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社会化：族群身份生成的社会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群论文,机制论文,身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3)03-0031-06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即意味着整个现代文明或工业社会[1]，现代社会是立存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2]。理性主义导向的制度设计、资本积聚和规范生成，构成20世纪语境中现代性最重要的维度。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又似乎唤醒并迅速传播了民族主义的情绪。美国的拉美裔问题、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塞浦路斯现象、东帝汶现象，尤其是战火纷飞的巴尔干半岛，足以证明一个事实：民族问题已经取代意识形态对立而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矛盾之源。无怪乎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提出者亨廷顿写道：“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3]宗教文化装饰的民族主义弥漫之气，无孔不入的资本全球扩张，消费主义演绎的文化谱系，网络传媒携裹的殖民主义和自我殖民化思潮，构成了我们理解特殊世界格局中国家治理的新思路。个体社会化的社会学经典命题组中，族群身份的获得与建构，无疑受到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的影响，族群社会化又与语言、服饰、仪式和权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族群社会化
中国共产党人从1947年开始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从制度层面解决了民族地区的合法性问题，确立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在民族地区的权威，从而保证了很长时间社会安定。
然而，伴随着中国现代化水平加快和国际地位提升，新的国际秩序重新调整，原本仅限于国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却因加入越来越多的国际因素而复杂多变。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都必须面对民族问题。以西藏为例，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的社会制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进展。”[4]纵然从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叛逃，1960年设立驻新德里办事处，试图引起国际社会同情以支持非法的西藏“流亡政府”[5]，到1987年、1988年、1989年连续3年拉萨发生暴力事件，西方反华势力策划、支持十四世达赖集团的脚步从未停歇，但其思维取向和实际活动却大不相同。十四世达赖叛逃之初，美国政府先后为十四世达赖集团训练武装力量并提供各种支持，试图制造西藏问题国际化，但也主要是出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立使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西藏政策基本定位，成为美国亚洲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是支持达赖分裂势力的‘藏独’活动，反共反华，遏制中国。”[6]可是，1989年西方势力幕后策划十四世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1～2011年20年间，美国连续4任总统共会见达赖11次[7]，不仅表明达赖集团以宗教为幌子的窜访活动政治色彩变得浓厚，而且使得所谓“西藏问题”成为西方国家牵制中国的筹码。即便是国内外媒体全面真实报道的2008年“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在西方媒体的有色镜头里却全然是另一番景象。西藏发展变化和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事实，都无法改变十四世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借由政治透镜制造的歪曲，双重标准之下的“西藏问题”陷入“怪圈”[8]，关于西藏的真实渗透着言说者各自怀揣的利益。
基于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体现民族平等而进行的民族识别，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思想的[9]。斯大林1929年以《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的文章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共同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10]。中国语境中民族的概念，自民族识别以来力求形成统一认识但同时存在内在矛盾：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即国族层面的民族概念，相应于 nation或ethnos，与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56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即族群层面的民族概念，相应于 ethnic group，存在同一概念内涵外延不一致。更有甚者，文化意义上区分的民族，日益变成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不仅恰好迎合了泛滥的民族主义，而且消解了中国民族概念体现的多元一体意蕴。十四世达赖集团国际国内兴风作浪的“藏独事件”、热比娅为首的极端恐怖民族主义者策划的“疆独事件”，以及民族地区出现的社会事件，使得民族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治理和复杂国际关系的政治交汇点。一方面，出于理清学术界对于民族和族群概念的争论；另一方面，出于解决中国严峻的民族问题，民族学界、人类学界关于“民族”概念及其应用问题的论争可谓旷日持久。199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发起的“民族”概念讨论又一次拉开帷幕且至今未能达成一致(王东明，2005)。无论族群概念的反对者、中立者还是赞同者，各自都有其理论依据，展现了研究者丰富的思想张力，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族群问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理论源泉。在粗略的意义上，我们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政治框架内理解民族，而在文化区隔上理解族群。也就是说，除非中华民族概念中的民族，日常用语、政府行文和普遍学术话语中的“民族”，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族群社会化的核心——族群。
族群社会化是指族群成员从先天获得的自在族群身份，经由社会机制建构族群意识，进而强化为自为族群身份——族群认同的过程。族群社会化结果是个体在族群文化的熏陶下，习得族群规范、形成族群意识、获得族群属性，成为一个族群人，因而是个体社会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个体社会化是社会个体从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影响主体包括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媒体。社会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制度和法律塑造的政治人、货币与消费塑造的经济人、文化和权利塑造的族群人。族群人是先赋获得的族性(ethnicity)，变成族群意识和认同的族群身份携带者。语言、服饰、仪式和权利，是个体与社会互动获得族性的四个维度，族群社会化的形成机制中包含多种因素(见图1)。族群标签的先赋性被动获得，族群意识的主动觉醒，族群认同的强化成型，贯穿了个体与社会多元互动。族群身份从字面走向心灵的社会化历程，既有情感性，亦不乏工具性，构成理解族群认同的社会机制。
社会人意味着社会规范规制下的行动者，族群人相应受到族群规范的形塑。族群身份获得从表面走向内心，是族群个体在族群特殊性与社会一般性之间寻找自我的过程，同时完成族群成员和社会成员身份的双重建构。族群身份的社会事实背后，隐匿着族群和社会结构切实存在的事实，该事实将时空压缩，以文化的形式出现，于接受者润物细无声中柔韧化之，于反抗者则显露不可抗之的强制性。族群身份生产的族群社会化，显然排列着一束循次出现的社会事实，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这些个体社会化的影响主体，不同程度掺杂在语言、服饰、仪式和权利的多维框架里，形成族群身份生产的社会机制。语言和服饰外显于族群个体，标识族群身份的方式直接又浑然一体；仪式和权利更显正式，分别根植于族群文化和国家制度，各自得益于程序的合法性和政权持有者身份而影响深刻。
族群身份的生成，既要受到语言、服饰、仪式和权利不同时段单独因素给予的影响，又是由上述元素构成的多维框架综合打磨而成。从语言始、权利终的社会机制，虽然反映了由内向外的序列，但是族群身份这一社会事实的生产中，语言、服饰、仪式和权利投射到个体的强度与效果因人而异，综合作用机理难以归纳出一条清晰的路径。
图1 族群社会化的社会机制
二、语言：族群的认同介质
族群的语言串联着文化，口口相传的记忆和神话，勾勒了不同族群生活的样态。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谈道：“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的欧洲，以及还有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口语语言——这些语言对其使用者而言不啻是编织他们生命的经纬线——是多得难以胜数的。”[11]语言系统历经历史传承和变迁，是一个族群生活经验的结晶。族群身份标签的过程中，被标签者并不知晓生命体自出生随即携带的族群意义，但是并不能忽略所在群体因此而获得的族群意识和认同。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认为的，日常通用的或文学惯称的“母语”(mother language，子女从文盲母亲那儿牙牙学来的话语)，并不等同于“民族语言”[12]，这样的言传身教，却奠定了族群成员社会化的基础。而语言和民族、精神的关系，姚小平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译序中作了精要概括：“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类精神的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语言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或者说是‘精神的不由自主的流射。’”[13]48
从咿呀学语到强烈的族群认同，语言已经不单纯被作为信息交互的媒介。语言本身附带的族群记忆、习俗、价值观，成为族群认同和整合无可替代的重要介质。语言确立的族群边界，维持并强化着族群意识。童谣、故事、传说、俗语，无一不是族群绵长生活史的结晶。汉族这一中国大地上人数最多的族群，正是凭借着完整的语言文字系统维续了几千年文化传统。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宏大的汉字阵列，岂不是展演汉文化显示民族自信的一个最好例证?作为祖辈生活积累的成果，语言代表了过往的经验，又承载着流动的生活因时而变，甚或可以经由语言展望未来，维持社会的生长。具体到族群身份获得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语言展现的独有意义。
第一阶段是标签化的族群身份，是隶属于某族群的个体先天被动获得的社会属性。语言习得的过程，是生物人置身于社会人的环境——家庭及社区，逐渐领会语言指代意义并学会发声说话的过程。不同语言体系中，词汇、语法结构、语音语调各有特点，又不无关联着该语言使用者独有的思维习惯。族群个体成长发育，伴随着语言为内核的族群精神气质长期潜移默化，使之最终成为熟练使用本族群语言、自然具备本族群思维惯习、能够焕发出族群荣辱感的族群人。
第二阶段是头脑里的族群身份，是个体开始萌发族群意识、主动接受族性的属性。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大师洪堡特说过：“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语言就其内在联系方面而言，只不过是民族语言意识的产物，所以，要是我们不以民族精神力量为出发点，就根本无法彻底解答那些跟最富有内在生命力的语言构造有关的问题，以及最重大的语言差异缘何而生的问题。”[13]17族群意识最为核心的族群精神，根植于族群社会生活，“只要一个民族的精神以生动、独特的方式持续存在，并对语言产生影响，语言便会不断丰富完善起来，而语言的发展反过来也激励和影响精神。”[13]199-200可见，语言不仅仅是具备主观认知能力的族群青少年区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而且代表着族群精神给予的荣光，有助于他们形塑具象化的族群图像。
第三阶段是心灵深处的族群身份，是个体自然流露族群精神、强化族群认同的属性。如果说族群意识是族群图像在其成员大脑中的“烙印”，那么自我强化的族群认同更加深刻，它是铭记在族群人内心里隽永的心迹，是流淌在血液中强烈的热爱。语言只是言说的载体，却因语言本身具有的边界而为族群划定了界域。“我们群体”使用同一种语言，共享同一种文化，坚守同一种信念。族群身份的内化，不只是父辈血缘遗传的结果，更加需要接受者在语言勾勒的“文化圈”内认知、评价、接受和强化。语言在构筑“我们群体”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三、服饰：族群的象征符号
原本色彩斑斓、形式各异的族群服饰，业已遭受资本为表、文化为核的全球化强有力的格式化，“西服”成为全世界不同地域人们着装的首选。服饰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象征符号，携带着一个族群外显的文化基因，不仅可以从中看出族群的性格，而且显然是人与环境相适应的产物。深得藏人喜爱的藏袍不仅仅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更具有适应于西藏特殊自然环境的独有功能。“穿低地服装，从早到晚要来回脱换，藏袍却可以变换不同的穿法适应各种天气。热的时候上半身脱掉，藏袍只被腰带固定在腰间，同时保护着胃和肾。牧区没有椅子，也几乎不用床，人不论在哪都坐在地上，睡在地上。皮制的藏袍最隔凉，又不怕潮湿。”[14]服饰遮身蔽体的原初意义，已经跟随人类文明程度的累加而丰富多彩，但是只有从服饰服务于穿戴者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不同族群服饰选择背后的意义。
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起于旧石器时代，止于清朝。汉族和其他族群不同历史时期穿着打扮尽可查阅，已经成为中国服饰研究的经典。这部服饰考古学里，每个时代的服饰都紧贴着鲜活的生命，衣着衔接的历史有着真实的律动。郭沫若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写道：“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准，在这里艺术和生活是密切结合着的。古代服饰是工艺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料甚多，大可集中研究。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种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料。遗品大率出自无名作家之手。历代劳动人民，无分男女，他们的创造精神，他们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毅力，具有着强烈的生命脉搏，纵隔千万年，都能使人直接感受，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15]环顾当下，我们不难发现，意欲借以汉服表征中华崛起的民族主义冲动，却也看到西装领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正式着装唯一选择的事实。服饰作为族群的象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以少数民族或民族服饰为名称，国内研究者藉以形形色色的族群生活片段，提供了从服饰的文化内涵、民族特色，到文化认同的路径。白兴发详细考察了民族服饰的特点和功能，认为民族服饰除了实用的功能外，还具有区别婚嫁和年龄、民间信仰和多神崇拜、文化记载的功能(白兴发，1998)；民族历史、宗教、民俗在族群服饰上的体现，是“民族文化对民族服饰的渗透……它能承载民族的兴衰，包容民族历史、宗教、民俗等文化，而民族文化则能对民族服饰产生深刻影响并推动其发展、变革”(周静，2001)。
抽象化意义上的族群身份，却无不表现在具体的穿着打扮中。标签化族群身份阶段，服饰更多只是御寒保暖的功效，工具性价值只是为情感性价值埋下伏笔。头脑里的族群身份阶段，服饰连同语言一起发挥了区分族群边界的作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族的标志。”[9]节日盛装往往被作为各个族群的特色加以渲染，其中，蕴含的一个重要过程即族群个体对于“我们群体”的意识。心灵深处的族群身份阶段，服饰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实用性而镶嵌在文化意义之中。衣着的场合、服饰的搭配，都是以本族群深厚的文化底蕴为铺垫，身着本族群服饰显露的自豪感，无疑充分展现了极强的认同。服饰搭配和选择中呈现的族群禁忌，无时无刻不提醒穿着者社会空间里的族群身份，贯穿了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四、仪式：族群边界的勘定和加固
人类行为中有一系列成套设计却没有实践价值的行动方案，有严格划定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程序，这些由既定行为规则统领下的行为被称之为仪式。在涂尔干看来，“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16]11“莫妮卡·威尔逊认为：“仪式能够在最深的层次揭示价值所在……人们在仪式中表达出来他们最为感动的东西，又因为表达局限于传统及形式，故而仪式揭示出了一个群体的价值。我发现对仪式的研究是理解人类社会基本构成的关键之所在。”[17]241
仪式的产生或则为了彰显王朝权力的威严，或则为了彰显宗教的神圣，业已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民族国家架构内，国旗、国歌是普通民众认知国家象征的最通俗方式，也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依赖的基础。在个体成长初期，未成年个体仅仅作为仪式的参与者，祖先祭祀或者成年礼扎根在儿时的记忆里。一俟进入社会，尤其是处于不同文化交汇的集体生活中，不同个体习以为常的族群身份及其浓厚的文化特征，很快成为文化震惊的源头。接受自我无力改变的族性并找寻因此获得的荣耀，抑或湮没于环境甘于接受强势文化任其“同化”，仪式之于未成年者族性的塑造深刻而重要。以成年礼为例，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成年礼各有不同，甚至因为通俗文化和消费产品不断催熟，而让人们来不及调整旧有的方式以至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典礼被遗忘。愈是这样，涂尔干对这项仪式深入的论述愈发给我们振聋发聩的启示：“成年礼是一连串的仪典活动，其目的就是要把年轻人引入到宗教生活中来：人最初在纯粹的凡俗世界里度过了自己的孩童时代以后，开始脱离这个世界，迈入神圣事务的世界。在人们看来，这种状态的转变并没有一种先前已经存在的萌芽，不是这个萌芽简单的、规则的发育，而是整个存在的脱胎换骨。”[16]45无论是引入宗教生活的初衷，还是引入社会生活的目的，仪式给予未成年者最大的意义在于同时面对权利和义务，自我成就负载着群体的寓意。
家庭祭祀中对于先人的缅怀，宗教朝拜中对于神灵的敬畏，每位参与者都经过心路历程：好奇到反叛，接受到笃信。族群成员尚处于标签化和头脑里的族群身份阶段，仪式中语言、服饰、仪轨孕育了他们族群记忆的萌芽，浇灌着他们族群意识的成长。唯有渡过对自身族群身份的重构，才能自觉强化族群认同，显现源于心灵深处的精神气质。
五、权利：族群的公民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保障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的权利，不仅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现各个民族平等的治国理念，也是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族群关系实现国家整合使然。民族自治的核心是国家从政治制度层面赋予其自我管理与服务的权利，“通过自治制度，少数民族一方面可以获得国家政治法律的保护，实现对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我管理，保证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延续；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国家的制度建构，确立自己在国家中的政治法律地位，争取到在自我以外的更高层次上与其他民族互动互惠的政治空间”[18]。历史惯性与当代国家治理共同促成了民族国家维护族群文化和利益的制度实践，也成为少数族群获得平等地位共享发展的法理基础。
但是，少数族群权利保障的政策初衷，却可能助长民族主义，成为族群身份生成的异化现象。近年来，中国西藏和新疆地区遭遇了严峻的社会稳定挑战，一个关键的因素即宗教包装的民族主义情绪。马戎教授指出，地域(是否有长期聚集居住的传统领域)、历史(是否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宗教(是否信奉与周边族群不同的宗教)和语言(是否使用与周边族群不同的语言)会成为族群向“民族主义”演变的主要因素[19]。西藏自治区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天然屏障庇护下的藏族有着完整的社会发展史，有着根深蒂固的藏传佛教，有着自成一体的语言，完全契合于上述导因。新疆虽不及西藏自然条件特殊，但是相对稳定的地域、历史、宗教和语言都满足演变条件。在族群成分多元的国家，族群社会化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相同或相悖的两个方向：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同广大汉族聚居区一样，中国政府对少数族群地区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工程，也是以意识形态建构为基础，注重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而且偏重于各少数族群特殊性的政策导向。然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始终存在的鸿沟，非但没有得到逐步弥合，反而显见于社会冲突事件中。西藏和新疆暴力事件中不同族群之间严重的流血冲突，伤害了族群感情，社会成本极大，引起了政府、学术界和民间广泛的反思。
标签化的族群身份阶段，族群权利的概念压缩在族群身份之中，族群个体享受和失去的权利，都不足以影响族群身份的建构。头脑里的族群身份阶段，个体出于主观能动而勾画族群图像，族群权利无疑会成为影响因素。对中国学生而言，少数族群学生享受中考、高考加分的政策，业已造就了汉族和少数族群学生对待学业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当然五花八门的其他类别加分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困惑——编者注)。中考高考招生倾斜的政策导向，无疑会促使中学生加固或者怀疑他们自身的族群身份，进而延伸到对各自族性的认知。进入社会后，不同族群个体在就业、生育、升迁等诸多方面，又会因为族群身份而得失各异，族群认同经由国家政策赋予的权利无疑会得到强化或削弱。作为人口众多的族群多元化国家，不同族群个体相异的公民待遇，分布在自我族群身份建构、族群关系认知等判断之上的内容，同样有着迥异的结果。
六、结语：挣扎的族群身份
人类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性别、体重、生长等生物意义上的指标反映了生命体生长发育的情况，姓氏、族群、国籍和家庭地位等标注的意义，是生命个体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先赋身份来源。身份证明上出现的民族、姓氏等信息，所代表的社会标签如实表征了该个体相关的社会位置和更为丰富的内容。虽然社会成员初始阶段先赋角色的获得，完全是个体被动接受的结果。然而，先赋获得的族群标签，却成为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的基础，族群身份形成的四个影响因素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语言是族群身份持有者之间交互的介质，服饰是族群身份鲜明的象征符号，仪式让族群边界勘定、他己身份昭然，制度赋予的权利与生活实践中获得的权利给予族群身份双重形塑。
族群身份的获得是族群社会化的结果，语言、服饰、仪式和权利，连同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既塑造了族群人，也塑造了社会人。标签中的族群阶段是被动的先赋族群；头脑里的族群阶段主动接受族群意识；心灵深处的族群阶段是自我强化的族群认同。多元文化交汇的当下，族群身份的隐匿还是张扬，除却先天被动获得的肤色长相，更多受到强势族群和国家文化、经济、政治全方位影响。全球空间中的社会流动，解构并重构着族群、民族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