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思凯[1]2016年在《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中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在传统的计划模式下,国家完全掌控社会资源,把市场和社会纳入到国家统治之内。社会运行僵化、呆滞,正式的统一的市场形同虚设,黑市盛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被重塑,国家要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留出自主决策的权能和空间。因此,市场化民主化的转型,从本质上来讲,就是重构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国家行动体从控制向治理策略的转化。这些变化和发展也可以归结为人类行为与社会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不断转化的历史过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是由原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本质上就是重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纵观俄罗斯转轨进程,会发现从国家主义取向、自由市场取向再到社会权利取向,俄罗斯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不断调整与重构,出现阶段性的结构性失衡,始终未能实现叁者关系的有机协调,市场化与民主化相互并行而又充满冲突与矛盾,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合作与博弈关系的反映。国家、市场和社会是维系治理秩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叁大治理机制,各自具有优势和不足,只有综合利用这叁种机制,使之优势互补、动态协调,才能促进秩序稳定和持久繁荣。本文通过对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轨过程的梳理,综合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析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与作用,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详细分析了俄罗斯转型进程中不同阶段国家权力、市场资本以及社会力量的格局、特征与相互作用的内容机理及产生效果。论文共分为8章,第1章为绪论,第2到7章为论文主体部分,第8章为论文的前景展望及结论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是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及评价、研究思路及方法、创新及不足。第2章以国家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为基础,从国家、市场、社会叁者关系的角度阐述并界定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本质内涵。第3章基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市场化民主化转型给予一般性的理论解释,为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道路的选择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第4章梳理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的阶段性历程。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占绝对优的政府统制经济,有国家、无市场、无社会,国家“脱嵌”于社会,叁种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结构严重失衡。转型之初,遵照“华盛顿共识”的要求,弱化国家职能,市场“脱嵌”于社会,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进入新的结构性失衡。叶利钦中后期,国家与资本形成合流,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的利益；而普京时代则通过国家打压市场寡头资本,政策利益向社会倾斜。第5章分析俄罗斯市场化转型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从转型初期市场至上主义下国家的弱化虚无,到叶利钦中后期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勾结,再到普京任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发展模式。论述分析不同阶段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变化与相互作用及其转型效果。最后提出了构建保护市场秩序的国家定位。第6章分析俄罗斯民主化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俄罗斯转型前社会结构变迁引致民主化转型,民主化转型致使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从转型不同阶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叶利钦时代“亲市场”的策略选择造成社会阶层结构深刻调整,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普京实施社会取向的国家主义政策,社会相对稳定,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深化民主化转型,对市场效率改善有所制约和影响。最后提出了构建保障社会公正的国家定位。第7章分析俄罗斯转型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回答关于下一步转型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结构化协调的观点和相关条件。俄罗斯转型的困境表现为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失衡,实际上是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内在矛盾所形成的转型怪圈,找到俄罗斯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动态平衡”的模式至关重要。从理论上基于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的路径分析俄罗斯下一阶段的转型有叁种可能性,指出最有可能走向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国家与市场、社会动态平衡状态。从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中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协调演进的视角,提出了结构化协调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包括宏观的制度协调、中观的组织协调、微观的策略协调。宏观制度协调是一种静态、稳态的协调,即使微观策略有所失误,也不会影响稳态协调,但如果宏观体制不协调,则策略协调也不具有长远稳定性。而中观的社会组织与个体协调,则是制度协调的基础,它决定了策略和制度协调能否发挥作用以及作用效果程度。第8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整个转型国家的市场化民主化实践进行反思。指出了转型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面临着国内与国际“双重民主化”的现实矛盾。尤其是对金融危机中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入论述。随着资本的全球化配置,市场的控制力量开始影响国家和社会功能的发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市场化民主化转型国家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存在有价值的启示。最后对中国转型和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进行分析论述与前景展望。
纪鸿超[2]2014年在《金融不稳定条件下的中国金融改革分析》文中研究表明2007年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造成了严重损失。关于这次危机的研究已经有很多。这次危机的爆发又引起了人们对于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研究兴趣。可以说金融不稳定是伴随着金融活动产生的,是金融的内在特征。人们从各种各样的角度研究金融的不稳定特征,有些学者比如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8),戴蒙德、迪布维格(Diamond and Dybvig1983),明斯基(Minsky1992)等等从恐慌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财务变化以及与经济周期的联动出发研究金融不稳定的特征。有些学者比如斯蒂格利茨和威斯(Stiglitz and Weiss1981),米什金(Mishkin1991)等从宏观角度出发,指出金融不稳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造成的金融的内在特征。对于这次危机,人们在利用传统的金融不稳定假说进行分析之外,还指出金融的过度创新和政府部门的放松监管是引发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金融的过度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有效配置,增加了市场中的流动性,分散了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随着金融创新的过度发展,风险越来越分散,但是在分散和转移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额外的风险,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会越来越多。在金融的过度创新积聚了过多的风险之后,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监管并没有及时跟进,相反,为了保证金融创新对于经济的增长作用,还进一步放松监管。金融的过度创新和政府部门的放松监管结合起来,爆发了次贷危机。金融创新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美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过犹不及。由于金融创新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政府一般都不会对金融创新进行过度管制,有时甚至是没有管制。但是脱离了适度管制的金融创新犹如脱缰的野马,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可能使经济陷入泥潭。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以后的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为主,并且在改革过程中要发挥政府作用。从金融角度来说,中国的金融改革主要还是以市场化改革,但是与此同时,政府并不会退出金融领域,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原则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发挥利率在金融市场的决定作用,而资产证券化作为金融创新的重要种类,从2005年开始也开始在中国进行试点,虽然在2007年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有暂停,但是可以预期的是资产证券化在中国会得到全面发展。前面已经提到次贷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发因素就是金融过度创新。那么中国的金融改革又该如何进行,改革的逻辑是什么值得我们探讨。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是在金融不稳定的条件下研究中国的金融改革。首先本文阐述了金融不稳定的含义、表现和原因。有关金融不稳定的定义有很多,学者,政府机构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定义。本文认为金融不稳定是金融体系内生的一种特征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外部冲击会推动金融体系爆发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则可以看做是金融不稳定状态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转换。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历史上的金融危机事件,从中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某些事件助长了人们的投机行为,在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在人群当中形成恐慌。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并没有适时介入,进行管制,这样人们的恐慌情绪就将原本脆弱的或者说不稳定的金融状态推向了金融危机。随后,从理论的角度梳理了学者们对于金融不稳定的研究。之后测度了中国的金融稳定状况指数,并且将中国的金融稳定状况和中国经济波动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发现从2005年到2013年间,中国大概有15%的时间处于极度的金融不稳定状态,主要集中在2007年到2008年间,次贷危机以后,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较好,金融不稳定程度呈现下降态势,但是以货币相关变量作为主要因素的货币状况指数呈现上升态势,这或许与中国的以投资拉动经济的调控政策有关。之后又分析中国在东亚经济体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东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除了日本以外,在经济上受东亚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弱。不仅如此,鉴于中国货币状况指数呈现上升态势,本文又对金融稳定和货币稳定的关系进行分析,金融稳定和货币稳定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发现,利率对于维持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的利率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因此在中国的货币调控手段当中,利率并没有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成为主要手段。中国的货币调控更多的还是采用基于货币供应量调控的行政手段。党的十八届叁种全会提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说中国以后的改革是更深层次,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金融领域的改革也不例外,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首先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指出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利益集团、政治银行家和普通民众的博弈。在普通民众不知道自己的类型或者不知道改革对于自己的收益时,只有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才能进行。随着改革的进行,当信息逐渐明确之后,需要对改革当中的受损者进行补偿,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实践,主要选取了利率市场化和资产证券化作为例子进行分析。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金融市场中,利率可以说是金融资本的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发挥利率在金融资本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关键一环。前面在论述金融不稳定时曾经说过过度创新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作为一把双刃剑,创新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目前的中国,金融领域的创新莫过于资产证券化,因此需要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研究。本文利用两章内容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和资产证券化。对于利率市场化的分析,首先利用戴蒙德模型分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应,然后梳理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际经验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后政府的职能转变。对于资产证券化的分析,首先回顾了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然后简要分析资产证券化对于经济增长,金融不稳定等方面的影响。本文一直强调金融过度创新和政府的放松监管是诱使金融不稳定转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和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之后,还需要对金融不稳定的治理或者说政府行为进行分析。在本文的第七章,从金融监管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两方面梳理美国的发展经验,并且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认为中国需要采取宏观审慎监管和混业监管,并且建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立法机构和公众叁方互动参与的存款保险制度。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2005年到2013年间,中国大概有15%的时间处于极度的金融不稳定状态,主要集中在2007年到2008年间,次贷危机以后,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较好,金融不稳定程度呈现下降态势,但是以货币相关变量作为主要因素的货币状况指数呈现上升态势。第二、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利益集团、政治银行家和普通民众的博弈。在普通民众不知道自己的类型或者不知道改革对于自己的收益时,只有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才能进行。随着改革的进行,当信息逐渐明确之后,需要对改革当中的受损者进行补偿,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第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果,尤其是对于储蓄率的影响,与风险规避系数和养老金制度有关。而根据其他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经验进行分析发现,市场驱动型和政府主导渐进型改革的效果较好,值得中国借鉴。第四、金融改革不仅仅是金融领域的改革,还需要政府、企业、民众等的全方位的改革。借鉴美国的发展经验,可以发现中国需要进行宏观审慎监管改革以及建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立法机构和民众叁方互动的全方位的存款保险制度。
成博[3]2016年在《国际证券市场动态相依的特征检验与驱动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准确估计国际证券市场的相依特征,量化剖析并深层次理解证券市场相依的驱动因素,对于投资者制定分散投资策略以及政策当局有效监管市场和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动态视角对全球证券市场动态相依的整体特征及普遍性驱动因素进行系统地量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针对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的市场联动效应和市场传染机制,以及中国这一特定市场与境外市场的动态相依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以求全面发掘证券市场相依关系及影响机理。首先从多层面检验全球证券市场的整体动态相依特征。考虑到不同地区可能呈现不同的市场相依特征,将全球36个证券市场分为美洲、亚太、欧洲叁大区域,多维度实证检验各区域的市场动态相依特征,包括运用VECM模型检验长短期因果性,运用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检验动态价格引导关系,运用AG-DCC模型与滚动历史相关模型检验动态条件相关性。美洲区域的市场相依特征检验表明,美洲各国市场之间存在金融传染效应,在遭遇负面冲击时市场间相关性会显着提高。其中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相依性最高;新兴市场中墨西哥和巴西股市与美加股市的相依性整体较高;委内瑞拉市场的独立性较强。亚太区域的市场相依特征检验表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提高了亚太地区各市场的长期联动机制,而次贷危机的冲击又导致这种联动机制有所弱化。其中东南亚新兴国家市场之间的关联性最显着;新加坡市场与新兴市场的关联性表现最显着;俄罗斯市场在亚太区域中表现出较明显的独立特征。欧洲区域的市场相依特征检验表明,主权债务风险较高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市场在债务危机深化后与其他国家关联性呈下降趋势,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其中欧洲各市场间的动态相关性平均水平普遍高于美洲和亚洲市场间的相关性;西欧和南欧市场具有明显的区域联动特征,中东欧、北欧国家市场则相对独立性较强。然后对全球证券市场相依的普遍性驱动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建立了涵盖经济贸易基础、金融市场特征、地域性和区域经济合作叁个维度的市场相依驱动因素分析体系。在剖析各因素对市场相依理论影响路径的基础上,以所测算出的全球证券市场动态相依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掘显着影响市场相依的普遍性驱动因素。基于贸易与金融因素的检验结果表明,GDP差异、实际利率差异对证券市场相依存在负向影响,相对出口依赖度和相对进口依赖度存在正向影响,通货膨胀差异和双边汇率变化的影响不显着。基于市场特征因素的检验结果表明:证券市场市值占比差异、金融化程度差异、证券市场波动率差异对市场相依存在负向影响,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占比差异、资本项目开放度差异的影响不显着。此外发达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显着高于新兴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基于地域性与区域经济合作因素的检验结果表明:地理距离对证券市场相依存在负向影响,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有助于提高证券市场的相依性,而加入欧盟对证券市场相依性没有显着影响。考虑到金融危机爆发可能导致证券市场相依性迅速上升或偏离长期均衡,进一步针对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的独特市场相依特征及影响机制进行细致研究。首先梳理并剖析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发展过程、相关股市表现及风险传染特征。其次从多维度实证检验叁次危机的市场联动效应,包括运用格兰杰模型检验因果关系,运用固定系数、滚动历史相关、AG-DCC模型检验相关性,运用时变t-Copula模型检验尾部相依性,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检验危机净传染性。结论显示,叁次危机均对市场相关性产生显着的正向直接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次贷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然后构建基于动态博弈的金融风险跨国传染模型,从市场参与者的分散投资策略和信息不对称等行为金融学角度解释金融危机下的市场联动机理。结论表明:新兴市场自身爆发危机难以传染至发达市场,但新兴市场爆发危机可以发达市场为中介传染给另一低关联的新兴市场;发达市场因为自身危机受到冲击时,资本将倾向于流向基本面良好的新兴市场,从而可能促进新兴市场的繁荣;在面对如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等国际共享要素冲击时,具有相同风险敏感性的新兴市场往往比发达市场更容易遭受损失。此外,考虑到作为处于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发展进程中的典型新兴市场,中国可能与境外市场存在独特的动态相依特征,继续针对中国这一特殊市场与境外市场的动态相依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细致研究。首先从均值溢出效应、非对称波动性和非对称动态相关性方面对AG-DCC模型进行了扩展优化。其次运用改进的AG-DCC模型检验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世界主流证券市场动态相依特征。结论显示,从联系紧密程度来看,中国内地股市与香港股市的相关性整体水平最高,与亚洲周边市场存在一定关联性,而与欧美发达市场的相依性不高,跨地域联系更多通过港股进行间接传导。从动态变化趋势看,中国内地股市与境外市场的相关性在1997年至2010年间普遍呈现上升趋势,但2010年至2015年间中国内地与香港除外的境外市场相关性有所下降。然后对中美证券市场相依的驱动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发现,除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两国通货膨胀差异、两国实际利率差异以及两国股市市值占比差异等普遍性驱动因素外,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以及中国金融自由化均是促成中国证券市场向世界整合的重要因素。最后,针对证券市场相依的现象和特征提出了推进金融自由化与应对市场联动的措施以及防范危机期间金融风险传染的策略两方面的政策建议。
傅巧灵[4]2002年在《俄罗斯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改革》文中认为论文以俄罗斯金融改革为考察对象，从苏联时期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改革谈起，分析了俄罗斯的银行业、保险业、金融市场、乃至金融风险的防范。 金融深化理论是贯穿全文的理论核心。 全文分为七章： 第一章回顾了苏联时期的金融制度，和苏联后期的金融改革； 第二章介绍了俄罗斯银行业的改革，包括二级银行体制的构建和中央银行只能的转变，以及1998年金融危机后的银行重组； 第叁章考察了俄罗斯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章分析了保险业的发展及俄保险业开放形势和策略； 第五章论述了金融危机的成因，并提出了防范金融的一些建议； 第六章是结论性部分，总结了俄罗斯金融改革的特点，得出俄现有的金融体系没有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俄运行的是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自由化”并不是改革的最终方向和目的，等等； 第七章通过研究俄罗斯金融改革得出的启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些许建议。
吴婷婷, 何俊文[5]2015年在《俄罗斯金融自由化进程:改革、危机与启示》文中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金融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正处于叁期迭加的重要时刻,如何更加合理地进行金融改革与开放成为了很多学者的研究热点。将同类国家的情况与中国进行比较研究,是该类研究的主流方法。本文选择了同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俄罗斯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俄罗斯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与开放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存在的问题,探析其在1998年、2008年和2014年经历的叁次金融危机之过程与原因,结合中俄两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异同性,总结出对中国有益的系列政策启示。
吴婷婷[6]2011年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文中提出1980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浪潮席卷全球。随着金融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主旋律,全球爆发了多次严重的金融危机。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010年代的美国次贷危机等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危机的阴霾,令人们倾向于将“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与“金融国际化”直接挂钩。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维护作为世界性经济难题,受到了各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然而,反观中国,虽然自2001年底入世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迅速提速,但却从未爆发过金融危机,金融业反而因对外开放提升了运行效率。中国的现实,仿佛又在暗示我们,积极参与到金融国际化浪潮中才能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金融安全。国内外这些相悖的事实,引发了本文对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二者关系的思考：第一,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对一国金融安全而言,产生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若是正(或负)效应,那么产生这种正(或负)效应的作用路径是什么?第二,一国不实行金融对外开放,是否就不存在金融安全问题?如果仍然存在,那么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的不同条件下,金融安全问题的表现特征有何差异?第叁,二者之间的关系与金融国际化推进国的国家类型和形态是否有关(即是否具有国别效应)?第四,二者间的关系是否与金融国际化的推进阶段有关(即是否具有时变效应)?第五,就中国而言,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总体影响是净的正效应,还是净的负效应,二者关系有何特征?第六,未来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中,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地获得净的正效应?应重点关注哪些因素?基于这六个核心问题的引导,本文的研究欲采用下述思路逐层推进：首先,界定金融国际化、金融安全的概念,并探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金融安全问题,并分析前者正、负向作用于后者的路径,以厘清其内在机理；然后,基于美、韩两国的案例,分析其各自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较其共性和差异性,以总结出有益于中国的政策启示；接着,以中国为样本,研究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与特征；随后,对中国自1979年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划分阶段,并分析每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中国金融国际化未来的宏观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并初步设计出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模式、次序和方向。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将研究分为理论、案例、实证、政策分析四大篇,各篇具体的研究内容与主要观点、结论如下：第一、二章是理论分析篇。其目的是,在提出问题且理清本文逻辑框架的前提下,为全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重点想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一和第二个核心问题。本篇完成的工作主要有五个方面：1.从国别视角,定义了金融国际化。其核心内涵是“两个经济体之间金融融合的双向过程与状态”,主要表现为资本运动、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和货币的国际化。其中,货币国际化是大国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最高层级。2.基于金融国际化的视角,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安全。同时,厘清了个体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四者之间逐层递进的关系。3.回顾了国内外有关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文献在研究内容、视角、方法上存在的研究倾向与不足,以此找寻到了本文的研究切入点。4.从金融国际化的表现维度入手,分析了资本运动国际化等七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并较系统地梳理出金融国际化正、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路径。正向作用路径主要有助推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弱化制度落差叁大路径。负向作用路径主要有资本外逃、增加外源性风险导入渠道、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国际监管套利、监管与金融国际化进程错配、削弱货币政策独立性、特里芬难题、货币国际化进程逆转引发国内通胀等多重路径。同时,指出大、小国在各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大国在货币政策协调、监管国际协作、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小国突出；小国主要面临的是资本运动、金融机构、业务、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隐患问题。5.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模式,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的关系。指出,虽然同时存在金融国际化正、负向影响金融安全的渠道,但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国际化并没有必然联系。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情况下,一国都可能存在金融安全隐患,甚至爆发危机。只是两种情况下,金融安全问题表现出的特征有所差异。因此,不能因为爆发金融危机,就因噎废食,中止金融国际化进程。一味地“闭关锁国”,反而容易使一国金融系统中已经出现的金融风险,暂时隐匿并囤积起来,从而得不到及时释放,而一旦遭遇冲击,便易引发危机。第叁章是案例分析篇。本章想重点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叁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异同,总结出值得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借鉴的共性与差异性启示。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工作：1.选取美国、韩国分别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国,梳理了各自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发现,伴随着资本运动国际化的美元国际化启动于20世纪初期,而美国其他维度的金融国际化则集中发端于1960年代末期。其采用的推进模式是,借助两次世界大战,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实现美元国际化,并以美元国际化带动金融业务、机构、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而韩国的金融国际化进程,发端于1980年代的利率管制的放松,随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国际化进程陆续启动,并于1990年代提速了资本运动国际化进程,实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进而以此为契机,开启了韩元国际化进程。2.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二者金融国际化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的金融国际化具有“松-紧-松”螺旋式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然演进特征,与韩国在政府主导下赶超式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有着本质不同。一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的初始目的不同,所以立场不同；二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起始点不同,从而开放的受益情况不同；叁是美韩两国大、小国的不同国家形态决定了其开放策略的不同；四是美韩两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同国情决定了其金融国际化各维度推进的先后次序不同。3.阐释了美韩两国各自在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危机问题,并总结出几点启示。共性启示有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与良好的实体经济基础是—国推行金融国际化战略的首要条件；奉行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丧失了调控、干预的作用和功能,相反地,政府应主动、适时地调整金融国际化的推进进度；超越监管边界的金融创新必将带来风险的集聚；放松金融管制与强化金融监管并举,不断修正、改进、更新监管方式方法,动态地优化金融监管体系,使其能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的进度相匹配。差异性启示有二：其一,美国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国际化进程是一种“松-紧-松”式的螺旋循环。这种具有自然演进特征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往往伴随金融危机的产生,这要求我们关注金融制度建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合理边界,并能有效地对虚拟经济予以管理,保持社会信用总量与经济总量的适当比例。能否对虚拟经济实施有效的管理,是影响政府宏观调控和危机救助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二,韩国作为与美国不同的赶超型国家,其经验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合理次序安排；金融自由化改革,须以政府主导为主,具备计划性、渐进性的特点；一旦危机爆发,采用政府干预、激进型、彻底性的金融改革方案,能更快地走出危机困境。4.基于美国和韩国,分别具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类别和大国、小国的国家形态,通过对其实施的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得到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关系具有“国别效应”的结论。第四章是实证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四和第五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探寻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二者之间在长、短期内存在的数量关系及其特征,从而为现有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来自中国样本的证据。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叁个部分的工作：1.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进行了量化研究。其一,运用经济指标法,利用包含官方外汇储备在内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度量了中国的“广义金融开放度”；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构建了能较全面刻画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子进程的“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沿用法规描述指标法的思想,对各指标进行赋值,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样本数据提取主成分,从而构建出综合衡量金融国际化程度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CFII)。进一步地,通过分析该指数在[1979,2010]区间段上曲线斜率、趋势与波幅的变动情况,全面描绘出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在入世前后的变化特征。2.对中国金融安全状况进行了量化研究。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宏观环境的视角,分别构建了中国微观、中观、宏观金融安全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中国1982-2009年间的宏观金融安全状况。通过对由此合成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CFSI)的走势予以分析,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二：(1)随着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内源性危机(外源性危机)爆发的概率分别会降低(增加)；(2)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具有时变效应。二者间的关系会随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在金融国际化初始阶段,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负向影响效应通常会起主导作用,使得二者呈现负向关系；在中后期,正向影响效应往往会起主导作用,从而令二者间呈现正向关系。3.对量化研究得到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和中国金融安全指数,实施了计量经济学分析。将CFII和CFSI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引入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中,对二者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内CFII与CFSI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短期内二者间存在误差修正关系。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在t时刻二者之间均呈现出正向的数量关系；(2)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每变动1%,CFSI将平均同向变动18.05个基点；从短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增长率每变动一个单位,CFSI波幅将平均同向变动15.26个基点,而当CFSI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非均衡误差将以0.49的调整力度把这种短期波动导致的非均衡状态,反向拉回至长期的稳定状态。第五章是政策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六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以期尽可能地发挥金融国际化提升国家金融安全状态的正向作用。为此,本章进行了四个部分的工作：1.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回顾了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分析了各维度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表明：(1)虽然自入世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对应的国际化程度均从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但不同维度的国际化程度却有着非一致性变化。总体而言,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最高,业务次之；金融监管国际化程度虽稳步提升,但仍略滞后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货币政策国际化进程因1993、1994年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显着提速,这种相对于其他维度的领先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3年,而此后,该子进程推进得相对平稳；资本运动的国际化程度,随经常账户的完全开放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而逐渐提升,但其推进进度相对于前述五个维度,更为审慎；人民币国际化在入世前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而自次贷危机以来却显着提速,更在2009-2010年一举超越了其他六个维度的国际化程度；(2)每个维度包含的各子国际化进程呈现出非对称的发展格局。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例,其虽自2008年以来显着提速,然而“重贸易、轻金融”的问题依旧存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进程远远领先于金融进程,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发展状态。2.结合CFIl在不同时间段中斜率与数值的变化以及对中国金融国际化发展历史的回顾,将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划分为了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金融抑制阶段(1979-1991)、金融运行机制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阶段(1992-2000)、走向金融全面开放的过渡阶段(2001-2005)和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阶段(2006年至今)。3.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未来金融国际化的宏观发展方向予以了展望。一是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化演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制度落差,以降低被风险转移、危机转嫁的可能性；二是要借后危机时代世界金融格局变革之机,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以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国际博弈中占据主动；叁是要突破原有局部性思维模式,转货币政策决策的一国视角为全球视角,加强货币政策操作的国际协作,并根据自身与其他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国的经济融合度,确定选用规则性还是相机性政策协调模式；四是要在动态修正自身金融监管框架的基础上,强化在监管细节方面的国际合作,强调国际联合监管的及时性与实效性,将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落到实处；五是要把握国际监管的演进趋势,及时将监管模式、方法、技术的最新变化吸纳到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以各种监管模式、方法、手段并举的方式,构筑国家金融安全的监管防线。4.结合美韩两国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的经验、启示与中国金融国际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推进次序、方向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国可采取“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以货币政策国际化为先导者,以金融机构、业务、市场、资本运动国际化为助推者,以金融监管国际化为并行者”+“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联动、共振”的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即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中国金融国际化的终极目标,需要首先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金融国际化创造利益驱动源,并通过逐一推进金融机构、业务、市场国际化与资本运动的国际化,借四维度之合力,为人民币搭建起“走得出、留得住、流得回”的循环途径,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由于前述六个维度的国际化进程都离不开金融监管体系及时的更新与修正,以实现相互间的动态匹配,因此需要将金融监管国际化作为其余国际化维度的并行者；另外,一国金融要实现国际化需要充足的原始动力源,因此单一从金融领域出发,促进某一个或几个子维度的国际化进程,不足以持续性地推动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必须从实体经济领域寻找动力源,即应以实体企业的海外扩张带动金融企业“走出去”,以发挥实体企业国际化与金融企业国际化之间的联动效应,最终实现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共振的目标。本文可能有的贡献之处如下：1.理论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金融国际化七个表现维度下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及其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一般路径,与此同时,基于金融开放性收益,提出了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一国金融安全的叁个主要路径。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分门别类地梳理了自1979年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子进程中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具有的“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其叁,初步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探讨了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金融国际化终极目标的假设前提下,应如何通过其他维度的国际化,辅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其推进的先后顺序、主次关系应如何安排?每个维度应重点推进的方向是什么?2.实证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首次比较系统地测度了中国在1979～2010年间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大小与变化趋势。在对金融国际化的量化研究中指出,金融国际化是个多维概念,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金融开放度,因此,在量化其程度时需要从其表现维度出发对其进行全面界定。本部分的主要贡献有叁：一是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全面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对法规描述指标法予以了一定修正,弱化了事件赋值的主观性；叁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了可用于纵向比较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由此创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时序数据库”,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动态演进的视角,分宏观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叁个层面,构建了宏、中、微观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与现有研究的主要差异在于,观察视角的不同(强调是在金融开放条件而非封闭条件下,并且突出是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动态而非静态地考察金融安全状况),从而指标选择与设计的侧重不同,以此反映中国金融国际化加速进程中金融安全状况的动态变化特征。其叁,基于包含相关系数与交叉系数在内的相关性检验、正态性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异方差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检验方法与建模手段,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较全面地刻画了二者长、短期关系具有的数量特征。
刘卫平[7]2015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及其影响研究》文中指出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货币政策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当前世界经济己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本文基于后金融危机视角,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从2007-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的“大萧条”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这次危机并未触发“大萧条”式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今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都采取了应对措施,阻止了金融系统的崩溃,同时也创造了必要的流动性来避免银行机构的倒闭,而“大萧条”时的银行公开倒闭潮曾让世界经济走向崩溃边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基本进入“零利率时代”,以联邦基金利率为工具的常规货币政策无法继续发挥效力,随即美联储开始大规模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证券从而掀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序幕,事实证明2008年美国的QE货币政策的调整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早期实行的不当货币政策,可以说是为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埋下了伏笔。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是非线性的关系,对于金融动荡在理论上难以形成成熟的可遵循的规则。当必要调整货币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时,货币政策的选择就表现得更像是一种权衡的艺术,而不是“科学”。因此,货币政策决策对解决金融危机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应制定严谨的货币决策机制以决定货币政策框架,进而间接控制危机的蔓延。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文章首先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阐明研究思路和方法,指出文章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接着本文简要总结了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分别从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以及货币政策调整的传导机制方面说明货币政策赖以生存的根基和渠道,并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货币政策理论基础的演变进行回顾。其次,本文较为详细地阐述美国货币政策演进的历史历程及其影响,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国内外背景、并从货币政策工具、国际传导机制、退出效应等方面探讨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其中主要包括常规货币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然后本文运用VAR模型首先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世界经济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分析政策调整的国内影响、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以及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文章接着考察了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本特征、影响路径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合实证研究以明确在大国博弈环境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多视角多层面冲击。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选取更加全面的中国数据实证检验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后金融危机时代常规货币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存在差异,且后者影响较为显着；接着论证了这种调整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所带来的压力,本文认为中国需要在经济发展方式、对外经贸战略等方面进行战略性调整。最后本文总结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对中国应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主要从经济发展战略与金融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曹文文[8]2015年在《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正在逐渐凸显,反映到收入分配领域,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虚拟经济行业包括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除此以外的行业都为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收入就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就是除去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外的其他行业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以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的划分为背景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能够为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改善行业间收入分配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全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失衡的同时,地区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呈现较大的差异。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方面,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地区排序与之相同。在实体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方面,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整体行业收入差距的排序与之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收入差距也最大,且远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是拉大全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力量。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剔除垄断行业的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显着大于虚拟经济行业与全部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表明虚拟经济行业垄断特征对加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垄断性实体经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表明,无论是否存在行业垄断,其他虚拟经济行业特征导致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都存在,并有所扩大。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报酬高于实体经济行业的原因有叁种可能性,一是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比实体经济行业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二是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得到了更多的租金(利润)让渡,叁是虚拟经济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平均化存在制度障碍。这叁种可能性具体表现为,虚拟经济行业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力资本结构均优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劳动收入比低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资本劳动比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的利润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的资本产出比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整体表现为：进一步扩大居民间收入差距,导致经济资源配置向虚拟经济行业集中,引发投机性投资需求和社会不满情绪增长,并引起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和就业率下降。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存在地区差异,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失衡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导致投资“脱实向虚”,反而更好地促进了实体经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这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并非越小越好,也非越大越好。对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和中国香港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分析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行业特征差别的必然结果,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变动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水平相对小于发展中国家。此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更小且更趋于稳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更大且变动幅度更大。综上所述,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共同结果,需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从人力资本政策、垄断管制政策、要素市场政策、金融引导政策和产业调整政策等多个政策层面调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差距,最终形成公平与效率兼顾、激励与约束并存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
梅世文[9]2007年在《开发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开发性金融如何支持和推进新农村建设是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和责任。作为开发性金融的践行者，国家开发银行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重要作用，通过融资推动，已经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本项研究从开发性金融的理论内涵、运行机理以及国内实践经验出发，借助金融发展理论和国外开发性金融的比较分析，力图探讨开发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通过对我国农村资金借贷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两个市场以及支持制度的分析，诠释了开发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内容、路径和模式。利用计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开发性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绩效分析和评价，认为开发性金融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很强的支持作用。几年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对县域经济的融资推动实践也明示，开发性金融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项研究在以下叁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第一，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如何运用开发性金融的原理建立农村金融体系。新农村建设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关键要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健康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本要素配置，同时解决市场空白、缺损和体制落后等深层次问题，使农村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开发性金融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途径，主要体现在市场、制度和信用建设上。开发性金融作为连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通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建立“叁台一会”，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打通融资瓶颈，弥补市场缺损的作用，构建融资平台，消除融资风险，创建良好的农村融资环境、健康的农村金融体系。第二，系统论证了开发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运行模式的选择。开发性金融把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作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并结合县域经济的特点不断创新融资模式来支持新农村建设，探索开发性金融支持县域经济乃至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模式，即：通过科学发展规划、优先建设平台市场，构建新的“两台一会”(新农村建设融资平台、担保平台和银企政联席会)和管理资金覆盖的模式，建立定期协调机制，协调开行、市县政府、平台叁者之间的关系，建设健全、高效的市场体系和制度体系，有效防范、规避和控制风险，这是开发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第叁，探讨了开发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绩效评价方法。通过运用开发性金融多年来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融资支持的历史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定量分析，系统论证了绩效评价方法及其在开发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绩效评价中的应用。由此可见，开发性金融支持建立新农村金融体系，选择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运行模式，并进行科学的绩效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董建国[10]2014年在《中俄两国保险业效率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世界经济的一个显着的变革就是诸多的发展中国家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其中最为显着而且又具备鲜明的不同特色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中俄两国在20世纪前半期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并均在经济进程中力图推行社会主义公社制度的社会生产运行保障体系。但是,随着强有力的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的逐渐落幕,中俄两国均开始转向市场经济。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改革,作为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的代表,在过去的35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21世纪初甚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强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俄罗斯在社会剧变之后,从1990年代初期,实施了“休克”疗法,强制性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自诞生开始便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进程也因此被广泛的关注。事实上,尽管在1990年代初期,西方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普遍认同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的两种转变：稳定性(也就是稳定的宏观政策,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自由化(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官僚机构来决定市场价格)；私有化(生产资料从政府向私人的转移)。然而,经济学家对于这些变革的进程并不一致。中俄两国提供的渐进式和激进式两种范式,经过20多年的实践,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成绩,目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市场经济进程的两种范式并没有绝对的正确与否,政策制订者必须结合两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和改革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实际分析,从而不断提升市场经济的效率沿袭总体的经济改革的脉络,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金融领域也分别实施了渐进与激进的方式来启动改革。尽管两国改革的路径有较大差异,但是改革路径上的较大差异并不能掩盖中俄两国金融改革的共性,即总体而言都是在政府参与和推动下,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具体而言,差异性体现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新框架的形成并没有根本性地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而是经过多年有步骤、分阶段的试点,而后采用相应的改革才确立的。对比俄罗斯,在改革之初就对金融体制实施大规模且快速地整体转变,直接地触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并且为了加速该进程,俄罗斯政府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银行运营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金融价格自由化和行业进入自由化。这些政策使得俄罗斯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同发达经济市场国家所具有的金融制度框架。显然,不同转轨路径下的制度安排,对金融体制转变的影响会有差异。在激进模式下,俄罗斯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旧的金融体制的束缚,迅速地建立起了新的适应市场化需求的金融体制。目前俄罗斯在金融领域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导向型、高度开放的金融体系,为提高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的进程,相对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而言,还相当滞后。一方面,中国相对垄断和相对封闭的金融业在面对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中显得过于保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金融的运行效率并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相对封闭的金融业也帮助中国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多次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同时由于中国贸易的增长,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因此,尽管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应该开放金融市场,实现完全的金融自由化,但在中国的金融改革实践中并非没有阻力,特别是在是否应该加快改革进程的问题上并未取得广泛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俄罗斯金融业发展状况和效率,将对我国下一步金融改革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保险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竞争也日益加剧。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的保险行业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作为金融业的“叁驾马车”之一的保险业,资产规模巨大,涉及客户众多,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转轨发展中,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对缺失或缓慢并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商业化保险对转轨国家的社会改革具有非常强的政策补偿作用。目前保险业也经受着市场结构以及业务渠道的剧烈变化考验,保险理论也在不断更新,需要更适应经济和自身的发展。而在现有的发展水平之下,我国保险公司的自身效率还相对低下,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保险业的竞争将从渠道、规模转向风险经营、精细管理,激烈的竞争不会减弱只会加强。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促使我国保险公司加强发展和提高效率,那么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下,国际资本的进入,市场结构的转变将给我国保险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以俄罗斯为主要对照,探讨分析我国保险业的真实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我国保险业效率。由于保险的对经济的作用复杂,在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对各种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如社会灾害事故损失总量、社会融资总量、社会就业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等均产生着显着的影响。因此,对保险业效率的研究不仅应立足于保险功能的角度,还应该同时考虑到研究保险业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这样的研究才更具有全面性和合理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保险业的效率出发,使用数据包络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方法,分别测算并分析了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保险业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宏观环境因素与两国保险体系稳定和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本文选取了2008至2012年中国15家保险公司及俄罗斯14家保险公司,共29家大型保险公司,采集了样本机构3项投入3项产出的数据。本研究并参考国内外保险业效率研究文献,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两国主要保险公司进行效率计算与变量比较分析,总结了各时间阶段比较分析的数据结果。从两国保险业技术效率平均值看,中国2008年到2012年的保险行业平均效率一直徘徊在0.7左右,该效率属于中等水平。相比而言,俄罗斯一直维持在0.9以上的高效率域,这表明中国保险公司总体的技术效率和俄罗斯差距较大。由于技术效率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两国保险公司差距较大的效率指标是纯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反映的是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因此从实证研究的结果可以说俄罗斯的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比中国保险公司高。笔者认为叁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这样上述现象。第一,市场上经营主体数量少,国有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占主导,其他公司规模不大,不利于市场形成充分有效竞争。虽然中国保险公司数量逐年增加,2012年已达150家,但是与俄罗斯的保险市场逐年淘汰后的400多家主体比起来还较少,而且在中国几家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的资产总额和市场份额都占有很高比例,形成了寡头垄断市场。因此加快开放保险市场营造良好竞争氛围将会有利于提升市场效率和公司运营效率。第二,保险市场尚处于粗放经营规模竞争的阶段,保险企业更倾向于扩大保费收入获取资金,重视销售业绩和积累资金能力,对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不够专注,行业内出现总体专业人员质量不高、高端人才严重缺乏、人才流失严重等现象。总的来说专业人才更有利于公司提高经营管理纯效率,开展更加严密的风险控制。第叁,保险投资渠道较窄,投资收益较低,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高。中国的保险业经营活动已经从以前单纯经营保险业务到了扩展资产和负债业务的两端,多渠道投资收益能够弥补保险业务的亏损,平滑保险经营的业务风险。进一步的,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运用多个指标来衡量保险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证结果这表明在过去30年里,我国的保险业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上,都发展迅速,并且远超同期的经济增长。但是,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保险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而保险业的发展对我国的生产率的提高则没有明显作用。这再次体现出我国保险业总体运行效率仍然不高。这些因素阻碍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从而不利于保险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俄罗斯的保险业的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互相的溢出,与中国保险业相比效率较高。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无论对于中国经济还是对于俄罗斯的经济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对保险业增长和发展有重要的拉升作用。但与发达国家,甚至是其他的新兴亚洲国家相比,两国的保险产业,无论是在保险密度还是深度上,仍有较大差距,也具有更大的未来发展的潜力。基于效率比较分析,本文指出中国未来保险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为：明确保险的本质意义,发挥保险的转移风险提供保障职能；从制度上吸取俄罗斯的经验,加快保险业的市场化进程；提升保险业经营效率；完善保险监管,提升监管水平；加速保险业创新步伐,以创新驱动保险业健康发展等。
参考文献：
[1]. 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中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研究[D]. 范思凯. 辽宁大学. 2016
[2]. 金融不稳定条件下的中国金融改革分析[D]. 纪鸿超. 山东大学. 2014
[3]. 国际证券市场动态相依的特征检验与驱动因素研究[D]. 成博. 湖南大学. 2016
[4]. 俄罗斯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改革[D]. 傅巧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
[5]. 俄罗斯金融自由化进程:改革、危机与启示[J]. 吴婷婷, 何俊文. 浙江金融. 2015
[6].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D]. 吴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7].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及其影响研究[D]. 刘卫平. 武汉大学. 2015
[8].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研究[D]. 曹文文. 武汉大学. 2015
[9]. 开发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研究[D]. 梅世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7
[10]. 中俄两国保险业效率比较研究[D]. 董建国. 山东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