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时期宁夏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变迁看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宁夏回族论文,群体论文,时期论文,趋势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5)04-0067-07
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变迁之中。在这个具有深厚传统的国度里如何实现这个变迁？如何认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两者是共生共存、相互调适、互相渗透，还是水火难容、相互抗拒？传统能否向现代转化？如何转化？传统的因素是否具有某种张力，能否容纳现代因素？这些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亟须回答的实践问题。本文意在通过考察分析宁夏回族群体传统文化心理近一二十年来的演变，揭示社会转型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运动的一些特点，并从中寻找到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广大的民族地区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如何促使传统现代化的道路。
一、新时期宁夏回族群体传统文化心理演变的轨迹
尽管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引起的社会变迁，反映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但最能反映这一变迁本质的不是物质层面上的变迁，而是社会主体文化精神（心理）层面上的变迁，包括人们的传统心态、认知方式、精神状态、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选择宁夏回族群体作为范例，除了基于上述视角和思考外，还有以下两点理由：一是笔者长期生活在这一群体之中，耳闻目睹了这一群体所在地区的社会变迁；二是它不仅是宁夏的一个主体民族，而且在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中也具有典型代表性，通过它可以察觉到新时期西北各民族发展的普遍动向。
本文所说的“宁夏回族群体”，是指分布在宁夏城乡的200万回族人口，其中生活在银川平原上的回族人口约占全自治区回族人口的40%，居住在宁夏南部偏僻贫困山区的回族人口约占60%。尽管各个群落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不同，文化心态也存在差异，但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社会的封闭状态，在一些回族聚居地内，传统秩序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和相对的完整性，多数人年复一年地过着单调、贫乏、寂然的生活，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满足现状而不知求变。这种盲目自在的精神状态使得这一群体在经济文化上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近20年来，这种状态已经打破。尽管目前这一群体迈向现代化的道路还非常漫长，但改革使得整个群体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最能深刻反映这一历史性变化的是这一群体传统文化心理嬗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民族群体正在觉醒，正在以坚定的步伐摆脱传统的束缚，并通过改造传统，发挥传统的优势迈进新时代的门槛。下面将通过笔者的一系列田野调查，特别是对两个不同的回族村落（一个地处宁夏南部的贫困山区，一个地处经济相对发达的银川平原，为简略起见，文中分别称之为“A”村和“B”村）的定点跟踪调查，辅之以对城乡回族居民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其中城乡居民问卷样本为618份，家庭调查问卷540份）来展现这一历史进程。
（一）顺应改革：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
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表明，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根本标志，就是看其是否具有锐意改革的意识，改革意识的增强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其实在每个民族的传统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变革的要求，当社会处于封闭状态时，这种要求被深埋在群体的潜意识中，只有在社会开放的条件下，这种要求才能变成一种显意识。对于宁夏回族群体来说，由于历史上的苦难经历和生存状态的窘迫，这一群体的传统文化血脉中自古以来就蕴藏着不满现实与变革现实的文化基因。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央推行的各项改革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一群体热烈而普遍的拥护，宁夏回族村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
然而仅仅拥护和支持某一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并不意味着牢固树立了改革意识，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用改革的眼光去对待周围的事物特别是对待自己民族的传统，改革意识才可以说是基本确立了。调查表明，从20世纪如年代以来，这一群体的改革意识明显增强，其中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不去改变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民族积习就会永远落后。“改革开放”一词从最初的陌生语逐渐成为许多人的习惯语。调查对象在回答“如何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这一提问时，近六成(58.4%)的人呼吁“加快改革开放”。这是新时期宁夏回族民族意识中最为深刻的变革，也是民族新觉醒的标志。从中不难看到，一旦改革意识注入到社会主体中去，必然促使人们传统心理发生分化。如果说，保守是一种传统，那么打破传统、改革传统，其实也是传统。传统自身包含着的这种矛盾是推动传统变革的内在动力。
（二）走向市场：传统观念的双重作用与影响
调查表明，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宁夏回族群体的文化心理始终存在着一个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回族的传统观念中历来重视经商，发展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对于这一民族群体来说，相对于本地的汉族群体有着天然的文化心理优势。正是这种优势使得许多回族群众成为改革后宁夏最早活跃于市场的一批人。20世纪80年代初，在宁夏的集贸市场上，人们惊异地看到各种生意人中戴白帽的回族人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有的地方在商业、餐饮业、服务业中，回族几乎包揽了天下；这种趋势在90年代后的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进一步得到了发展。1997年，B村有89.3%的农产转变了以土地为主的单一的家庭经营结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二、三产业；即使搞种植业，也与市场联系，不同于传统农业。人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对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赶集、“上市场”成为A、B两村居民最频繁的一项日常行为。人们通过市场交易商品，了解市场行情，增长商品经济知识，结交市场伙伴，并根据市场信息来安排家庭经营。
但是，在这一群体的文化传统中，现代的经营观念严重缺失，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这一群体除了受到诸多客观因素和自身素质先天不足的制约外，心态观念意识的不适应变得愈来愈突出。这种不适应首先表现为小商经济观念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传统的小商小贩本质上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谋生手段，或者说是小农经济方式的一种补充形态。它的根本特点是没有远大的发展眼光，随机行为，不要规则。因此，回族经济目前大多还停留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较低层次，经营范围多半限于一些传统的行业，经营理念保守，管理手段相当落后。以B村为例，这里的二、三产业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至今很难打破一家一户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大多数人满足于小打小闹，合作意识极其淡薄。即使是干同一件事，也多是各干各的，形不成一个群体联合效应。这种状况已引起群体内许多人的关注和反思，并积极地去寻找这当中的原因。改变传统的经济观念，培育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已成为这一群体彻底走出贫困的必然选择。
（三）倾斜的天平：道德心理的调适与传统价值的固守
由于道德与宗教存在着亲缘关系，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宁夏回族群体来说，打破传统道德的封闭和束缚是一道难题。20世纪80年代初，在谈及改革开放政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时，许多人在肯定改革给农村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特别担心金钱的力量会使人们失去“依玛尼”（宗教信仰）；在这些担心的背后，是对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现代文化对传统道德的冲击的焦虑和不安。
20多年来，这一群体为回应现代文化的冲击，道德观念亦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和调适。一是有些传统道德观念开始受到质疑并逐渐地被抛弃。例如，如今人们不再把不求进取的“安贫乐道”看作是一种美德。在传统道德中，个人的德行品质是至关重要的，其他品质居其次；而在新时期的青年的择偶中，“老实守本分”的个人品德不再是缔结姻缘的最佳条件，有文化、有致富本领成为许多青年人择偶的首选条件。二是人们开始改变以是否符合传统规矩去评判身边事物的思维定式。例如，对城市流行的一些时尚，10多年前人们普遍看不惯和反感，认为是城市人的堕落，少数回族青年模仿这类行为会受到舆论的普遍指责。如今情况变了。A、B两村的调查对象中，有近40%的人认为这类行为属于个人的自由和爱好，别人无权干涉，只是不希望农村青年完全学城市人的样。在回答“你对身边发生的不循规蹈矩的行为，持什么态度？”37.4%的人表示“能理解和接受”，25.5%的人表示“可以不去管他”；在回族青年中持这种观点的超过80%。最具深刻意义的是个性价值和权利道德的觉醒。包括回族在内，中国传统道德的缺陷是对义务的偏重，漠视人的个性与权利。在这种传统道德观的影响下，以往人们不敢公开谈论个人利益，更不知道去追求和维护个人权利。如今情况不同了，人们普遍把多挣钱、过好日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回答“你的行为如果受到舆论指责，你将做出何种反应？”82.5%的调查对象表示“不管别人怎么说，走自己的路”，或者表示要“据理力争”。诚然，在一些回族聚居的地区，许多过时的传统道德观念依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要从这种禁锢中彻底摆脱出来，还有待时日。但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已大为下降，二是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道德规范正在被愈来愈多的人接受。
不管社会怎么变革，就这一群体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依然珍惜和固守自己认为合理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在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调查对象把“勤劳”、“节俭”、“诚实善良”、“吃苦耐劳”、“助人为乐”、“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等视为最崇尚的品德。表明大多数人在接受新的道德观念的同时，仍然固守民族的传统美德。由此可见，宁夏回族群体处变不惊，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依然没有失去民族文化的个性，为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健康有序的道德心理环境。
（四）打破自我封闭：民族心态的“扩容”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长期的社会封闭不仅会导致人们思想观念保守，而且会导致民族心态和认知视觉的狭隘。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容易产生“趋同”与“排他”两种心理趋向。单一的价值观，画地为牢的地域观念和“圈子”意识，以及以“正统”自居的宗族和宗派意识，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排外意识，等等，就是这两种心理趋向的不同表现。这些传统观念与心态严重妨碍民族的发展进步，对于实现社会稳定和民族大团结十分有害。国内外出现的许多民族纠纷和宗教纷争无不与这种文化心理因素相关。从狭隘的观念走出来，以开放、开明的心态去理解世界，接纳世界，实现民族心态的根本转变，这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在思想文化上面临的重大变革。就宁夏回族群体总体而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异质文化的渗入，扩展了人们的精神视野，改变了人们对许多事物的传统看法，人们开始学会以开明、务实的心态去对待生活，看待世界。
第一，对生活目标的追求开始由单一变为多元。由于受长期贫困封闭和旧观念的影响，这一群体中大多数人以往除了温饱和宗教信仰外，几乎没有其他生活目标的追求；他们习惯在今世逆来顺受，而把对幸福的追求寄托于“来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分化。人们不仅追求信仰上的“功德圆满”，而且对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日趋强烈。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回答“生活中什么东西最重要”这一问题时，近80%的人选择“宗教信仰”和“理想道德”；90年代后期，同样的问题，选择明显不同，61.7%的人分别把“金钱”、“财富”、“地位”、“权利”、“尊严”、“个人幸福自由”、“健康”、“爱情”、“家庭生活”作为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些被重视的价值中，既包含传统价值，也包含新文化的价值观。新时期在这一群体中倡导的“两世吉庆”观，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内容，反映了整个群体对生活的新理解和新追求。
第二，人们的交往观念大大扩展。交往方式和交往观念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是否开放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前，宁夏回族聚居地区由于受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封闭的社会体制的限制，加上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与外部的差异，人们的交往观念和交往行为极为狭隘和单一，交往范围多限于村内、族内，一般不出方圆50公里（以婚姻圈为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外部的经济交往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人们的交往行为开始突破血缘、地缘和族缘的界限。例如，B村许多人为做生意走南闯北，往来于全国许多省份和市县，他们从实践中体悟到，“做生意就是要靠广交朋友”，“生意场上不分亲情远近，也不分是什么民族”。与自己的业务和生意是否有联系，对自己是否有帮助，成为择友和交友的最重要的条件。一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回族人士把广交汉族朋友当作成功的秘密。正是社会交往圈的大大拓展，加快了这一群体融人社会的步伐。
第三，民族胸襟的扩展。以宽容的心态去看待世界，以理解代替猜忌，用尊重自己同时也尊重别人的理念去看待问题，是新时期宁夏回族群体正在树立的一种新观念。这种宽容和相互尊重的心态不仅表现在上面所描述的道德领域内，而且表现在处理民族关系和教派关系时的理性态度。例如，过去B村少数汉民户养猪或汉民赶猪经过时，B村的回族群众往往认为是汉民不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有时因此发生龃龉。如今B村的人说：“尊重自己的风俗习惯，也要尊重汉民的风俗习惯。”在对待与自己不同的教派时，过去各派都认为自己的教派正统，不能容忍与自己不同教派的人的信教行为，常常发生教派纷争，严重影响了回族内部的团结和社会安定。随着人们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上，如今越来越多的回族群众在教派问题上不再互相纠缠，“求同存异，各行其是”，成为各教派处理彼此关系的基本准则。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变迁，长期困惑回族自身发展和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狭隘的民族意识和教派意识正在趋于淡化，民族团结和凝聚力正在不断增强。
（五）面对知识时代的挑战：对文化科学知识认知与心态的转变
新时期对于宁夏回族群体来说，面临的最大、最艰巨的历史使命，就是尽快摆脱贫困，加快发展。形势迫使这一群体思考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群体性的贫困和落后？正是在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中，引发了一场思想观念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前，宁南山区一些回族干部群众在回答“是什么原因造成长期贫困”这一问题时，89.4%的人把原因归结为诸如“自然地理条件差，交通不便”和“人多地少”等客观原因，但90年代末，人们的认识开始发生了变化，多数人认识到贫困落后的根子是自身缺乏文化科学知识。正是这一认识的深化，促使许多人转变了长期以来轻薄科学文化知识的态度。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要脱贫致富，除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外，还要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意识到“脱贫先要脱盲”。这种认识唤醒了人们对文化知识的需求欲。A、B两村的被访者在回答“你在生产经营中是否感到知识不够用”这一问题时，86.9%的人回答是肯定的，其中51.9%的人是“常常感到”，35%的人是“有时感到”。在年轻人中和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群中，持这种感觉的人占90%以上。正是这种内在的压力和需求，激发了人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热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过去比较冷清的农村各类推广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班、扫盲班逐渐火爆。在宁南山区，一些回族乡镇举办的科学知识培训班常常因为参加人数超过主持者的预料而不得不几易场地。这种变化还表现为曾经困惑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读书无用论”的消极影响力逐渐下降。大多数回族家庭认识到子女受教育的重要性。家庭调查表明，99.1%的父母和长辈希望子孙后代尽可能接受更多的教育，其中85%以上的父母长辈希望孩子能上大学，甚至获得更高的学历。B村许多富裕起来的家庭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多念点书，接受最好的教育，把子女成才，“跳出农门”，当成家门最荣耀的事，千方百计送子女到城里的学校去念书。这种从“读书无用”到“望子成龙”的社会心理的演变，生动体现了新时期这一群体文化心理积极适应现代化变迁的轨迹。
（六）信仰与务实的交融：传统宗教心理意识的嬗变与民族理性的回归
信仰伊斯兰教是宁夏回族群体的历史传统，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其思想意识无不打上伊斯兰文化传统的烙印。在聚居区内，宗教意识更为浓烈。然而，面对社会环境的巨大变革，人们的宗教意识也和其他思想观念一样悄然发生着某些微妙而深刻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许多一度对宗教淡漠的人重新燃起了宗教热情，宗教节日和“主麻日”听“卧尔兹”（讲经）的人山人海。这种“宗教反弹”的现象引起了当时包括一些回族人士在内的人的担忧，认为这样下去会影响回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少数人甚至因此怀疑宗教政策是否“落实过头”，要求严加限制。后来的态势发展表明，人们的宗教热情并没有因一度升温而失去理智。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日趋频繁，加之精神生活的日趋丰富，关注点逐渐由宗教问题转向现实问题。由于忙于经营，许多人难于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去完成“功课”，能够坚持上清真寺做五时礼拜的多是一些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主麻日”上寺礼拜的人会多一些。人们的信仰发生了变异，A、B两村77.8%的人坦言自己“既信仰宗教，也信仰科学”。一些回族社区（教坊）在选择主持教务的阿訇时有了新的要求和标准。例如在选择开学阿訇时，要求阿訇不仅要具备渊博的宗教知识，还要有开明的现代意识，有文化，懂政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变革中，宁夏伊斯兰教自身的适应性变化反映了这一民族群体理性的回归。一是大力倡导“两世吉庆”的信仰观，鼓励广大穆斯林群众积极投身到现实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去。二是在恪守伊斯兰教教义精神的同时，一些宗教界的开明人士根据时代精神的要求，对伊斯兰教义和经典作出了许多适应时代的创造性的诠释。例如，把人们谋取正当的利益，节制生育，遵纪守法，重视科学文化的学习和保护生态环境，等等，看作是完全符合“伊玛尼”（信仰）的行为，为在回族地区推广科学文化，促进穆斯林群众的观念转变起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事业相协调。三是要求改革宗教中某些不合时宜的传统礼仪的呼声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回族社区日益高涨。有的宗教人士甚至公开表明自己的主张，“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改革，伊斯兰教也要顺应形势进行改革”；有的清真寺在宗教礼仪方面进行尝试性的改革，如缩短礼拜时间，允许妇女上寺听经，废除某些宗教特权，减轻教民们的宗教负担，等等，赢得了许多中青年穆斯林的拥护。这表明，一个民族现代化的关键是信仰主体能否理性地对待民族宗教信仰。
三、传统转型的动因与特点
（一）动因分析
1.改革开放是促进传统转型的根本动因。
从宁夏回族群体传统文化心理的变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也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和观念文化的变革，它使得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许多心态意识和思想观念在许多方面逐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并为人们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奠定了基础。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不同的生活目标，使得传统生活样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价值观的分化，又使得一些符合时代的新的价值观被愈来愈多的人接受。改革开放的深刻性还表现在它激活了社会的各个细胞，使每个人成为社会的独立主体，人们拥有了选择自己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标的权利。正是这种自由与活力打破了旧的心态秩序和传统的板结，改变了传统文化心理的定式，为旧思想旧观念的解体和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人们为了适应新的体制和新的环境，解决新条件下生存面临的新问题，回应新的挑战，不得不迎合新的思想观念，追随新的思潮，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2.市场机制对传统关系的冲击与再造。
事实表明，宁夏回族群体这一思想的变革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加速，且日趋明显，而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显而易见，正是这个转型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和社会心理的刷新形成了巨大的推力。市场经济本身蕴含着对新文化、新素质的诉求，客观上它要求每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人不仅要有经营头脑，而且要具有开放意识、竞争意识、自主意识、民主与法制意识等现代性品格。正是这种内在的要求，使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冲突与分化日趋激烈，促进了社会意识的更新与换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拓展了人们的利益空间，形成了社会趋利与务实的局面。正是利益这个巨大杠杆，启开了人们的心灵，转移着人们的精神投向，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取向。它在激发人们多种欲望和进取心的同时，改变着人们对事物的传统看法。市场经济开启了社会流动的闸门，促使人们走出地缘、亲缘、族缘、业缘的封闭，在走南闯北的社会互动中和城乡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大对流中，人们加速了融人社会的步伐，人们的心态观念不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革。
3.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对促进人们摆脱传统束缚，实现人的现代化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宁夏回族群体长期以来观念的封闭与民智的不开化，与他们居住地区长期以来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的落后有必然的联系。进入改革年代以来，随着民族教育和文化科技事业的大力推进，这一群体成人中的文盲人数由改革前占人口比例的40%以上下降到20世纪末的20%左右。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具有新素质的新一代，他们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父母辈，他们的见识比父母辈广阔得多，思想观念开化得多。新生代的崛起，意味着这一群体在文化上经历了一次“换血”。
（二）传统转型的规律与特点
1.转型是一个渐进积累式的动态过程。
新时期宁夏回族群体的传统文化心理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分水岭，前10多年为变迁的萌发期，表现为传统心态开始分化但趋势不甚明朗，此后10多年是传统观念加速分化期，基本上与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步履加快相一致。表现为社会主体适应性增强，思想观念的冲突与分化更为明显，求新求变求发展逐渐成为这一群体的主导思想。许多旧观念的突破和新观念的生成，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
2.变革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这种变革初看起来似乎很缓慢，融化在背景中而不被人们觉察。但经历一段时间后再回过头来看，变化的效应就看得很清楚。正是这种潜移默化蕴含着步伐的坚定和变化的不可逆转性。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改变着思想观念的轨迹，自发中蕴含着自觉，这场变革显得十分平和、有序，避免了文化思想变革可能引起的社会震荡和社会心理的严重倾斜，这场思想变革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变革。
3.用新观念、新话语诠释传统，是促使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途径。
世界文化发展史证明，民族传统在与外界发生接触和碰撞时，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反应方式：一是排外主义；二是复兴主义；三是顺应主义，即根据时代精神要求，对固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作出重新解释，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内容，使新旧两种文化互相调适，实现对接和融合；四是激进主义，全盘否定民族传统。新时期宁夏回族群体的文化思想变革既没有选择排外主义，复兴主义思潮虽一度有所表现，但没有成为主流；也没有采取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方式，而是采取了第三种更为稳妥的方式，就是以时代精神对民族文化传统作出新的理解，用新眼光、新观点和新话语来诠释传统。例如，把经商务工谋取正当的现实利益，看作是穆斯林实现“两世吉庆”的宗教理想的途径；接受教育，追求知识被解释为符合先知穆圣的一贯主张；改革旧俗，被认为是符合“尊经革俗”的伊斯兰传统；实行计划生育、节制人口、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能依据经典作出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和理解是否在严格意义上与传统的意义完全吻合，但在现实中却十分有效。通过这种形式给传统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传统与现代两种观念实现了耦合与对接。这是一条符合实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之路。
从宁夏回族群体传统文化心理的变迁中，笔者有以下几点感悟：
第一，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传统既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巨大阻力”和“包袱”，也可以成为发展的资源与财富。传统起着何种作用，一是取决于社会环境。在封闭和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传统的性质与作用完全不同。二是取决于社会主体对传统持何种态度。只有坚持用与时俱进的观点去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才能走出传统的封闭，实现传统的现代化。对于现代化来说，传统与现代是彼此联结、相互贯通的两根“链条”，二者的关系不应是解不开的“死结”，而应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活扣”，两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第二，社会现代化，说到底是传统的现代化。传统的现代化，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互碰撞，互相磨合，互相渗透，彼此改造和重组的过程。从传统与人的关系层面上看，传统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人的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传统在现代因素的浸润和作用下，形态变异、结构更新、功能适调、价值取向发生转变的过程；是社会主体文化心理发生嬗变，不断适应现代化要求的进程；是主体不断赋予传统以现代性品格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认识传统、反思传统、改造传统的过程。
第三，社会转型的关键是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最重要的是“必须找到向现代化转化的内在机制”。实践证明，这种“内在机制”的形成需要以下条件：一是社会要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二是社会主体要对本民族的传统有清醒的认识，有变革传统的自觉要求，即主体用何种心态去对待自己的传统，决定着传统的命运，也决定着民族的命运。三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没有经济基础和生存条件的改善，就永远摆脱不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四是要大力发展现代文化教育事业，普及现代科学知识，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从根本上说，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及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态度，并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没有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的现代化，国民的思想观念就永远难以摆脱传统的束缚，也就不会有文明素质；在民智不开化的愚昧状态下，谈不上文明的心态和现代意识。五是必须强化社会的创新意识。从根本上说，传统的惯性只有靠推动创新才能打破，而创新包括传统的再造和更新。任何民族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丢弃自己的传统，但可以改造传统、创新传统。
第四，必须找到一种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顺利实现整合的机制。这是所说的“整合”，是指功能结构上的相互适应和相互协调。一方面就是要通过开放和大力推进现代科学知识的普及，改造传统文化的结构，调整其功能，转变其传统的价值取向，促使传统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得到刷新，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文化主体传统的习惯心理和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要使引进与渗入的现代因素在与民族传统因素的磨合和结合过程中，达到“反客为主”，融合成民族文化的血与肉。这种整合机制就是传统文化现代化和现代文化民族化的双向发展机制，笔者曾称之为“A”型的发展模式（“A”字的两条“腿”象征着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基因，它们最初并不融合，而是在发展过程中，按照发展的共同目标，互相靠拢，在至高点上最终达到融合；“A”字中间的连接一横，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条件和“阀”）。在这种发展机制中，传统并不因此被抛弃和废除，而是通过继承和发展，成为构建民族新文化的宝贵资源和发展基因；融入的新文化基因在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中变为民族文化的新基因。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可以避免和减少剧烈的思想文化冲突，使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在和谐中向前推进。
收稿日期：2005-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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