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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3)03-0001-03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界对体育的一些概念一直存有争论，许多观点长期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经过考证，深深觉察到，中国体育界之所以存在诸多长期不能理清的问题（“大体育”、“多本质”、“多目的”等），主要是由于人们一直交错混杂使用体育(physical education)思维方式和竞技(sports)思维方式造成的。这两种思维方式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认清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思维方式，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长期争议的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相互对峙的窘境就会渐渐消除。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层次对体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要超越就词论词和就概念论概念的研究。
1 规范体育术语概念的重要性
要独立成为一门科学，应当具备4个条件，即要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要有自己成套的基本概念，要有自己系统的基本理论。如果不同时具备以上4个条件，就不能称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育作为一门新学科，则应特别强调要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由这些概念所组成的基本理论。因此，对体育术语概念进行规范化研究工作至关重要。不下苦功夫、花大力气进行这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体育科学化和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体育科学也就失去了它独立存在的必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曾指出：“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辨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辨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辨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这清楚地表明基本概念或范畴，基本理论及科学体系形成的步骤。体育理论研究就应循着这个规律一步一步地前进。要考虑从哪些基本范畴入手，范畴如何产生群，产生哪些学科群，这些学科群又如何形成整个科学体系。恩格斯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括着这门科学术语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这提示，术语、概念的确立，也要受新兴学科和科学体系的制约。因为逻辑出发点所追求的目的，就是新兴学科和科学体系。所以，解决体育术语概念，建立体育科学和发展体育的新兴学科这3个方面是辨证协调发展的。
由于我国体育界一直缺乏正确的体育观念和竞技观念，以竞技当体育，因而造成在使用体育术语方面出现了十分混乱的现象。其弊病主要表现为：1)生造术语。由于是生造，因而不自然。从语言规范角度来考究，一些术语本身就不合规格，如“体育教育”；2)堆砌术语，如“竞技体育”、“娱乐体育”、“麻将体育”等；3)术语非标准化问题。由于术语是概念的简化，其目的一是为了让观念鲜明突出，二是为了便于传播。若要保证传播，那么就应保持术语所指的相对稳定性。术语只能是单义名称，而不能是多义名称。因为，“歧义可能具有使信息消失的危险”[1]。因此，术语必须标准化。定义不一，“思维的混乱和讨论的不相关就会达到极为惊人的比率[2]。”一般来说，不同学科的术语可以借用（如人文科学从自然科学那里借用），而同一学科中，术语是不能借用的，因为这会引起混乱。当然，术语标准化也是相对于某一个时期而言。但术语变化有个前提，即术语的变化，是因为概念变化，概念一变，术语就伴随着而变。但只要概念的内涵和本质没有发生变化，术语就应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2 思维、思维科学与思维类型
“思维”是指“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过程[3]。”学术研究是由人的思维活动进行的一种创造性劳动，对什么问题应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把现代科学技术划分为十大类别，并把思维科学作为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人体科学、系统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文艺理论和技术科学相并列的一门科学而提出，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钱老曾指出：“思维科学应该是专门研究人的有意识的思维，即人自己能加以控制的思维”。并认为人的有意识的思维主要有三大类，一类叫逻辑思维，或抽象思维；一类叫形象思维；还有一类叫灵感思维。而且逻辑学、形象思维学、灵感学都是属于思维科学这一科学技术大部门中的基础科学[4]。
从思维科学的角度讲，就抽象思维而言，用术语概念进行思维是更高级的思维。一个人要将自己对一件复杂事情的判断或将对某一问题研究后的结论告诉人们，并使人们感到他的思考是深刻的，不用术语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术语概念，就意味着他还没有根本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因此，术语概念或范畴，是人的认识的结果。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思维都依赖于术语概念。简单的思维，形象思维（注：李泽厚认为：在西方不大用形象思维这个词，而是用“想象”，叫做“艺术想象”，指的就是形象思维[5]），就不需要术语概念；文学、艺术作品，某些专家权威们撰写的一些所谓“名士文体”，就不需要术语概念。因为，文学、艺术作品的语言和那些只讲究文采的“名士文体”，基本上是一种没有术语概念的语言，即使一些专论语词概念的“名士文体”，也不是通过术语概念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其权威性的主观臆断加想象来实现的。但理性或抽象思维却必须需要术语概念。在是否需要术语概念这一点上，区别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教授曾指出：“中国纯粹的抽象思维很不发达，所以我讲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就是说中国没有理论科学，它的科学都是技术科学，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发明，它没有希腊那种公理系统，没有欧氏几何。”并强调指出，“理论文章要概念清楚，遵守逻辑，要有论证，简明扼要，不要模模糊糊，不要让人看半天不知说了些什么。对于学术发展来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一些理论文章，却只有情感价值，这是很可悲的[5]。”中国抽象思维不发达，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这个能力，这与我们历来不重视有关。中国很早就有名家研究形式逻辑的。但像荀子那样非常清醒的伟大思想家也反对这种研究。荀子认为，纯粹研究逻辑只有坏处，搅乱政治，总之还是强调实用。墨家有逻辑推理。墨子的“三表法”之类的学说，完全能称得上是关于思维规律和方法的科学，然而，《墨经》虽早亚里士多德创造的逻辑百余年，但其学说的命运却大不如后者。古希腊的逻辑进入了西方人的思维，成为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而《墨经》中的逻辑理论却未能进入思维领域，没有得到中国人的重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觉意识到《墨经》逻辑学意义的梁启超曾叹到：“只可惜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把祖宗遗留下来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两千多年。”（梁启超《墨子学案》）
爱因斯坦在总结西方文化成就时曾说：西方科学的成就应归功于两大因素，即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和近代兴起的科学试验活动。接受过西方形式逻辑洗礼的严复认为，明确概念是做学问的必要条件。他指出，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之一就是用语含混，概念搞不清楚。“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强调从事科学研究最基本的就是正名。他说：“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6]。”所谓正名，就是如何对概念下定义的问题。并强调，概念的定义应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一词作为一个外来语，自20世纪初传入我国以来就一直与“竞技(sport-athletic)”、“身体娱乐(physical recreation)”、“身体文化(physical culture)”等术语混在一起交替使用。国内出版的诸多权威性的英汉词典，在对这些术语的本义做出上述解释的同时，也都将其称之为“体育”。这种现象可能主要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与讲究分析，注重普遍，偏重抽象的理论（逻辑）思维（由概念、判断和推理组成）方式相比，中国思维更着重于在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把握真理。虽然这种非概念非逻辑非分析非归纳的创造直观或形象思维（由表象、意象和想象组成）是人不同于计算机器，是人之所以能做出真正的科学发现的一种重要心理方式。然而，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7]。
3 体育思维和竞技思维的实质
同一律是“逻辑基本规律”之一。同一律认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切思想都必须与自身保持一致。更具体地说：1)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否则就会犯“偷换概念”或“混淆概念”的错误；2)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保持论题自身的同一，否则就会犯“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的错误。就体育思维和竞技思维而言，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体育概念，就应自始至终在这个唯一确定的意义上使用体育概念；讨论竞技论题亦如此，不能偏题、离题、跑题。同一律的作用在于保证思维的确定性。
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理解，所谓体育思维，就是指在充分理解体育这一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体育论题进行分析、判断、推理的过程；而竞技思维，则是指在准确理解竞技这一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竞技论题进行分析、判断、推理的过程。正确理解什么是体育，何谓竞技，是我们使用思维正确分析与体育和竞技相关联问题的基本前提。
体育是指通过身体活动不断增强与完善人类体质的教育，它是体质教育或健身教育的简称，这是体育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本质属性；而竞技则是一种具有竞争性的身体娱乐活动，它是竞技运动消遣娱乐比赛游戏的总称，是身体娱乐的组成部分，以身体活动进行竞赛、竞争是竞技的本质属性。把竞技的本质属性说成是体育的本质属性，就是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就是以“体育”之名，行“竞技”之实，这将导致真正的体育陷入困境，名存实亡。
4 加强逻辑思维修养，走出中国体育认识上的误区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把认识分为4个层次：1)从现象到想象；2)从现象到习惯认识（信仰）；3)知性；4)理性。从表面上看，我国体育界对体育概念的争论只是围绕着几个术语进行的，但从哲学思维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方式（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之间产生激烈碰撞的结果。具有广博的中西哲学修养并对其做出比较研究的代表人物冯友兰先生[8]曾指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确实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
我们应该承认，逻辑分析方法从没有在体育理论界获得充分的重视，事实上，我们对它太忽视了。在体育界，我们看到更多的不是《健身与体育》（林笑峰）、《论科学体育观的形成与发展》（吴翼鉴）、《论“竞技运动”的本质属性》（周爱光）等这样一些具有鲜明观点的思辨性文章，而是“70年代以来，我未曾继续从事这一研究，但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有几点关于体育概念的感受：传统的体育(PE)有被sport代替的趋势。sport已成为体育大概念，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国内有些学者始终坚持把体育与sport分开的观点是过了时的陈旧观点[9]”之类的具有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特点痕迹的“名士文体”。因此，中国体育确实严重缺乏清晰的思想。清晰思想不是体育的目的，但是它是每一位体育工作者，尤其是体育理论工作者所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因此，正如著名体育学者林笑峰教授[10]所指出的那样：“生产力要解放，文化观念更要更新，思维方式更要改革。当前在阻碍科学认识活动的诸因素中，落后的文化观念的陋习仍在作怪。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有珍贵的一面，也有封建保守落后的一面，思维方式也有封闭保守、简单僵化、麻木不仁的一面。如果说过去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影响了我国真义体育的历史进程，那么当今解决这一认识问题，首先要从摈弃陈腐保守的文化观念、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