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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7-0033-06
人对世界的实践改造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各种思想观念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哲学作为一种精神创造活动，就是对实践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的理论抽象和概括。但是，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并未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未自学地把哲学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旧哲学是以理论脱离实践为特征的，是以逻辑范畴为基础的，是以追求支撑哲学体系的“阿基米德之点”为根本任务的。各种哲学的争论都是逻辑体系之间的争论，都是围绕对逻辑前提、理论起点的追问而展开的，而对哲学赖以产生的世俗基础——社会实践却不予追问和探究，这种囿于理论范围的追问是不彻底的。马克思则突破了旧哲学的研究传统，发现了哲学的世俗实践基础，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考察，抓住了实践的“革命的、现实批判活动”的本质，将其作为自己哲学的现实基础，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
一、由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都是以寻找理论思维的逻辑前提为特征，都是在理论视域内寻找哲学的前提和基础，建构逻辑上贯通的哲学体系。哲学的批判性、反思性集中体现为对哲学理论前提的设定。旧哲学由于离开现实的实践基础，在理论范围内进行哲学前提的追问，因此，这种追问具有指认性、独断性、片面性的弊端。每个哲学家都试图找到确定无疑的理论前提，而这种前提设定的独断性又必然遭到其他哲学家的怀疑和批判，必然被其他哲学家所推翻。由于旧哲学是在理论范围内寻找理论基础的，因此，只能在主观与客观、心与物之间确定一个基础，用其中一方说明另一方，形成各执一端的片面化观点。因而各派哲学之间的理论对立和争论，具有经院哲学的色彩。只有走出狭隘的理论圈子，从实践角度进行分析批判，才能克服旧哲学的片面性。马克思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理论思维的现实基础并不在理论之中，而是在被哲学家们所忽略、所遗忘的现实实践之中。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其实，不管哲学家们意识到与否，哲学总是以对实践的一定理解为深层底蕴的。“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同上书，第142页。）由于旧哲学不理解哲学的物质前提是现实的社会实践，不能自觉反思这一前提，因此，旧哲学是建立在现实社会秩序基础之上的，是对现实的社会实践方式、社会制度的理论再现，旧哲学的思想范围是既定的社会秩序的范围。马克思则对哲学的世俗实践基础作了自觉的反思，超出了旧哲学思想的范围。马克思意识到，哲学的首要任务不是设定“可靠的”逻辑前提、理论起点，而是要说明人与世界以实践为基础的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说明人类生活及其变化发展的一般本质和趋势。
马克思对实践的关注，与他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密切相关。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研究了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研究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古典经济学主要是从量的规定性上考察劳动的，问题在于揭示劳动的性质，在于说明现实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古典经济学家虽然也看到了异化劳动的事实，但是，他们却把异化劳动扩大到社会的原始状态，把异化劳动这一存在于一定历史阶段的规律说成普遍的、永恒的规律。他们没有说明异化劳动的起源和根源，因而也不可能说明消除异化劳动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必然性。这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受着当时社会秩序的严重束缚的。马克思的上述研究和批判，为他从劳动、实践的观点批判旧哲学、建立新哲学奠定了基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识到，同资产阶级经济学一样，以费尔巴哈等人为代表的旧哲学也是与现实资本主义实践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理论再现。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哲学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旧哲学家们大都立足于当时资产者的立场看待实践，把实践理解为个人的利己行为，理解为个人最大限度地谋取、占有商品和货币的行为。尽管旧哲学家们对实践的理论态度不尽一致，但却都是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上理解实践的，都把日常实践的表现形式当作不言而喻的东西加以认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践的最大特点是，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以商品、货币等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哲学家们被实践的这种物化形式所遮蔽，将实践的物化现象当作本质，因此，他们的哲学都是建立在日常实践的现象形式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时所指出的，人们的头脑“始终只反映各种关系的直接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旧哲学与当时的经济学一样，是“流行的思维形式的再生产”。有鉴于此，马克思把分析旧哲学的世俗基础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高于理论的。所谓实践高于理论，不仅是指只有实践才是哲学理论的深刻的现实基础，而且是指只有拨开现实实践的物化形式，才能揭示其本质，才能发现旧哲学理论神秘性的根源。“实践的这种首要性是从它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中产生的。在这一历史形式中，实践的本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显现自身，同时又以这种方式遮蔽自身。”（卡莱尔·科希克：《具体的辩证法》，第16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物化形式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践的基本形式，它以商品、货币等物化关系掩盖了人与人普遍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虽然处于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孤立的、独立自主的。这种孤立的、独立自主的人的外观反映在哲学上，就形成了近代以弘扬抽象的主体性为取向的哲学。哲学家们都以抽象的、孤立的自我为出发点，或者强调“我思故我在”，或者强调“我感觉，故我存在”等等。
旧哲学的失误不仅表现为对实践的现象的抽象，而且表现为对现实实践的凝固化、永恒化理解。旧哲学家们不能把握实践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把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一定实践类型的社会凝固化，撇开历史进程孤立地看待它，将其永恒化、合理化，因而不能真正理解现实社会。这在直观唯物主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直观唯物主义“是某一僵化了的历史环境在主体意识中的投射”。（同上书，第6页。）直观唯物主义只看到社会环境的既定性，只看到社会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而看不到人对社会环境的能动改造作用。实际上，人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不是现成存在的，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是社会历史性的存在，是对原有存在状态变革和超越的结果，因而它又会为人的实践活动所改变。所以，应该把现实社会环境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加以理解。现实社会环境既是制约人的力量，又是为人所改造的对象。实践的历史变化和发展既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又表现为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社会交往关系作为实践的社会形式，总要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发展改变自己的历史形态。如果把一定历史阶段的实践形式凝固化、永恒化，就会对现实持单纯的理论认同和肯定的态度，就会在原有社会秩序范围内进行理论抽象，成为现实的单纯的解释者、说明者，哲学的任务就只能是用思维去认识存在，达到思维与现有存在的同一。这是认识论之所以成为近代哲学研究主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代的生产实践是按照表面上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的，这对于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认识论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影响。“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14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马克思揭示了旧哲学的世俗实践基础，就把哲学从理论的、逻辑的范围内解放了出来，由对逻辑前提的追问变为对实践具体、历史的考察，建立起具体、历史的实践观点，把哲学自觉地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实践是一个矛盾体，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实践不断否定自身，改变自身的存在形态。人类根本的社会矛盾的解决，人类根本的生存困境的解脱，都有赖于实践方式的改变。由于实践方式的改变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因此，通过改变实践方式，既把不同的实践方式区分开来，又把它们联系起来，形成人类实践发展的历史。由此决定了任何社会现实都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现实，都既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又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必然性。任何把现实凝固化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诚然，任何哲学都与一定的实践形式相关，但是，哲学却不能局限于实践的某一历史形式，不能把实践的某一历史形式作为实践的惟一形式或终极形式，而要提供对现实的理论批判和超越向度。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6-97页。）由于旧哲学不能对现实持辩证的态度，因此，尽管旧哲学试图解释现实的东西，但却不能理解现实的东西，而是把某一历史阶段的现实教条化、意识形态化。只有超出旧的思想秩序的范围，从实践改造的角度把握现实，才能辩证地理解现实，把现实理解为处于变动过程中的现实，理解为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才能使哲学成为合理形态的哲学。实践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本性，它要不断否定、变革现实世界，创造出新世界，达到人和世界的否定性统一，这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现实世界是被人感性地改造着的世界，现实的人是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自身。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不断超越现实，超越自身，形成新的世界和新的自我。无论世界还是人，都处于变异的绝对性之中。这样，马克思就把解释世界的哲学变为改造世界的哲学，实现了哲学的变革。
二、“革命的、批判的”实践与否定性的辩证法
从学理上讲，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抓住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说明实践是实际地否定和变革现实世界的活动，这与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改造具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说：“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6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发现，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是《精神现象学》，而不是《逻辑学》。《逻辑学》的“存在”范畴不是其哲学的起点，《精神现象学》关于前逻辑的人的劳动活动的考察，才是其哲学的诞生地。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伟大之处和神秘之处都源于对劳动的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功绩，在于“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这种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同上书，第163页。）人的劳动过程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和对这种外化的扬弃。在劳动中，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到对象上，进而扬弃这种外化，把外化的人的本质力量重新收归自己所有。人的劳动的这种辩证否定的本质，是黑格尔之所以能够提出否定性的辩证法，把握人的自我创造本质的原因。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他所理解的劳动是人的精神创造活动，他所理解的辩证法是绝对观念自我运动、发展的结构和方法。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一种精神创造活动，进而从中抽象出精神性的否定的辩证法原则，将其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方法。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是绝对观念异化和扬弃异化返回自身的过程。马克思强调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因素就是“扬弃”，这体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本性。然而，黑格尔所理解的异化是异化了的意识，因此，异化的扬弃并不是对意识的否定，而是对意识的肯定和确证，是将异在的、假象存在的意识变为返回自身的意识。黑格尔只是满足于在意识范围内否定现实，而对现实本身却毫无触动。这表明，黑格尔为了建构逻辑体系，其哲学的落脚点、归宿点只能是理论，而不是实践，这又表现出他的辩证法的不彻底性。所以，反对体系，对于哲学研究走出理论视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于坚持彻底的辩证法，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在观念中发生革命改造活动的辩证法，那么，黑格尔哲学的追随者青年黑格尔派则把这种精神上的否定和超越推向了极端。他们把人们现实活动中的束缚归结为观念的束缚、意识的束缚，认为只要同意识进行斗争，只要批判观念，“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就能摆脱一切束缚。对他们来说，人们的真正枷锁是观念、思想，因此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抽象的观念。“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尽管他们口头上非常激进、革命，实际上是最大的保守分子。这充分暴露了黑格尔哲学的缺陷，说明黑格尔虽然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但并未真正理解劳动，不懂得感性现实的、革命批判的实践的意义。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认为仅仅意识到改变社会环境，仅仅表述改变社会环境的思想和愿望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把观念上的否定、批判转变为现实的否定、批判，即要使思想掌握群众，变成改造现实的实际力量，实际地反对和变革社会现实。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任务不在于建立一个首尾相接的封闭的理论体系，而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在于建立实践—理论—实践的开放的系统。
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具有还原论、预定论的色彩，在其理论前提中，就预设了后来的发展，后继的规定不过是先前规定的逻辑展开而已。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尔诺指出的：“黑格尔的体系本身不是一种真正的生成，它其中的每一规定都已经不明朗地被预先设想了。”（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26页。）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哲学则用生成论代替了还原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创造性、超越性的活动，实践的这种革命性、批判性使人和世界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之中。整个人类历史无非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世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上述考察表明，马克思通过分析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通过发现黑格尔所抓住的作为创造原则和否定原则的人的劳动的本质，认清了辩证法的实践原型，通过分析否定性的辩证法，揭示了实践的积极否定性的本性，创立了“革命的、批判的”实践范畴，并将革命的、批判的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马克思认为，辩证法作为思维的方法，它的原型在于感性物质实践活动。马克思从物质实践的否定性、革命批判性本性中提炼出唯物辩证法。实践是现实地改变现实事物的感性物质活动，是人对对象现有形式的实际否定，是要赋予对象以合乎人的需要的新形式，创造出物质产品。马克思曾对生产实践的否定之否定本性作过明确的阐述，指出：“它的结局既不是无，也不是对象的简单主体化，而是它本身再表现为某种对象。……在物质的扬弃中包含着这种扬弃的扬弃，因而是物质的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8-2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这种实践的辩证否定性在思维中再现出来，就是思维的辩证法。因此，是物质实践的辩证性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由于实践是革命的、批判的，因此，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法在本质上也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可见，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与“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相互统一的。
三、人类实践发展的辩证历史过程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类实践发展的历史。实践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关系的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互为中介，这是实践的辩证本性。马克思通过对这双重关系之间关系的探讨，达到了对实践具体历史的理解，揭示了实践的辩证历史过程，阐明了实践发展的历史规律性。
马克思认为，实践首先是人为了生存而改造自然的活动，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实践要解决的首要矛盾。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们之间又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条件的结合，才能进行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人和自然条件只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构成要素，只有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中介，才能把这些彼此分离的要素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人和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是人与自然的社会结合方式，人们总是在生产资料的一定所有制关系等的前提下从事人对自然的现实改造活动的；而人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又是诸多个体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的中介，对它们存在着归谁所有，如何交换、分配和消费的问题，从而会再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人改变自然的能力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人正是以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对付自然，实现对自然的能动改造的。与人和自然关系相匹配的社会关系可以合理配置人力和物力资源，促进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同时，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还具有保持物质生产力、促使物质文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作用。但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可能性空间总是有限的，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对原来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变革，使之以新的形式去适应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需要，从而使人类实践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样，马克思就把唯物辩证的观点引进了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揭示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交互作用推动着实践的发展，因为这两种关系的相互中介，在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产生异化；也因为这两种关系的相互中介，在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必然会扬弃异化。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就是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首先是一种精神现象，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实际相互作用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异化主要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劳动异化，政治、思想领域的异化则是对社会经济生活异化的反映和再现。在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分工既促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又导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导致阶级剥削，导致人与人社会生产关系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关系通过分工反作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又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出扭曲和变形，使得“物”支配人。
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尽管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发展，社会分工、商品交换也在发展，但是，社会生产的发展却是相当缓慢的。人们之间商品交换的范围还十分狭窄，个人缺乏独立性，依附于狭隘的人群共同体，实践基本上是人以一定共同体的形式同自然发生关系。
在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得到充分发展，商品交换以发达的分工为基础，并又促进分工的发展。分工的细密使个人生产日益单一化，需要日益多样化，形成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相互依赖关系。由于人们之间的交换是商品之间的交换，因而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直接表现为物的依赖关系。这一关系虽然打破了在人的直接依赖关系下个人不得不依附于一定人群共同体的局限性，使个人获得了独立性，但是，个人却又依赖于物的力量，受其支配和奴役。物的力量本来是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力量的物质表现，然而，由于个人在表现形式上是独立的，是追求异己的、私利的，只是通过物的交换才与他人发生联系，因而这种联系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异己的，是个人无汉驾驭的。资本主义阶段就是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联系本来是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对个人本身来说却表现为某种外在的、偶然的联系，是个人谋利的手段；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本来是一种外在形式，但却成为个人活动的根据。这种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的颠倒和换位，容易诱发拜金主义。
物化社会关系异己性的最典型形式是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劳动主观条件的劳动者能力的发挥，表现为持有劳动客观条件的他人财富的增值，他人又借助增值的物的力量强化对劳动者的支配和奴役。马克思指出，这种异化并不是观念上的错觉，而是客观的经济事实，是客观的经济关系，即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20页。）扬弃异化劳动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样，马克思就从人类历史宏观整体的理论高度、从实践的总体性的理论高度揭示了人类实践是一个经过否定性辩证运动而自我扬弃、自我完善的辩证历史过程。
上述考察表明，马克思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是唯物辩证的、历史的。马克思通过透视现实社会实践，把握实践的革命批判的本性，阐明了劳动异化的历史性产生、历史性发展和历史性扬弃的过程，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这又为马克思进一步分析社会的实践结构，批判旧哲学，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
[收稿日期]200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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