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云中车马图”浅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车马论文,云中论文,唐初论文,浅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6年，陕西昭陵博物馆发掘了唐太宗之女长乐公主墓。发掘报告《唐昭陵长乐公主墓》已在《文博》1988年第3期上发表。本文就发掘报告中“云中车马图”试作浅议。
一、“云中车马图”中的人物考证
云中车马图共有两幅，相对绘制在墓道的东、西两壁上。西壁：车前“两马间有一人，右手牵马，穿白色阔袖交衽长衫，束发。马右侧有二人，皆束发，回头北望，在前者穿白色交衽阔袖长衫，在后者穿红色阔袖交衽长衫，腰束白色带子。车上左边低厢坐二人，一人束发，一人留稀疏长须，戴莲花帽（这种莲花帽与《历代帝王图》中陈后主叔宝所戴的帽子大致相同），右边高厢坐一人，亦束发，三人均穿粉红阔袖交衽长衫”（见发掘报告，以下引文同）。东壁：与西壁“大致相同”，有几处小差异，“牵马人在两马前边，穿红色阔袖交衽长衫……马左侧二人，后边的束发，前边的戴莲花帽；车右边低厢中坐二人，左边高厢中坐一人，均穿白色阔袖交衽长衫。”根据上面这两段描述，并参照发掘报告中的图和照片，我们认为，云中车马图中的人物，均为道、佛两教的宗教人物。
初唐时，一般人是穿圆领窄袖的束腰长衫。长乐公主墓壁画中，除了云中车马图中的人物穿阔袖交衽长衫和武士们着甲袍外，其他人也都是如此。窄袖长衫，这是初唐的典型衣着。岑仲勉《隋唐史》中说，“自北朝以来，男女衣饰多尚胡服窄袖，唐初犹尔，至开元后稍博”①。史学界认为，唐朝衣着阔袖的习俗，是从唐玄宗时期才开始的，至中唐逐渐盛行。向达通过对敦煌壁画的研究，认为唐初还有一种折襟翻领的衣服，这与湖北郧县唐嗣王李欣墓的壁画可以相证②。而长乐公主墓云中车马图中的人物，其衣着既非圆领或翻领，也不是窄袖，而是清一色的阔袖交衽长衫。阔袖交衽长衫，这在当时是道教、佛教人物的统一装扮。
唐代男性一般多戴幞头，另外还有翼善冠、进贤冠、白纱帽、乌纱帽、平巾帻、黑介帻等等，而未见有以莲花帽或束发为饰者。戴莲花帽者，在当时唯有佛教的法师。束发者，在当时唯有道教的道士。而云中车马图中人物，除了戴莲花帽者外，其余均束发。据此，我们亦判定该图人物为道、佛两教人士。
道教自战国发源，汉代弘大。唐代时，统治者对它格外敬重。《通志略·礼略第二》：“唐乾封元年，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文明元年九月，册老君妻为先天太后……开元二年三月，（皇上）亲祠玄元皇帝庙，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为先天太皇。”唐代，对老子及其妻、父和门徒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封。佛教是在东汉传入中国的，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而兴盛。隋唐时，佛教已经产生出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士、密宗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唐时佛教，经典浩瀚，信徒众多，底蕴难窥。唐太宗曾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③。
二、“云中车马图”中的马、“兽”考辩
东、西两壁的云中车马图中，都是双马，“一为淡土红色，一为淡青色”。车厢下方有一“虎头鱼身的怪兽，鳍尾俱全，晕染红色，鳞淡青色。怪兽大张嘴，伸舌，口中吐气呈淡黑色。此图下部及所有空间均饰云彩，未见车轮。”我们认为，驾车的双马有其特殊象征，车下方的“怪兽”也有特殊象征，并且“怪兽”之称似有不当。
驾车之双马，土红色者象征骅骝，青色者象征骐骥。骅骝、骐骥，都是传说中的古代神马。《穆天子传》卷一郭注，骅骝“色如华而赤，今名马骠赤者为枣骝。骝，赤马也。”骐骥，则是古人用来指青色或青黑色的马。《荀子·性恶》：“骅骝、骐骥、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骐、温骊、骅骝、绿耳之驷。”《庄子·秋水》篇中则说：“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
云中车马图中，只画骐骥、骅骝两匹神马，这里面还含有寓马为龙的深意和神人骑二龙的传说。在中国古代，龙、马常常可以互换。《周礼·夏官·瘦人》：“马八尺以上为龙。”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大多是骑两龙，黄帝如此，祝融、夏后启、蓐收、句芒都是如此。《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午九代，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因为驾车的二马象征二龙，乘车者也就是乘二龙了。
车下“虎头鱼身的怪兽”，仔细观察，其实是龙首鱼身，结合古代文献，其名应叫龙鱼。《山海经·海外西经》，龙鱼“其状如鲤……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艺文类聚》卷96引郭璞《赞》曰，“龙鱼似鲤居陵，候时而出，神灵攸乘，飞惊九域，乘云上升。”古人认为，龙鱼与鲤鱼是相似的。云中车马图中的鱼，鳍、尾与鲤鱼相同。并且，“晕染红色，鳞淡青色”。现实中的鲤鱼，鳞也是青色.尾鳍下叶是红色。从颜色上讲，壁画中的鱼与现实中的鲤鱼也相符。
壁画中的龙鱼，鲤身龙首，口中吐黑气，驾云飞驰，这正应合着文献中所记“飞惊九域，乘云上升”。
云中车马图中龙鱼的位置，正好代替车轮的位置，这是画者出于“驾龙鱼”的思想而设计的。在墓葬的考古发掘中，无论帛画或者画像石题铭，都有驾鲤鱼成仙的实证④。现在，长乐公主墓中又发现了驾龙鱼飞升的壁画，这就更加丰富了这类资料。
三、“云中车马图”主题思想和发现意义
云中车马图的主题思想，是想借助道教、佛教的神秘力量，来福墓主的灵魂登天成仙。
两幅云中车马图的行驶方向，都是由墓道走向墓室。这是因为，墓室虽然是人们死后掩藏尸体的特殊环境，但对墓主而言，这却是他死后成仙的必经之地。
云中车马图的车是红色，这反映了墓主对乘车者的敬重。据史书记载，唐土德，尚赤。发掘报告中还介绍，车上有“华盖”，《古今注·三皇纪》：“华盖，黄帝所作也。”后汉延熹八年，汉桓帝亲祠老子时，也是对老子尊设华盖座。车上设华盖，这是墓主对乘车者极为敬重的表现。车上乘坐者和旁边随从者，都是道教、佛教人物，道教宣扬得道成仙，佛教宣扬修行成佛，无论仙、佛，都是长生不老的神灵人物，并且法力无边。所以，墓中绘此壁画，其用意就在希冀他们保佑墓主的灵魂，让墓主灵魂和他们一起飞升上天。
和云中车马图意义相似的考古发现，在战国、两汉文物中已经较多，譬如长沙《人物龙凤帛画》⑤、《人物御龙帛画》⑥、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⑦等等。云中车马图和这些文物一起，集中表现了中国丧葬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希求墓主的灵魂登天成仙。但是，和以往所有的考古发现相比，云中车马图壁画又有着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1)云中车马图第一次把道教人物、佛教人物和中国古代神话瑞兽绘在同一幅画中。道、佛两教，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并占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但信道者往往不信佛，信佛者往往不信道。该幅壁画中，似乎是道、佛并尊，这是比较少见的。
(2)云中车马图中表现出初唐道、佛两教的微妙关系，反映出了某段特殊的历史现象。初唐时，佛教势力虽然很盛，但道教却宠幸在先。唐初，相传老子是唐祖⑧，所以武德七年，唐高祖幸终南山，谒老子庙。贞观十一年，太宗敕“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⑨。云中车马图，正好证明了初唐道优于佛的两教关系。西壁云中车马图：车上坐三人，两道一释，随从者也都是道士。东壁云中车马图，车上坐者均道士，随从者三人中两道一释。长乐公主墓是贞观十七年葬，两年后的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天竺回国，皇上特敕迎接，佛教气势又超过道教。初唐时，道、释相争，直至中、晚唐，史学界对此早有瞻目。岑仲勉《隋唐史》中，专门作有“佛道之争”⑩。
(3)云中车马图的发现，对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有特殊意义。据发掘报告，车厢下方的怪兽（龙鱼）“晕染红色”，晕染是西域画派，唐代善用此法的是中唐吴道子。而云中车马图的晕染画法，是出于初唐的墓葬，这应引起研究古代绘画史的人注意。
综上所述，云中车马图壁画，除了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外，它对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等多方面，都是极有价值的。
注释：
①⑩分别见《隋唐史》679页、16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高仲达：《唐嗣濮王李欣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0年2期。
③《唐会要》卷四七。
④黄宏信：《楚帛画琐考》，《江汉考古》1991年2期。
⑤孙作云：《长沙战国时代楚墓出土帛画》，《人文杂志》1960年4期。
⑥《长沙楚墓帛画·说明》，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⑦安志敏：《长沙新发现的西汉帛画初探》，《考古》1973年1期。
⑧《唐会要》卷五○。
⑨《慈恩法师传》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