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语言论文,试论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语言是外在于任何人的，虽然仅仅部分地是这样；但是，重要的是，一种特定的语言乃是说这种语言的那些人的集体意识的一部分，语言也使这种集体意识成为可能。”〔1〕在中国古代， 文言文的训练形成中国文人的集体意识，他们很难自己发现文学需要新的语言，直接表现自己的情感。这种发现必须在外国的参照之下。只有在外国语言变化的参照之下，才能发现中国言文脱离的弊病。
中国近代将中国语言与外国语言进行比较的首推黄遵宪：“余闻古罗马时，仅用腊丁语，各国因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2〕因此， 他认为：“语言者，文字之所以出也。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3 〕黄遵宪的语言改革主张实际分为两方面：从教育来说，必须言文合一，有助于平民受教育，方能保国保种。从文学说，必须打破禁忌，自铸新辞，“我手写我口”，不受古人的拘牵，方能创作好作品。这两方面就成为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的指导思想，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语言变革。如果说《古谣谚》搜罗的毕竟是古代作品，仍是言文脱离的；那么，黄遵宪则想从当时的山歌中吸取语言，他辑录当时的歌谣，赞美山歌的艺术性：“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黯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并将当时的山歌与儒家的经典《诗经》并列：“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好知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4 〕他不仅主张变革语言，而且身体力行，表现了比刘毓崧更大的魄力与勇气。
黄遵宪辑录当时山歌吸取民间语言的做法当时未必受到重视，但是他的“言文一致，方能保国保种”的论断，却打动了无数士大夫。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时期，五千年文明古国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前朝盛衰，与文消息”。相信“文学”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当然要从“文”上寻找国家衰弱的原因，梁启超称中国腐败是由旧小说造成的，不过是其中一例。黄遵宪提出中国积弱在于受教育者少，受教育少的原因在于语言与文学脱离，符合当时先进士大夫的心态，容易为他们所接受。1897年，裘廷梁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全面发挥了黄遵宪的观点，他提出“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后人以为佶屈难解者，年代绵邈，文字不变而语变也”。先从发生学上破除“复古主义”的传统观点，然后分析言文分离，导致文人的知识结构老化，真正的“实学”无人过问，所以“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日本的福泽渝吉早已认为中国是精通文学之人多而钻研实学之人少，这一看法后来逐步成为日本人当时对中国的看法。黄遵宪、裘廷梁等人接受了这一看法，并找出“文学”与“实学”成反比的原因就在于“文言”。这样，语言的变革就成为“救国”的民族复兴运动的当务之急。
梁启超对“言文一致”问题的感觉，起初并不敏锐。1897年，他到湖南时务学堂任职，订立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其中第六条规定：“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之也。”他还是认为“传世之文”应当“渊懿古茂”，“沉博绝丽”，“瑰奇奥诡”，只是“觉世之文”可以“不必求工”。其时他已经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大量的“觉世之文”，开始创立他的“新文体”，但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语言变革的重要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精心研究西学，才发现“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5 〕。他已发现语言的变革不光是“保国保种”问题，而且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
事实上，早在黄遵宪、裘廷梁、梁启超等人提出语言变革之前，一场不同于白话小说的语言变革已在悄悄进行，书面语言已经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由报刊问世引起的。
早在传教士马礼逊于马来亚的麻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这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所用的语言，便既不是士大夫用的文言，也不是白话小说中的古代白话，而是一种接近口语，掺杂文言而又含有外来语法的书面语言。编者明确宣称，刊登的文章“必不可难明白”，“盖甚奥之书，不能有多用处，因能明甚奥之理者少故也。容易读之书者，若传正道，则世间多有用处”〔6〕。编者已经从适合读者需要出发， 不以士大夫为报刊的主要读者。其后，《申报》在上海创刊时，也认为“典瞻有质”之文，只能供“儒者之清谈，未必为雅俗所共赏”。所以他们确定的办报方针是：“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皆能通晓者。”〔7〕强调要面向广大市民。 这大体上也是其它报刊的办报方针。
只是办报的主编大多是落魄士人，都经受过良好的文言文训练，一旦编起报刊，那些文言文便不知不觉地流露笔端。同时，撰写报刊文章是比较自由的，不象士大夫作文有诸多禁忌，文章的描写对象，也比传统古文广泛得多，大量新事物新思想在古文中找不到适当的词汇语句表达；中文报刊又是模仿外文报刊的，它在语言上当然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外文报刊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这些早期报人偏离传统诗文的叙述轨道。王韬将自己刊登在报刊上的文章汇编成集，自己也知道它们不合乎传统士大夫对文章的要求：“自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要为有识之士所齿冷，惟念仲尼有云：‘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责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使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8 〕所以早期华文报刊的语言虽已逸出传统文言文的轨道，但是由于主编们自身的局限，仍然受到传统文言文的很大束缚。
如果说中国报刊主编在适应市民需要的同时还常常受到自己知识结构的束缚；那么，这时翻译西方书籍、主编中文报刊的外国传教士则完全不同了。一方面，传教士们意识到士大夫在中国社会所处的领导地位，他们很希望自己的思想能为士大夫们接受，所以在作文时尽量模仿士大夫文体，为了翻译得象样一些，常拉一位士大夫当助手。另一方面，他们没有经受过士大夫从小必须经受的文言文训练，中国传统的文言，对他们来说过于艰难，他们喜欢用浅显明白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章不用典，不夸饰，注重一般读者也能阅读，为梁启超“新民体”之先声。
事实上，这时大量西方书籍被译成中文，大量中国古代没有的西方近代科学要用汉语表达出来，迫使文言已经无法守住传统的壁垒。首先是大量新词汇的涌入。傅兰雅为江南制造局翻译西方科技书时，就曾提出两条翻译原则：“一、中文已有之名，不论是民间约定俗成，或先前所译者，只要合用就沿用；二、中文尚无译名者，则采用英译法或加偏旁造新字，如镁、矽、砷等都是新造的字。”〔9 〕这一翻译词汇的原则，后来大体被中国翻译界所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入国内，大量专有名词也相继涌入。随着翻译的发展，中国对外国语法的了解，产生了用语法来规范汉语的需要。中国第一本语法专著《马氏文通》就是在这时问世的。《马世文通》运用大量的西洋语法分析方法来说明中国的文言语法，其中虽然不无牵强附会之处，但它却使中国语法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翻译的大量进行，促使外国语言的句型渗入到汉语之中，梁启超“欧人中国分割之议，倡之既有年，迄于今而其声愈愈高”〔10〕，用的就是日语的句型。汉语的文言文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成分，社会需要，读者变化，都促使它走向变革，走向“言文一致”。
大体说来，这一变革的次序从传教士翻译西方书籍，外国人创办华文报刊开始，到90年代末先进士大夫从“救国”出发倡导“言文一致”，开始进入高潮。“言文一致”的重要性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提倡白话的要求日益强烈。“庚子事变”后的数年之内，全国涌现了一大批白话文报纸，出现了一个“白话文运动”。这个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是用白话来开发民智，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所用的白话已经不是中国小说用的“古白话”，也不完全是当时的口语，白话中有大量来自西方日本的新名词，夹杂着一些外国语言的句型。为了帮助广大民众认识汉字，接受新思想，还有人发明了注音字母〔11〕。有的留学生甚至主张不用汉字，用万国语。许多意见都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极为相似。
二
周作人在论及晚清白话文运动时，将它与五四时期相比，提到它有两大局限：“第一，现在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都是由八股翻白话。”还举了具体的例子，证明“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用古文的”。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大关系的。”〔12〕周作人的这一看法曾经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引入各种论著之中。
其实，周作人的看法颇有贬低晚清“白话文运动”之处。他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袖之一，这种贬低也情有可原。但如果学术界把他的论断当成事实，则不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试看周作人说的第一点：晚清确有人从文言翻白话，但写纯粹白话的也并非没有：“天气冷啊！你看西北风呜呜的响，挟着一大片黑云在那天空上飞来飞去，把太阳都遮住了。上了年纪的这时候皮袍子都上身了，躺在家里，把两扇窗门紧紧关住，喝喝酒，叉叉麻将，吃吃大烟，到也十分自在。……”〔13〕这些句子并没有一点文言翻成白话的气息，就是放在五四新文学中，也并不逊色。周作人之论，不免有以偏盖全之嫌。至于周作人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没有大关系，更是偏颇之论。“五四”提倡新文学的，与晚清提倡小说界、文界、诗界革命的，确属两批人。晚清倡导白话小说甚力的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贤等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不再充当领袖人物。然而恰恰在主张白话上，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办过《安徽俗话报》，写过不少白话文。率先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也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主编过《竞业旬报》，写过不少白话文。他们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的经历，为他们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成为领袖，作了必要的铺垫。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是由“改良政治”为动力的，要推行“民主”，普及教育，必须“言文一致”，让更多的平民接受教育。晚清白话文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以“改良政治”为动力上。一旦革命党人由宣传变为行动时，白话文就很少有人再作。共和国的建立，更使许多人觉得政治任务已经完成，白话文已经失去了它的宣传作用。这时白话报刊便很少了。但是，晚清也有人能撇开政治，从学术与文学上重视语言变革的必要性，他们的代表是王国维。王国维在当时似乎有一个与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不同的立足点，他没有象一般维新志士那样，将中国的贫弱归于“民智不开”，归于使用文言。他从中西语言不同，意识到中西思想方法不同。他认为：“夫语言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那么中国人之思想方式如何呢？“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14〕他把文言和白话综合起来对照外国语言，他是中国最早从汉语反省思想方式局限的先驱之一。这就使他高屋建瓴，得出不同凡响，至今仍有启迪意义的结论。
把文言与白话综合起来作为中国语言考察，更能看出它的局限。因此，王国维坚决主张引入新名词，使汉语更趋严密：“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他把语言看作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摈弃了正统的“雅俗”之界，以“自然”为准则。他将这一价值标准用于文学批评，赞美白话文的《红楼梦》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赞美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是有“意境”的作品，因为它“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他发现“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文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因此，他将元杂剧视为“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15〕，充分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并非主张文学非白话不可。他提出了“古雅”的审美新范畴，他没有象胡适等人那样将文言文作品看作是“死文学”，而是把它们与三代的钟鼎文，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等合在一起考察，主张它们的美都来自于不同今日的古形式，所以“古雅”应当是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充分肯定了“典雅”的审美效用〔16〕。这种做法看来似乎是想折中“雅俗”的区别，调和白话与文言的矛盾，其实不然。众多的文言文作品是宝贵的文学遗产，它们将永远作为艺术被人鉴赏，引起读者的美感。把“文言文”称作“死文学”的胡适之类，其实是回避了这一事实，抛弃了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王国维是在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作求“真”的探索。由此也可看出他与同时代学者有两个很不相同的地方：一是他始终是从学术、文学出发，而很少受政治干扰。他在政治上是保皇党人，但是这一政治态度从未影响过他的学术研究，他从不用他的学术与文学主张来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二是他的思想方法是比较全面的，很少有那时人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特征。这也许就是王国维的众多学术论述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原因。
平心而论，“言文一致”在文言与口语相距太远时作为口号提出，推行白话文是可以的，但它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手写我口”多少带有空想的性质，因为口头语与书面语是不同的，二者决不能完全一致。口头语最活跃，变化大，书面语的要求总要比口头语高，比口头语规范稳定得多。如果把书面语降低到口头语的水平，决不能产生优秀的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但是口头语与书面语的距离又不能过大，成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它们必须能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满足社会交流的需要。有的文言最初也是口头语，如《尚书》的诏诰，汉代的手诏，它们与后来的口头语相比，变化之大，远远超过书面语的变化。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口头语与书面语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言文一致”作为口号在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提出，促进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使汉语的书面语产生重要变革，由“雅”向“俗”发展，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具有很大的功绩。但是这个口号不是一个科学的口号，它有着自身的片面局限，因此它不可能成为书面语发展的最终目标，它在五四白话文运动胜利后便遭抛弃，是必然的。
中国近代的语言变革不是语言发展自发产生的变革，而是社会政治变革带动下的变革。尽管报刊已经崛起，“报章体”也初具雏型，但是它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引起一场语言变革，因为此时报章主要集中在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中国大部分地区感受不到它的冲击。报刊等带来的语言变化，是在晚清先进知识分子掀起的“救国”热潮中才转变为语言变革，形成潮流的，它汇成潮流的关键在于把提倡“白话文”与“救国”结合起来，而原来享有文言文专利的士大夫中，分化出一批先进分子，成为提倡白话文的急先锋。裘廷梁、梁启超、黄遵宪、林白水、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大多是举人，至少也是秀才，有的还是进士出身。他们提倡白话，并不是由于他们擅长写白话文（恰恰相反，他们写文言文的能力都远远超过他们写白话文的能力），而是由于他们确信运用白话文能够普及教育，减少中国人花在无用的文学上的受教育时间，从而腾出更多的时间来接受科学知识及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促使国家富强起来。白话文运动能够汇成潮流，形成中国近代的语言变革，也是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和后来的民国当政者都接受了这一看法，将白话文列为学堂的基本语言。事实上，一直到笔者在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时，当时政府提倡简化汉字，其简化汉字的理由，仍是如此。与晚清提倡白话文的理由相比，变化并不大，由此可见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响与威力。
中国近代语言变革虽然不是语言自生发展的自发产物，但它在客观上却是顺应了近代都市形成，市民阶层崛起，社会由封建形态转向资本主义形态发展的社会需要。政治变革把语言变革作为副产品，以扩大政治变革的社会基础，这一变革次序客观上也促进了白话文市场的扩展。这一市场中最有趣的是士大夫，他们出于拯救国家的需要赞同语言变革，成为白话文市场的消费者之一，但是白话文的崛起却取消了士大夫在书面语言上享有的专利，促成了他们的消亡。他们的地位逐渐由学生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所取代，但是新型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却远不如原来的士大夫。中国社会的变革屡屡会产生这样的异事。
三
尽管中国近代的语言变革得以持久，得以成功，是因为社会变革正在形成语言变革的基础。但是，它毕竟不是由运用新语言的市民阶层及附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并由他们来打倒士大夫阶层；而是由先进士大夫本身发起，由趋新的士大夫作为骨干。这一状况一方面证明了新生力量的弱小；一方面也意味着语言变革本身的曲折与复杂。近代语言在“由雅变俗”的同时另有一种“由俗趋雅”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
文学语言的“由俗趋雅”首先表现在小说语言向“雅化”发展上。小说本是俗文学，所谓“言辞鄙陋，不登大雅之堂”，故为正统文人所鄙视。文人为了提高小说的地位，借小说抒发自己的感觉，寄托情感，在创作小说时，有时便在语言上力求使小说典雅起来。嘉庆年间，屠绅用古文创作《覃史》长篇小说，陈球用骈文创作《燕山外史》，都是例子。咸丰年间，魏子安创作《花月痕》，就小说而言，本身并无突出之处，但是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功力颇深的诗歌，哀感顽艳，令小说获得极大的成功。从古文的标准看，语言之精炼典雅，也超过以往的小说。当时即有人评道：“《花月痕》虽小说，毕竟是才人吐嘱。其中诗文、词赋、歌曲，无一不备，且皆娴雅，市侩大腹贾未必能解。”〔17〕“《花月痕》小说，笔墨哀艳凄婉，为近代说部中之上乘禅。”〔18〕以至《花月痕》成为小说之楷模，地位一度还在《红楼梦》之上，在清末民初有着极大的影响。有人批评《九尾龟》“用笔以秀丽胜，叙事中，或间以骈语一二联，颇得清圆流利之致，盖仿《花月痕》体裁也”〔19〕。叶楚伧称“《花月痕》白话中每插入文言，极为精妙，如韦韩欧洪愉园小饮一段，几乎无语不典，而神采奕奕，逼真怀才不遇，迂衡当世口吻”〔20〕。民初小说家大都模仿过《花月痕》，李定夷便认为民初的“排偶小说，词华典瞻，文采斐然，与其说是脱胎于《燕山外史》，毋宁说是拾《花月痕》牙慧”〔21〕。小说家有意向运用“雅化”语言的作品认同，以之为模仿楷模，显示出小说语言“由俗趋雅”的变化。
晚清语言变革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一方面变革语言，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主导趋势，“报章体”盛行，文言文纷纷出现“俗化”倾向；另一方面，原来是最“俗”的“俗文学”的小说，却出现了“雅化”的倾向，至少是在小说领域中，“雅化”压倒了“俗化”。鲁迅记得他1903年编译《斯巴达之魂》时，“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22〕。如果说在晚清还是翻译小说用文言较多，而创作小说用白话与浅近文言较多，到了民国初年，创作小说也大半成了文言文的天下。讲究词章本是做文言文的风气，现在也成了做小说的风气。主编《小说月报》的恽铁樵便竭力提倡“词章”，勉励小说作者阅读《礼记》，主张“必能为真正之文言，然后可为白话，必能读得《庄子》、《史记》，然后可为白话”〔23〕。当时人论小说，也主张：“大抵小说之笔，一宜简，二宜雅，三宜显。不简则拖泥带水令人恶，不雅则鄙俗令人厌，不显则沉晦令人闷。”〔24〕民初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古文长篇小说，还出现了骈文长篇小说，排偶对仗，讲究词藻，一时成了小说界的风气。它成为短暂的中国小说史上文言小说创作得最多的时期，成为文言小说消亡时的回光返照。白话小说此时基本为文言小说所压倒，连民初白话小说的著名作品《广陵潮》、《留东外史》，也曾遭到退稿的厄运。
文言小说的兴旺，在晚清已可见出端倪。1908年，徐念慈统计了当时小说的销售情况，发现当时的文言小说销数，已经大于白话小说，徐念慈由此判定，当时小说的主要读者是“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的士大夫〔25〕。梁启超在1915年也认为提倡小说的十年以来，小说读者大大增加，而且主要是“举国士大夫”〔26〕。士大夫原来是拒斥小说的，是小说的潜在市场；一旦他们接受了小说，成为小说的读者，小说市场自然要大大扩展，同时，士大夫的欣赏趣味自然也要进入小说。这就是近代小说出现“雅化”的原因。正是由于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众多士大夫加入小说读者队伍，造成了中国小说史上文言小说最为发达的阶段；也正是由于加入小说读者队伍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濒于灭亡，所以文言小说的兴旺只能是昙花一现。
文学语言的“由雅变俗”与“由俗趋雅”似乎显示了士大夫所处的困境：为了救国，为了唤起老百姓，他们接受了语言“由雅变俗”的主张，但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欣赏趣味，又决定了他们不能完全接受适合老百姓的俗话，而要把它改变为适合士大夫欣赏趣味的文言。周作人说晚清文人提倡白话是先用文言想好，再从文言翻成白话，并没有完全说错，晚清确实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只是它们不能代表晚清白话的最高水平。梁启超便曾感慨用白话翻译外国小说远较用文言困难，所以只能“文俗并用”〔27〕。这种状况也证明了这场语言变革不是语言自发产生的，连提倡变革语言的领袖们也不能提供新语言的模版。
然而，文学语言的“由雅变俗”和“由俗趋雅”既是矛盾的，又是相辅相成的。“报章体”、“新民体”使典雅的古文出现了“俗化”的潮流。林纾是桐城古文大家，都已无法坚守古文的阵地。在新文体的冲击下，他不得不主张古文不要拘守程式，禁忌过多。“古文者，非每字每句，必效古人之声吻为吐发者也。义理明于心，用文词以润泽之，令读者有一种严重森肃之气，深按之又弥有意味，抑之不尽，而绎之无穷，斯名传作。”〔28〕他也提倡“古雅”，但是他的看法别具一格：“所谓古雅者，非冷僻之谓。字为人人所能识，为义则殊；字为人人所习用，安置顿异。”〔29〕他推动的小说语言“雅化”，虽然压倒了“俗化”，但是从“雅”的标准来看，林纾倡导的“雅化”，却又受到了“俗化”潮流的渗透。林纾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但桐城古文是禁止运用小说词汇的，于是林纾不得不作适当通融，所用的语言也就不是纯粹的桐城古文语言〔30〕。章太炎便曾讥笑林纾的古文是“辞无涓选，精彩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31〕，语言驳杂，不是纯粹的古文。
这种“由雅变俗”和“由俗趋雅”的对流渗透，既避免了泥古不化，又力图在融合古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尽量适应社会时代的需要。周作人鲁迅用比林纾更加正宗古奥的文言翻译《域外小说集》，由于背离了“俗化”的发展趋向，便受到社会的拒斥，在东京上海两地只卖掉二十一本，影响远远不如林译小说。反观民初盛行的骈文小说《玉梨魂》，骈文是讲究“用典”的，陈球的《燕山外史》就是“四六”文体，用典极多，而《玉梨魂》却是骈散结合，用典也大大减少。当时不少士大夫认为它文格不高，算不上正宗的骈文。但正是这样的骈文小说，却能赢得社会的青睐。
就在这时，朝庭废止了科举，与科举连在一起的士大夫也走向灭亡。晚清的学堂规定学生都要读外语，外语在学堂所有课程中所占课时量最多。民国建立后教育部一条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在学校中废止读经，还要抽出一定课时学习自然科学。学堂的教科书都重新编过，学生可以无须花费巨大精力沉浸于经书之中，揣摩精研古人的语句和思想。在老一代士大夫心目中那么神圣的经学和文言，在学堂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生心目中，已经开始为西学和浅近的文俗结合的报章体所取代。最重要的是：这一代学生不再象士大夫那样习惯于用文言思维，他们的思维不再按照古人的方式。于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便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社会基础。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包天笑在《小说画报》上宣称不是白话小说不登，它们意味着“文言热”的“雅化”已经过去，“俗化”的白话文运动又占了上风。
一般人常有误会，以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倡白话是要推行“平民文学”。其实这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宗旨，五四白话文运动已经远远超过这一宗旨。尽管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32〕，而且明确提出“平民文学”的口号，连林纾批驳白话文运动，也认为“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33〕。但在事实上，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区别，就是面向普通老百姓宗旨的淡化。新白话决非通俗到如白居易诗歌，连当时一般的老太太也能懂。其实当时识字的老太太们宁可去读鸳鸯蝴蝶派的白话，或者文白相杂的浅近文言，也不要读新文学的白话。鲁迅的母亲就是例子，她宁可读张恨水等人的小说，也不喜欢看儿子所著的小说。新文学不通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语言表达大量引进外国语的表达方式，使用“欧化”的白话。
“欧化”的白话在新文学的倡导者们看来是必须而且不可避免的。胡适主张：“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34〕他确信汉语要严密，讲究“文法”，必须借助于“欧化”，虽然“欧化”并不符合他提倡的“言文一致”精神。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虽然“文言文是死文学，白话文是活文学”的提法并不公正，并不符合事实（就连胡适自己教儿子，也要他读文言文，而不是光读白话文）；但是它确实有助于提高白话文的地位，帮助青年学生接受白话文，奠定白话文完全取代文言文的基础，而且可以完全不顾“欧化”白话“文”的非口语，与“言”并不一致。因此书面语言仍可按照书面要求发展，只要它是“白话”，判定作品的价值标准首先由语言形式来判定。相比文言，白话也确实更能适合“欧化”的需要。只是“五四”一代作家作出的许多“欧化”努力，只有一部分积淀在现代汉语中，还有一部分只能成为历史。
然而，由白话或文言来决定“活文学”与“死文学”，虽然谈的是“文学”，对文学来说却有一个重大失误：抽掉了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内涵。艺术标准不再是决定“活文学”与“死文学”的标准，它由语言形式决定。于是“两个黄蝴蝶”之类的作品，竟成为新诗的发端。轻率地否定所有的文言作品使得古人对汉语格律音调的探索难以为后人继承，它们至今仍是新诗面对的难题。最重要的，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粗暴践踏艺术的先例，非艺术的语言形式标准，很容易转化为其它非艺术标准，来干扰践踏文学艺术。这已为后来的文学发展所证明了。
注释：
〔1〕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第169页。
〔2〕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
〔3〕黄遵宪：《梅水诗传序》。
〔4〕黄遵宪：《山歌题记》。
〔5〕《小说丛话·饮冰》，载《新小说》第七号。
〔6〕《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序。
〔7〕《申报·本馆告白》，载《申报》1872年4月30日。
〔8〕王韬：《园文录外编》自序。
〔9〕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30页。
〔10〕梁启超：《论中国人种种将来》。
〔11〕王照在1900年发明了官话合声字母。
〔12〕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13〕白话道人：《中国白话报》发刊词。
〔14〕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
〔15〕王国维：《元剧之文章》。
〔16〕王国维：《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
〔17〕谢章铤：《课余续录》。
〔18〕雷晋：《雷颠随笔》。
〔19〕《潭瀛室随笔》。
〔20〕见郑逸梅《小说丛话》。
〔21〕李健青：《民初上海文坛》，《上海地方史资料》（四）。
〔22〕鲁迅：《集外集·序言》。
〔23〕恽铁樵：《〈小说家言〉编辑后记》， 载《小说月报》第6卷第6号。
〔24〕张行：《小说闲话》，载《古今文艺丛书》。
〔25〕觉我：《余之小说观》，载《小说林》第10期。
〔26〕梁启超：《告小说家》，载《中华小说界》2卷1期。
〔27〕梁启超：《十五小豪杰》译后语，《新民丛报》第6号。
〔28〕林纾：《春觉斋论文·论文十忘·忌轻怀》。
〔29〕林纾：《春觉斋论文·论文十忌，忌剽窃》。
〔30〕见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
〔31〕章太炎：《与人论文书》。
〔3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33〕林纾：《到蔡鹤卿书》。
〔34〕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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