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几个问题_党的组织建设论文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几个问题_党的组织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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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如此重要而紧迫地摆在全党面前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83年的光辉历程,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将近55年,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也已经26年了。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为全国人民所拥护、所认同,党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崇高的威望。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中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同时,历史和现实也充分证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合格的,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增强。

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使党的领导和执政面对着巨大的考验和挑战。这种考验和挑战非同寻常,是历史性的考验,是时代的挑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问题,维护党的执政安全问题,非常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应该说,在人类历史上,工人阶级政党执政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正因为如此,执政能力问题始终为党的领袖们所高度重视。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指出,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巩固政权将是“一场严峻的考试”。毛泽东同志也说了类似的话。他在建国前夕,提出“两个务必”,把执政比作“进京赶考”,强调“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与当代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联系起来,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联系起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现在之所以如此重要而紧迫,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我们党面对着来自三个方面的严峻考验和挑战。一是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二是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三是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问题。

先说国内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上了一个大台阶。这是举世瞩目的。但必须看到,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十分艰巨。第一,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状况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的任务和压力仍然很重。第二,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进一步消除生产力发展面临的诸多体制性障碍,进一步解决好“五个统筹”,做到“五个坚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都需要深入探索和解决许多重大课题。第三,在推动社会协调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面临新挑战。世界上一些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恐怕也不会例外。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分配问题,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都可能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复杂化,困难群体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尖锐化,使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难度增大。第四,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要求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不能成功。人民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非常关注。而各种敌对势力、心怀叵测的人、别有用心的人,都会利用这一点力图把我们搞乱。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党提高理论创新的能力,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依法执政、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

再说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整个世界处在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中,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这些复杂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虽然不可阻挡,但在曲折中发展。美国正处在新一轮战略扩张的势头上,竭力谋求长期的世界霸权,推行单边主义,鼓吹“新干涉主义”,实施先发制人的战略。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而这个进程实际上由发达国家主导,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现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受阻,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各种经贸摩擦增多。三是现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对市场、人才、战略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四是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方面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各种矛盾和利益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无论是合作还是斗争,在内容、方式和手段上都更加复杂多变。五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将长期存在,有时斗争会很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加紧向全世界传播它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和审视世界,增强科学判断形势和驾驭复杂国际局面的能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容应对,趋利避害,争取主动。

从党的自身状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级组织是有战斗力的,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在许多方面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比如,在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如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特别是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防止社会意识多样化对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带来冲击;又比如,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理想信念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乃至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如何真正得到有效遏制和解决;还比如,一些党组织的领导方式不适应依法治国的需要,一些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不强,一些党员素质不高,一些党的基层组织缺乏战斗力的问题,如何切实得到解决;再比如,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如何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各方面的监督,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使党具有自我纠正错误的机制和能力;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党不断提高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本领。

以上说的国内、国际和党内三个方面的考验和挑战,归根到底,是因为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也就是,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的转变,从受外部封锁、实行计划经济到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党的历史方位的这种变化,使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党在执政条件下发生的深刻变化,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艰巨复杂,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一个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

二、从政党政治的特点和执政规律的角度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任何政党都是阶级的政党,都是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表。政党并不是自古有之,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大约有200多年的历史。那么,什么是政党、为什么会产生政党?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多角度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从一个角度来认识。

从一方面看,社会划分成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是政党得以产生的前提。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当初,资产阶级虽然在经济上十分富有,政治地位却十分低下,这种状况,对于一个正处在上升阶段的新兴阶级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资产阶级凭借自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求同封建土地贵族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甚至要求它们转让权力,因为封建专制的统治方式已经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起阻碍作用。资产阶级需要掌握政权以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势力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找到了政党这种政治斗争的有效手段。恩格斯有一段话,深刻揭示了阶级矛盾、阶级冲突与政党产生的关系。他指出:“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1页)

从另一个方面看,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争取民主的要求密切联系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为了把普通人排除在权力之外,以便长久地保持权力,统治者给国家权力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宣扬权力来源于上天,这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但随着人们政治意识的觉醒,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作为独立阶级的发展壮大,人们渐渐不满足于“君权神授”的解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先驱者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思想,逐渐用民主政治的观念取代神权政治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国家权力并不神秘,不过是人们为了组成社会,让出各自的部分权利,从而构成公共权力。人们可以把这些权力授予公共机关来行使,也可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不授予。这就是民主。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采取了组织化的形式。而掌握权力的阶级或集团也以政治组织的形式相对抗。这种组织,就是政党。也就是说,政党把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组织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近现代政党是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产生的。

我们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看,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又是政治参与不断发展的结果。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掌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民众直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是实际情况复杂得多,直接民主的实施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国家规模、性质、国情、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所以,出现了相对直接民主而言的间接民主形式。所谓间接民主,就是民众不直接行使权力,而是通过选出的代表来代行公民职责,控制公共权力,即代议制民主。政党作为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为代议制民主的主角。世界上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情况。

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同样也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结果,是工人阶级争取民主、参与政治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冲突日趋激烈。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逐渐成长为自为的阶级,逐步认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代表工人阶级独立政治利益的政党,就成为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旧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拒绝甚至镇压人民的民主要求,在这种条件下,不存在什么民主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就先于民主制度而产生,党领导人民进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往往采取激烈形式,工人阶级政党带领人民用革命手段来推翻专制统治,为民主政治扫清道路。

执掌了国家政权的政党,由于地位和环境的变化,政党的功能、目标、任务、活动方式、与国家的关系等等,包括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容,与执政以前相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比如,没有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首要目标是取得政权。党的一切工作,都紧密围绕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执政党必须努力兑现执政之前向公众所作的承诺,担负起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这样,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持社会稳定,就成了执政党的主要任务。

又比如,政党都有凝聚社会力量的功能。但是,在不执政的情况下,政党把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对抗统治者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作为斗争工具的特点十分明显。而在执政的条件下,情况则不同。执政党所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要把它所代表的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就必须设法把社会中各个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的利益整合起来。这样一来,政党的功能就突出体现为社会整合的功能。

再比如,在不执政的情况下,国家权力对政党起着约束作用。政党的活动受制于国家权力,有时还会遭到国家权力的干预甚至暴力镇压。成为执政党以后,党手中掌握了权力,由过去受权力的压制,变成了权力的执掌者,政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执政党有了权力,无疑有了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极好条件,同时也有了被权力腐蚀的极大危险。马克思在分析国家权力时指出,国家权力形式上表现为公共权力,但它是超然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如果国家权力不受到约束,就会产生异化,变成日益与社会相脱离、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有三种:一种是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一种是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还有一种是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方向走。因此,获得了执政地位的政党,必须通过建立科学的体制和机制,使公共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防止自身的变质。

纵览政党政治的特点和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政党的性质各不相同,作为执政党,都要遵循某些共同的规律。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政党执政的规律是什么?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又是什么?

所谓规律,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是事物的本质特征,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人们可以认识它、把握它、运用它。政党的执政规律所揭示的政党活动中共性的东西,可以从四对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一是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二是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三是政党内部的关系,四是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在政党和社会的关系上,执政党以获得社会多数的支持和拥护作为基本目标。为此,执政党必然极力宣传自己的纲领和主张,以取得民众的认同;同时,千方百计地协调社会各部分、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支持和引导民众的民主要求,维持社会稳定。

在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上,执政党利用各种合法的途径,对政权的组成和运作施加影响;同时,遵守国家权力运作的基本规则,依法执政,防止权力的腐蚀,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加强对掌权者的制约和监督。

在政党的内部建设上,执政党不断适应执政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注重提高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内部统一。通过调整组织结构,改善组织状况,建立制度机制,发展党内民主,保证党的政治主张得到及时有效的贯彻。

在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上,执政党推行自己的纲领和主张,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保证多数公民的认可和支持;同时,也会与其他政党进行建设性合作,吸收其他政党反映民意的主张,并在权力使用过程中接受其他政党的监督。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党的执政活动也与其他政党有着显著的不同。但是,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也必须遵循。同时共产党执政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这是因为,共产党能自觉地认识、把握和遵循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没有任何私利。邓小平同志说:“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8页)。可以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最重要最根本的执政规律。

从上个世纪后期开始,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这些大党老党的失败,情况不完全一样,原因也很复杂,有经济的、政治的,有国内的、国际的,有党内的、党外的,但归根结底在于,违背执政规律,从而受到规律的惩罚。这些执政党的失败,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第一,党的理论、纲领僵化,使党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苏共执政长达74年,开始时生机勃勃,后来长期固步自封,思想理论僵化保守,严重脱离变化了的现实。再后来又从僵化跳到另一个极端,搞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后果,人所共知。一个执政党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纲领和路线不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不可能受到人民的拥护。

第二,重大发展战略失误,执政基础发生动摇。有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曾经紧密结合本国国情制定发展战略,在长达70多年的执政中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发展战略失误,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失望,最终在大选中败北。

第三,党逐步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严重脱离群众,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苏东国家在体制上高度集权,执政党的组织直接参与到政府和社会的具体事务中,不但相互扯皮,效率低下,而且腐败严重,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党的权威急剧下降。

第四,党没有活力和凝聚力。一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党,要么党内缺乏民主,要么党内民主蜕变成派系活动,蜕变成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党内形成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相互争斗,普通党员对党的前途和命运不关心,对党没有信心,老百姓对党失去信任。

第五,党不能掌握和正确引导舆论。如前苏东国家的执政党,改革前长期对意识形态和新闻媒体实行僵化的管理,使党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工具在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后来又搞所谓“公开性”和“多元化”,在意识形态上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思想和政治上的混乱,舆论工具成了自己垮台的催化剂。

从以上这几条可以看出,掌握执政规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是违背规律而受到惩罚时,一切都晚了。

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能够与时俱进,这是巨大的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要掌握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又要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的特殊规律。现在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提出来研究,原因就在于此。

三、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几个关系

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要明确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其实不然。要真正弄清,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回答。比如,执政和领导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回事?“党的执政能力”是不是等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的总和?执政能力怎样认定、由谁来认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与改进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什么关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其他方面的建设又是什么关系?等等。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和科学的把握。

我认为,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执政和领导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同时又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政是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权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但是,执政和领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领导是针对全部国家和社会生活而言的,既包括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领域,也包括对社团、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党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教育以及组织手段实施领导。而执政则是针对国家政权而言的,主要发生在国家政权活动领域。领导主要是政治活动,而执政更多的是法治活动。执政活动必须受法制的规范和约束,依法执政是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党的领导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而执政行为不仅承担政治责任,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当然,领导和执政,相辅相成、不可分割。领导是执政的政治前提,执政是党的领导地位在国家政权活动中的必然体现。

二是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关系。

国家政权中的决策和执行的权力,主要由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来行使。这就决定了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必然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个体能力的提高,构成了党的整体执政能力的基础。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不但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大批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适应改革开放时代要求、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因此,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的培训,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党的执政能力并不是各级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能力的简单相加。党的整体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正确分析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制定并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人民意志。

当然也必须看到,在群众的眼里,身边的党员干部就代表党的形象。虽然并不是每个党员干部都在执政,但如果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素质不高、能力平庸、作用发挥不好,那就很难让群众相信党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大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团结和带领群众完成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任务,党的执政能力才有最牢固的基础。

三是党的执政能力与人民群众认同的关系。

评价党的执政能力是强还是弱,由谁来认可和评判呢?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最有资格。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说明,人心向背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兴亡的根本因素。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归根结底是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问题。

所谓认同,也就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拥护。执政党必须提出反映时代要求、代表人民利益、体现人民心声的思想理论来引导人民前进。科学的执政理念是合法性的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新时期我们党执政的新理念。执政活动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正当的程序才能产生合法效力,规范的政治过程才能产生公众接受的结果。执政党严格遵循既定程序施政,是执政活动获得公信力的前提,也是获得长期社会支持和群众拥护的重要条件。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而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执政的认同感。

党的执政能力和人民群众的认同是相互促进的。执政能力越强,越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人民群众的认同程度越高,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越能顺利地得到贯彻执行,从而大大降低执政的成本。如果一个政党执政能力低下,距离人民的期望越来越远,就会动摇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还要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要求和期望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先进的、有作为的执政党必须坚持与时俱进,通过不断变革和创新,特别是理论和制度上的创新,持续不断地丰富和扩大获得人民认同的资源。

四是党的执政能力与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关系。

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不是执政能力本身,但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是否合理,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否科学,极大地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决定着党的执政能力的实现程度。比如,干部人事制度不科学,会直接影响优秀人才的选拔,进而影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党政关系不顺,会使两套班子之间产生矛盾和摩擦,造成内耗不断、推诿扯皮、效能低下;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工作机制,必然助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不正之风,甚至引发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如此等等。科学的合理的体制和机制,有利于提高执政效率,明晰执政活动的责任归属,使各种要素得到有效配置,使各项权力的运作在严格的监督和制约之中。

五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其他各项建设的关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紧密相关,但也不是简单地并列。执政能力建设贯穿于其他各项建设之中。执政能力建设离不开思想理论建设,没有理论上的创新,不能对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回答,党的执政能力不可能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离不开组织建设,因为正是组织的作用,才使党显示出作为一个整体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执政能力建设同样离不开作风建设,好的作风能使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坏的作风破坏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动摇党的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党的执政能力又是党的其他各项建设的落脚点和归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结合点。党的各方面建设都要围绕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来展开,并最终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上。这一点,无疑为我们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党的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哪些需要继承,哪些需要改进,哪些需要创新,主要看是否有利于提高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我体会,正是基于这一点,胡锦涛同志强调,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点,党的各方面的建设,最终都要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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