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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生成，具有多层面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最深厚的理论基因，经济全球化催生的现当代发展理念及主题嬗变是其思想渊源，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和优秀传统文化是其中国根脉。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提出，具有鲜明且重大的时代价值。
一、理论基因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包容性发展理念最深厚的理论基因。
1.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思想，是包容性发展追求“所有人的参与和所有人的发展”的理论依据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开创了“因为人而为了人”的“以人为根本”的哲学思维范式。他们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即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他们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还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社会历史活动本质究竟是什么?马克思说，所谓社会不过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而所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③这就清楚地表明，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的任何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只有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才能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上述社会历史主体思想清楚地说明，一切时代的“迫切问题”，都只能是“人”和“人类社会”的问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才是人和人类世界的最基础、最核心和最根本的问题。社会的进步，社会关系的发展，最终总要通过人而表现出来，通过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表现出来，通过人的价值实现程度表现出来。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社会进步的根源即在人本身，在人民群众本身，促进和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前提。这种社会历史主体思想，自然成为包容性发展追求“所有人的参与和所有人的发展”的理论依据。追求所有人的参与和所有人的发展，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主体理性”，是符合科学的整体主义的类主体性(或人类整体性)④。只有所有人的参与和所有人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正确道路。
2.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有机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理论，是包容性发展谋求“健康有序的发展”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运行存在着和有机体相类似的机制，并进而明确地把人类社会称作社会有机体。马克思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⑤他在相关论述中还把国家生活称为现实的、有机的国家生活，国家生活的机体、社会生产机体等概念。恩格斯也指出，有机体经历了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有机体就是在人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⑥。
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方面要素所组成的社会有机体的结构。他们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者与生产的物质资料的结合便构成了生产力，而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⑦等经典表述。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结构，马克思还论述了作为社会结构重要因素的地区、民族和国家关系的重要地位：“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⑧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物质基础。马克思通过与动物生产的比较，阐述了人类生产的特点，即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他还进一步分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⑨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敲响了人类要保护自然、善待自然的警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代际传承关系和影响。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的滥用和破坏，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⑩，恩格斯更是尖锐地提出了著名的“不要过分陶醉”的警示(11)。在谈到代际关系时他们明确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2)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论述了正确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设想。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3)。他认为社会化的人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14)。恩格斯也强调，人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人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人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5)。
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有机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理论为依据，包容性发展理念所谋求的健康有序的发展，蕴涵着多方面的现实追求。首先，健康有序的发展是追求各国各民族互利共赢、共同进步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闭关锁国进行建设以实现自身发展，也没有谁能够在全球性的危机或突发事件中独善其身，滥觞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是生动的现实版教材。面对经济增长、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诸多世界性难题，各个国家或民族应在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上协同应对，共谋发展，这才是应对挑战、确保安宁的必由之路，也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题中之意。其次，健康有序的发展是追求各种文明互相激荡、兼容并蓄的发展。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性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差异，不能成为国家或民族交往的障碍、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间的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少些对抗和偏见，多些对话和沟通，才能做到发展进步上的平等、互补、兼容，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再者，健康有序的发展是追求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良性循环的发展。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大多以挥霍资源、糟蹋环境为代价，而人类在“陶醉于”战利品之时，却不得不支付自己的“尊严”。尽管一些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然而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心有余而力不足，依旧行走在粗放式发展道路上。在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建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才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所在。
3.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是包容性发展秉持“机会平等”、“利益共享”的理论依据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和永恒的追求，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前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公平从来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是阶级的和相对的，不存在任何超越特定历史条件、超越阶级的抽象的“永恒公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他对“平等”的看法。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平等的权利比起封建等级制度是“进步”的，但总还是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因为“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角度去看待他们”(16)。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这种平等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公平”，这种用同一尺度去对待天赋本来就有差异的个人的“形式上的公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原则和实践”是“互相矛盾”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还要实施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由这一“公平”所带来的弊端，区别之处仅在于，“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17)。马克思强调指出，未来社会人们必须不断地创造条件，如重视社会的普遍调剂，向“事实上的平等”，即把个人体力与智力的差异以及个人家庭情况的差异也考虑在内的真正的平等方向前进。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提出了诸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措施。马克思、恩格斯还经常把公平与正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公平正义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如恩格斯指出：现代的平等要求应当是从人的“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8)。并认为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19)。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依据，是生产力及与之相应的“经济事实”和在这种“经济事实”中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准，是看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还是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包容性发展理念正是基于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之上，以实现所有人“机会平等、成果共享的发展”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经济发展过程不断产生机会，但由于历史、地理以及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这是造成不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其发展机会应具有开放性和普遍性；一个公平正义的政府必须提供机会均等来改善收入分配，使发展所产生的利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包容性发展理念不允许人们之间有不同的权利配置，也不包容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垄断特权或多元分割，也不容忍制度化的相互敌视或群体性的彼此仇视。包容性发展理念就是要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所提供的条件，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逐步实现“事实上的平等”，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就是要把经济增长的社会福利最广泛地惠及社会公众，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思想渊源
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的现当代发展理论及主题嬗变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思想渊源。
20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理念和模式经历了从“先增长后分配”的单纯强调增长，到“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growth)”、“益贫式增长(pro-poor-growth)”以及“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演进脉络和主题嬗变。
在20世纪中期，在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收入贫困理论、涓滴假说以及人均收入和不平等间的倒U型假说等影响下，人们笃信经济增长的成效会自动地、逐步地扩散到全社会各阶层各部门，从而贫困人口会随经济增长而自然减少，表现在实践上，人们立足于谋求实现持久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就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先增长后分配模式。该模式尽管也遭到一些批评，但其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却是实际存在的。对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上的肤浅认识，使建立在这种单纯强调增长理念的贫困减除实践并未在20世纪后期带来预期效果，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并未随GDP增长和工业化而得到收入上的改善，相反，“向下涓滴”(trickle-down)反成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向上涓敛”(trickle-up)。这一切，成为联合国召开千年首脑会议提出《千年发展目标》并得到各国坚定承诺的主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扩张，大量国际可比的国民收入和增长率数据的出现，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的权衡替代关系，并得出了与传统增长理论相悖的观点，即不平等的存在及其恶化将损害经济增长的前景，使增长率下降。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方面努力，经济学家们基本达成“共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减除三者间可具有良性互动关系。随后世界银行(WB)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并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概念，强调要将贫困人口吸纳到经济增长过程之中，并指出可通过提供机会和提升得益能力，在改进贫困人口生活质量方面取得快速且政治上可持续的进步。90年代中后期，当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求政策组合以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实现贫困更快的下降时，益贫式增长理念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益贫式增长”(对穷人友善的增长)概念最早见于1997年英国的国际发展白皮书，其后在1999年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报告和2000年世行报告中均得到应用。亚行指出，如果增长是吸收劳动并伴随降低不平等、为穷人增加收入和创造就业的政策，尤当增长有助于妇女等其他传统上被排斥在增长及成果分享之外的群体时，这种增长就是益贫式的。益贫式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在增长实践中的应用，表明人们对于贫困和经济增长的认识已突破收入贫困理论及涓滴假说的窠臼，自觉意识到有必要检讨既往的增长理念和模式，追求旨在针对贫困问题采取特定的增长政策和措施，而非坐等经济增长本身能自动实现贫困减除。
进入21世纪，亚洲各国在普遍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状况却在恶化的趋势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出于对亚洲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社会政治稳定形成冲击的担忧，世行于2007年3月向亚行提交的《新亚洲、新亚洲开发银行》认为，新亚行关注的重点要从应对严重的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这是“包容性增长”的初次提出。2007年8月亚行在北京召开的战略研讨会高调提出“以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并形成了集中阐述包容性增长理念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2008年5月，世行发表《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维持长期及包容性增长。至此，包容性增长(即包容性发展)成为世行和亚行等国际机构的核心思想。
三、中国根脉
1.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现实根基
在中国，包容性发展理念具有科学发展这一当代社会深层的时代内容。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是指导中国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追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的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努力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正是在中国这片追索科学发展的热土上，包容性发展的理念“顺利且迅速地扎下了根须”(20)，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思想，也成为4年后亚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和5年后世行《增长报告》推出的“包容性发展”的基本调式。科学发展观与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所有人的参与和所有人的发展”、“健康有序的发展”、“机会平等、利益共享的发展”等核心思想是内在统一和一脉相通的，而包容性发展理念又是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包容性发展理念深化了以人为本的内涵，丰富和拓展了科学发展的内容，突出了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共生，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古老根脉
包容性发展理念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主体，同时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包容”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包容共生、海纳百川从来都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来是一个五方杂处、多元共存的国度，中国文化最具包容性、开放性和持久性。连绵不断的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如壮、满、蒙、回、藏等56个民族文化)长期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历史。绵延八百年的周朝基业，海纳百川的盛唐情怀，先秦诸子百家的交互融通，儒释道与百家诸子的精华融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文化的许多重要理念都是在这样的互相激荡、融会百家、兼收并包中才得以生生不息，发扬光大的。中国文化在其发展史上，先后收容了中亚游牧、波斯、佛教、阿拉伯、欧洲等文化精华，中华文化就是在多元文化的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之中发展起来的。完全可以说，包容性是中国文明绵延数千年的主因。张维为在将中国与古埃及、古两河流域、古印度、古希腊等古今主体文明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21)。
张岱年先生认为，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精湛思想主要有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统一”，或者如恩格斯所说“人与自然的一致”、“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以人为本”即人本主义无神论；“刚健自强”即发扬主体能动性；“以和为贵”即肯定多样性的统一，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学界也普遍认为，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处的人伦和谐说，倡导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天人合一说，警示不能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和而不同”等理念，高度概括了中华文化的普遍价值，中华文化传统的“善”“仁”等理念在当今世界大变动格局中，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将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22)。中华文化传统集中体现了包容发展、和谐共生的理念，成为包容性发展理念生成的古老根脉。
综上可见，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正在科学发展中的国度，中国为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出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国际社会包容性发展实践作出了光辉榜样。包容性发展理念的中国根基说明，中国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主动积极地与世界“建立具有进取性、认同性和共享性的价值关系”(23)，通过这种价值关系而影响世界，促进建设和谐世界，凸显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体现出泱泱大国的博大胸襟。
四、时代价值
历史往往如此，只有当一种价值的失落令人切肤之痛时，方才引起人们重视。人类好像天生就有一种收拾残局的偏好(24)。长期以来，人们谋求经济增长的实践导致了严重失业的“无工作增长”、贫困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无情增长”、失去了民主和自由的“无声增长”、生态严重破坏的“无未来增长”、毁灭文化的“无根增长”。人们仰天而问，怎样“充满劳绩”但还能“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25)?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出场，正是因应人们仰天而问的应答。
1.包容性发展理念凸显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终极关怀，追索经济增长实践中的人本生存状态，指出了一条人类经济活动的沧桑正道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社会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26)，它十分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鲜明地强调“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27)，指出未来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8)。包容性发展理念秉持这种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对处于危机中的西方文明支配下的“物质变换”形式进行了革命性的解剖。
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说明，资本失控的幽灵在贪婪地侵蚀着99％的草根阶层，财富生产与民生需求的脱节致经济严重失衡，劳资天悬之隔，社会矛盾激化，当今“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迫切性远超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连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也惊呼：资本主义有失去“营业执照”的危险。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界享有崇高声誉的英国学者I.梅扎罗斯指出，需求与财富生产的脱节——这恰好是在资本的统治下产生财富的必然的特征。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实践“从属于不断扩张的资本生产的异化规则”，而“不考虑它对人类需求的意义”。为了使财富的生产成为人的目标，就必须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并使之处于后者的支配之下，而恰是这一点构成资本取得成功的主要秘密。
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交换价值支配着使用价值，从而需求的既定界限就限制不了资本的发展。“因为资本就指向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走在现存需求的前面，并成为对后者的强大刺激。”(29)“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喧嚣，伴随着国际社会中涌现出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各种思潮，引发出各类替代资本主义计划的探讨。如2012年初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就以“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为主题，并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论题之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刻的批判。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会受到如此广泛深刻的质疑?显然，西方文明支配下的“物质变换”形式不能做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做不到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条件下的“物质变换”。因为，任何经济活动，归根结底其最终目的只能是满足民生的需要，非民生的经济活动必然是人类行为的异化，是无理性的和非经济的，是无价值的物质损毁或消耗(30)。资本主义社会单纯市场机制驱动下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保证是亲贫的、包容性的，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嫌贫爱富”的。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在变革社会结构、扩展平等发展机会的基础上，调整增长方式、引导增长方向、疏浚增长利益润泽社会民众的通道”(31)。而这正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主旨所在。包容性发展理念还强调，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不是经济增长福利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获取机会、争取权利、发展自身能力，进而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经济主体。不言而喻，包容性发展理念这种对经济增长实践中人本生存状态的追索，对经济活动的民生取向的高扬，对“有效需求、改善民生”这一真正“属人”的经济活动目的的恪守，为规避资本统治下民生需求与财富生产的脱节等结构性和制度性危机指明了前进的途径，为各国政府谋求推动普惠于社会民众的经济发展规定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昭示出一条人类经济活动的沧桑正道。
2.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包容性发展理念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为中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缩小收入差距等发展肯綮提供了价值导引
学界指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久推难转”、“转而不快”，居民收入差距“愈加分化”、“难以抑制”，反映出人们对“转变”和“缩小”艰巨性的切肤感受、对加快转变和缩小差距的热切期盼，因此人们又把“转变”和“缩小”看作是当下中国的发展肯綮问题，是决定命运的重大抉择问题。怎样才能实现“加快”转变?怎样抑制和缩小“没能缓解反而加剧”的收入差距，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转变”和“缩小”作为时代的命题、发展的课题、现实的难题，摆在国人面前。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包容性发展理念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导引，这就是：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包容性转变”。
多年来的改革历程说明，促使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改革并在改革进程中实现人民群众自身的发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条件，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须臾不可或缺的“人力支撑”。然而，庞大弱势群体参与经济发展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机会边缘化，使其主、客观上均难以成为“转变”的推动者，反成政府被动调节二次分配的庞大对象，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基本的路径，就是把人作为实施“转变”的主体，真正做到“发展依靠人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包容性转变的核心原则。党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目的、手段和包容性”三方面规定性的统一。然而现实中一些人和一些地区，口头上能说出“发展为了人民”，却丝毫不懂得为什么要“发展依靠人民”，工作中更是漠视、打压、边缘化人民，这样人民哪有机会和“资格”去共享?换言之，不树立包容性发展的机会平等理念，切实地做好改变弱势群体现实命运的实际工作，“转变”也就失去了赖以生长的根基——“人力支撑”。
以人为本首先是“现实的运动”，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前提、出发点、实施手段和首先要遵循的原则。历史现实均昭示，切实做好消除机会边缘化和改变弱势群体现实命运的实际工作，激发并提升人力支撑，使“转变”走向“包容性转变”，理应上升为政府责任和国家意志并强力执行。因为真正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是多数。包容性发展理念昭示人们：转变“物本”式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让人民在发展中分享红利、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政府反复强调和倡导的包容性发展理念，“正是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32)。进而言之，科学发展观与包容性发展理念一道，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33)，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3.包容性发展理念秉持经济全球化时代普遍认可的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的诉求，为解决时代主题、建设和谐世界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
经济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不同经济体之间相互理解和认同程度的日益加深，以至于相互依赖，由此便凸显了包容性发展理念的重要时代价值。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使各国发展路径的选择既有显著的竞争性和多样性，也呈现出一定的合作性和趋同性。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各国发展与全球发展密不可分。这就必然要求不同的经济实体积极展开对话、沟通和交流，相互学习、模仿和借鉴，寻求相互间的彼此尊重、肯定和协同，以和平、合作与和谐的发展方式，获取差异化基础上的增长包容、市场兼容和文化共容。从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视角看，包容性发展理念是对危机后国际经济体系乃至政治体系变革的积极回应。只有建立起互利共赢、彼此交流合作、有利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国际分工体系，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地区和人群，促进各国经济共同发展，世界的和谐稳定才能实现；从世界和平发展的视角看，如果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马太效应”日益严重，世界不可能实现和谐稳定。包容性发展理念强调世界均衡发展、共同发展的内涵，无疑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最直接的反映，代表着国际社会普遍共有的对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的诉求，成为建设和谐世界促进人类文明的崭新的发展模式，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34)。由此，包容性发展理念便获得了“世界历史事件”(35)的地位，取得了世界历史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
④陈金美：《整体主义探析》，《光明日报》1998年9月18日。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7-20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56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4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92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82页。
(20)郑杭生：《让“包容”牵手“和谐”——包容性增长里的中国智慧》，《光明日报》2011年3月3日。
(21)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22)张颐武：《中国崛起的文化内涵》，载《科学中国人》2010年第1期。
(23)庞中英：《建设中国与世界的价值关系》，《南方都市报》2004年7月19日。
(24)徐贵权：《论价值理性》，载《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
(25)转引自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6页。
(26)吴元梁：《唯物史观：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7期。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929页。
(29)参见陈学明：《人类超越资本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读梅扎罗斯的〈超越资本〉一书》，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4期。
(30)参见金碚：《论民生的经济学性质》，载《新华文摘》2011年第8期。
(31)参见叶初升、张凤华：《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包容性增长》，《光明日报》2011年3月18日。
(32)邵宜航、刘雅南：《从经济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理解包容性增长》，载《经济学家》2011年第10期。
(33)程恩富：《近十年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成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24日。
(34)胡锦涛：《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人民日报》2010年9月16日。
(35)张峰、冯海波：《“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内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载《吉首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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