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歌价值的多元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元性论文,价值论文,中国民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歌谣大国，而民间歌谣正是从草根性、大众化等层面生动地展示了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歌谣大国形象。歌谣来自民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气勃勃的原动力，是中华民族创造活力的一个重要源泉。中国历代歌谣的整理与研究，不仅具有文献的集成和传世价值，而且在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一、民间原生态的社会状况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价值 民歌从台阁、郎署和文人的官腔雅调中突破重围，是植根于草野民众心中的鲜活的民间文化记忆，是口头的、真声真情的诗歌。明代后期的袁宏道在论到民歌时说：“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①之所以说是“真声”，是因为“音生于感，感生于天，油然而出，直输肝肺”②。无论是民歌的音乐，还是歌词，都是生于天然：“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③民歌深于“道”，其道是“自然”：“野夫田父，闺人孽女，纵其贪慕忧思之所感，托类切物以歌咏其志，时辄造于精微。盖其道之深者，寓天地之间，动于人心，触于物变，虽其转喉掉吻，冲口肆意，而欣戚仲舒，中挑外引，每与深者值。”④这种“道法自然”、“天籁自鸣”的民间歌谣，是“天地之元声”：“吴歌自古绝唱，其歌至今未亡。……乃女红田畯以无心得之于口吻之间。岂非天地之元声，匹夫匹妇所与能者乎？”⑤所谓“天籁自鸣”或“天地之元声”，就是说民间歌谣是原生态的歌曲。民间歌谣的原生态性，在晚明文人眼中，主要是没有被封建礼教束缚——“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⑥；没有受到复古文风笼罩——“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今天我们进而言之，还可以说没有受到文人意识的渗透、舞台化的改造、商业化的开发等。 顾颉刚曾经说：“歌谣、唱本及民间戏曲，都不是士大夫阶级的作品。中国向来缺乏民众生活的记载；而这些东西却是民众生活的最亲切的写真，我们应该努力地把它们收集起来才是。”⑦原生态民间歌谣“是民众生活的最亲切的写真”，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展示了不同时代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较早的民间歌谣可以追溯到传说中黄帝时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⑧此诗又称《断竹歌》或《断竹黄歌》，最早见录于东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其书记载，越国国君勾践向善射之人陈音询问弓弹的道理，陈音在答话中引用了此诗⑨。传说此诗为黄帝时所作。这是一首古老的猎歌，描写了砍竹、接竹、制造出狩猎工具，进而用弹丸去捕猎的一系列过程，音生于感，感生于天，天籁自鸣，生动地展示了原始社会捕猎生活的原生态。 《弹歌》是狩猎时代的原生态歌谣，《诗经·豳风·七月》是农耕时代原生态性质的歌谣，与《弹歌》中视角相对比较集中不同，《七月》分别从种田、养蚕、纺织、染缯、酿酒、打猎、凿冰、修筑宫室等多角度地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艰苦劳动，其中有其大部分劳动成果被贵族所占有的伤悲，生动逼真地展示了西周农夫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在此，还要说到清代《万曲选锦》中的《老长工》，也是与《诗经·豳风·七月》一样按十二月时序唱叹老长工的穷苦生活：“茶花开来正月中，无柴无米手头空。上欠官粮下欠债，无计思量做长工。杏花开放二月中，锹沟掘麦闹重重。高田锹到低田住，压刹别个蚕豆骂长工。桃花开来三月中，清明时节闹重重。千个朋友住在含山上，长工大老住在田居中。蔷薇开花四月中，养蚕天气闹重重。剪除干叶勿话起，剪除湿叶骂长工。石榴花开五月中，黄梅时候闹重重。隔夜拔秧清早种，田边缺秧骂长工。荷花开放六月中，耘田摸草闹重重。高田摸到低田住，剩住三股田茅草骂长工。鸡冠开来七月中，车水时候闹重重。高田车到低田住，低田少水骂长工。桂花开得八月中，当家娘娘做事凶。烧饭八合升罗八合量，反怨长工大老吃口凶。菊花开来九月中，作稻时候闹重重。一搭作来一搭浪，麻雀啄谷骂长工。芙蓉花开十月中，牵砻做米闹重重。当家吃好呼呼困，长工大老牵夜砻。木香花开十一月中，垦田种菜闹重重。蚕豆菜麦多种到，田横少菜骂长工。腊梅花开十二月中，过年时候闹重重。今朝吃那三块肥豆肉，跳出那搧牢门一样穷。”⑩老长工在“上欠官粮下欠债”和“重重”的劳作及一年到头的“骂”声中艰难地度日，这首歌谣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与悲苦的心理，真所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11)；“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12)。 民间歌谣不仅有对原生态社会生活的认识价值，而且也有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价值。无论是长篇吴歌《五姑娘》，汉族神话史诗《地母传》，还是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诗史《江格尔》、《格斯尔》，新疆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等，都生动逼真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长篇如此，中短篇歌谣也是如此，如流传在四川仪陇县的一首《唱古人》歌谣：“盘古王开天地留颗豌豆儿，天皇大地皇二人皇幺爸儿。燧人氏钻木头取个火豆儿，有巢氏架梁柱才有房房儿。女娲氏炼顽石又炼瓦片儿，伏羲爷治人伦才有娃娃儿。神农皇尝百草吃过桑果儿，轩辕皇制衣裳才穿汗褡儿。尧帝爷登上基国家昌盛儿，访大舜回朝来陪他女儿。夏禹王疏九江打湿脚板儿，到后来汤和夏敲过钉锤儿。”(13)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到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从架木为巢的有巢氏，到结绳记事的伏羲；从尝遍百草的神农，到炼石补天的女娲；从统一华夏的黄帝，到治国有方的唐尧；从选贤任能的虞舜，到治水疏江的大禹，中华大地世世代代传承着艰苦奋斗、敢作敢为、仁义爱民、兼济天下的民族精神。民谣为民心，这些体现民众文化心理的歌谣，是来自民间的鲜活的精神产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气勃勃的原动力。 二、浑朴质实、清新自然的美学价值 浑朴质实、清新自然，是中国历代民间歌谣主要的风格特征，无论是上古歌谣《弹歌》、《击壤歌》、《南山》等，还是《诗经·国风》；无论汉魏六朝乐府民歌，还是唐代敦煌曲歌辞；无论是明代民歌，还是清及民国时调，均是如此。胡应麟《诗薮》中指出：“汉乐府杂诗，自郊祀、铙歌、李陵、苏武外，大率里巷风谣，如上古《击壤》、《南山》，矢口成信，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古今。”(14)“绝无文饰”、“浑朴真至”，就是汉乐府及南北朝民歌的主导风格。如《孤儿行》：“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15)这首诗写孤苦伶仃的孤儿为兄嫂所虐待，痛不欲生。其中以“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等写行动，以“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等写对话，以“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等写内心独白，多用白描的手法，语言质朴自然。还有《木兰诗》“松快而质”(16)；“《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17) 口出真声，清新自然，是南朝乐府民歌最显著的美感特色。南朝民歌中《子夜歌》、《华山畿》、《读曲歌》等，最为流行，动人心弦。如《大子夜歌》(二首之二)：“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18)将《大子夜歌》之一与之二对读，更可以印证其“慨慷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又如《华山畿》(二十五首其一)：“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19)《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载：“《华山畿》者，为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遂(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20)此为传说，可能为附会之辞。本诗第一首所写为男女之间生死不渝的恋情，后面二十四首写男女相思。第一首可代表《华山畿》的整体风貌，纯情真言，浑朴自然。 中国民间歌谣的风格丰富多彩，有清婉，有刚劲，有激越，有悲壮，有慷慨，有粗犷，有俏丽，有风趣，也有柔靡等，但主导风格是来自田野里巷中民众创造的浑朴质实、清新自然的风格，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如此，唐宋元明清及现当代也是如此。如唐代敦煌民间歌辞中的《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见，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21)虽然是正话反说，连用“青山烂”、“水面秤锤浮”、“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见”、“北斗回南面”等反话，发出山盟海誓，但真率自然。又如宋代民谣《吴中舟师歌》：“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而明代后期冯梦龙所编撰《警世通言》中又云：“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22)再到清代金直的《不下带编》中又作“月亮弯弯照九州，几人欢乐几人愁？几人高楼饮美酒？几人飘荡在外头？”(23)不论如何流变，始终蕴含着质朴自然的风格。 三、以民歌补史、存史的历史价值 “闻道民谣须柱史，随车向日慰来苏。”(24)民谣与史官以及民生苏息密切相关，归有光在《沈次谷先生诗序》中指出：“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不废者。”(25)显然，“悯时忧世”的民间歌谣有“存史”的作用，不仅不能废弃，不能顾此(正史)失彼(野史)，而且“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26)，民间歌谣中的野史与史官所记正史的视角有时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因而以民间歌谣等“留于民间者如此”的野史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有相反相成作用，对“陈于太史者如彼”的正史加以印证、补充、修正，所以“论世”者决不能忽视民间歌谣中以野史补正史的价值。 对于以民间歌谣印证、补充历史的作用，历来史学家颇为重视。二十四史中采集了许多民间歌谣，例如《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中的《画一歌》，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中的《民为淮南厉王歌》，卷四十九《外戚世家》中的《天下为卫子夫歌》。又如《汉书》卷七十九《冯野王传》的《上郡吏民为冯氏兄弟歌》，卷二十九《沟洫志》中的《郑白渠歌》，卷四十四《淮南衡山列传》中的《民为淮南厉王歌》，卷一百○七《灌夫传》中的《颍川儿歌》，卷八十四《翟方进传》中的《汝南鸿隙陂童谣》，卷九十《酷吏传》中的《长安为尹赏歌》，卷九十二《楼护传》中的《闾里为楼护歌》，卷九十三《佞幸传》中的《牢石歌》、《长安谣》，卷九十四《匈奴传》中的《平城歌》，卷九十八《元皇后传》中的《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歌》，卷二十七《五行志》中的《元帝时童谣》、《成帝时燕燕童谣》、《成帝时歌谣》。我们看一看《史记》卷一百○七《灌夫传》中的《颍川儿歌》：“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27)汉武帝时，灌夫因犯法而失官，家居于颍川。灌夫不喜好文学而崇尚任侠。在颍川与其往来者，多为地方豪杰，家中累财数千万，每日招食客数百人，横行于颍川。因而，颍川小儿歌之。这首十二个字的儿歌，浓缩了灌氏家族的兴亡史，与《史记·灌夫传》中有关记载相互映衬。再说野史中所记载的民间歌谣。隋炀帝发动民众开挖南北大运河，《隋炀帝海山记》中有一首《隋炀帝挽舟者歌》唱道：“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闺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悯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28)。这首歌谣以民间视角折射出隋炀帝开挖大运河时民工悲惨的血泪史。 清代嘉庆十三年(1808)淮安水灾，官府赈济，李毓昌奉命至淮安府山阳县查赈，却被中饱私囊的知县王伸汉谋害。有一首时调唱道：“江苏有个山阳县，水灾奏君前。当今圣主，赈济涂炭，恩旨到江南。督抚委员查户口，遇着赃官王伸汉，有心把赈瞒。好一个委员李县主，不肯依从，赃官定计，买嘱三祥，暗使毒药，遂把忠良陷，一命染黄泉。委员李爷，死的可怜，令人心酸。上天念忠义，敕封城隍在栖霞县。显圣到家园，路遇旧友叙苦情，因此破案，奏闻帝主，龙颜大怒，拿问赃官，立正典刑，从人李祥，摘心活祭，追封李爷，才把冤枉辩，万古把名传。”(29)对于李毓昌案，虽然官方正史有记载，如《东华续录》中说“其中疑窦甚多，必有冤抑”(30)，但是这首民歌时调从民间的视角叙写了这桩冤案，史中有民怨民愤。还有一首《陕西省荒年歌》：“想民国十五年陕西大乱，刘镇华领人马大闹秦川。围省城八个月人死千万，省周围各县份都起烽烟。镇嵩军人和马十有余万，人的粮马的草要民负担。前多年积的粮被他搜遍，拉牲口搜器物又抢银钱。逼得我众百姓在家难站，耽误了做庄稼整有二年。兵劫后已经把元气伤尽，谁料想大荒年紧连后边。十七年十八年天遭大旱，十九年不见雨整整三年。这三年共六料庄稼未见，饿死了男和女万万千千。……谁料想有那种恶虫出现，竟遭了蝗虫劫蔽日遮天。大虫咬小虫喳遍地爬满，把糜子和谷穗一齐喳干。……这虫劫渭河北共有九县，恨政府把粮款并未轻摊。在那时有一队大兵驻陕，人和马总有那几十万千。不赦粮不散粮又要派款，各县署不断有提款委员。四乡的差役们警察不断，催粮秣要款子稠如线穿。没好饭没鸡蛋拴人进县，四乡里男共女叫苦连天。众百姓没奈何恶气大咽，点烟灯熬净烟又装盘缠。过两载熬到了二十一年，‘虎列拉’瘟疫病又把人缠。得这病传染快家家不免，早得病到晚间命丧黄泉。……这劫数整三年天遭大旱，连前次遭兵劫整整五年。饥饿劫兵匪劫尚未受满，奇寒劫瘟疫劫紧紧相连。蝗虫劫飞鼠灾层层遭遍，又有那豺狼劫发现乡间。小孩子不敢在街上耍玩，妇女们都不敢去把菜挖。这荒年粮价贵真是少见，斗麦米竟涨到六块银元。若还把粮食价照值计算，每一斗值价钱四十余串。人都说光绪时天遭荒旱，也没有这劫内粮食值钱。这劫数秦川中人死大半，能躲过这劫难算是神仙。把此歌给大家仔细传念，一传十十传百当作戏言。用俗语将这劫编成一篇，叫后世人人知这等荒年。”(31)《陕西省荒年歌》对1929年及其后(民间称其为“民国十八年馑”)在“天灾人祸”之中民不聊生状况进行真实地记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民间灾荒史、血泪史。“用俗语将这劫编成一篇，叫后世人人知这等荒年”，有其以民歌补史、存史的重要历史价值。 四、“齐之以礼”、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 《诗经》中的《国风》多为民歌，《毛诗序》在论述包括《国风》在内的《诗经》时指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2)推而广之，中国历代民间歌谣中具有“齐之以礼”(33)、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 早期民间歌谣如《击壤歌》追求一种人伦和谐的社会理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34)王充《论衡·艺增篇》云：“《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传曰：‘有年五十击壤於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35)《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云：“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36)一方面追求“天下大和”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抨击败坏人伦的社会现象，如《诗经·陈风·株林》：“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37)《毛诗序》以为：“《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38)这首诗讽刺陈灵公与夏姬的淫乱，以反面事例说明应“齐之以礼”，否则是乱礼丧国。当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因而“人伦和谐”的社会与家庭和谐密切相关，这方面的民歌不乏其例，如《诗经·周南·桃夭》，这首诗的主旨，《毛诗序》以为：“《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39)朱熹《诗集传》云：“文王之化，自家而国，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而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40)方玉润《诗经原始》曰：“盖此亦咏新婚诗，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特《关雎》从男求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相掩映，同为美俗。”(41) “导之以德，齐之于礼”(42)，“互相掩映，同为美俗”，是中国民间歌谣中的一种传统。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歌《木兰诗》中唱道：“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43)木兰替父从军，一是出于爱国热情，一是出于一片孝心。包括孝、悌、忠、信等“齐之以礼”的思想，蕴藏在民间歌谣之中，例如明代民歌选本《乐府玉树英》中《新增劈破玉歌》中有《孝》、《悌》、《忠》、《信》等，其中《孝》云：“舜天子曾把双亲敬，有王祥腊月里卧冰，孟宗哭竹冬生笋。黄香曾扇枕，皋鱼自刎身。奉劝贤良，奉劝贤良，休忘了根和本。”《悌》云：“昔昭王不弃亲兄弟，更有那张公艺九世不分居，田真田庆怀仁义。弟兄如手足，同气共连枝。须念同胞，须念同胞，父母亲遗体。”《忠》云：“诸葛亮辅汉存忠尽，郭子仪李光弼唐室勋臣，宋岳飞退虏在朱仙镇。孙都同许副，许远共张巡。报韩仇的张良，报韩仇的张良，随着赤松隐。”《信》云：“刘关张结义在桃园内，胜同胞扶汉室忠义无亏，有延陵挂剑高坟去。范张鸡黍约，陈雷管鲍齐。信义的交朋，信义的交朋，托妻并寄子。”(44)民间歌谣不仅注重“齐之以礼”，“同为美俗”，而且倡导“动以礼让”，移风易俗，如汉代有一首《阎君谣》：“阎君赋政，既明且昶。去苛去辟，动以礼让。”(45)宋代有一首《蓬州父老为吴几复歌》：“使君来兮，父母鞠我。礼化行兮，民无寒饿。使君去兮，不可复留。人意伥伥兮泪双堕。”(46)有关吴几复施行仁政与这首歌谣的情况，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八中有一条注：“吴复几嘉祐五年为太守，游衮山。有二父老谯宝、黄仁赞拜于庭下，曰：‘乡民被使君之政久矣，今闻还朝，故来相别。’且歌曰……”(47)无论是“动以礼让”(48)，还是“礼义申”、“礼化行”，都是以歌谣赞美移风易俗的善政。 歌谣赞美移风易俗的善政中，特别推崇清廉之风。如汉代歌谣《鲍司隶歌》：“鲍氏骢，三人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49)据《广博物志》引《列异传》载，鲍宣，其子鲍永及永子鲍昱，三世都任司隶，却乘同一匹马，京师百姓作此歌以颂其清廉(50)。又有汉代歌谣《乡人为秦护歌》：“冬无袴，有秦护。”(51)据《广博物志》引谢承《后汉书》载，秦护清廉，不接受别人的馈赠，家境贫穷，衣服单薄，甚至在冬天也无棉衣御寒，乡人因此歌之(52)。又有晋代《吴郡民为邓攸歌》：“紞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邓侯挽不来，谢令推不去(53)。据《晋书》卷九十《邓攸传》记载，邓攸，东晋元帝时任吴郡太守，为政廉洁公正，百姓乐业。后来他因疾病离任吴郡，百姓数千人牵引邓攸之船，不舍他离开，到半夜他才偷偷离去，吴人为之作廉政之歌。民谣一方面赞扬善政良俗，另一方面驱散邪气恶俗，后者如近代的《戒洋烟歌》：“奉劝世间人，莫学吸洋烟。南方罂粟草，调治熬成烟，行到中原地，鸩毒无二般，哄骗我国财，戕生命不全……”(54)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民谣倡导禁吸鸦片，发出了群体禁烟的强有力的呼声，可见民间歌谣“美教化，移风俗”(55)的积极作用。 五、“达下情而宣上德”的资政作用 “田鼓冬冬喧楚艳，渔歌嫋嫋和吴侬。至尊欲晓民间事，间采风谣人九重。”(56)中国古代有采诗观民风得传统之说。《汉书·艺文志》中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57)又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58)汉代朝廷专门设有乐府机构，负责采集民间歌谣。唐代白居易《采诗官》中有云“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59)明代刘基在《唱和集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先王采而存之，以观民风达下情，其所系者不小矣”(60)。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重视民间歌谣“观民风达下情”乃至“达下情而宣上德”(61)的资政作用。如唐代的《吉州民为刺史张儇歌》：“昔吏訑訑，今吏詹詹，公能驭之，铅亦为銛。跖亦为廉。始泄而苦，终优于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植之，鳏寡有怡。流亡既来，徭役先具，汗茨尽开。向覆官仓，仓无斗粮。公来几时，积粟埋梁。向阅官库，库无尺缯。公来几时，山积层层。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莲漪漪，合蔕公池。公有异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谣，冀闻京师。天子明圣，恩光远而。”(62)皇甫湜《吉州刺史厅壁记》中有云：“自江而南，吉为富州，民朋吏嚚，分土艰政。……御史中丞张公历刺缙云浔阳，用清白端正之治，诏书宠褒，赐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车之初，视簿书，簿书棼如丝；视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诘其官，皆眊然如酲；登进其民，皆薾然而疲。公噫眙良久，于是大新其典，为之开之以修省简便，键之以勤强练密。……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期，庶故而教，至于无事，百姓扶老提稚，载路而歌曰(略)。于是掾吏将卒，趋伏固请，愿书于公堂之北壁。”(63)将张儇的善政惠民的业绩“民歌路谣，翼闻京师”，从而“达下情而宣上德”。又有宋代的《十奇歌》：“第一奇，民吏不识知县儿。第二奇，塌却曹司旧肚皮。第三奇，买物价利不曾欺。第四奇，处断明白尽绝私。第五奇，街里不见凶顽儿。第六奇，蝗虫不入境内飞。第七奇，不敢赌钱怕官知。第八奇，不孝不仁不敢为。第九奇，乡村不被公人欺。第十奇，百姓纳税不勾追。”(64)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二《知县事》“十奇”后注：“嘉祐中，京西转运使陈希亮奏，据河清县僧道进士等状，奏举留知县著作郎王元规再任事，本司体量得本官到任。军民歌谣有十奇：……上令审官上簿，记其姓名。”(65)官员将军民歌谣上奏朝廷，从而“达下情而宣上德”。 《诗经·召南·甘棠》是侧重于“宣上德”的民歌代表作之一：“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66)此诗主旨，《毛诗序》以为：“《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67)《说苑·贵德》云：“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68) 刘基《照玄上人诗集序》中指出：“《国风》、二《雅》列于《六经》，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是故先王之验风俗、察治忽，以达穷而在下者之情。”(69)《诗经·国风》中讽刺统治者的代表作是《硕鼠》。又有宋代的《民间为章惇蔡京蔡卞谣》，其一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其二云：“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70)据宋佚名《宣和遗事》中记载：“殿中侍御史龚央亦上表奏言：‘臣闻蔡、卞落职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圣断。然臣窃见京、卞表里相济，天下知其恶……百姓受苦，出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为人反复变诈，欺陷忠良。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簸弄。’是时章惇罢相，差知越州，专事刑名惨刻，编类章疏，看详诉理，受祸者千余家。”(71)由此可见，《民间为章惇蔡京蔡卞谣》以民谣上诉民怨，揭露北宋末年朝廷的弊政，抨击章惇、安惇、蔡京、蔡卞等奸臣祸国殃民的罪行，讽刺极为辛辣!谣谚有着丰富的政治和社会信息，历代统治者对谣谚十分重视，通过谣谚来考察民情，以了解地方的治理情况。“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72) 总之，中国民间歌谣内涵相当丰富，中国民间歌谣整理与研究的意义十分深远，有利于真正发掘蕴含其间的民间原生态的社会状况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价值、浑朴质实清新自然的美学价值、以民歌补史的历史价值，充分认识其“齐之以礼”、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与“达下情而宣上德”的资政作用，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提供宝贵的资源。 注释： ①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②吴承恩：《留思录序》，《射阳先生存稿》卷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本，民国十九年(1930)。 ③刘毓崧：《古谣谚序》，杜文谰辑《古谣谚》，[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页。 ④王慎中：《五子诗集序》，《遵岩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⑤宋懋澄：《听吴歌记》，《九籥集》前集卷一，明万历刻本。 ⑥冯梦龙《叙山歌》，冯梦龙编纂，刘瑞明注解《民歌集三种注解》下册《山歌》卷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17页。 ⑦顾颉刚等：《吴歌·吴歌小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页。 ⑧沈德潜：《古诗源》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页。 ⑨赵晔：《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⑩《万曲选锦》，清同治间(1862-1874)杭州刻本。周玉波编《清代民歌时调文献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236页。 (11)《诗经·魏风·园有桃》，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94页。 (12)《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7页。 (13)《中国歌谣集成》四川卷(上册)，[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4年版，第485页。 (14)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05、106页。 (15)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7页。 (16)谭元春：《古诗归》评《木兰诗》语，《古诗归》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5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08页。 (17)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84页。 (18)《大子夜歌》，《乐府诗集》卷四十五，第654页。 (19)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六，第669页。 (20)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六，第669页。 (21)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卷二据斯4332编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6页。 (22)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十二《范鳅儿双镜重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1页。 (23)金直：《不下带编》卷五，清稿本。 (24)张凤翼：《感民谣作》，《处实堂集》续集卷五，明万历刻本。 (25)归有光：《沈次谷先生诗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26)冯梦龙：《叙山歌》，《民歌集三种注解》下册《山歌》卷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17页。 (27)《颍川儿歌》，《史记》卷一百○七《灌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47页。 (28)《隋炀帝海山记》下，刘斧撰辑《青琐高议》后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29)《李毓昌案》，《白雪遗音》卷一，《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古集出版社1987年版，第566页。 (30)王先谦：《东华续录》“嘉靖二十七”，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31)《陕西荒年歌》，《中国歌谣集成》(陕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9年版，第591-593页。 (32)(39)《毛诗序》，《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页，第279页。 (33)《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中引孔子语：“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31页。 (34)沈德潜：《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 (35)王充：《论衡·艺增篇》，诸子集成本，第七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84页。 (36)《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诗经·陈风·株林》，《诗经注析》，第381、382页。 (38)《毛诗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8页。 (40)朱熹：《诗集传》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 (41)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页。 (42)《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中引孔子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31页。 (43)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五，第374页。 (44)周玉波、陈书录：《明代民歌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45)《华阳国志》卷十，四部丛刊本。 (46)杜文澜：《古谣谚》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57页。 (4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八，清影宋钞本。 (48)《阎君谣》，《华阳国志》卷十，四部丛刊本。 (49)《鲍司隶歌》，《乐府诗集》卷八十五，第1193页。 (50)董斯张：《广博物志》卷四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1)《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五引谢承《后汉书》。王青、李敦庆编《两汉魏晋南北朝民歌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52)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3)《吴郡民为邓攸歌》又名《吴人歌》，《乐府诗集》卷八十五，第1199页。 (54)董作宾：《民俗文学中的“鸦片烟”》，北京大学《歌谣》第六十七号，民国十三年(1924)十一月九日。 (55)《毛诗序》，《毛诗正义》卷一，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页。 (56)方中发：《杂拟应制诗二十首》之四，《白鹿山房诗集》卷十七，清刻本。 (57)(58)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8页，第1756页。 (59)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页。 (60)刘基：《刘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1、92页。 (61)刘毓崧：《古谣谚序》，杜文澜辑《古谣谚》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页。 (62)(70)杜文澜：《古谣谚》，卷七十六第843页，卷二十一第348页。 (63)皇甫湜：《吉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清嘉庆内府刻本。 (64)(65)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十二《知县事》，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6)(67)《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7、288页，第287页。 (68)《说苑》卷五《贵德》，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4、95页。 (69)刘基：《刘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71)《新刊大宋宣和遗事》元集，涵芬楼本，民国四年(1915)版。 (72)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小说类》，《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