从学理上看，“所谓独裁政治，既不是一种政体或制度而和民主政府对峙而能相提并论，从我们目下的需要来看，所谓独裁政治，并不是一种可以讨论提倡能达到的政治”。独裁政治本为变态政治中最变态的一种，在空间上既无普遍性，在时间上亦无永久性。“独裁是自养的自成的自造的自裁的”，所以独裁与专制不同。独裁政治从根本上是以情感与武力为基础的，在善恶观上，最终也只能以独裁者自身的善恶观做标准。独裁问题的关键是是否存在独裁者，若没有这种人，“则讨论提倡是没有用的”。相反“由讨论提倡而产生出来的人物，只是而且只能叫做人民的公仆”，而以公仆治理国家，就是民主国家(30)。如前所述，在反驳吴景超关于西方文化自身矛盾重重无从化起的质疑时，陈序经也强调“民主化的途道”为西方文化的根本原则，即使是独裁，“不但是暂时和局部的现象，而且能够顾及民意，奖励民治”(31)。显然，陈序经的论述偏于学理的阐释，现实倾向含糊不清，也无补于任何现实问题。但其反对独裁政治，主张民主政治的态度还是十分明确的。陈序经在当时反驳各方质疑西方文化形式多样如何化起的问题时，也反复强调西方文化共同的基础是“民主中心的政治”，任何极左、极右的主义都只是民主制途径中的变态现象(32)。1947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宪政选举，梁漱溟讥为“选灾”，并从中西文化差异上展开论述。应该说，就现实结果而言，梁漱溟视选举为“选灾”是一针见血的，但陈序经对此撰《选举·宪政与东西文化》的长文，严厉批评。在宪政观上，陈序经坚持中国应采取完全取法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尽管他承认西洋的选举制度在中国实行有不少弊端，就是在西洋也还有流弊。但民主、选举、宪政本身是必须追求的，不能因有弊端而漠视，应该努力在推行中逐渐发展。而且中国也是完全有可能取法西洋宪政的，苏联、日本能取法西洋坐收西洋发明之功，中国亦能如此。“而况实行选举，也是推行民主宪政的一种主动力”。推动民主宪政，又是逐渐使老百姓有钱有势……等待主动力。故取法西洋并无问题。反观中国传统，陈序经用诸多史实与事实指出，内中并无民主精神与容忍之道，孔子之道正是专制政治的护身符，故以儒家思想去调和西洋的民主精神，“是很大的错误”(33)。这时的陈序经，与30年代胡适的主张已无甚区别。
在宪政问题上，陈序经与吴景超作为西化代表人物，追求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达致民主政治的途径则各具己见。吴景超主张先统一，后谋民主政治；陈序经没有就民主与独裁争论明确表态，但以其一贯思想来看，也是始终赞成在现实社会中全盘推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尽管如此，他们关于实施民主宪政的具体主张恐怕都有理想与空疏之弊。正如论者所言，吴景超要在武力统一的过程中乃至武力统一后培植民主政治的条件，“恐怕还有新的、更大的困难”(34)。而陈序经完全无视梁漱溟所强调的中国特殊社会结构与文化而直接推行宪政，只怕更寸步难行。事实上，对于如何真正实施民主政治，他们均没有深入探讨与具体的方案。
四、总结与思考
如本文开篇所示，尽管陈序经侧重文化研究，吴景超主攻都市研究，但作为社会学家，他们的学术成绩实涉及现实社会的诸多方面，面对诸多共同的现实社会问题，二人从各自的角度与旨趣都展开了认真的探讨，这就使得对二者社会思想进行综合比较成为可能，实际上除上述问题外，他们在教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主义观等问题上均有可比之处，但从上述三个主要方面进行比较，已可大致区分他们社会思想的不同取向。
就前述思想比较而言，概括地说，在中西文化观上，陈序经主全盘西化论，吴景超主折衷论，并就此展开激烈交锋。在乡村建设与都市化、工业化问题上，陈序经集中精力以激烈的态度全盘否定乡村建设运动，以揭示工业化、乡村西化的应然归宿；吴景超在积极面对乡建具体问题的同时，更细致地从建设的角度阐明发展中国工业化、都市化的具体途径；一正一反，二人主张相应。在民主宪政的问题上，陈序经反对独裁，主张直接取法欧美的议会选举方式推进西化进程，吴景超则主张从历史的角度思考中国民主宪政问题，现实取向应先强调统一、集中，然后逐步过渡到民主宪政实践，他们的主张、手段有别。
从思想派分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西化派知识分子。但是，在西化派内部，具体的思想主张也是千差万别的。一般而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西化派以胡适为领袖，形成当时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胡适派学人群”（章清语），吴景超正是“胡适派学术群”的核心成员；陈序经为典型的西化派，并系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撰稿最多的作者之一，但陈、胡基本无甚私交，严格意义上不属于胡适派的圈内人。尽管同属西化派，陈、胡、吴三人的思想却并非简单的派别对应，而是有着复杂的纠缠关系。如在文化问题上，胡适在学理主张上与吴景超类似，但在现实策略上一度更偏向陈序经；在宪政问题上，陈序经与胡适基本一致，而吴景超则与胡适相左；在关于乡村出路、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基本主张上，陈序经与吴景超可谓高度一致。
不过，如果以类型划分，一般还是可将西化派大致可分为极端西化与折衷西化两大类型，陈序经与吴景超正分别为这两种类型的代表，他们的持论方式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大致可以说，陈序经注重批判，偏于解构，吴景超注重建设，偏于建构。批判、解构型主要从消极方面揭露、批判现实种种社会问题，从而呼吁现实社会的彻底变革；建设、建构型则是面对社会现实，如何寻求种种可能的现实途径改善或解决社会问题，逐步推进社会发展。就陈、吴来说，在中西文化问题上，陈序经虽然后来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文化学说，但其全盘西化的社会影响主要来自其中西文化比较上对中国固有文化处处不如人的偏激批判；吴景超则强调依据中国现实，极力挖掘固有文化的现代性因素，再结合世界潮流，建设新文化。在乡村建设问题上，陈序经着重从实践、理论、组织、方法等方面全面批判、否定乡村建设运动。吴景超则通过详尽的中外比较，揭示中国乡村人多地少、自耕农不足、生计困难等问题，根本目的在依据中国国情，参照国外办法，寻求种种可能的解决途径。在民主宪政的问题上，陈序经固然主张直接推行民主制，但他是针对梁漱溟认为国会选举不合国情实为“选灾”论的批判，重心还是对固有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否定；吴景超则强调从现实出发寻求逐步实现民主的可能途径。导致陈、吴思想取向差异的原因固多，其中与个人经历、学术背景、性格志趣、社会位置等方面的不同有较大关系。
陈序经出身侨商家庭，早年随父周游东南亚，对殖民地人民饱受殖民者欺压的情形感受至深，又辗转于新加坡、广州、上海等地求学，对中外文化的巨大差距有更深的直观印象，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心情尤为迫切。相应的，在学术资源上，留学前就接受了生物进化论思想，留学美国、德国后，广泛学习西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理论，整合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传播论与德国文化社会学，最终形成以文化整体论、直线进化为基础的新进化思想，一切问题的探讨以西方文化为指针，这种急切趋西的一元化的文化观使他更注重中国社会现实的缺陷与落后，并为之深感忧虑。相反，吴景超出身江南富绅家庭，早年考入清华学校，个人生活与学习经历可谓一帆风顺，其改造社会的心态可能要比陈序经平稳得多。留学美国后，受以都市研究闻名的“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亲炙，专注于都市问题研究与社会调查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也深受社会学家孙末楠（今译萨姆纳）的影响，注重事实，随时注意收集相关问题的最新中外数据、理论、解决方法，与陈序经的论述相比，吴景超的论述更具实证性，在种种中外宏观比较中，更为细致、具体。在文化理论上，自然也倾向于接受文化人类学中历史学派、相对主义思想，强调文化发展的多种路向。总的来看，在学术思想上，吴景超更注重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学术研究的社会改良性(35)，这自然易于形成他的建设型、建构型特征。
在立论发言的社会位置上，陈、吴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陈序经留学回国后，终身在高校工作，是一位典型的学院型知识分子。吴景超则从1936年到1947年脱离高校，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工矿调整委员会、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秘书等职，可谓实践型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论及科层组织知识分子与独立知识分子区别时指出：“独立知识分子可以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对政策问题所阐述的见解，由于不必付诸行动，他常常不理解各种行动的困难，而这些行动困难是时刻装在科层组织知识分子心中的”(36)。这一论述正可揭示陈、吴的区别。从默顿的分类来看，陈序经这种学院型知识分子正是典型的独立知识分子，以坚持自己的主张为中心，因很难理解具体行动的种种困难，社会批判的意味更为明显。而吴景超科层组织知识分子的意味更为明显，因多年来一直从事都市社会调查，对社会问题有更深入、全面的观察，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种种困难也有更具体的认识，且作为政府成员，发现问题的目的不在批评，在于如何用种种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行动的困难”，属于典型的建设型。当然作为社会学家，陈序经也注重实地调查，但因旨趣在于批评，所以建设性主张与吴景超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
应该指出的是，从比较的角度归纳出陈序经批判型、解构型与吴景超的实践性、建设型的不同特点，并不意味着陈序经的激烈批判性思想因不免偏激就应予以简单否定，而吴景超的正面建设思想因较理性周全而值得高度肯定。事实上，社会发展固然需要逐步的、积极的正面建设，但消极的、激烈的负面批判，也能进一步推动正面建设者更清醒面对社会问题，反思自己的局限，从而使自己的建设主张更为健全。因此，无论在中西文化论战中，还是在乡村建设运动与宪政论战中，陈序经的尖锐批评都得到了论敌与时评者的高度肯定(37)。而且，面对陈序经等极端西化论者的批评，吴景超等折衷西化论的回应也有考虑不周、情胜于理的种种尴尬，说明吴景超的正面主张也值得进一步思考。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就西化派而言，正是由陈序经等批判、解构论与吴景超等建设、建构论一正一反地共同推动着社会思想的发展，两种类型的思想与主张均有得有失，均是我们今日重新思考社会发展的重要参照点。就整个思想发展而言，在对保守派与西化派的大致区分中，历史进程也正是由西化论对传统的尖锐批判、对世界潮流的深入把握、由保守论者对文化传统的深入挖掘而共同推进的。
就陈序经与吴景超而言，无论陈序经的解构，还是吴景超的建构，他们探讨中国现实问题的旨趣与终极目标是根本一致的，即跟进时代潮流，以西制西，促进并坚信祖国的民族独立与富强振兴。陈序经指出“要想抵抗或打倒帝国主义，我怕还是要帝国主义”。吴景超斥责畏惧帝国主义经济实力的部分乡建派为“畏难退缩派”，坚信学习帝国主义，极力与其争夺市场，“前途终是光明的”(38)。这种跟进现代世界趋势的努力与坚信民族复兴的信念也是民国时期西化派知识分子的一个群体特征。
注释：
① 陈序经于1928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吴景超于同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②⑤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社会学刊》第2卷第3期（1931年4月）。
③ 详见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分别载《独立评论》第139号（1935年2月24日）、第147号（1935年4月21日）。
④ 详参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分别载《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第149号（1935年5月5日）。
⑥(12) 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独立评论》第139号。
⑦(14)(15)(31) 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第142号。
⑧⑩ 吴景超：《自信心的根据》，《独立评论》第161号（1935年7月28日）。
⑨ 吴景超：《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独立评论》第162号（1935年8月4日）。
(11) 陈序经：《一年来国人对于西化态度的变化》，《国闻周报》第13卷第3期（1936、1、13）。
(13) 吴景超：《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独立评论》第147号。
(16) 陈序经：《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独立评论》第149号。
(17) 对陈序经的乡村建设观的具体探讨，详参拙文《西化与乡建——陈序经的乡村建设观与乡建论战》，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8)(25)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17页。
(19) 吴景超：《知识分子下乡难》，《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6日）。
(20) 吴景超： 《农政局——一条知识分子下乡之路》，《独立评论》第64号（1933年8月20日）。
(21) 吴景超：《农业建设与农民组织》，《新经济》第2期（1938年）。
(22) 陈序经：《乡村建设的途径》，《当代评论》第4卷第2期（1943年12月11日）。
(23) 陈序经：《建国应以城市为起点》，天津：《益世报》，1947年12月9日。
(24)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第82、85～86页。
(26)(34) 详参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第59～140、138页。
(27) 吴景超：《革命与建国》，《独立评论》第84号（1934年1月7日）。
(28)(29) 吴景超：《中国的政制问题》，《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月6日）。
(30) 陈序经手稿：《论独裁》，藏南开大学图书馆。该文是否发表待考。
(32) 详参拙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0～282页。
(33) 详见《宪政·选举与中西文化——评梁漱溟的“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二），分别载《世纪评论》第2卷第23期（1947年12月6日）、第24期（1947年12月13日）。
(35) 吴景超的社会学观与文化发展观可参其《社会学观点的应用》、《民族学材料的利用及误用》等文，均收入《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
(36) ［美］罗伯特·K·默顿著，唐少杰等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75页。
(37) 详参拙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第295～297页；拙文《西化与乡建——陈序经的乡村建设观与乡建论战》。
(38) 见陈序经：《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独立评论》第199号（1936年5月13日）；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独立评论》第125号（1934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