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抗战的理论与实践——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年论文,理论论文,抗日战争胜利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所取得的第一次彻底胜利。这次胜利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许多智慧、鲜血和生命，其中，邓小平同志以他无畏的革命胆略和献身精神，为这次民族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37年8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兼任晋冀鲁豫区党委第一书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晋豫4个区党委。1943年10月，他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1945年8月又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书记，其领导范围扩大到晋冀鲁豫边区的所有抗日根据地。
邓小平在参与领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联系他自己的具体工作，提出了不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理论、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的正确性，已为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实践所证明，从而大大丰富、充实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对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与发展，对在理论上指导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的抗战理论，内容十分全面，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见地深刻、论述精辟、富有新意。
一、在军事上，邓小平主张发动人民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持久抗战
邓小平同志在1938年1月就提出：“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页，以下只注卷数和页码）在小平同志看来，抗战要取得最后胜利，其最基本的环节，“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数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对敌斗争，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1卷，52页）在动员群众的方法上，他提出：“应以最大的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在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1卷，1页）邓小平同志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作战态势，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基本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1卷，42页）他认为由于我们过去对这个原则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建设，但对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重视不够，这样会影响对敌斗争，效果也不够好。因此，“必须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1卷，43页）而且要把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开展到敌占区，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利益，扩大我党我军的抗日影响，直到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同志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他和刘伯承等同志一道，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38年3月上旬，日军攻占了临汾、汾阳、离石、风陵渡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并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猛进。这样邯长大道和从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了日军的一条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部署和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三次伏击战。其中，尤以邓小平、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的响堂铺伏击战战果最辉煌，毙伤日寇400余人，烧毁敌汽车180余辆，缴获步枪300余支。它是伏击战斗的典型范例之一，也是邓小平到一二九师任职后直接参与指挥的第一个战斗。
响堂铺战斗后，日寇恼羞成怒，于4月初出兵3万，分九路向晋东武（乡）、榆（社）、辽（县）地区进攻。4月16日，刘邓亲率部队在武乡长乐地区奋力袭击日寇，这次战斗共歼敌2200余人，取得了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接着，刘邓率部又乘胜追击，连克18座县城，先后歼敌4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将日寇全部赶出了晋东南，为八路军向冀南、豫北发展打下了基础。以后，邓小平又率386旅主力和先遣支队进入平汉路东冀南平原地区，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总计，在1938年上半年，我军大小战斗500余次，消灭日伪军7万余人，收复了以南宫为中心的30余座县城，至1938年9月，共建立了51个县抗日政权。
1938年夏，为配合武汉保卫战，一二九师386旅一部和一一五师的344旅，在刘伯承指挥下，出击平汉路南段，道清路西段之敌，战斗于安阳、辉县、新乡、修武等地，奠定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基础。
太行、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的建立，为以后成立统一的晋冀鲁豫边区政权准备了条件，此后，晋冀鲁豫地区的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粉碎了日伪的几百次“扫荡”、“围攻”。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一二九师和晋东南新军，冀南部队等46个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取得了重大成果，打破了日寇的“囚笼”政策，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至1941年，边区扩大到鲁西，西起同蒲路，东至津浦路，南临黄河，北抵石太、石德路，设6个专区和一个太行直辖区，包括39个县，面积25000余平方公里。边区空前统一，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依托。邓小平同志为缔造这块根据地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此后，晋冀鲁豫边区成为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它和太行山一道巍然屹立在华北抗日前线，成为中华民族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坚强堡垒。
二、在政治上，邓小平十分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重视“三三制”政权建设，重视思想和组织上的建党工作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1卷，185页）在抗日统战工作方面，他总结出一条原则，即“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1卷，41页）只要团结一切中国人抗战，我们便能在敌占区站住脚，反之则不能在敌占区立足。但是，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也不是追求无原则的团结。邓小平又明确指出：“团结中国人对敌，也包含有斗争。斗争的内容，主要是反对那些不明大义破坏团结，帮助敌人、自私自利的个别分子，而斗争的方式也应该是和平的、政治的。只有对于那种死心事敌，为人民痛恨的汉奸、特务分子，才采取坚决打击的方式。”（1卷，41页）
抗战初期，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就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八路军代表。动委会是带有战时政权性质的组织，它的主任委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邓小平参与起草了动委会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纲领》，内容包括三大目标、七项任务，其核心内容是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政治等等。合起来共十条，实际上是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具体化。动委会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发动群众，在山西开展对包括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内的统战工作的良好形式，它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打开了道路，铺垫了基石。
1941年冬天，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与日寇暗中勾结，并于1942年1月2日背信毁约，抢占了我抗日根据地浮山、义城地区。为了维护抗战大局，邓小平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亲自指挥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50个团，组成三个纵队，一举粉碎了顽军的进攻。当部队战士正准备全歼六十一军顽固派时，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遵循我党关于与反共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适可而止地停止了战争，放走了被围的顽军的残部。这样做，既打击了反共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动气焰，又维护了山西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邓小平自己也曾说过：“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转引自《邓小平的历程》（上）第148页）尽管如此，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抗日斗争的实践中，灵活运用对敌斗争原则，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体制，邓小平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加以认真贯彻落实，并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4月15日，他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是对党的“三三制”政权思想的补充和发展，显示出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勇气。
邓小平认为：“三三制”政权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他还认为“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1卷，8页）
邓小平还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政权间的关系。他指出：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时必须贯彻民主精神。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他批评那种“党权高于一切”，“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恶劣影响在我们党内的反映。他认为这种坏思想、坏作风必须尽快予以摒除。为此，邓小平提出党对政权要采取指导和监督的政策。所谓指导，它的权力只限于“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而“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以“党的名义”提议不是无条件的、经常的，而是有条件的，“必要时”方可采用。此外“只有党正式决定的代表”，“才有权代表党说话，提议案”。“指导”的目的是为了“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而“监督”则是为了“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原则”。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民主政权的好处，认为“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的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们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1卷，12页）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使人振聋发聩，至今读来，倍感亲切，富有极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是今天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最初思想源头。
1941年7月7日，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在太行辽县桐峪开幕，邓小平以中共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133名参议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制定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和施政纲领。根据“三三制”原则，会议选举了中共党员申伯纯为议长，无党派人士宋维周和国民党员邢肇棠为副议长。会议还选举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这标志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邓小平同志在8年抗战中，先后担任过晋冀鲁豫区党委和军队的重要职务，对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十分重视。
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指出，当时“不仅普通的党员，而且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干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1卷，89页）有些同志虽然参加革命多年，还没有确立革命人生观，这些人“或者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一只脚跨进了党门，还有一只脚是站在门外的。”（1卷，90页）甚至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歪风，必须通过整风加以根治。邓小平同志还认为，党的组织建设、干部的选用直接关系到抗战的胜利和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因此，抓好组织建设非常重要、非常关键。抗战时期，党对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这就要求党员和干部都要顾全大局，有战略眼光。邓小平同志根据抗日根据地分散的状况，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项工作的密切配合。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以加强对敌斗争。”（1卷，43页）他批评少数干部“对于我们在敌后斗争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全国这种政治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往往缺乏全局观念，在言论行动上，政策决定上，都还有不慎重的地方，对中央的方针，还缺乏深刻地了解。这些就是中央指摘的闹独立性、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1卷，42页）邓小平同志要求各级干部切实明确自己肩上的担子，从根据地建设着眼，思考全局，影响全局。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1940年，一二九师颁发了《连队政治工作暂时条例》。《条例》试行后，收效明显。一二九师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政治指导员和模范连队，模范党支部。发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加入共产党，发扬了党内民主，密切了党群、干群、军民、官兵关系，保障了对敌斗争的胜利。
1942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开始了整风运动。邓小平相继担任了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了边区整风运动。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了整风动员报告，他就整风的意义、目的、方法、态度进行了阐述。在报告中他明确提出，全党要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之后形成的。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其突出的价值在于这是我党历史上较早地称颂毛泽东，并阐述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和内涵的文献之一。它直接指导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和北方局、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总部机关的整风运动健康地开展。1945年春，历时2年的晋冀鲁豫的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全体同志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党性，巩固了团结，推动了大生产运动，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三、在经济上把发展生产视为根据地建设的基础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除遭到日寇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封锁、破坏外，还连年发生自然灾害，人祸加上天灾，1942年是太行区形势最严重最困难的时期，全区军民的吃饭、穿衣成了严重问题。1943年6月21日，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专门会议，制定了《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1943年7月2日他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发表。邓小平同志认为要度过困难最根本出路是发展生产。他认为：“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1卷，78页）他还谈到了与敌人进行经济战线斗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可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1卷，78页）他认为，正因为有了经济战线斗争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六年之久，并且还能坚持下去。”（1卷，77页）同年9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会上，作出了《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今后应把生产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特别加紧农业生产，同时抓好手工业生产。邓小平总结了太行区经济战线的4条经验：“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订，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的积极的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输送到经济战线，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1卷，85页）
邓小平的这些经济建设思想，指导了晋冀鲁豫抗日战略区的经济建设。1940年起，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部队和机关便开始种田，1943年人均种地3亩，自给一季粮食、全军蔬菜和全部办公费用。1944年太行区部队开荒8.8万亩，太岳区部队开荒5.8万多亩；晋冀鲁豫全区开生荒地计25万亩；熟荒地9.6万亩。从1939年起，办起了兵工厂、纸厂、肥皂厂、纺织厂、毛织厂、药厂、玻璃厂等，使边区的日用品不仅可以自给，还输出到敌占区和抗日邻区。（见《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中共党史导读资料》上册，第776页）这样，不仅使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大为减轻，也使人民更加拥护党和军队，壮大了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
四、在文化上，强调文化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注重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注重文化工作者的队伍建设
抗日战争中，针对国内存在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反共顽固派三种政治势力的斗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提出，这三种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他强调，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邓小平逐一分析三种势力，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1卷，22页）“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在政治上具有抗日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在文化上鼓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1卷，23页）“抗战民主派，在政治上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1卷，24页）这些分析对我们抗日的队伍如何在文化上开展对敌斗争指明了方向。1941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召开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报告，明确指出了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他批评了文化工作中“既少作高深的研究，又未深入群众底层”的现象，要求“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1卷，26页）在文化宣传的内容上，他指出要善于迅速地反映和宣传某一个紧急任务，要及时，要与当前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在宣传的形式上，他批评那种不够大众化，往往不为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的现象，提出，“在形式的发展上应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比较复杂的高级形式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向比较简单的普及形式发展。”（1卷，27页）他指出一二九师的文化工作，“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并应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1卷，28页）在文化工作的队伍建设方面，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造就大批的青年文化工作者，同时要提高原有文化工作者的素养。文化工作者要加强自身的修养，“不断增强自己在政治、文艺方面的修养和实际工作锻炼，以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在邓小平的关于部队文化工作理论的指导下，晋冀鲁豫边区的文化工作搞得生动活泼，起到了宣传群众，打击敌人的重要作用。
五、抗日战争期间，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立马太行”，影响全国
邓小平同志的工作对夺取抗战全局的胜利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创立了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量吸引和歼灭日寇兵力，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持久抗战。
晋冀鲁豫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华北敌后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日军视其为心腹之患，为此动用了大量兵力，但先后遭到惨败。1944年晋冀鲁豫全区开始了局部反攻，光复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同胞500余万。1945年8月中旬，在以邓小平为首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领导下，当地军民开始了全面大反攻。全区共歼日伪军5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使全区四块根据地完全联成一片，全区拥有人口2400余万，军队近30万，民兵40余万，成为一个完整的大战略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牵制了日寇的兵力，消灭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华北抗战和全国的抗战。
第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为整个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表率。
由于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同志的努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功的经验，因而多次获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表扬。1942年8月19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载了《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毛泽东看了以后，写信给中共西北局负责同志，指示：“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9页）同年9月7日，毛泽东同志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中，再次表扬“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对该区的减租减息、政权建设等给予充分肯定，并经常要邓小平总结经验，予以推广。1944年8月，毛泽东同志曾就统一战线、减租减息、民兵、沦陷区、民众团体，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军队训练、城市工作、大生产运动、军民供给等10个问题电询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就太行区等地的情形全面总结了有关经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这些经验不仅丰富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对发展和巩固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伟大的作用。
第三，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巩固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抗日的思想、理论、实践的伟大结晶。凝聚在这块根据地上的强大力量，不仅成为打败日军侵略者的生力军，而且成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主力军。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就策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1945年9月，晋冀鲁豫军民粉碎了阎锡山部对上党地区的进犯，歼敌35000余人，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千里跃进，逐鹿中原，摧毁了敌人在黄河南岸的几道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一二九运动论文; 刘伯承论文; 根据地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