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和财政职能发展完善“国家分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能论文,社会主义国家论文,分配论文,财政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职能是指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要发挥国家职能作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首先要弄清楚当前我国社会制度已经是社会主义，要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中国目前正处于过渡阶段中的初级阶段。要从认识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经济条件、经济结构入手，从而科学地界定上层建筑、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
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肯定国家的存在、阶级的存在和差别的存在，是为达到国家消亡、阶级消亡来消除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差别的存在是阶级存在的基础。承认差别存在是为了消灭差别，但先要允许差别存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要扩大差别，然后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再采取措施努力缩小差别，消除两极分化。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作用的。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所以必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其产品的交换必然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有交换就有市场，所以就会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商品交换曾经为奴隶制服务过，也曾经过封建主义经济制度服务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达到了顶点。现在，市场经济体制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为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服务。虽然商品交换的形式相同，但是由于其所服务的经济制度的差异，其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在实现形式上是不同的，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也是不同的。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经济上，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快速增长。这四条基本任务，同第四部分的纲领，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有机的统一，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人们要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职能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宏观调控职能。
为了弄清楚其原理，在这里要完整理解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提出、在十五大重申的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含义就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在这里的“使”字是指国家为主体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引导市场。在这里明确了两点，一是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是主体，市场是客体；二是明确了经济规律是客观的，运用和驾驭是主观的，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既不能唯意志论，也不能放任自流。
其次，国家是通过宏观调控制约市场，市场要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国家的调控之下起作用，也就是说，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要在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控下来发挥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
再次，所谓市场要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不是指在资源配置中让其自发发生作用，而是指要尊重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使生产符合市场需要，既承认自发作用，更重视自觉作用，并且努力使自发作用在自觉机制引导下运行。所谓基础性作用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价值规律依然起着作用，马克思讲的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只要有商品交换，它就会起作用，但其实现形式则是随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化的。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由于公有制按劳分配居于主体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所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在起主导作用。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生产目的变了。因而其实现形式变了，所以价值规律以等价交换为主导机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已实现了社会化的集中，生产资料同劳动者直接结合，因而资本关系被消除了。而非公有制经济则仍存在资本范畴，虽然还存在着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关系。但要受到限制，在公有制经济内实行按劳分配。二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运行从根本上说要适应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要求，受市场供求规律的制约。三是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从根本上说是国家依据商品交换的实现规律进行管理经济的职能。因此，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价值实现规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在看得见的手自觉调控看不见的手中起基础性作用。
我想到了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的一段话，“在社会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求，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为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相应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恩格斯讲的，这种国家职能，是概括了商品经济各个历史阶段的共同职能。所以说市场经济是个法治经济。其实，法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江泽民同志讲的“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即以国家为主体按客观规律进行宏观调控，影响和制约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按客观规律实现国家职能的作用。
这也告诉我们，国家对资源配置上宏观调控职能，应当是覆盖全社会的，是对生产力再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全面制导作用。作为国家职能实现手段之一的财政职能，也应当一样的宽泛，要反对狭隘的财政职能观。例如，优化分配结构是实现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重要手段。这里所说的分配结构，即是指要素的分配，也指消费资料的分配。因为要素的分配既决定生产力结构，也制约生产关系结构。所以，体现国家职能的财政职能不能只限于所谓“国用”或“公共产品”，不能孤立地只管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所以分配结构协调是组织总量平衡的基本手段，只有分配结构合理了，国民经济总体才能平衡，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定财政预算收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组织预算平衡。
我们财政学界过去常常把捐税的起源说，当作国家和财政的起源，从而研究国家职能、财政职能，这是过于狭隘化的。这种认识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特别是脱离了政治、经济条件来孤立地研究财政分配，在财政理论上，一直没有把资源配置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首要条件来认识，也没有作为财政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来看待。生产力再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增长需要。需要是目的，是动力，而生产是手段，是条件。分配和交换是中介。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为满足社会需要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原理指出，“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起发展，并且是依靠这个手段发展的。”我们财政学虽然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但分配的目的离开生产力再生产、离开了满足社会需要这个目的，就成了无的放矢，而离开了生产关系再生产，分配也就失去了对象。单纯研究某一部分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是不可能为协调再生产服务的。因此，财政学不能只讲所谓“国用”、“公共需要”、“公共产品”，因为它失去前提，失去了依据；尤其是把西方的所谓“公平”、“税收中性”等观点搬了过来，更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有些人只涉及部分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所谓“支出结构”与“支出效用”，是不可能界定和影响整个社会分配关系的内在联系的。有人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缩小了，国家对生产建设领域的作用应当减少以至取消，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因为他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国家职能，提倡自由化的误导。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不意味国家职能的削弱。作为国家职能重要体现的财政职能不能肢解，需要改革的是手段和方法。真正的“国用”并不是仅指所谓“人吃马喂”，而是指发展再生产的重大物质基础条件。从未来的社会需要发生，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出发，从优化资源配置出发。因之，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必须研究三大社会基金（补偿基金、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和各项社会扣除，从而确定个人消费基金应占比重的合理度。只有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出发，才能进一步研究，如何运用各种财政分配的直接和间接调控手段，如预算、税收、公债、补贴、投融资、资产与财务、担保、专卖，综合全面地进行调节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以及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分配关系和量度。
同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家对经济运行的介入程度也要更加深入，要全面考虑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我认为，过去的财政学理论在生产力再生产条件的创造方面，比较重视所有制之间的利益和物质条件，忽视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平衡更是置之度外。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在分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各种因素时，又把生产力归结为三个基本要素，即劳动者、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生产资料是构成劳动手段的基本要素，而消费资料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条件。财政政策不仅关注生产资料的最优配置，更要注意研究把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安排好。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是具有完备知识的人创造发明的。然而在财政学中对劳动力的再生产特别是具有完备知识的科学技术人才的再生产则为空白。
财政政策是全面影响社会再生产活动的调节手段，必须既考虑生产资料的分配，又考虑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是靠消费资料再生产的，所以要研究消费资料的配置。要从马克思的生产力三要素出发介入到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去。要坚决排除违反劳动创造价值学说的萨伊三要素理论。
一是在重大经济结构的形成中，全面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引导作用，使得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变和优化，尽可能地在自发与自觉机制统一协调作用下进行。我们的财政学理论在这方面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很少研究产业政策、社会事业政策、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关系。
二是在利益分配方面，要坚决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以适应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需要。但是，对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条件下的财政政策研究也是很簿弱的。尽管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大提高，但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还是来自于公有制经济，已经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应当是以完善所有制结构为目的，完善生产关系以巩固公有制主体的条件下适应生产力层次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需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特别是，运用资本纽带，作为发展联合化大生产的手段，即运用资产阶级法权作为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机制，团结各种所有制组成产业集团，促使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更有利于应用新科技，开发新产品，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力，应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课题。
三是对生产力再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的再生产予以重视和关注。西方发达国家从资本增值出发，非常重视所谓人力资本的投入效果，以保证社会再生产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时要重视。把劳动力再生产考虑在内，在重大生产条件的提供和保障方面，要在财政政策中予以优先考虑。一是教育支出；二是卫生防疫支出；三是文化支出；四是社会保障；五是行政管理与专政经费支出；六是国防支出；七是基础设施。这七项属于不可或缺的经常经费开支，是必保的。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整个国家财力的分配，在保证了上述经常经费（当然是在节约的原则下），行有余力（当然是要尽力）用于生产力的投入，从财政来说首先要保证的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主体的国有企业的投资。如果前几项没有足够的保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安定团结就不能稳固。如对国有企业这个主体不予投资，让其自生自灭，就是自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就不能达到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有违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过去的财政学理论中，对这些方面没有系统研究。因此，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就不能统筹协调。这是财政学理论中的缺陷或不足之处。
方针、政策、体制、规划及其实现手段的研究，是实现利益分配对资源配置反作用的重要环节。运用利益分配关系的调节，引导资源配置的优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的重要实现方式。我国财政学理论体系还存在着重视理论分析，轻视应用研究的倾向。重视定性分析，忽视政策、杠杆、手段研究，轻视定量分析。这种倾向反过来也影响财政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些年来虽然有所改进，但还没有形成体系。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的手段也要求更为丰富，不仅要研究传统的预算、税收、投资等手段；更要重视研究国债、政府投融资、国有资产管理、国家担保、国家专卖等手段，还要研究对股票市场、对国有控股、对国有企业债务、对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的研究。从宏观经济政策总体看，还要研究财政政策与金融、外汇、价格、利率、汇率、工资等各种宏观调控手段的协调。在这方面，要努力向西方经济科学学习，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对案例和操作方法研究得多，对运行机制研究的多，对数量关系研究的多，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
当然，由于西方经济科学往往从理论假设出发研究问题，对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理论研究很少，更缺少对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所以往往缺少针对性。例如，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凯恩斯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一位，他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稳定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快就不灵了。那是因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矛盾的研究受到局限。以后的所谓后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等等，都起过一定作用，但都陷入困境，原因盖出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两极分化这个根本矛盾。在财政学理论上，一些同志希望引进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和“公共产品”论。从狭义看，对研究财政支出的效益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从宏观看，它不能用于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职能的认识和研究。因为，不同所有制基础上建立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性质不同，其基本运行规律也是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其国家职能、其调节目标也是根本不同的。
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要以社会主义本质为依据，以无产阶级专政“两位一体”的历史任务为目标，以总体的国民经济运行为研究领域，以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为对象，全面联系各种宏观经济调节机制、手段的运用来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它决不是以资本增值规律为依据，也不能以外在于社会再生产的公共产品为对象，以没根据的抽象公平为目标。
所以，对“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论”的财政学理论体系要加以发展。原来比较多的重视研究三大职能，如分配、调控和监督，因为过于抽象，没有针对性，也缺乏可操作性。我认为可以用国家为主体的分配主体论、制导论、结构论、机制论的逻辑结构，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多种所有制长期共同发展为逐步消除差别，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本质来研究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财政本质；从市场经济体制出发，研究面对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力，增强宏观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目标的财政职能；从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总量平衡的运行目标出发，研究支持现代化大生产发展、增强我国国民经济竞争能力、提高国有企业素质和技术水平的财政政策；从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出发，研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国有经济健康发展和保障劳动者利益和各种所有制合法利益的财政政策。同时，还要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协调平衡关系入手，研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资金流量分析系统，提高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调水平，防止泡沫经济与通货膨胀，为现实服务的科学性。
我之所以倡议研究广义财政学，本意是希望：一是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拓宽财政学的政策视野，把财政学从预算的小框框里解放出发，置于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战略基础之上。二是拓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把它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之上，使之为实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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