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的环境史视界意义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界论文,意义论文,环境论文,探微论文,奥康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已经为中国学者所熟知。问题在于，我们仅仅了解他从自然与文化相结合层面上思考了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这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入了解他的环境史思想。他不仅讨论了环境史的基本内涵，而且把它作为研究视界用于重思历史、批判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揭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论证生产性正义和生态学社会主义之正当性。从本质上讲，奥康纳的环境史研究对于深化生态学研究路径，重新理解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环境史视界何以可能？
奥康纳提出：“环境的历史其实远非现在的不少历史学家所仍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而是(或者说应该是)当今编年史中的一个中心内容。”以他之见，环境史不仅是“先前存在过的各种历史类型的一个发展顶点”，而且包括“当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历史”①。因此，环境史不是断代史更不是门类史而是整体的历史。
从涵义上看，环境史是指“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这个星球上所居住的人，以及所有受到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所影响，同时，其本身又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产过程起促进或限制作用的其他各种生物以及无机物的历史发展过程”②。从研究对象上看，“它的研究主题其实就是人类与其‘周围事物’(字典上对环境的定义就是如此)之间的关系”③，包括人类自身的社会关系以及“自然界本身之中的生物的、化学的和物理的联系”④。从理论形态上看，“环境史就是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的兼容(和扬弃)”，它“不仅以生物学、土壤科学等为理论前提，而且也以政治和法律的历史”⑤、经济史、社会与文化史以及伦理史等为理论前提。从特征上看，“环境史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同时也是惟一真正的‘普遍的’或总体的历史”⑥。从功能上看，环境史不是纯粹的理论抽象，而是实践批判，重建人的生态性生存社会。
重要的是，奥康纳将环境史作为研究视界，用于反思人类的生存困境，重建生态学意义的理想生存状态。那么，这样做可能吗？奥康纳的回答是肯定的。
其一，环境史也是关于历史的一种书写模式。人们知道，“任何一种历史书写模式都”必须“在环境史(及修改后的政治、经济史)的语境中”进行，只有如此，才能够“得以新生”⑦。虽然资本主义发展史书写有过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书写模式，但是它们都没有与环境史结合起来。其中，经济史的书写提及过自然，却始终将它当作被掠夺和被控制的对象；更严重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政治史和经济史的书写以赞美而不是批判资本主义发展为核心价值取向；它的社会文化史书写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权问题，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及环境的结构及态势的不平衡的和联合性的发展过程”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及环境的历史书写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在这一意义上，环境史是资本主义时代所有历史书写模式的一个顶峰。”⑨
其二，环境史研究是可能的。由于“任何一样东西都处在环境历史之中”⑩，因此从环境史视界上审视它们不仅可能而且非常必要。人们知道，对于工业文明的两面性、日益严重的国家间贫富分化现象、资本主义霸权等问题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一般的史学视界是不够的，恰恰需要引入环境史视界，揭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在其中的消极性作用。
其三，环境史研究的“是人类力量是如何改造和改变‘自然’以及如何建构人工环境和空间结构的，自然与文化环境是如何既促进又限制人类的物质活动的，反过来，人类的活动是如何既促进又限制‘自然的系统’以及文化的发展的”(11)。因而，环境史研究不是纯粹自然史研究。
其四，环境史视界本质上也是一种合乎理性要求的历史视界。在迄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视界中思想史视界与环境史视界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前者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的视界，后者则被忽视了。这种缺陷既不符合人道主义关怀精神，也不符合辩证思维，因为人类的生存本质上是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相互制约过程，因此，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研究理应有个环境史视界。
总之，对于人类的生存问题的理解，既不能选择纯粹的生态学文化视界(因为它会导致单纯的绿色政治活动，鼓动人类退回先在的自然界)，也不能选择纯粹的文化生态学视界(因为它会导致单纯的红色政治活动，鼓动人类恢复对自然界的支配)，而要在扬弃绿色和红色的政治活动中确立环境史书写模式。
二、用环境史重写历史
奥康纳认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社会斗争都是人类的生存斗争，尤其从后一种意义上讲，社会斗争正表现为一定的环境斗争。在封建社会，政治帝国的领土扩张、封建王侯将相和贵族的封地以及农耕制度的推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等，都离不开对土地及其他生存资源之争夺。尽管封建时期也出现过环境问题，但那时的环境问题程度较轻、影响有限，因此，在很长时间里，环境问题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奥康纳所说：“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年代，‘环境’的主题一点都没有被涉及”，但这并不等于环境斗争不存在。比如，“19世纪的劳工斗争很少涉及环境的问题，可当今的劳工斗争却把环境的维度看得越来越重要”(12)；同样，“就种族和性别问题所展开的早期文化斗争在环境问题上或多或少都是保持沉默的”，然而，“今天，环境问题上的种族主义，或者说为了环境的正义而展开的斗争，以及试图对有关环境的破坏、阶级、种族、性别等主题进行扬弃的经济—女权主义斗争已经显示出了力量”(13)；此外，城市化进程、现代化建设等早期也没有明显的环境问题出现，但今天却遭遇到严重的环境压力，不仅表现为强烈的空间争夺还表现为对土地、资源和能源之激烈争夺，而且遭遇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史也是环境史。
传统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史理解为劳动史，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将其理解为文化史，这在奥康纳看来，都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劳动、文化是以环境为基础，因而人类社会史、劳动史都是环境史。马克思启示我们，历史不可能只表现为人类史而不与自然相关联，一方面人类史与自然史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人类的劳动始终与自然相联系，因此，马克思强调：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以及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等等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4)。这就告诉人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写成的有关环境史的文献中”，“劳动被看成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力量”，将自然的历史视为“劳动的历史”(15)。这样一来，奥康纳就在环境史研究中将自然与文化的相互制约关系理解为历史的最基本关系。
显然，这一观点会遭遇许多学者的反对，因为马克思早就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视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关系。可是，奥康纳却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劳动的内在关系，并不等于就是历史的最基本关系。他认为：“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这是经得起辩论的)。因此，关于历史变迁与发展的唯物主义观念就不仅要立足于对工业技术、劳动分工、财产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的研究，而且还要立足于对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这些形式就跟狭义的生产力范畴一样，也是累积性的。对人类生活方式的主体性建构、人化自然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是独立的历史性存在。‘第二自然’并不因为其‘第二’性，就少一些‘自然’的特性。文化形式也是累积性的，或者说是能在变化中展示其延续性的。”(16)他还强调：“不仅是生产关系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体现出自然性的特征……而且，生产力也是如此。”(17)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当自然资源被用完，或者被毁坏的时候，现存的财产关系往往就会发生变化，同时，生产力的本质也会发生变化”(18)，历史也会发生变革。历史“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19)，是文化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因此，历史是环境史的。
三、在环境史中批判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
正如前文所说，环境问题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也存在，不过，那个时候它通常属于区域性问题且是可控制的，因而，往往不会引起人们注意。可是，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化，时至今日竟然成为世界公害，而且许多环境问题都超出现阶段人类的控制能力，成为“不可控的”全球性危机。为什么现代环境问题会变得日益严重？奥康纳认为，这主要根源于资本主义发展。其一，资本主义发展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长期实施对自然的控制，走了一条只重利用不重发展和保护之路，这会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发展的极端不均衡状态。其二，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为发展目的和以现代技术手段来控制自然为发展方式，走了一条资源消耗型发展之路，这也滋生出许多资源能源消耗型产业和经济模式，造成了资源能源储量锐减。其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治理环境上推脱自身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还将自己生产的垃圾倾倒在公海或发展中国家的土地上，同时还把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些既妨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也恶化了他们的生存环境，走了一条剥夺性发展道路。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是反生态的。
这启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审查还需要在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书写中进行。这就需要人们“把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而不是把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具体的叙事模式作为研究对象”(20)。资本主义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书写都没有揭示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是因为它们都不是环境史书写。这就启示人们，只有在环境史书写中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才能揭示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根源。
奥康纳提出，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深层逻辑上看，当今环境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大生产之间的矛盾。难道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如此吗？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包括两重矛盾。第一重矛盾表现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揭示了“资本对劳动所拥有的社会及政治性的权力，以及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走向实现维度上的危机，即资本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的趋势”(21)。第二重矛盾表现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揭示了“消费部分所占的份额及其价值内容，固定资本的大小及其价值内涵、‘自然性因素进入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领域所付出的代价’、作为剩余价值之扣除的地租以及所有的各种‘消极性的外在因素’”(22)。这一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尤其表现为，“当私人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的时候，健康和教育的成本、城市交通的成本、房屋及商业性的租金，以及从自然界中榨取资本要素所要付出的代价都将会上升”(23)。这时，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激化就会出现，直接受害的是环境，其压力会不断增大。当生产快速增长，消费也会受到刺激而增长，这样，生产与消费轮番上涨既增加资源消耗又滋生大量垃圾，导致环境问题。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是以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关系为基础的，这一矛盾更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总根源。
总之，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的揭示不能停留在意识形态批判中，还必须转移到环境史视界中，将资本主义发展史作为一个“整体性主题”(24)来阐述，这是理解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的关键。
四、在环境史中确证生产性正义
那么，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呢？奥康纳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正义——“生产性正义”作为解决方案，并且用于修正分配性正义和构建生态学社会主义社会。
第一，他认为，分配性正义带有一定的反生态性。所谓分配性正义是指以平等地分配事物而不是平等地生产事物为原则，以实现个人的权利和要求为目的，奉行“生产越多越好，消费越多越幸福”的生存信条。
首先，分配性正义以财富和金钱的增长为前提，这正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论经济领域的经济正义还是生态领域的环境正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立论前提：“任何东西，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外化物)，都可以用一个最小公分母即金钱来进行衡量。否则的话，分配性的成本就会太高了”；它还以市场经济手段(比如罚金、税收、补助金等)来追求社会公平。这都是“缺乏理性并且愚蠢的想法”(25)。
其次，分配性正义既不科学又无可操作性。奥康纳说过：“现在，(劳动力、自然、社区以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其特征上来讲已是非常社会化了，以至于根本没有方法来计算各个个体和团体的利益和成本”。他还说：“盖茨为什么不该给一代或两代的分子物理学家(还有其他一些人)支付几亿美元呢？(之所以没能这样做)那是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对资金加以公平分配的方法；科学和技术从其特征来说是如此地社会化，而且劳动的分工和功能的专业化也达到了如此难以令人置信的复杂程度，以至于根本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去计算成本和利益。”(26)
最后，分配性正义属于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正义，不是全人类的社会正义，它适合于资本主义的需要，而不适合全人类解放的需要。“在资产阶级思想中，‘正义’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指事物的平等生产，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指人人都平等地制定法律(事实上，法律是由精英制定出来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正义是‘分配性正义’，不是‘生产性正义’”(27)。
总之，必须放弃分配性正义，构建生产性正义，这才是一条人间正道。那么，什么是生产性正义？奥康纳的回答是：首先，生产性正义“关涉于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生产”，它是“关涉于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28)的正义。分配性正义“关涉的是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和负面因素的平等分配”(29)的正义，它是“关涉于社会交换关系”(30)的正义。其次，生产性正义强调在生产环节上节约使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要求生产那些危害小的外化物。分配性正义追求生产越多越好，不管有害无害，只关心商品能不能卖钱。再次，生产性正义着眼于社会整体的进步和有序发展，属于社会正义范畴，与日益社会化的生产相适应。分配性正义着眼于社会个体的利益增长和私人权利的实现，属于社会个体正义范畴，与日益社会化的生产越来越不适应。最后，生产性正义追求的是生态学社会主义，以人类的现实发展和可持续生存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为思考对象；而分配性正义追求的是“生态性的社会民主”，根据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作出估价，以价格补偿方式实施所谓程序的平等正义。“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发展，意味着分配性正义将越来越不可能获得合理的测定和实施”。对于社会平等来说，生产性正义不仅会“变得越来越可能，而且也越来越必要了”(31)。
第二，他认为，与生产性正义相适应的是生态学社会主义，但它并不仅仅属于理论设计，还是一项社会实践。
首先，作为社会实践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前者属于生态文明建设活动，后者属于政治经济活动；前者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后者恰恰轻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前者依靠全社会力量，“有成百上千个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组织和团体在进行着实实在在的社会和生态斗争”(32)，后者依靠政治上层建筑的力量；前者追求生产性正义，后者依然遵从分配性正义；前者着眼于全社会利益的实现，后者着眼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增长。因此，环保主义者认为，环境退化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来说都是共同的”。奥康纳则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态危害性事实上要比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它们的反革命行为的生态危害性小得多。”(33)
其次，环境退化应当归咎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官僚机构’以及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生产’的主观倾向”(34)，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有人指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过于专注于去批判那些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竞争、世界市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自然化进而实体化的人”，导致他忽视了人化自然的自然性而过多地强调它的文化性。奥康纳则申辩道：马克思“所面临的问题是必须表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35)，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轻视自然，在大量的文献中都对自然作了丰富和深刻的思考，他还将共产主义称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完成了的自然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恰恰蕴含了“扬弃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矛盾”的生产性正义，是“唯一具有可行性的生态学形式”(36)的社会主义生活模式。
从以上分析看，奥康纳在环境史视界中分析历史、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以及生产性正义和生态学社会主义等内容，表现了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就其理论特征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它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奥康纳不仅把环境史作为一种最好的历史书写模式，而且总是将那些准备要思考的问题置于环境史视界之中进行审查。在他看来，我们所遇到的任何生存问题(比如生态危机、气候异常、资源短缺以及战争、资本主义霸权、科学技术异化、人类的可持续生存等)都是在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发生的，也是在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中获得解决的。这就启示人们，不论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文化史，都应当成为某种环境史书写模式，只有如此，才能引导人们强化真正的历史意识，自觉地站在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探寻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现实途径。
第二，它具有突出的整体性思维。奥康纳强调过，环境史是整体意义的历史书写模式，这是因为环境史书写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作用过程，环境史的“整体性”并不是仅仅指通常所说的自然系统或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而是指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应当是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相互制约的过程，在其中，人类史和自然史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传统历史书写中，政治史、经济史或社会文化史，都不是整体的历史书写，而是某项内容的历史书写。这就启示人们，一旦将历史视为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相互制约过程，那么在历史书写中就先在地内置了环境史书写模式，就需要在环境史视野中把握历史问题的真相。
第三，它蕴含了深切的人文关怀。既然环境史是整体的历史观，那么它对人类史和自然史的理解，就不可能是纯粹自然主义的，应当表现出人文主义关怀。奥康纳强调，自然和文化是相融的，在自然中有文化，在文化中有自然，这是环境史视界应有的基本理念，重要的是这一理念将人文主义关怀融入人类史和自然史的书写中。这就有别于生态学家们诉诸人类史和自然史的自然主义情怀，后者希望保持自然的本真状态，希望人类不要去干涉自然。如果真的像生态学家们所说的那样，那么人类惟有退回前文明时代，这样的话，人类就无法生存下去，所以，生态学家的自然主义关怀面向纯粹的自然和自然的人类，而不是真正的人类。这就启示人们，如果站在环境史视界中看待自然和人类，那就需要将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结合起来，一方面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自然主义理念，另一方面将这一理念“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37)，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真正结合。
第四，它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奥康纳的批判意识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环境史视野中批判那些反生态的思想观念，尤其是批判了以往历史书写模式的反生态性，提出用环境史书写历史，就是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相互制约过程视为环境的历史过程；其次，在环境史视野中批判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合理性，提出用生产性正义修正分配性正义、用生态学社会主义修正资本主义，探寻实现社会合理化的理想途径。最后，在环境史视野中批评苏联社会主义的反生态性。奥康纳批评苏联抛弃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社会主义而走向了反生态的专制社会主义，忘记了社会主义是追寻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相互制约而走向了反生态的西方式工业化。这就启示人们，回到马克思，重建马克思的环境史视界，只有如此，才能理解科学社会主义是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同时又体现为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相互制约和共同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奥康纳的环境史视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一，提供了理解历史的新视角。人们对历史本质的理解有过不少视界，比如自然观、文化观、人学、生态观以及实践观(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个例外)等，问题在于它们对历史的理解都不是环境史视界的。奥康纳认为，自然观的历史是某种自然的进化过程，文化观的历史是某种思想、观念、精神或意识的演变过程，人学的历史是人的存在过程，生态观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而实践观的历史则呈现为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演变过程。这些都不同于奥康纳在环境史视界中对历史的理解。他认为，历史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制约过程，是人的生存方式之合理化过程，因之，历史是环境史。
其二，丰富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新视角。以往，人们少不了从某个历史观视界中研究资本主义，却很少从环境史视界中去审查它，这就免不了导致对资本主义以及对他人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的片面理解。就像马克思的遭遇一样，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依然有学者指责他的研究是片面的，这是因为那些指责马克思的学者从非环境史视界中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致的结果。其实，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并不像其他学者所误解的那样仅仅抬高历史而轻视自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双重破坏，倡导用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式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马克思之所以能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就在于他的研究视界是环境史的。因此，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也需要在环境史视界中进行。
其三，创新了研究生态危机的新视角。通常，人们把生态危机局限于自然灾害层面，比如资源能源耗竭、自然物种减少、森林资源锐减、土地沙漠化扩大、土壤生产能力退化、气候异常、大气温室效应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等自然异变现象。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危机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变化现象，它还包括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这就意味着，对当今生态危机的审查不能停留于纯粹的自然因素，还必须更多地关注和思考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否合理的问题。这就启示人们要培养环境史视界，学会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中研究生态危机，一方面要求人类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要求人类开展科学研究，积极地优化自己的行为，倡导科学决策，实施科学政策和措施，确保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和共同发展。
其四，深化了理解社会正义的新视角。虽然社会正义今广受关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正义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分配性正义范畴上。由于分配性正义原则本身带有反生态性，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合理问题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一种必然现象。由此来看，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要求放弃分配性正义原则就成为解决现代社会的危机、治理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以及维护人类的长远生存与发展的一项必要举措。对此，奥康纳启示人们用生产性正义取代分配性正义，重建社会正义，协调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以生产引导消费，倡导适度生产和适度消费，促进社会和谐、公平、合理的发展。这一主张创新了人们对正义的理解视角，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五，深化理解和谐社会的新视角。众所周知，传统西方社会理论要么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企求现存社会状态的可持续性，要么出于对现存社会生活的某种逆向企求而合逻辑地设计一个理想化社会状态，无论哪种设想，几乎都没有考虑过人与自然的平等发展、协调发展，都着眼于从人类中心主义视阈中思考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问题。奥康纳启示人们汲取马克思的环境史视界，以生产性正义为价值导向，把自然界视为人的对象化存在，关爱自然，顺应自然，探索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解”途径，只有实现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的辩证统一，才能构建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型的理想社会。
其六，深化对生态文明的理解。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当代提出的新生存方式。问题在于，我们通常从人类文明的平面构成性上去理解它，把它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看待，这样一来，就把生态文明降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具体层面，亦即狭义的生态文明，或曰“自然系统的文明”。其实，生态文明的合法性基础主要不是这种平面构成性，而是其历史构成性。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在当代又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发展、新阶段、新形态，生态文明是一个整体意义的人类文明，它统领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明。这就意味着环境史视界为确证生态文明的历史进步性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当然，奥康纳的环境史视界论也包含了一些理论困境。
其一，带有环境决定论倾向。奥康纳对环境史的高度重视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积极的意义，能够引导人们对许多问题作出新理解，有助于人们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路。问题在于，奥康纳在进行生态学研究时发现了环境的基础性意义，误以为人类历史的一切都建立在环境上，都根源于环境，因而历史本质上是环境史。这样一来，他的环境史势必排斥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史对历史所作的本质性阐释，同时也极容易引导人们陷入环境决定论。要知道，环境是人类的生存基础，但环境本身也是人类自身努力的产物，根源于人类的劳动。如果仅仅着眼于环境与人的关系，这是抽象的把握，因为人本身也是通过劳动才能活下来，这与动物的生存有着本质区别，在动物与环境之间不可能存在环境决定论，因为动物与环境的存在是同质性的，而不是异质性的。所以，环境不是最根本的历史层面，惟有人类的劳动才称得上这样的层面。
其二，轻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历史中的根本性地位和作用。奥康纳在生态学意义上强调了自然与文化的相互制约关系，为的是阐释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和生态危机的真相，批评分配性正义的反生态本性，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问题在于，奥康纳将自然与文化的相互制约关系确立为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关系，并且凌驾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之上，实际上是用前者取代后者作为人类历史的最基本关系，用前者取代后者作为人类历史的最基本运动规律。这样一来，奥康纳就改写了人类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极容易引导人们混乱地解释人类历史的本质。
其三，乌托邦社会主义色彩。奥康纳在进行生态学研究时憧憬一种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他还明确地反对将这种社会主义等同于苏联社会主义，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积极的意义。问题在于，奥康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建立在生态革命之基础上，他期盼通过自然与文化的相互制约关系的革命，来实现这种理想社会。可是，这种革命表现为民间的环保运动、政府的政策调整、企业行为的自我约束等。要知道，生态革命和环境保护运动交织着复杂的社会斗争，也不可能回避世界无产阶级与世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今天，这一斗争既表现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活动上，更表现在世界范围的生态革命和环境保护运动上，人们完全可以从世界气候大会的艰难谈判上看到这一斗争的尖锐和激烈程度。因此，纯粹的生态革命不可能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甚至连奥康纳自己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实现。
①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②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③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1-92页。
④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⑤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⑥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⑦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⑧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⑨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⑩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11)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89页。
(12)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13)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87页。
(14)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15)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16)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17)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18)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19)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20)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21)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2-283页。
(22)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
(23)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4页。
(24)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25)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6-537页。
(26)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7页。
(27)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5页。
(28)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8页。
(29)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7-538页。
(30)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8页。
(31)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7页。
(32)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7页。
(33)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8页。
(34)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7-408页。
(35)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36)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9页。
(3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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