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实现人口零增长的自然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机制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世界有两种迥然反差的现象，一种是城市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发达国家人口低速增长、零增长以至负向增长，一种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程度低而人口高速增长，已到了人满为患，人均仅有一亩几分土地，排斥机械化的地步，通常认为这是经济原因决定的。但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的农村比城市人均收入高，城市人口生育负向增长而靠农村人口机械补充也不足补充城市人口的下降？为什么我国的城市居民收入不高，而自觉节育少生？而农村富裕户越富越超生？可见，单纯的经济原因并不能揭开人口高速增长或低速增长之谜。本文试图从人口城市化与人口控制的关系来揭开这个谜，寻找人口增长控制的机制与条件。
一、人口控制的社会环境与条件
构成人口高速增长或低速增长的社会环境与条件是不相同的。分别考察人口在高速增长或低速增长的社会环境与条件，有助于我们找出一些人口控制的规律，用于指导人口的生育与控制。
1、人口高速增长的社会环境与条件。纵观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人口或高速增长或低速增长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类高速增长的条件是世界和平、国家安定、农业政策调整减租减息、社会保健卫生医疗水平提高，与邻国相安无事，没有战争冲突和人员消耗，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就使人口高速增长。这是由于医疗水平提高，婴儿生存率高，人口，尤其是男性人口不因战争而损耗。如此等等都会使农村人口增长率提高。此外，农村人口高速增长还有更深刻的根源。这就是农村宗法社会的小农经济基础。以男子继承制为特征的宗法社会，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小生产经济，使用的传统的手工耕作工具和畜力，而这些手工具和畜力都要靠劳动力去使用和支配。这样，对劳动力的需要就成为农村人口生育高增长率的根源和深层原因。劳动力与手工具相结合就是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为了获得劳动力就要多生多育，多生多育既要发展小生产经济对劳动力的需要，又是宗法氏族传宗接代和扩大宗族势力的需要。这样，小生产经济与宗法氏族的传宗接代结合起来，就成为小生产经济条件人口高速增长率的主要原因。
2、人口低增长或零增长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如同人口高速增长一样，人口低速增长或零增长是有其本身的特殊规律的。人口低速或零增长可以在消极作用下或积极作用下低速或零速增长。在战争、饥饿、瘟疫、战时状态，不论是国内战争还是国外战争，男子当兵被大量伤亡在战争中，同时，大量无辜的公民在战争中死亡，使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都下降；自然灾害、饥饿，因生产技术落后，工具简陋供不应求而出现食品短缺凭票供应，如同我国在六十年代的大跃进，就饿死了不少人，人口锐减，人口增长率下降。在医疗技术水平低，不足以克制瘟疫情况下，人口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也使人口大量锐减。再就是人口城市化，人的信息量大了，素质提高了，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转变了传统的生育观念，也使人口生育率大大下降。应当区分的是战争、瘟疫、疾病、自然灾害、饥饿等因素造成的人口下降的低速增长，是人类不幸的原因而造成的人口低速增长，我们把这种情况下的人口低速增长和零增长称为消极的人口低速增长机制。与此相反，世界上存在一种积极的人口低速增长的机制。当国家处于和平安定的状态，实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制度，这时城市化在起步，尤其是劳动密集产业，需要大量的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人口，推动城市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使劳动密集产业很快积累资金，继续滚动发展，以吸呐更多的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人口。在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的同时，又带动了相关其他为之配套的产业发展，如饮食、商业、服务业等。这些产业不仅吸纳了农村劳动力人口进城就业，而且使农村人口比例下降，而城市人口比例提高。农村人口比重与人口增长成正比；城市人口比重与人口增长率成反比。即农村人口比重越高，那么人口增长率愈高；城市人口比重越高，人口增长率就越低。当农村人口比重高达80%时，人口增长率就高16‰以上；我国目前就是处在这种状态。反之，当城市人口比重高达95%以上，人口增长就处于零增长或负向增长；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就处于这种状态。当城市人口高达80%以上，人口增长便是低速增长率及接近零增长水平，日本、巴西、澳大利亚、独联体等东欧各国，南朝鲜、泰国和我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正处于这种状况。当城市人口比重达50%左右时，人口增长率达5-10‰左右，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这种状态。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历程表明，人口城市化工业化是降低人口增长率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依靠户籍制度保持人口乡村化来实现人口的低增长率和零增长的。这* 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与工业化同步的人口城市化是降低人口增长率的积极因素。通过这个积极因素来降低人口增长率，不仅在过去和当代是新老工业国家实行人口城市化、工业化、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正确选择，而且在现在和未来仍然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换，从人口高增长国向低增长、零增长或负增长国转换的唯一的正确选择。
二、传统手段对人口控制的局限性
当今世界人口生产，朝两个方面发展，一个方向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人口零增长或负向增长，这些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问题是控制人口继续下降和呈负向增长的趋势；一个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高速增长率并居高不下，这些国家面临的人口控制是降低人口的高增长率。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人口的同向增长率已达1-2‰的幅度，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国家人口增长率仍然居15-20‰的水平，尤其是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每年自然增长率为16‰，但每年净增长人口1600多万，占每年世界净增人口20%左右。同一地球世界，一些国家要鼓励增加人口，一些国家要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为了使人口发展控制在适度增长的水平上。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维持人类生态环境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如何控制人口下降或提高增长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运用经济手段。发达国家针对城市居民普遍不愿意生育的实际，号召人们为了国家的未来，积极负起生育子女的社会责任来，但一般号召并不解决问题，便需要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刺激，即对生育子女的夫妇给予生育奖金、孩子抚育费及其他奖励，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减缓人口继续下降的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只好通过适当的接受外国移民的办法，来补救人口负向增长而带来的人口下降和劳动力不足等问题，保证国家或地区总人口量的基本稳定。用经济手段鼓励生育的国家，最早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如今又有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
发展中国家则运用经济手段来控制人口的高速增长，他们运用经济手段的做法是：针对发展中农村人口高速增长，普遍不愿节育的现象，采取经济惩罚。在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叫“思想工作、行政措施、经济制裁”三管齐下。在这“三管”中，思想工作是软措施，行政措施是半软半硬的措施，无非是警告处分之类。唯经济制裁是实实在在的，凡超生，每超生一个或几个，罚少则几百、成千，多则几千、上万元不等，这种经济制裁已推行多年，从实践结果来看，不能说没有一点成效，但成效不明显。人口增长速度虽有一定的程度的下降，但下降量是很有限的。至今中国人口年增长率仍在15‰，每年增长的1600万人的势头延续下来。对这样的高速增长率来说，经济制裁因超生交不起罚金，房子被拆、耕地没收，农民只要能活下去照样生下去。有的农民生下婴儿养不起，就弃置路边，让心慈的路人收养。面对农村中多孩子户主，面黄饥瘦、衣不蔽体的景况，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还得给予必要维持其生存的最低的食物需求。可见，经济对制裁高速增长的人口，并不是灵丹妙药。因此，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实践证明单靠经济制裁不能解决问题，经济制裁并不是控制人口高速增长的最佳机制。因而，选择控制人口高速增长的最佳手段和机制，成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面临选择的新课题。
三、我国人口高增长率的根源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年是16‰，属于世界上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农村人口比重大是造成人口增长较高的根源。我国城市人口究竟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是多少，众说不一，使用的数字各不相同，按照比较权威的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是28%，实际上这个指数水份很大。许多地方把县改市后的所有郊区和农村人口都作为城市人口计算，如广西玉林市是八十年代初撤县改市的，当时城镇人口不是十万，而在城市人口统计时却把玉林市公布为超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无形中就把一百万农业人口也统计为城市人口，全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统计，这就给城市化人口统计失去科学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可见城市人口的比重水份之大，不容盲目乐观。比较客观的估算应是20%左右。农村人口比重占80%，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而使我国人口高增长率居高不下。我国十亿多农村人口挤在15亿土地上，人均只有1.5亩土地可耕，人多地少的矛盾不解决，靠人均耕种1.5亩土地是走不出小农文明困谷的。在我国沿海地区，人均甚至只有0.5亩，而且还是粗放经营。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小块土地的农产收入，几乎不够自给。之所以农民有粮交国库，那是法定的公粮税，是不能不交的。然而，大多数农民是靠勒紧裤带上交的。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是无法避免人口高增长率的。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导致人口高增长且居高不下呢？这要从小农经济固有的内在联系及本质去寻找其根由。小农经济不论在哪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这样的共同的本质特征。(1)小农经济规模狭小，单家独户经营，每户耕种几亩到十几亩不等。这么小的经营规模决定了生产首先是满足自己消费需要，有了剩余才拿去交换别的产品。(2)小农经济的生产工具落后，锄头、犁、耙等简陋的传统手工工具几千年一贯制。虽然世界进入电子技术控制的现代化农业，但分散、落后、狭小的生产经营规模，不能也无需使用现代的机械化工具耕作。(3)生产分散。小农经济分散在全国的土地上，彼此之间因为都是自给生产，而且产品没有发生交换的需求，使每家每户只有血缘关系，没有商品经济关系。各家各户都是一个彼此隔离封闭的生产组织。(4)信息闭塞。由于自给生产的自然经济特征，小农经济除了受了自然气候的影响外，不受市场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也不关心市场及与此相关的信息。
小农经济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小农经济生产条件的不是先进工具和技术，而是家庭人口的数量，由此而形成小农经济条件的人口增长的四大惯性力：(1)解决劳动力来源。小农经济是靠手工耕作的，主要依靠人力和传统的手工工具结合。能否抢上季度不取决生产工具而取决于劳动力多少，劳动力少了耕作不过来，抢不上季节就要失收。因此，增加生育就可以增加劳动成员，减轻以至接替上一代老化的劳动成员的劳作。(2)壮大家庭族中势力。小农经济社会里，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世代聚居形成家庭势力与其他附近家族势力产生矛盾。小农家庭常为田头地角的纠纷发生磨擦冲突以至殴斗。如家庭男子多就壮威助胆，别的家庭不敢欺负。家庭是这样，由家庭扩大到家族亦然。不同姓氏的宗族之间因为地界、山林、水利而发生纠纷以至械斗。宗族中某个成员遭到欺负也会引起整族人联合对付另一宗族。为此，各个宗族则鼓励族内人多生多育男子，以壮大族威。(3)养儿防老。在小农经济社会里人的晚景是脆弱而凄惨的，人到丧失劳动力的晚年，如果没有子女就没有经济依靠，由于女儿要外嫁不能在父母身边，显得孤独和没有生活保障。因此，为了防老而一味多生多育。(4)传宗接代。农民把传宗接代作为人生最大的使命和价值实现的目标，农民对断子绝孙看作是人生最大的耻辱及人生价值的丧失。农民对当代自身的价值没有意识也没有什么追求，就期望下一代，把价值信念实现放在下一代。如果没有下一代来接香火，就意味着终生的寄托失落和人生价值的彻底消失。基于上述四种动因，农民的生育形成为惯性机制，不可逆转。印度也是农村种姓宗法势力根深蒂固及盘根错节的小农经济国家，1960年印度也是小农经济超稳定状态的国家，印度曾规定每对农民夫妇不得生育超过两胎，否则经济处罚以至罚判入牢，结果超生的人多如牛毛，罚不胜罚，判不胜判，最后失效。这表明维系小农经济社会的超稳定状态下，即使在和平环境下其生育惯性机制也是无法遏制和改变的。
四、人口城市化是现代降低人口增长率的科学途径
如今，世界总人口已突破50亿大关，人口增长率为15‰左右，每年增长7500万人口，预计到20世纪末将达到60亿人口，从2000年开始每年增加1亿，按如此速度增长下去，到21世纪末将达到150亿人。为此，如何把世界人口增长率降下来，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大事。根据我的考察研究发现：人口增长率的高低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成反比，城市化水平越低，人口增长率就愈高，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口增长率就愈低，以至零增长或负向增长。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均已达到90%-97%，而人口增长率为零增长或负向增长。这些国家当前面临的任务不是控制人口增长，而是鼓励人口增长，以减缓和减少人口负向增长的速度，保持现有人口的稳定。这些国家之所以达到今天这样高的城市化水平，是由于他们在一个或几个世纪前开展了工业革命，强制或鼓励农村人口离土离乡进城就业，转化为城市人口。从而在实行城市化、工业化的同时，也实现农业规模商品化、机械化和现代化。在工业革命时期，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动转入城市，他们也付出了导致农业芜荒衰落的暂时代价，但正是这些暂时的代价和阵痛，而使这些国家最终走出了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双重成就，从而，避免像我国这样的长远的沉重的代价。
在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中，人口城市化不仅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且推动人口的有效控制，实现了人口由高增长率向低增长率转变。日本在明治维新前还是一个以农立国，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农村人口占50%以上，经过明治维新，小农经济逐渐解体，城市工商业有了长足发展，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1950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口为48.3%，1950-1955年战后恢复时期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到城市110万；高速发展经济时期，尤其是1961年政府颁布的《农业基本法》改粮食自给为牺牲农业保全工业化的政策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如潮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平均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为20万，1958年翻了一番多达到54.2万，1960年又增加到74.6万，1970年为79.3万，人数几乎逐年增加。转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人口都是16-35岁的青壮年，其中19岁以下的占65%，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流进城市推动了日本城市化发展，也改变了劳动力的人口结构，使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人口相应上升而有利于工业化实现。从1950年至1970年仅20年时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口由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8.3%，下降到19.3%。第二产业就业劳动力人口从21.9%上升到34.1%，第三产业就业劳动力人口从29.7%上升到46.5%，从而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工业化，使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南朝鲜和台湾在1950年农村劳动力人口也占70%以上，到1980年则下降至15%，85%以上的劳动力人口是在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人口和城市转化，使该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人口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化，不仅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实现，也促进城市化，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台湾农村劳动力人口从80%降为15%，不但没有使农业减产，反而使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商品率由15%提高到80%，而且台湾每年还有大量粮食及农产品出口或援助其他国家。在实现人口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南朝鲜和台湾人口都已由50年代的高增长率变为低增长率，据预测南朝鲜和台湾在2000年以后，人口将分别进入人口的零增长和负向增长的状态。所以，南朝鲜和台湾都积极采取措施限制人口过早进入零增长和负向增长状态。台湾鼓励城市人每对夫妇多生一个孩子，以延缓人口的负向增长的到来。
由此可见，人口城市化是世界任何国家降低人口增长率的科学途径。我国要降低人口增长率也不能离开这一科学途径。几十年来，我国强调国情特殊而用户口管制来抵制人口城市化，并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人口乡村化。结果使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四十年过去增添了六亿多人口，城市化人口由50年代的17%增长为20%，增加1亿城市人口，而农村人口却同期增加5个亿。台湾从50年代开始实行人口城市化工业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农村人口由60%下降为13%，城市人口由40%上升到87%，虽然人口由一千万增加到两千多万，但经过城市化工业化之后，整个台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实现了由高增长率向低增长率的转换。而且到2000年还将出现负向增长。所以，台湾当务之急不像大陆那样控制人口的高增长，而是控制下降的人口。台湾与我国各地文化习俗、观念相同。台湾能通过人口城市化来降低人口增长率，我国其他地方同样可以通过这一科学途径来降低人口增长率。
五、城市化途径控制人口增长的机制分析
城市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散地，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城市化是迄今控制人口高增长的唯一的积极有效的根本途径，是最有效的社会的和自然的机制，人口城市化主要通过信息量扩大，提高人口素质，改变生育价值及城市特有的生活节奏等方面，发挥控制人口的增长的机制作用。
1、信息量的扩大，使人口素质提高。城市化既是工业化社会的载体又是信息社会的载体。各种信息都在城市汇溶、流动，使城市居民获得大量的在农村闻所未闻的信息，与农村人相比，城市人能够获得很高的信息量，使人口素质提高，城市信息量的输入的同时，就冲击和改造着传统农村社会的意识习惯，尤其对生育由无意识的生物般的职能变为有意识有理智控制的行为，使人的生育本能意识与生物的生育本性区别开来。
2、城市化改变人生观和生育价值观。城市人与农村人截然相反，城市人重视当代即自己的创造和享受，即重视对自己有限的一生时间的开发利用。一方面是努力创造；另一方面又尽可能的享受。只是两者的主次比重和时序并存或先后的差异而已。没有只创造不享受，也没有只享受不创造的。在创造的过程或创造之后享受。由于他们创造和享受都要以减少和摆脱家庭拖累和负担为前提条件，生育作为一个耗费心血和精力及钱物的苦差，显然是不符合自身创造和享受的要求的。再说，他们的价值是自身而不是下一代的，生育的子女不再是他们价值的寄托和实现价值的载体，反而成为拖累和制约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障碍。为了减少或消除这些障碍，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就越来越减少生育，在我国城市人口由原来生三、四个，到生两个、一个，甚至有的育龄夫妇像先进国家大多数夫妇那样不愿意生育。生育不再是结婚的目的，感情交流和性享受成为婚姻的主要目的，并不因结婚而影响和放开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事业中。因此，少生和不生育成为现代城市青年人生价值和享受利益的手段之一。
3、城市化经济条件控制不能多生育。城市经济条件不同于农村小农经济的条件，它能使城市人口低速增长。城市劳动是雇用劳动，无论是国家雇用还是个人使用，都是一边干活，一边拿工资报酬，劳动者的劳动对象不是自己世世代代相传为生的土地，而是厂房和工具。他们一人打工也只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夫妇打工凌晨起来省吃俭用才能勉强养一个小孩及请一个保姆，如果生多了就无力哺育了。再有住房、医疗等种种困难迫使城市青年选择少生或不生。农村中的小农经济虽然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但他们最需要的是继承小块土地经营的帮手和接班人。为此，在农民那里可以毫不考虑这些因素，照样多生多育。
六、中国实现人口城市化的条件
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长，重点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大国的人口增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强。控制中国人口增长率对降低世界人口增长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既然人口城市化已为世界先进国家实践证明而公认为现代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那么人口城市化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是降低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不可逾越的途径和手段，也是不可回避的严峻而紧迫的选择。然而，在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小农经济和平均主义传统的农业大国里，推行人口城市化面临着许多障碍，只有努力消除这些障碍才能为中国人口城市化创造条件，否则人口城市化就成为说说而已的空谈。
1、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封建地主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变革，但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分散经营的典型状态。而且随着人口增长，土地被分割更小，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面积更小了。第一次土改时人均有田地约3亩左右，现在人均则只有1亩多点。随着人口增长，还有进一步分细缩小面积的趋势。这种小土地制度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怎么改法，应当借签国际惯例和台湾经验，打破农村土地使用权不可进入流通领域，自由转让的禁区，允许农民自由转让承包的土地，土地价格放开，鼓励无耕地能力的小农出售自己的土地，鼓励有耕地能力的农民兼并土地搞规模经营。发展商品生产为主的家庭农场。国家为了防止土地兼并过程中的抛荒现象，对进城市的劳动力者进行土地承包转让证明才能允许进城。同时也为了防止兼并过速，可相应规定每个小型家庭农场水田经营规模不能超过100亩，旱地不超过200亩，即相当于原来一个生产队的耕地面积。对承包以外的土地定为国有公地，委托基层政府管理，鼓励无地或要求扩大规模土地的农户进行购买土地使用权，地价按两年收获量分十年每年分两期摊还。通过土改达到把目前全国1.8亿户的农民减缩为0.5亿户。农民从1992年的9亿减少到4亿，土地分散在9亿农业人口手中变成相对集中在4亿人口手中，把农业人口减少一半，使城市化人口从3亿增长到9亿。同时要做好辅导小农转业，鼓励他们进入城镇从事第二第三职业或自谋职业。
2、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户口的界限，实现人口流动自由。这是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前提条件，每个从小农经济社会经历过来的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人口城市化的艰苦历程。他们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不是靠市民本身的增长支撑起来的，而是由农业人口迁流入城市而支撑和发展起来的，即使当代的亚洲四小龙的国家和地区亦不例外，台湾五十年代首先打破了户口制，实行城乡人口自由流动。仅用二十多年时间就完成了人口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城乡人口构成由原来40:60改变为87:13，即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87%，农村人口由占总人口60%下降为13%，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坚持户籍制度，把城市与乡村户口严格隔离，台湾是不可能取得今天的人口城市化工业化的成就的。改革户籍制度，就要取消城乡户口的不平等待遇，以居民身份证代替户口制，凭身份证可以在全国自由流动、选择或自谋职业，而不受任何超法律的干涉。农村人口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成为一种吸引拉力，促使大量小农进入城镇就业谋生。这样，将使人口由小农逐步地向城市化过渡。这时，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流动是总趋势，当城市人口大幅度超过农村人口时，城市人口再呈向城市郊区乡村反流现象。这是到达人口城市化高度发展之后的固有的正常现象。标志着人口城镇化达到很高水平，绝不是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牺牲农村来发展城市或者是造成城市供应紧张的理由。
3、打开国门，发展劳务出口，实行人口的国际迁移。我们目前的对外开放，只开放了一半，另一半还没有开放。即只开放对外，让外国人进来投资和经商，而不对内开放不让中国人出去到世界各国去投资经商和输出劳务等。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他们在发达之前都允许和鼓励发展劳务出口，给予支持和提供方便，让国内缺乏就业机会的劳动力出国做劳务，不仅解决了国内就业人口的压力，减轻经济负担，而且每年还为国内赚取一笔相当可观外汇。更重要的是为国内培训了一大批劳务人才，这些人如不回国可以继续创汇，回国的眼界也开阔、素质提高，可成为一支不可多得劳务人才。即使这些人不回来也可以减轻国内的人口压力。我国人口众多，更应该积极主动地打开国门走出去。我国劳务输出要克服出国做苦力、低人一等的传统观念。更不能把输出劳务当作是有失国格，劳务输出是在国际调剂交流劳动力的做法，是国际普遍通行的惯例，无论对输出或输入国双方都是有利而无弊的，概不能与国格混和一谈，以失国格为由而拒绝放开国际劳务输出，决不是什么维护国家尊严，而是封建封闭意识和极左思潮的束缚，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劳务输出形式可以多元化，可由国家统一组织，也可以民间自发组织，也可以个别出去。在不违背国际国内法律的前提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实行劳务输出同时，也实行人口的国际迁移，就是可以通过亲戚朋友的海外关系，给以直接迁移落籍的机会，到外国生活不习惯或不再愿意落籍下去，可以再度回国落籍，不受阻拦，实行来去自由。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为此提供方便，以促进我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与世界人口城市化工业化人口流动同步循环。
我国人口的国际流动和国际迁移量愈大愈有利于我国的人口控制和切实降低人口增长率。当然，人口进出自由也致使一部分拨尖人才流失。但不能因噎废食。流动中流失少数人才为代价换取一定规模的人口国际迁移也是值得的，即使是在原来封闭的情况下，国家公费保送出去的留学人员出去学成以后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员不回来。如果打开出国大门，实行人口国际迁移的来去自由，出去容易方便，那么在海外的人才也就愿意回来为国服务。如果出去非常难，海外人才担心回国后出不去，也就不敢回国来。
4、把县城城市化。中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占五分之一。十二亿人口，在960万平方公里上拥挤，80年代中期只有480座城市至今也只有600来座，96%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居民人口实际都只有五十万以下。而日本一亿六千万人口，80年代初日本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分布着688座城市，城市总数比中国多。可见，中国城市化的水平是很低的。我国农村人口占80%，说明人口城市化的潜力很大，任务很艰巨。要把人口城市化的压力变成动力，推进人口城市化步伐。目标是把全国两千多个县城作为人口城市化的基点，将县城的大门打开，向乡民开放，让他们进县城务工经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民人口。全国大的县近两百万人口，中等县有六、七十万，小县也有十几二十万人口。平均把每个县城发展为30-8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要用三十年至半个世纪的时间，把县内的80%的农民消化为城市人口。那么，平均每年就要转移农村人口的1.7%至2.7%，以平均80万人口的标准县来看，1.7万至2.7万人口这么低的转化率，显然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可以承受的。这样2015年后中国城市人口就只占60%，到2030年就达65%，到2050年就达80%，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否则逆规律而动，对城市化采取拦截堵塞的做法，把农村人口积压在农村的历史越长，农村人口高增长的历史越长，人口城市化的压力就越大。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最大障碍是户籍制度，它使城乡人口结构、产业人口结构处于停滞和超稳定状态，切断了农村劳动力人口转化为城市化工业化人口的通道。因此，改革户籍制度，取消户籍管制，加快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就是为了尽快地减轻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压力和阵痛。否则，拖延下去，就会使我国错失人口城市化工业化的大好时机，把人口乡村化和高增长率的人口包袱留给后来人，造成子孙后代的人口压力更大，国家经济更落后，我们就会前愧对先人，后误及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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