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珍[1]2016年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研究表明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叁章和第四章。第叁,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叁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叁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叁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叁,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叁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叁,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叁,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叁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史衍朋[2]2016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及实践探索,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史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党制定了文化建设的新路线、新方针、新政策、新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到迅猛发展。为了保证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有一个科学的理解,首先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研究文化问题必须要遵循的理论。本文就首先详细介绍了写作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十分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从国际来看,帝国主义通过文化的途径侵蚀新中国,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苏联的不当做法使中苏关系破裂,不断对中国施压,文化建设深受影响。从国内现实来看,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社会还依然遗留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化设施落后,文化基础薄弱。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刚刚建立,政治、经济基础都很不完善,如何实现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党亟待解决的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轨迹表现为四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是文化建设繁荣时期(1956年9月——1958年5月)。这一时期,提出并坚持“双百”方针,文化领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是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文化建设出现了第一次波澜。二是文化建设“跃进”时期(1958年5月——1961年12月)。这一时期,全面发动了文化建设的“大跃进”,但是党及时发现并着手纠正这一错误,由于纠正不彻底,“大跃进”继续进行,文化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叁是文化建设调整时期(1961年1月——1964年12月)。这一时期,经过叁年的全面调整,文化建设恢复了有序的局面,在调整中又再次恢复生机。四是文化建设严重“左”倾时期(1965年1月——1966年5月)。这一时期,指导思想全面转“左”,文化建设的政治色彩越来越严重,逐渐走向误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就其成就而言,我党探索了文化建设的科学道路,在正确的文化理论指导下,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思想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立；在道德建设方面,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初步建成；在文化事业方面,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在公共文化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建成；文化软实力得到逐步增强,提升了综合国力。文化领域初步达到了繁荣状态。就其历史地位而言,在文化发展道路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并初步确立了文化发展的科学之路,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前提。在文化建设理论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文化制度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目标,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文化制度,建立了现代国家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既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主要经验是：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基础相适应又合理地展开对文化的；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基本经验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价值。其主要教训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政策上犯了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文化建设过于政治化,文化建设方式单一化。这些经验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在处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社会条件和历史原因都非常复杂,更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必须全面地从历史的角度、时代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以下四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提高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正确依靠人民群众。党已经对这十年的功过是非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科学的总结,其基本精神也适合于这十年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现在,党带领人民也已经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审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更好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吴敏先, 张永新[3]2008年在《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政策及政策调整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调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发展阶段研究;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历史过程及利弊得失研究;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曲折发展原因研究;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历史经验研究;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科学体系研究;关于新世纪新阶段知识分子政策发展研究等七个方面。研究呈现出视角愈加宽广,选题愈加精细具体的新特点。其不足之处是对党在各个时期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及成效的研究较少,"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及其严重教训研究比较薄弱。在研究方法上,政策阐释性色彩浓厚,理论与方法单一,创新性不足。
王忠华[4]2002年在《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述评》文中认为本文以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研究对象。从建国至今，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团结、教育、改造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过程。作者认为，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丰富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运用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材料，得出结论。 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养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总量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赶上世界潮流，必须要有一支宏大的高质量的知识分子队伍。今天，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正确的，党一再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广大人民群众也日益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无庸讳言，我们的知识分子政策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尚未很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取经验教训，使人们清除妨碍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的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和阻力，不断充实和完善党现行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环境，以更好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使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使他们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是对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存在的局限性，分析比较透彻，指出当时使用的标准仍然是思想的或政治的标准，提出了这次会议没有对历次的政治运动作反思，回避了问题最大、最为尖锐的文艺、教育和社会科学领域。第二是分析1949——1978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寻找根源。 建国之初，虽然我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受封建买办思想的影响，但他们仍欢迎共产党，相信共产党；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严重匮乏，不能满足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这种情况下，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国初期，党比较重视知识分子，采取了具体的措施，使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同时，党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一系列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这些运动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是党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新的起点。总结1949年——1956年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不足之处是党在执行这 一政策中还存在“左”的错误。1956年到1978年问，党对知识分于继续使用团结、教丸 改造的政策。在这期间，党的知识分于政策的突出特点是：正确与错误交织，成就与失误并 存。分析194be－－1978年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这一政策使知识分子在思 想、政治和业务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使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c ”另一方面，194ffe－－1978年间，党在实行知识分子政策中还存在着“左”的错误，这是囚为 党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上，存在着两重性，一种是经济标准，一种是世界观标准c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1月召开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具有伟大的历 史意义，会议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祉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经济建设的任务，要求重 视知识和人才的价值和作用，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1978——1989年，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拨乱反正和平反 冤假错案，形成了充分信任和依靠知识分子的政策。依据这一政策，党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 施，信任与培养知识分子，吸收知识分于入党，工作上放手使用，把那些德才兼备的知以分 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为知识分于创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1989一2001 年，在以江 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知识分于政策不断充实和发展，并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评析1978年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分－于是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基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党的知识 ． 分子政策的又一理论基础；我
侯德邻[5]1999年在《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述评》文中认为在建国50周年之际,回顾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反思其是非得失,对于深刻理解、自觉贯彻新时期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是十分必要的。 一、1949年10月至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全国解放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确定,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第一,“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知识分子的人数很少,只有2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37％。因此,必须珍视和充分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使他们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从知识分子来看,一方面,他们在旧社会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亲身感受到丧权辱国的屈辱和报国无门的苦闷,因而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祖国富强的希望之
涂颖[6]2017年在《建国初教育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1949-1953）》文中研究指明建国初,百废待兴,国家经济恢复与建设需要大量人才。民国时期培养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约为400万人,高级知识分子约为6.7万人。教育界是知识分子云集之所,教育界知识分子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烙印,如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不清,长期受到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影响。为了推动建国初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恢复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如何对他们进行改造以最大限度地为新政权服务,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1949年北平解放后,经过了第一、二次政治学习运动,批判《武训传》、陶行知教育思想、陈鹤琴及“活教育”,学校深入开展“叁反”运动。在改造过程中,运用了群众运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教育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具有自觉性、长期性、广泛性等特点。经过教育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清除了过去落后的、封建的、腐朽的思想,推动了教育改革的进程和步伐,在知识分子中树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总体上收到了预期效果。但是由于后期要求“过高过急”,方法简单粗暴,或多或少挫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和积极性。思想改造首先是自觉地主动地改造,经过自我思想斗争,再结合一些外部助力,这样才能收到实效。建国初教育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于当前制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仍有重要启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尊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增加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沟通和协商,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罗永宽[7]2010年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拟从理论、历史与现实叁者结合的角度,解读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内在关联。主要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和党建学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新阶层的发展变化进行总结分析,以全面而历史地探讨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各种因素,分析这种影响的方式、作用机理和程度,进而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组织基础等论域,提出巩固和拓新执政基础的若干理论和现实层面的思考。这一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通过宏观审视与微观实证、逻辑推演与历史考察的有机结合,并合理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无疑有助于拓新党建研究论域,深化执政理论体系研究,从而进一步地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本文由导论、六章正文和结束语组成。第一章导论系概念辨析、学术综述和基础理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选题背景和意义,辨析了相关概念和范畴,综述了20余年来国内外相关学术动态,描述了主要研究方法和全文的框架结构。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基础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阐释,对西方代表性的社会分层理论、政党理论及其流变的述评,以建构本文考察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全面揭示其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带来的影响或挑战。第二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演进,以及此二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历时性分阶段的考察。本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基础,考察了1949-78年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探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的生成、特点及功能,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整和变革社会结构的历史经验,继而对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基础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考察,并从中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经验教训。第叁章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形成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多样性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考察,揭示出改革开放进程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及其结构生成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本章廓清了中国原有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及其阶级归属、评价了社会新阶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探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利益结构变动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多样、社会利益格局变迁中社会稳定与执政合法性问题凸显、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党的执政基础的深刻变化等叁个维度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挑战。第四章依据文献调研而得的数据材料,重点研究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巩固问题。本文探讨了在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和地位变动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的问题,探析了农民工问题、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及其对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影响,以及在市场经济、利益分化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等问题。第五章侧重从社会新阶层的角度探讨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问题。本文动态地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基本构成及其特点,强调社会新阶层是党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故需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自由择业者的政治引导和政治吸纳,通过有序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密切新形势下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效发挥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推进社会建设构解决民生问题等途径,以增强党执政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第六章考察新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执政党整个组织体系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影响,针对党在基层的组织环境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和涣散、基层党组织传统建设模式遇到挑战等问题,从理念、机制和方法等层面,探讨巩固和拓新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策略选择和实现途径,以及加强和改进党在社区、新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中的组织建设问题。结语部分表达了叁层意思：一是执政党要常怀忧患之心,常抱兴党之责,对既往的和现有的、不变的和变化的执政基础进行梳理、审视和分析,并应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国际形势、社会变迁和自身变化,对执政的诸多社会基础条件和社会环境因素的进行动态的系统分析,以探究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二是探讨党的阶级基础的巩固、群众基础的扩大、组织基础的拓新与理论基础的夯实等方面的内在关联性,并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争鸣性前沿问题予以回应,以求得对新世纪巩固和拓新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策略选择、实现方式和路径依赖的进一步思考；叁是运用新世纪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及重要战略思想,来解读其对于巩固和拓新党的执政基础的指导性意义,以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语境中拓展本论题的研究,从而使这一论题更具理论张力和研究的可持续性。
陈顺伟[8]2013年在《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研究（1956-1957年）》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知识分子问题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是一段曲折的演进历程：从土地革命到建国初,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随着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而发生变动。从1949年到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符合实际的,也极大的鼓舞了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包括其中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等。但是到了1957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对知识分子采取“又专又红”等政策,致使广大知识分子遭到了极大的迫害。分析原因主要有党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过于片面；改造形式过于单一和国外因素影响等。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主要有进一步扩大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的错误口号；助长了党内固有的轻视和歧视知识分子之风等。分析1956年和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可以使我们对这一段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从而产生内容的对比,使我们从中反思现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不足,以及今后应如何去加以改进。回顾建党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进历程,尤其是着重分析1956—1957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党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应该坚持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等。
吴敏先, 张永新[9]2007年在《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政策及其调整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知识分子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实践表明,党能否正确地制定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几经变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为正确认识和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郑璐[10]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来源于俄国,随着时代的演进,知识分子的概念和意义被人不断进行阐释,一般认为知识分子应具有以下叁个特点：首先是知识水平高,表现在具有超出普通人平均水平的高学历；其次是劳动性质,知识分子一般都被认为是脑力劳动者；第叁是职业领域,知识分子一般都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工作,通过自己的脑力劳动形成精神成果来展现价值同时对社会做出贡献。这叁点可以被看作是定义知识分子外延上的基本标准。本文研究中的知识分子特指求学于清末民初,成名于民国时期,经历国共两党政权更替的,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素养、以西方思想文化为主要意识的知识精英群体。这与建国初期从人的受教育程度出发,将当时受过小学教育的人统称为知识分子的提法具有明显的区别。本文共分为七大部分。在绪论部分,重点阐述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并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如何定义作出界定。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是论文的总起,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进行介绍,知识分子问题在马恩的着作中尚未成为主要研究重点,而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过程中则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理论对前苏联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章“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顾”。首先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进行描述,介绍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态度,最后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得失,并作出评析。第叁章“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及其影响”。首先介绍建国后知识分子群体的状态,分析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原因,对运动的内容进行简要叙述,最后总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取得的成果。第四章“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批判及其后果”。对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进行阐述,结合当时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找出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中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域政策的差异。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先后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并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胡风反革命集团”达到高潮。最后对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进行归纳、总结。第五章“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完成,知识分子的智力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得到充分发挥,适应了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新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特别是为“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作出了突出贡献。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结合实际,对知识分子政策不断调整,先后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向科学进军”,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第六章“建国初期党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教训与启示”。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经验教训的分析归纳,客观评价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正确认识和分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等问题,正确区分和处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冷静思考在当前如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才能,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启示。建国初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有以下四点：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分析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应及时调整思维模式,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用团结、发展的思路来调动社会各种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在本国的建设实践过程中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制定相关政策,不要盲目地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避免教条主义错误。应客观看待和评价知识分子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肯定他们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进步性。应充分估计和肯定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性,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二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学术与政治应建立和谐共融的关系；要从法治化的角度审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允许公民有言论自由,从而保障学术研究的自由；要防止政治对学术的过度干预,避免学术研究政治化。叁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实践历程告诉我们,坚持“双百”方针,是实现繁荣我国学术研究与文艺事业发展的正确选择。四是要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知识分子是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是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和核心力量。
参考文献：
[1]. 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D]. 史衍朋. 山东大学. 2016
[3]. 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政策及政策调整研究述评[J]. 吴敏先, 张永新.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 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述评[D]. 王忠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02
[5]. 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述评[J]. 侯德邻.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1999
[6]. 建国初教育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1949-1953）[D]. 涂颖. 南昌航空大学. 2017
[7].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D]. 罗永宽. 武汉大学. 2010
[8]. 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研究（1956-1957年）[D]. 陈顺伟. 广西大学. 2013
[9]. 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政策及其调整研究述评[C]. 吴敏先, 张永新. 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2007
[10]. 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1949-1956）[D]. 郑璐. 西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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