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决策过程：批判性回顾与未来研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战略决策论文,过程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略管理研究通常被分为两大类：一是与战略内容相关的研究；二是与战略的创建和实施过程相关的研究。然而，通过对过去二十余年中相关文献的检索，我们发现绝大部分研究是围绕战略内容展开的。围绕战略内容，学者们开展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研究主题涉及业务组合管理、多元化、并购、撤资、产品—市场选择以及企业战略与外部环境特征的匹配等。而另一方面，有关决策过程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近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内容与过程之间存在重要联系，对于过程研究的兴趣出现了回升之势(Huff and Reger,1987)。正如Mintzberg和Waters(1985，269页)所说，为了与大量有关战略内容的研究相互补充，还需要进行更多有关战略形成过程的研究。事实上，我们认为对于战略过程的研究将会对战略内容研究的方向产生深远影响(反之亦然)。
为什么战略过程研究会滞后于战略内容研究呢？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地要归因于以下事实：相对于从事过程研究的学者而言，从事内容研究的学者可以从Ansoff(1965)、Andrews(1971)、Hofer和Schendel(1978)以及Porter(1980)等学者在早期构建的各种整合模型中获益。这些模型不仅为研究内容的学者们提供了通用语言，也提供了研究方向，并使学者们就基本的理论和实证问题达成了共识。相比之下，由于缺乏这样的整合模型，过程研究一直处于片断式的研究状态，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方面的成果十分有限。另外，过程变量(process variables)的识别、观察和测量等问题，也增加了开展过程研究的难度
尽管战略过程研究涉及十分广泛的问题，本文仅关注战略决策过程方面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探讨组织中的战略决策如何形成这一问题。尽管，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正如Mintzberg和Waters(1985)所说，这些进展最多只能称作“还行”。并且，相关研究中还存在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例如，决策过程的综合性(comprehensiveness)特征对绩效的影响还不明确。对于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综合性决策过程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一些研究显示出负相关关系(Fredrickson and Mitchell,1984)；另一些研究则显示正相关关系(Eisenhardt,1989)。这说明还需要一个整合模型来联结战略决策过程的各个方面，并为理解各种研究的共性与争议之处提供途径。
围绕上述内容，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在对有关战略决策过程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进行细致检索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简明的整合框架。除描述决策过程的主要特征外，该框架还指出了与决策过程相关的主要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同时也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本文还利用这一框架，通过4个不同的研究流派，对战略决策过程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综合。在此过程中，我们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主要模式、矛盾之处和不足之处。最后，本文还针对未来研究的一些可行方向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着重探讨了对理论构建、研究方法和管理实践的启示。
战略决策过程的整合框架
对于战略决策过程的理论模型和分类问题，Allison(1971)，Chaffee(1985)，Mintzberg(1973)，Lyles和Thomas(1988)和Hart(1992)都曾做过相关研究。这些试图描述和解释战略决策过程的模型，反映了学者们对于组织的不同认知。这些模型在范围上涵盖了从理性模型到政治/行为模型的各种类型，其中，理性模型展示的是一个一体化的、协作良好的决策制定机构从各种被清晰定义的备选方案中进行理性抉择的场景(Andrews,1971; Ansoff,1965)；政治/行为模型则把决策看做是个体和部门间讨价还价和谈判的结果，这些个体和部门在认知上和个人利益上都存在冲突，并且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也是不平等的(Narayanan and Fahey,1982; Pettigrew,1973; Tushman,1977)。显然，这些模型所体现出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它们对决策背景和决策过程特征所持有的不同假设。
尽管各种战略决策过程模型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在对这些模式进行认真回顾之后，我们也得出了一些有关决策过程影响因素的一般性结论。首先，鉴于战略决策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制定的，那么，决策制定过程及其特征必须会受到环境特性的影响，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环境的复杂性。第二，诸如内部权力结构、以往绩效、以往战略和组织冗余(organizational slack)等组织因素也会对决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由于这些因素可能会随着产业内企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战略决策在不同组织中通常会遵循不同的模式。第三，即使在同一组织内部，决策过程也会因具体决策的不同而不同，因为在决策专有因素方面(decision－specific factors)也会存在差异，如决策的动力(impetus forthe decision)、决策的紧迫性、结果不确定性程度及资源保障(resource commitment)程度。换句话说，环境、组织和决策专有因素这些决策背景方面的前置因素，会对战略决策过程的特征产生重要影响。
上述三类因素对战略决策过程的影响，可以通过决策过程的特征加以描述，这些特征包括决策过程持续的时间(Schilit and Paine,1987)、理性和综合性程度(Fredrickson,1984,1985)、政治活动的数量(Welsh and Slusher,1986)、员工个体和下层部门参与决策的程度(Duhaime and Baird,1987)。决策过程的特征又进一步决定了决策的过程结果(process outcomes)，如决策的时效性和速度(Eisenhardt,1989)，从个体和部门获得承诺的程度(Carter,1971)、组织学习的程度(Dutton and Duncan,1987)。决策过程的特征又与决策的过程结果一起影响着决策的经济结果(economic outcomes)，如ROI或ROA、销售额或利润增长(Eisenhardt and Bourgeois,1988; Fredrickson and Mitchell,1984)等。因此，一个完备的战略决策过程模型不仅需要包括决策过程的特征及其前置因素，还必须将决策过程的经济结果和非经济结果也包括进来。
图1以一个整合的战略决策过程框架的形式，描述了前面提出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该框架除了有助于整合与决策过程特征相关的前因和结果变量外，还是一个有益的分析工具，可以用于对以往的实证研究进行回顾和综合。正如Ginsberg和Venkatraman(1985，第422页)所说的那样，要想从众多差异较大的研究成果中系统地辨识出主要研究模式并对特定研究的贡献做出评价，必须有一个适用于分析的综述框架。而且，该框架还构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模型，可以用来指导未来的研究。
图1 战略决策过程：一个整合的框架
图1所示的框架，指出了决策过程的3种前置因素(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决策专有因素)和两种结果(过程结果和经济结果)。在对实证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时，我们把考察3种前置因素的研究分别称为流派1、流派2和流派3。该框架还假定决策过程特征与结果之间存在相关性，并将此类研究称为流派4。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于战略决策过程的定义包括了早期研究中提出的战略决策过程的所有阶段，例如问题的识别、备选方案的产生、评估和选择(Fredrickson,1984; Mintzberg,Raisinghani and Theoret,1976)。尽管已经有少数研究考察了战略决策过程的特征如何随着阶段不同而不同(Fahey,1981; Nees,1983; Schilit,1987)，但是，这些研究中并未将战略决策过程视为一个整体。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探讨战略决策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所表现出的特征，而不是研究个别阶段的特征。
流派1的研究(联系1－4，4－1－5和4－1－6)涉及环境因素与战略决策过程特征之间的关系。这一流派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环境因素(如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战略决策过程的特征(如理性和综合性)。流派2的研究(联系2－4，4－2－5和4－2－6)主要考察组织因素(如组织规模、以往战略和绩效、结构、高管团队的特征和组织冗余)如何影响战略决策过程的特征。流派3的研究(联系3－4，4－3－5和4－3－6)重点关注决策专有因素(如决策的紧迫性、决策动力、决策的复杂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与决策过程特征之间的关系。在各流派的研究中，有很多研究都探讨了前置因素在决策过程特征与其绩效结果之间的调节作用。在本框架中，最后一个研究流派是流派4(联系4－5，4－6和5－6)，其考察的是战略决策过程特征与过程/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在以下内容中，我们将回顾各流派的主要研究成果、研究模式以及矛盾之处。在对各流派进行分析时，研究成果将按照图1所示的各种联系方式进行分类和综述。
对以往实证研究的回顾
本文对1981～1992年间发表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搜集和整理，最终纳入本综述的文献至少考察了图1中一种联系。换句话说，那些既没有考虑前因变量也没有考虑结果变量，而是主要基于过程特征对决策进行描述和分类的研究，未被纳入本综述之中(Cray et al.,1988; Nutt,1984)。每项研究都由一名作者按照4个维度进行归类，这四个维度分别是：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与方法、测量的主要变量、主要发现。为了保证效度和一致性，由一个作者所进行的归类，还由其他合作者进行了核实。
流派1：环境的影响
如前所述，环境因素对战略决策过程的特征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些研究试图探讨环境特性(如不确定性)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试图探讨某种或多种具体产业环境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根据学者们在考察各种关系时的理论设计(theoretical specification)，我们将这一流派的研究大体分为两类：(1)考察环境对过程特征的直接影响(联系1－4)；(2)关注环境对“过程特征与绩效结果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联系4－1－5和4－1－6)。不过，由于在我们综述的绝大部分研究中，学者们都未清晰阐明其理论设计，因此，对于他们所考察的关系我们只能通过推测加以确定。表1对流派1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①。
联系1－4：环境因素与决策过程特征间的关系
有关“环境因素对组织战略决策过程特征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有限(Jemison,1981; Shrivastava and Grant,1985)。Fredrickson(1985)发现，与充满机会的环境相比，在有威胁的环境中，战略决策会更加体现出综合性的特征。Shrivastava和Grant(1985)也发现环境和组织条件方面的差异，会导致决策过程特征上的改变。Miller、Droge和Toulouse(1988)发现：产品创新是对不确定性做出的重要反应之一，这进而会导致企业决策过程更加富于理性。但是，由于有关这一联系的研究数量太少，我们还难以得出有意义的一般性结论。
联系4－1－5和4－1－6：环境作为决策过程特征与过程/经济结果之间的调节因素
有关这一联系的研究，试图通过研究决策过程特征与过程/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来为战略决策研究提供某些指导(Bourgeois,1985; Fredrickson and Mitchell,1984; Fredrickson,1984,1985)。综述结果显示，有关这一联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环境维度上，即环境的不确定程度；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定义，要么根据稳定性(Fredrickson,1984,1985; Fredrickson and Iaquinto,1989)，要么根据变化速度(Velocity)(Bourgeois and Eisenhardt,1988; Eisenhardt,1989)。Bourgeois和Eisenhardt(1988)以及Eisenhardt(1989)考察了不同决策过程特征对过程结果和经济结果的影响。不过，该流派的研究成果中还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相互矛盾之处。例如，Fredrickson(1984)，Fredrickson和Mitchell(1984)，以及Fredrickson和Iaquinto(1989)的研究表明，在稳定的环境下，综合性战略决策过程与卓越的经济绩效相关；在不稳定的环境下，则与低劣的经济绩效相关。与此相反，Eisenhardt(1989)发现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有效的战略决策尽管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制定的，但却体现出综合性的特征。Judge和Miller(1991)发现决策的综合性特征与决策速度(过程结果之一)正相关，但其只有在高速变化的环境下，才会带来更高的经济绩效。上述矛盾，部分地归因于组织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如权力配置、信息处理系统等。Eisenhardt的研究中包含了这些因素，但Fredrickson的研究中则没有包含。而且，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Fredrickson和Iaquinto(1989)发现：综合性的程度和类型会随着产业不同而产生差异。这说明，与组织因素一样，产业因素在流派1所考察的关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调节作用。这些研究也表明，在研究决策过程对绩效的影响时，还需要考虑环境和组织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因此，不仅环境与战略决策过程特征之间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绩效结果；即使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决策过程与组织背景间的不同组合，也会产生不同的绩效结果。
通过对流派1的回顾，我们还发现了现有实证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不足。例如，以往的大部分研究都只集中于环境的一个方面，即，不确定性或变化速度。但事实上，企业的运营环境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特征，即复杂性(要素的数量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和资源丰裕度(munificence)(环境所提供的资源支持)；但这两个因素在以往研究中很少受到关注。企业运营环境的复杂程度直接影响到战略决策者需要处理的信息的数量和性质(Schwenk,1984; Thomas,1984)。这会进一步影响到战略决策过程的特征，如综合性、理性程度和决策时间。有关认知过程的研究(Schwenk,1984; 1988)显示，环境的高度复杂性会导致更多地使用认知简化过程，如选择性知觉、启发法与偏见(heuristics and biases)及类推法的使用。这些认知简化过程进而会影响到战略决策过程，可能会限制所考虑的战略备选方案的范围，也会限制评价方案时所利用的信息的数量。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领域所开发的一些技术，如认知地图(Axelrod,1976)等，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员理解决策制定者们如何评价环境因素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哪些因素更加重要以及如何做出特定决策。
除环境的复杂性外，资源丰裕度也会对战略决策过程产生影响。资源丰裕度指的是环境提供资源以支持组织运营的能力(Dess and Beard,1984)。与那些处在资源匮乏环境中的组织相比，处于资源丰裕环境下的组织因为低劣或次优决策而受到惩罚的可能性更低。因此，适用于资源丰裕环境的决策过程可能并不适合资源匮乏的环境。然而，正如我们的综述所显示的那样，尽管环境的复杂性和资源的丰裕度对管理者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对于与两者相关的问题，以往文献并未提供足够的研究。另外，对于环境这三方面特征间的相互作用也需要加以考察。例如，资源丰裕且不确定的环境(如处于产业演进的初始阶段、正在高速成长的产业)与资源短缺且不确定的环境(如需求下降、竞争加剧的成熟产业)必然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决策的综合性特征对绩效的影响也可能会因这些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最后，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战略决策过程研究对于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关注也十分有限，而组织恰恰是嵌于这些环境当中的。这些环境因素对于探讨决策的参与性、共识和冲突等过程特征有重要启示。例如，在决策过程中达成共识在日本企业中比在美国企业中更常见，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文化更加强调一致性。
流派2：组织的影响
战略决策过程受到多种组织因素的影响。主要的组织因素包括：组织结构、以往绩效和高管团队(TMT)的特征。这一流派的研究也可分为两类：(1)考察各种组织因素对决策过程特征的直接影响(联系2－4)；(2)将组织因素视为决策过程特征与决策的过程，经济结果之间的调节因素(联系4－2－5和4－2－6)。流派2的研究见表2，以下将对其做具体讨论。
联系2－4：组织因素与决策过程特征之间的关系
这一流派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两类组织因素：决策群体内的权力配置(Eisenhardt,1989; Jemison,1981; Shrivastava and Grant,1985)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因素，如正规化、一体化和分权程度(Miller et al.,1988)。对于这两类因素如何影响战略决策过程，理论上还存在一些争论。Provan(1989)认为管理者对于环境的认知和展示(enactment)受到组织中权力配置的深刻影响。有权力的个体或部门可能会决定组织对问题的识别(Dutton and Jackson,1987)、所用信息的类型与范围以及用来评价备选方案的标准(Shrivastava and Grant,1985)。类似的，组织结构可能会影响到信息的流动(Bower,1970; Fahey,1981)，以及组织的不同层级参与决策分析和互动的程度(Miller et al.,1988)。
与其他组织因素(如以往战略、以往绩效和高管团队的特征)有关的研究目前还十分有限。在这些有限的研究中，Fredrickson(1985)考察了以往绩效所扮演的角色；Fredrickson和Iaquinto(1989)考察了组织规模的变化和高管团队特征对决策综合性特征的影响。在其他一些探讨这一联系的研究中，Fahey(1981)与Shrivastava和Grant(1985)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考察了范围广泛的组织因素，但只得出了一般性结论，并未得出这些因素的具体影响。Segev(1987)运用实验室研究和现场实验(laboratory and field experiments)的方式，发现了企业的战略导向(strategic orientation)与战略制定模式之间的重要联系。在更近一些的研究中，Floyd和Wooldridge(1992)发现，根据Miles和Snow提出的战略分类，中层管理者在参与的战略类型和参与程度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
联系4－2－5和4－2－6：组织因素作为决策过程特征与经济/过程结果之间的调节因素
尽管，学者们对于组织因素在决策过程特征与绩效结果之间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已经做了大量实证研究，但尚未出现被一致认可且对实践具有重要启示的研究模式。那些对结果进行考察的(联系4－2－5)研究与不对结果进行考察的(联系2－4)的研究相比，在结论上存在很大差异。例如，Shrivastava和Grant(1985)的研究显示，正式的结构和集权化与决策过程的理性特征、低水平的政治活动和下层单位参与、更快的决策速度相关。类似地，Miller等人(1988)和Miller(1987)也发现在组织的正规化和一体化程度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在决策过程的理性程度与一体化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两项研究都将视线集中在组织因素与决策过程特征间的关系上，但是，并未明显考察对决策结果的影响。相反，Eisenhardt(1989)与Eisenhardt和Bourgeois(1988)的研究则发现，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集权与高管团队内更高水平的政治活动(相应地，更低的理性)和更差的经济结果相关。换句话说，各种权力配置和组织结构会对不同环境中的战略决策过程产生不同影响，并且，组织结构/权力与战略决策过程的不同组合对决策结果的影响也会因环境不同而不同。
有关流派2的综述发现了一些具有重要理论研究意义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关注的组织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组织冗余、高管团队的特征、以往战略和以往绩效。而且，我们在综述过程中还发现，对于这一联系，以往研究主要采用权变理论来开展研究。鉴于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组织结构和权力的探讨，这种选择是合适的。但是，就未来研究而言，还需要应用其他理论对那些研究尚不充分的组织因素进行相关探讨。特别是应用那些源自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群体决策理论和认识理论。Bateman和Zeithaml(1989)利用有关决策升级和决策建构(decision framing)方面的文献，研究了以往绩效和组织冗余对撤资决策的影响。虽然，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决策内容而非决策过程上，但仍然得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结论。例如，良好的以往绩效和较高的组织冗余会产生积极的决策框架；决策制定者的高度自信会导致对新备选方案的有限评估以及对信息的有限搜索，并使决策体现出低度的综合性，但是决策速度则更快。控制幻觉(illusion of control)和选择性知觉等认知简化过程会限制决策者考虑的战略备选方案的范围，这可能与良好的以往绩效和组织冗余的存在有关。此外，一个组织的战略历史会对其现行战略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情形已经在其以往的战略中得到证明(Mintzberg et al.,1976)。以往战略可能会成为组织惰性的重要来源(Tushman and Romanelli,1985)，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组织会表现出沿着同一方向发展的惯性(Miller and Friesen,1980)。因此，以往战略可能会限制组织考虑新的备选方案，从而形成对现有行动路径的承诺升级。
要研究高管团队特征(如团队规模、任期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战略决策过程的影响，可以应用群体决策方面的理论，如群体极化理论(Lamm and Myers,1978; McGrath,1984)、社会比较理论(Jellison and Arkin,1977)和说服性论证理论(persuasive argumentation)(Vinokur and Burnstein,1974)。这些有关群体内决策过程的理论为理解高管团队特征对战略决策过程的影响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Gladstein and Reilly,1985)。特别是，对于高管团队特征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对战略决策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高管团队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任期)方面的差异(Hambrick and Mason,1984)，以及通过专长和技能所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或管理资源的异质性(Castanias and Helfat,1991)，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企业间甚至同一企业内的战略决策会存在差异。
在有关决策过程的文献中，另外一个很少受到关注的组织要素是企业所面临的总体风险水平(其有别于与某一具体决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对于那些面临高风险(如破产、竞争失败等)的企业而言，假定其倾向于采取集权方式或加速制定决策是合理的。还有证据表明，企业面临的风险越大，它们的管理者也越倾向于冒更大且常常是不必要的风险(Figenbaum and Thomas,1988)。
就研究方法而言，探讨这一联系的绝大多数研究使用的都是实地调查法(field survey)和案例研究法。在此情况下，由于存在大量的混合因素，且有众多因素需要考查，因此，内在效度问题受到高度关注。要想提升未来的理论构建工作，研究人员们或许还需要更多地采用实验研究法和严格控制的实地研究法。这些研究设计可以使研究人员通过控制其他因素来辨别每个组织因素的具体影响，以及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或三向交互关系(例如，Bateman和Zeithaml,1989)。对于这些在受控情况下识别出来的各种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分层抽样(控制一组要素而改变其他要素)的方法在更广泛的组织中加以检验(Harrigan,1983)。
流派3：决策专有因素的影响
表3是有关流派3的研究概述。对该流派的综述结果显示，对于决策专有因素与决策
过程特征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在我们综述的35项研究中，只有7项属于该流派，且非常零散。由于管理者所制定的战略决策的类型各异，因此，很明显有必要考察决策内容对决策过程特征的影响。Carter(1971)的开创性研究显示，决策内容(根据技术的不确定性程度、结果的不确定性程度以及决策对制定者的重要性来界定)对过程特征具有重要影响。在一项针对战略性能源管理决策的研究中，Fahey(1981)发现决策的过程特征会受到诸如决策的重要程度、决策动力(decision impetus)和发生频率等因素的影响。另外，Schilit(1987)的研究也显示决策的风险/回报特征会对中层管理者向上发挥影响的程度产生影响。其他一些被认为会影响决策过程特征的决策专有因素包括决策的复杂性(Astley,Axlesson,Butler,Hickson和Wilson,1982)，决策的紧迫性(Pinfield,1986)，决策的动机(decision motive)(Fredrickson,1985; Shrivastava and Grant,1985)，信息来源(Schilit and Paine,1987)和问题类型(Volkema,1986)。Cowan(1998)与Dutton和Duncan(1987)所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决策问题的特征对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总的说来，对流派3所进行的综述表明，现在还很难得出一般性结论。这主要是由三方面因素导致的。首先，由于对主要的决策专有因素尚缺乏一致认可的定义，导致对相关研究构念(construct)的界定也缺乏严谨性和一致性。而且，一些研究中所使用的术语，如决策的重要性、紧迫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还难以甚至无法满足构念效度和信度方面要求。其次，在流派3中，很少有研究要么对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施加控制，要么同时考察这两种因素的影响。这就使我们很难得出一些重要结论或在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构建。最后，这一流派还十分忽视对决策的过程结果和经济结果的研究。尽管对于不同的决策因素如何影响决策过程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但是它们对绩效的影响还有待探讨。Schilit(1987)以及Schilit和Paine(1987)所做的研究是个例外，它们的研究表明，决策的过程结果(如决策速度)的确受到决策特征(风险性)和决策过程特征(联盟活动)的影响。或许，有关这一联系的研究，其主要贡献就是使我们认识到需要对决策专有因素与决策过程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更加细致的考察。
流派4：绩效影响
由于提高绩效是战略管理的核心任务(Venkatraman and Ramanujam,1986)，因此，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对过程特征与绩效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在我们对于流派1、2、3的综述中，已经包含了一些有关绩效结果的研究，我们归类于流派4的研究文献，则是那些不以环境、组织和决策专有因素为重点，侧重于探讨过程特征与绩效结果(经济的、或过程的、或两者兼有)之间关系的研究。表4的数据表明流派4的绝大部分研究集中于联系4－5(过程特征与过程结果)，而不是联系4－6(过程特征与经济结果)和5－6(过程结果和经济结果)。
联系4－5：过程特征与过程结果之间的关系
相对于过程特征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联系4－6)而言，过程特征与过程结果之间的关系(联系4－5)更加直接且不易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时效性、决策速度、组织成员的接受程度、对变化的适应性以及组织学习的程度看起来都可以作为评价战略决策结果的指标(Quinn and Rohrbaugh,1983)。在一系列针对联系4－5所进行的研究中，包含了几项实验研究，这些研究就辨证探询法(dialectical inquiry,DI)与魔鬼拥护法(devil's advocacy,DA)对决策绩效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探讨。虽然，这些研究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由DI或DA所诱发的认知冲突通常可以提高决策质量(Schweiger,Sandberg and Rechner,1989; Schweiger,Sandberg and Ragan,1986)，但是并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哪一种方法更好(Schwenk,1989)。而且，如果对结果采取更宽泛的定义方式，从而将“决策满意度”和“在群体中继续工作的意愿”也包括进来的话，结果会变得更加令人困惑和不能信服。
联系4－6：过程特征与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
流派4中的许多研究都曾考察过高管团队成员间的共识与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Dess and Origer,1987)。但是，与对决策过程的综合性与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探讨一样，该领域的相关实证研究结果存在相互冲突之处。Bourgeois(1980)与Dess(1987)发现共识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ourgeois(1985)以及Grinyer和Norburn(1975)却发现两者呈负相关关系。Priem(1990)对于研究结果中存在的矛盾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探讨共识与绩效之间的直接关系可能过于简单，环境变化可能会对这一关系产生重大的调节作用。而且，他还指出，共识本身可能是组织因素的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或者更具体地说，是高管团队特征(如同质性和群体结构)所导致的结果。
尽管，决策过程特征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引发了学者和实践人士的浓厚兴趣，我们却必须意识到某些组织和环境因素也会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这就导致因果关系很难确定。此外，由于很多研究都存在模型不够规范的问题，它们所得出关系可能会受到研究问题以外的因素的干扰。
联系5－6过程结果与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
如表4所示，我们通过检索只发现了4项与联系5－6相关的研究，也就是有关“过程结果与经济结果的关系”的研究(Eisenhardt,1989; Eisenhardt and Bourgeois,1988; Bourgeois and Eisenhardt,1988; Wooldridge and Floyd,1990)。Eisenhardt(1989)发现决策速度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Wooldridge和Floyd(1990)考察了决策的过程特征、过程结果和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中层管理者参与战略制定的程度越高，其对战略的理解和承诺也越高，同时也越可以提高经济绩效。Eisenhardt和Bourgeois(1988)与Bourgeois和Eisenhardt(1988)的研究发现政治行为的增加，会导致决策速度降低与企业绩效下滑。
总而言之，我们对联系4－5和5－6的回顾表明，某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答。例如，在不同战略决策过程特征与组织学习(其是作为决策过程的结果而产生的)的程度/类型之间是否存在某些联系方式。如果存在，这些联系方式对绩效/结果的影响如何？不过，在研究战略决策过程与组织学习的关系之前，还需要开发适用的学习指标。一个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存在于战略决策制定者的头脑中的(Shrivastava and Grant,1985; Mintzberg,Raisinghani and Theoret,1976)。因此，决策制定者认知地图的变化(Barr,Stimpert and Huff,1992)，可以作为衡量组织知识库(knowledge base)所发生的变化的类型和程度的有效指标。而且，由于学习是组织中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因此，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将组织学习看作是一个结果变量。换言之，虽然知识库作为组织学习的结果属于过程结果，但学习本身应被看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组织过程。Shrivastava和Grant(1985)认为，不同类型的组织学习系统，支持不同类型的战略决策制定模式，例如，正规的学习系统，如战略规划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支，持适应性的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但是，不同的战略决策制定过程对组织学习的贡献是否存在差异呢？Mintzberg和Waters(1985)指出，综合性的和事先规划的战略决策方式，经常会阻碍战略性学习，因为来自环境的信息往往会被屏蔽掉。而突发/演进的决策过程则可能使组织更加开放、灵活、反应敏捷。显然，我们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来考查联系4－5和5－6，从而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
结论与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根据上述对战略决策过程的实证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对理论构建的启示
到目前为止，对战略决策过程的研究，是建立在非常丰富且多样化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些实证研究通常采用不只一种理论模型来研究战略决策过程，这使得对于决策过程的描述非常丰富。然而，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说明的，我们也在综述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改进理论构建工作的途径。
更多地运用微观理论。在我们综述的绝大多数研究中，其理论模型采用的都是组织或宏观视角，而非个体或微观视角。这一点从采用权变理论、理性模型、社会—政治和组织过程模型的研究数量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来。相对而言，只有少数研究采用了相对微观的决策过程观，如利用群体决策理论开展相关研究。在对这一主题所进行的研究中，只有5项研究(Cray et al.,1991; Butler,Davies,Pike and Sharp,1991; Fredrickson and Iaquinto,1989; Schilit and Paine,1987; Wooldridge and Floyd,1990)将宏观与微观视角融合在一起。虽然，宏观视角不仅必要而且重要，但认识到个体和群体在战略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对于开展战略过程研究将会大有益处。在这方面，决策制定的认知心理学理论(Axelrod,1976; Bateman and Zeithaml,1989; Kahneman and Tversky,1984)与群体决策理论(Gladstein and Reilly,1985)，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背景、经验、偏见、群体构成和任期等对战略决策过程的影响。我们认为，将宏观与微观视角相结合，无论对未来的理论构建还是理论检验而言，都非常有益。对于在讨论流派l和流派2时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学者们也可以从微观视角展开研究。
采用干涉和交互效应模型。Boal和Bryson(1987)提出了适用于过程研究的4种理论设计，它们分别是独立效应(independent effects)、调节效应(moderating effects)、干涉效应(intervening effects)和交互效应(interaction effects)模型。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决策专有因素对决策过程特征的直接影响(联系1－4、2－4和3－4)可以通过独立效应模型加以体现。类似地，考察联系4－5、5－6和4－6的研究也可以采用独立效应规范。而考察情境因素对决策过程特征与结果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的研究(如，联系4－1－5、4－2－5和4－3－5)，则是基于调节效应的理论设计。不过，在表1中，还隐含着另外两种理论设计，即干涉效应和交互效应。在干涉效应模式中，情境因素(如环境、组织和决策专有因素)通过他们对决策过程特征的影响来影响决策结果。检验这一理论设计可以使我们了解情境变量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同时，也为那些试图对因果过程进行干预的管理者提供了指导。在交互模型中，情境因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且/或通过与过程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决策结果。对此，需要采用逐步回归等方法，将主要效应和交互效应都包括进来。由于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采用干涉和交互效应规范，我们认为对这些模型进行检验将为我们认识情境因素对战略决策过程的影响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将多种前置因素包含进来。就理论而言，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所提出的三类前置因素中有任何一类比其他因素更加重要。但是，我们的综述却表明，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都只强调某一类因素。尽管，将多项前置因素包括进来会增加研究设计的复杂性，但这的确为未来研究三类前置变量与其绩效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有前景的研究思路。例如，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具备某些能力的组织可能会在其决策过程中同时实现速度和综合性的要求。这些能力包括实时信息的使用，有经验的顾问和积极的冲突解决机制(Eisenhardt,1989)。事实上，这也有助于化解现有研究中存在的某些相互矛盾之处。例如，Fredrickson(1984)发现，在动荡环境中决策综合性与绩效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之所以呈负相关关系，可能有部分原因是由于组织能力的欠缺。类似地，对于在稳定环境下所制定的渐进式决策而言，如果这种渐进主义是由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所支持的，那么，决策与绩效之间将可能呈现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在稳定环境下，基于以往的经验，管理者可能知道什么信息重要以及哪个备选方案可行。因此，他们的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可以大大弥补他们在具体决策上欠缺的综合性。组织的知识库反映了组织所累积的过往经验，其可以作为战略决策过程的强大投入(Shrivastava and Grant,1985)。在稳定的环境下，组织知识库可以用来将战略决策过程惯例化；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则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
对于未来研究而言，另外一个能够产生丰富成果的领域是探讨“结果不确定性、决策专有因素和环境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动荡的环境下，管理者们遇到的决策，其结果可能只有低度不确定性，同时，即使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管理者也可能遇到风险很高的决策，对于环境变量与决策专有因素间这种相互作用对决策综合性和决策速度的影响，我们还知之甚少。
对研究方法的启示
如前所述，对于战略决策过程的研究已经积累丰富的理论成果。但是，其中却极少有研究对方法的严谨性给予关注。勿庸质疑，该主题的复杂性使得无论是数据的收集还是数据的分析都呈现出复杂化的特点。在以下内容中，我们将就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提供几点建议。
对理论构念的效度给予更多关注。正如我们前面对流派2进行综述时所提到的，实证研究常常为定义和操作方式的多样性所困扰。在对决策专有因素和战略决策过程特征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尤其明显。相对而言，很少有研究关注到理论构念的效度和信度问题。在现场研究和现场调查中所采用的单项目测量(single－item measures)与研究人员对调查的事后描述法，不仅使不同研究之间难以比较，也产生了研究结果的内在效度问题。我们发现，目前还很少有研究运用多项目测量(multiple－item measures)，或者对量表的效度和信度进行检验。这是一个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重视的问题。就一项具体的研究而言，对理论构念效度的更多关注可能会使研究范围变窄。学者们可以将自己的研究集中于本文所提框架中的某些具体部分或环节，这样一来研究范围虽窄却不失相关性。汇总起来，这些研究就可以使我们对战略决策过程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换句话说，在合理的约束内，既可以实现研究的严谨性，又可以实现研究成之间果的相关性。
多元受访者与决策情境模拟。以往，很多研究都依赖调查问卷和单一受访者来收集数据。这会导致多种问题。首先，问卷调查可能会受到受访者理解能力和认知倾向的影响，因而不能确定情境是否是战略性的(Fredrickson,1986)。其次，无论在组织中处于何种地位，个体的认知都可能无法反映组织现实，并可能受到同源方差问题的影响。例如，Wolfe和Jackson(1987)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决策参与者们对他们所参与制定的战略决策的性质和详细内容，严重缺乏共识。他们发现，有半数以上的时间，即使对最基本的决策要素，被调查对象也无法达成统一认识。这表明，有必要通过其他数据来源证实通过调查问卷所获得的数据(Huber and Power,1985)。对实际决策过程的文本记录进行内容分析、对回忆数据(recall data)进行交互核对、要求多个受访者同时提交自我报告等方法可以与调查问卷一起使用，以此克服调查对象的偏见和歪曲等问题(Wolfe and Jackson,1987)。
利用决策情境模拟开展相关研究，也有非常不错的发展前景(Fredrickson,1986)。正如Fredrickson及其同伴的研究中所显示的，建立在充分产业知识基础上的情境模拟，可以创造出特定战略背景，同时也为受访者提供了标准化的刺激物。情境模拟可以度身设计出不同的产业环境。而且，通过在一项研究中运用多种情境模拟，还有助于研究人员保证研究的内在效度和普遍性。情境模拟也使研究人员可以在研究中利用多元受访者、多项指标的研究构念，还可以应用研究构念开发技术，从而使企业内部的一致性与企业间的差异都达到最大化(Fredrickson,1986)。最后，情境模拟还可以用于评价截面和时间方差(cross－sectional and temporal variances)，研究者可以在不同时点上向同一批受访者实施情境模拟，并由此评估各种关系随时间推移而体现出来的因果形式。情境模拟融合了受控的实验室研究的某些优势(因能对刺激加以控制而具有高度的内在效度)与现场研究的某些优势(如，现实主义与普遍性)。因此，对未来研究而言，情境模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数据收集方法。
反映个体决策过程的方法。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对于战略决策过程的研究将佳人采用个体或微观视角中获益。这相应的需要采用适合研究个体层面决策制定活动的方法。在这方面，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是联合分析法(metric conjoint analysis)(Priem,1992)。联合分析被广泛地用于营销和心理学研究中；由于管理们常常对他们自己的决策政策的了解非常有限，因此，这一方法特别适合于用来获得决策制定者实际遵循的理论。另外一种颇有前景的研究个体决策过程的方法被称作“政策或判断捕捉法(policy－or judgement－capturing)”。近来采用过这一方法的学者包括Hitt和Tyler(1991)以及Keats(1991)等。政策捕捉法使研究人员可以准确再现实际的决策制定行为，特别是管理者在制定战略决策时所采用的模型的具体结构。
采用实时、纵向研究方法(real－time longitudinal methods)。将多种情境下的战略决策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截面研究法，是以往研究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然而，要想更好地了解情境因素、过程特征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既涉及程度又涉及方向)，还需要在战略决策过程研究中更多地采用纵向数据收集法。根据Van de Ven(1992)的观点，这类研究最好在实时基础上开展。在实时纵向研究中(Garud and Van de Ven,1992)，研究人员通过定期的、间歇式的实时观察，记录组织内发生的事件和活动的时机和其他特征。这也需要对重要的委员会会议、决策活动以及决策过程中主要参与者的非正式交谈和讨论进行观察。Van de Ven和Poole(1989,1990)详细描述了采用实时纵向研究法研究创新过程的步骤。Van de Ven(1992)以及Van de Ven和Polley(1992)提出可运用事件序列分析法来考查企业内创业与试错性学习过程模型。这些研究获得的观察资料，也可用于对战略决策过程的研究，并且，也使我们认识到，实时纵向研究法作为一种探讨情境、过程和结果之间关系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发展演进的有效方法，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为我们同时考察图1中多种联系提供了恰当且实用的研究工具。
探索曲线关系。传统上，战略领域的实证研究大都依赖线性模型或线性评估技术。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常用的理论构念而言，它们所探讨的关系只有在相对很窄的范围内才是线性的。通过研究环境不确定性、决策综合性和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或许能够化解Fredrickson与Eisenhardt研究结论中存在的冲突。综合性之所以能够导致更高的绩效，可能就在于环境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正是Eisenhardt研究中所发现的正相关关系。但如果不确定性超过某一水平，收集和分析信息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可能会超过其相应带来的收益，那么综合性与绩效之间就会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正是Fredirickson在研究所发现的)。这也说明，在测量环境特征时，需要采用连续型测量方法，而非二分法(如稳定与不稳定)。连续测量法的采用可以使研究人员对U型曲线上的各个点进行测评，在这些点上，关系的方向可能会发生改变。
检验干涉效应和交互效应模型。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有必要构建和检验表1框架中的干涉和交互效应模型。以往研究在检验主要效应和调节效应时，主要采用双变量、零层阶、偏相关和方差分析技术。未来还需要应用更为复杂分析方法来评价干涉和交互理论模型中的各种关系。这类方法包括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Wright,1960; Ginsberg and Venkatraman,1992)，层次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Arnold,1982)和结构方程建模(Miller et al.,1988)。例如，通过将前置因素对决策过程特征的干涉效应包括进来，可以应用路径分析技术对前置因素对过程结果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价。同样地，通过将战略决策过程特征作为独立变量，层级回归法可以将三类前置因素间的双向和三向交互作用都包括进来。
图1所示的各种关系也可以通过结构方程建模来加以检验，在此，过程特征既可作为内生变量、又可作为外生变量被包括进来。作为内生变量，过程特征由环境因素、组织因素或决策专有因素决定。但是，它们也可充当外生变量，与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决策专有因素一起影响决策的过程结果和经济结果。这些关系可以通过联立结构方程来加以测量。这样就可以在一项研究中同时考察多种联系。
对管理实践的启示
战略决策过程研究总体上是描述性的。对战略决策过程前因与结果的了解，可以使我们得出一些能够直接应用于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原则。
对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给予更多关注。尽管许多研究都曾考察过战略决策过程的经济结果和过程结果，但研究成果对管理实践的指导十分有限。从我们的综述中可以得出两个一般性结论。一是，战略决策过程对绩效的影响取决于具体情境。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既独立发挥影响，也结合在一起交互的发挥影响，但是明确的作用方式还难以确定。第二，诱导群体内的认知冲突，似乎可以提高决策的质量，但其是否可以提高其他的过程结果(如决策速度和承诺等)还不清楚。虽然，就描述的准确性而言，战略过程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遗憾的是，有重要指导价值的研究还比较有限。例如，尽管，迄今为止的研究在描述决策过程特征如何以及为什么因情境变化而变化方面，涌现了大量成果，但是，对于是否某类特征比其他特征更有效或者在何种条件下有效等问题却很少涉及。现有研究也未能告诉我们决策过程是否是导致绩效差异的原因。正如Bateman和Zeithaml(1989)所说，理论研究应致力于找出并解释那些管理者不易发现的关系。如果战略决策过程的结果不易识别且十分复杂，那么，对其中的联系加以考查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
对决策结果采用更宽泛的概念化方式。战略管理过程研究所使用的评价决策结果的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内容型研究人员的经济导向性。这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经济指标是否是唯一合理的结果变量，或者经济指标是否反映了研究人员认知框架中存在的偏见(Reger,1988)和数据的可得性。对于战略过程研究而言，对决策过程的效果应采用更加宽泛的概念化方式，将与过程相关的测量指标和与经济绩效相关的测量指标(Venkatraman and Ramanujam,1986)都包括进来，会更有意义。而且，由于组织和环境因素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经济结果的因果关系要比过程结果的因果关系更加难以评价。此外，对于经济结果是否是高层管理者和其他决策制定者重视的唯一结果，也并不明确。其他与管理者相关的问题还包括：在各种不同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折衷(trade－offs)的可能性？不同结果的潜在收益如何，他们的长期和短期效应是什么？这些问题与其他一些问题的提出反映出这样一种需要，即对战略决策过程对绩效的影响给予更大关注；而且，从实践中的管理者的角度看，探讨这些问题可能会非常有意义。
组织能力的识别。除了上面探讨的内容外，要提高战略决策过程研究的指导价值，还需要对组织能力的作用给予更多关注。例如，何种组织能力有助于管理人员制定更快更好的决策，组织如何才能开发出这样的能力？Eisenhardt(1989)的研究识别出组织能力的一些作用，如处理实时信息的能力、化解冲突的能力和利用决策顾问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使管理者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制定出迅速、综合且有效的决策。然而，这类探讨与决策制定效果相关的组织能力的研究，在现有文献中还非常少见。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以往研究的回顾表明，在过去的10年中，围绕战略决策过程的前因与结果，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虽然累积性的理论构建还比较有限，但已经建立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我们希望本文所进行的系统性回顾以及所建议的未来研究领域可以使研究人员在现有文献基础上从事更有意义的理论研究工作。有关战略决策过程前因与结果的研究应致力于实现多种目标，也就是：使理论更加完善、使方法更加科学、使成果更具实践指导意义。我们希望本文提出的框架以及在这一框架基础上进行的批判性回顾就是在此方向上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
*原文“Strategic Decision Processes:Critical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刊于Journal of Management,1993,19(2),pp.349－384。感谢Southern Management Association授予中文版权。
注释：
①本文对文献的综述体现在表1－表4中。表格与综述按照4个主要研究流派加以设计。对于每项研究成果，我们都列示了其主要关注的联系。当某项研究也考察了其它联系时，将以括号加以注明。由于有三项研究关注了多种联系，它们也因此出现在多个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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