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性技术评价：一种新的技术管理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论文,管理模式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建构性技术评价概念的发展过程
20世纪50年代，资源、环境、人口等问题的凸现使技术的双刃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技术的负面影响往往要在其应用很长时期后才显露出来，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复杂性，使人们越来越难以对技术本身及其后果有直观、明确的认识和把握。为了更好地利用技术，防止其对社会、环境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一种新的研究首先在美国兴起，即“技术评价（Technology Assessment，下简称TA）”。
自从技术评价概念提出以来，技术评价方法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Smit,Leyten和Den Hertog（1995）将TA分为认知性技术评价、 战略性技术评价和建构性技术评价。Grin和van der Graaf（1996）则在参与式技术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互动式技术评价的概念。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对新技术潜在影响的预期，反馈到决策过程和行动者战略设计过程中，降低人类面对新技术的试错成本[1,2]。
建构性技术评价（以下简称为CTA）与公众参与式技术评价相类似的是，CTA也源于以下的思想：即技术决策的基础应该扩大，并且在评价开展过程中行动团体的互动交流十分重要。
然而这两类却有本质区别，公众参与式技术评价源于参与式民主理念，而CTA 重点在于如何影响技术选择，“围绕技术产生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扩大设计过程，能够并且一定可以得到解决”[3]。这种扩大是指社会行动者的参与，尤其是那些受到技术影响但没有主动介入技术发展过程的群体，包括消费者、公民、雇员、工会、环境组织等。设计不再仅仅是创新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而是技术发展的关键部分。例如，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尤其转基因技术应用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公共健康、环境保护和伦理等等。CTA是吸纳发现、 关注这些社会问题的组织参与技术设计过程，具体形式包括对话、共识委员会（公众争论）、情景研讨会或公民报告等。判别CTA的关键特征是看这些活动是否和设计过程有联系。那些以知会公众为目的的活动，如果对设计没有有意或无意的影响，就不能被认为是CTA。传统的技术评价主要目的是描述特定技术选择的影响，而不是影响和扩大设计过程。CTA不仅仅是一种新形式的技术评价，更是一种新的技术管理模式。
80年代开始，荷兰科学政策部为了探索R&D如何能够按照社会目标发展， 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项目。这些研究支持了新熊彼特经济学的论点，即技术变化是一个内生的过程：技术的构思、发展和扩散依靠社会和经济约束下的投资[4]。技术是与社会系统紧密地互动过程中演化的，技术发展的决策不仅是一种经济决策，更是众多企业、规制机构、R&D、市场和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这导致了建构性技术评价思想的出现。在荷兰1984年关于技术评价政策备忘录中，建构性方法首次被提了出来，“建构性”这个词也被广泛使用。1986年，荷兰成立了国家技术评价办公室（NOTA），后更名为Rathenau Institute。NOTA首先开展CTA的背景研究，分析了CTA的机会，突出了所谓“社会学习如何掌握新技术”的重要性， 并提出许多实质性的建议，其中一个是每项技术创新鼓励计划至少拿出1 ％经费投入技术评价研究。随后，NOTA又发布了一份报告“技术评价：调整还是引导”，指出“技术开发者与社会其他相关团体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开展讨论，不仅可行，而且也是适当的，这有助于相关技术的引入和进一步发展”[5]。
正如经济学家Soete所指，促进技术发展的政策与CTA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共同目标是财富增长、可持续性发展、安全以及生活质量[6]。这种技术评价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国家以“促进新技术融合入社会”为重点的技术政策的发展。90年代，OECD的一份题为“朝向更广泛共识：建构性技术评价的作用”的报告指出，新技术的投资需要更巧妙的技术评价方法。OECD认为国家的作用是中和技术变化的外部性，在新制度框架和安排中开展试验。而“建构性”这个词的含义则是，使不匹配、错误投资以及可能的社会冲突最小化的期望。在欧盟的R&D框架计划中，根据CTA的思想提出要加强与用户之间的联系，以及推动以创新社会条件为导向的研发活动。美国卡内基委员会1992年报告中也指出，供给推动型研发的局限日益明显，需求和供给方之间应该有更多的互动，并且应该关注社会容纳技术变化的能力以及技术需求与可接受性之间的联系[7,8]。
2、建构性技术评价思想的理论基础
技术历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困扰和不安，人们似乎从一开始就发现了技术的这种两面性。历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都难以回避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因为这种反思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的前途与未来的沉思与求索。
早在中国春秋时期，庄子就以寓言的形式表达出对技术的忧虑，“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在庄子哲学中，追求“抱合天道”的人道世界，极力反对以人道损天道的行为。
20世纪最受瞩目的人本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表现在我们称为座架的那个东西中”。人处于现代技术的座架，渐渐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失去自己存在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现代人的人性被扭曲，一味图谋向大自然索取，而毫不顾及这种过度索取对自然产生的严重后果，其最终只能使人类陷入“无家可归”的状态。沿着这条思路，海德格尔很清楚地看到了技术与人类有目的行为的密切关系。新时代技术不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自然、世界和人的构造。工具性的解释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注意到新时代技术中所发生的在人和世界之间真正的和基本的本体论的事件，而只是停留在单纯存在的机器式的装备上。对此，冈特·绍伊博尔德说得很清楚，“新技术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自然、世界和人的构造。”
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芬伯格进一步发展了技术社会建构理论，他认为技术发展不是被普遍的理性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各种社会角色。技术设计需要许多参与者共同协商的成果，如果认为技术设计是个别天才的神来之笔或纯粹的实验室制造，那是非理性的奢望。技术的设计过程就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开发技术的过程。公司的所有者、技术人员、消费者、政界领袖、政府官员等等，都有资格成为参与技术的社会角色。他们都致力于确保在技术设计中表达自己的利益，通过：如提供或撤消资源、按自己的意愿规定技术的目的、使现有的技术安排符合自己的利益、为现存的技术手段安置新的方向等等，对技术设计施加影响。
这种技术变革的民主化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或文化或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既然技术的民主化要求非技术角色参与，原则上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社会角色的参与将阻碍技术变革。在技术发展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着社会的选择，选择是社会塑造技术的一种总结，这个过程集合了社会的价值观、国家的意志和公众对待技术的态度。技术的社会选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因为选择过程中包含了技术本身的和市场的不确定性，选择是对这两种不确定性的化解。而同时社会选择也改变了技术，在选择中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以及技术及相应产品与这种要求的差距被显现，从而为技术的具体改进指出了方向。Ron Westrum曾经说过“假如技术与社会不适合，我们可做的有：可以改变社会，使其更适合于使用该技术；也可以拒绝使用社会所不相容的技术”。因此，技术的社会选择并不是技术发展的终结，而是对技术继续塑造的根据和新的起点，选择中对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形成技术发展新的动力，导致技术向更高水平发展。
在现代化早期，人们依据社会和宗教规范评价技术发展，例如行会认为某种技术违反了其关于“良好社会”的概念时，就会阻碍技术发展过程。除此之外，技术发展还受到多种形式的抵触，例如有组织的示威、请愿，以及对发明者和企业家进行威胁。破坏机器也是一种抗议方式，如19世纪初期，英国工人对纺织机械的破坏（这些工人后来被称为勒得分子（the Ludddites（注：这是根据当时传奇式的工人领袖Ned Ludd命名的。）））。 现代化管理的核心思想是将技术和其社会影响分开对待。勒得主义就被认为是对这种分离的反抗，勒得分子要求那些引进新技术的人应该预测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那些拒绝对社会影响负责的技术推动者被他们看作是有罪的。
勒得运动虽然消亡了，但他们评价和构造技术的愿望还是逐渐被后来的技术社会学者所接受。CTA的发展可以被理解是详细阐述目前的进展， 以及采取哪些步骤以促进技术和社会的融合。因此，设计的过程应该有所变化，吸纳社会行动者参与。这种拓展最终改变了技术管理的当前模式。新的机构出现，并成为技术和社会建设性融合的平台，这并不是回避冲突，而是所有受众应当为技术的建构和产生的影响承担责任。与勒得主义不同，CTA不是要破坏机器，而是建造更好的机器。虽然人们对CTA具体内容有不同的理解，但对于CTA的共同认识是：CTA扩大了新技术的设计范围。技术评价活动与技术实际建构过程相结合至关重要，从对话研讨会和社会试验，到技术促成计划和平台，所有这些服务于这种反馈的战略和工具构成了CTA。
3、CTA特点和设计实践
从社会“管理”技术的角度来看，在技术发展的反馈过程中，有三类行动者参与：第一类是投资和执行技术发展的“技术行动者”，这常常是CTA的目标， 这类行动者包括企业、一些政府机构、国家实验室以及技术计划等；第二类是“社会行动者”，包括政府机构和各种社会团体，试图通过管制、运动、教育等影响技术发展；第三类是指发挥协调作用的行动者，如在不同行动者之间进行裁决的政府和技术评价机构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
作为一种设计实践工具的CTA， 是使三类行动团体在技术创新过程的一开始就参与技术的决策过程，以实现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最佳结合，这个反复迭代过程包含了“社会学习”的要素。CTA的作用并不是使技术处于控制之下，而是更早、更频繁的预期，建立设计过程以促进反思和学习，从而构造更大的试验空间。正如Cronberg所指出的，“长期来看，TA 正在并且理应与所有研究开发活动相结合，R&D过程的参与者应该积极、开放讨论他们所从事工作对社会的影响。”
CTA通过将TA活动反馈到技术实际建构过程，而扩大了新技术的设计范围。但设计过程“更广泛”并不是“更好”，只有当拓展设计过程可以为预期、反思和社会学习提供空间才是更好。CTA的思想就是使“创新的社会方面因素成为设计准则”，而不是使发展中的技术嵌入到技术或社会体系中。虽然在实践中，不同制度环境下CTA开展有很大的区别，但一般而言，CTA有三个代表性的分析思路[9]。
（1）社会—技术图构。这是将传统TA 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与近期技术发展动态系统描述相结合。在每个TA研究中，都需要将技术发展，以及社会问题、观点和偏好绘制出来。OTA就曾经在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基础上发展出“社会图构”法。CTA则是通过描绘技术发展动态过程，在社会描绘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简言之就是“社会技术图构”法。还有两种方法也适合于CTA，SWOKA的“消费者未来想像程序”以及丹麦的“对话研讨会”。
（2）早期和受控试验。主要是识别未曾预料的影响，在需要情况下进行调适。新技术早期开展试验的方法被越来越认为是重要的，这类试验可以被看作是强制性的社会技术演示，可以使更广泛的社会情景融入技术发展的设计准则和其他方面。
现代生产模式的演变也促进了CTA的发展，例如环境压力导致所谓的完整链管理，其目的是使生产过程为一个封闭的物质循环，这是一个产品开发、生产、实施和营销都同时开展的并行工程，而且废物管理、社会接受和采用等环节也需要与设计和生产环节相联系。
（3）创新者和公众的对话。为了发展新的产品、过程和设计准则，在NGO，商业、政府和研究机构之间需要建立新的网络，连接技术发展的供需双方，如欧洲环境合作者网络（European Partners for Environment）。消费者和其他社会群体开始有兴趣在技术和社会之间建立联结，他们被要求参与平台（如引人类似高清晰度彩电的新技术），与企业讨论技术和产品选择。很多企业、消费者组织和其他机构也愿意介入技术发展阶段，并发展出消费者CTA（cCTA）、生产者CTA（pCTA）等形式。
现有用户调查方法是询问用户关于产品构想的看法，这种方式并没有给用户有一个提出自己观点的机会。例如，汽车厂商邀请用户试开最新款式汽车几个小时，然后填一份事先设计的问卷。用户并没有机会能自己定义问题和尝试不同的车型。1995年在荷兰格罗宁根组织的交通讨论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成立了四个工作小组，勾画了四种未来城市交通通畅的远景，对话和讨论在公民之间组织。然而，从CTA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模式都忽略了创新者与公众之间的互动。CTA的重要一点是，开展社会实验，鼓励参与者考虑设计、市场状况和社会影响的协同发展。
荷兰Rathenau Institute是CTA的倡导者和最活跃的实践者。Rathenau Institute经常组织专家和利益相关者参加研讨会，目的是在某一特定社会问题框架内，识别关键问题、澄清基本前提和愿景。1995年，Rathenau Institute开展的GIDEON项目使专家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针对农作物保护问题的项目，目的是概括当前关于可持续性农作物保护方法的观点，并向议会揭示其背后的机会和风险。Rathenau Institute选择了CTA的方法，吸纳农业部门、 农药和零售行业、消费者以及环境组织的代表参加评选[10]。这个项目开始于1995年2月，在1996年夏天结束，组织了很多研究和争论活动，整体评价过程可以分为七个阶段。
（1）准备阶段。1994年（项目正式开始前一年），在Rathenau Institute 主导下，组织了来自阿姆斯特丹大学公共管理系、荷兰农业和环境中心、自由大学哲学、历史和社会研究中心等机构的专家，共同对围绕荷兰“可持续农作物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确定了评价方法选择、评价过程设计以及其他相关问题。
（2）初步研究。1995年初，成立了一个7人的项目组，通过深入的交流和沟通，这7人对项目组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各人特点有了充分的了解。这期间， 项目组还接受了有关沟通技巧的培训。到了1995年夏天，项目组将有关农作物保护的问题划分为技术、农耕操作、生产链、环境评价以及现行政策等五个方面。开展初步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项目组以及后来的参与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这一阶段研究对现实环境进行了评价，并提出短期可能改进措施的建议。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回顾和分析，项目组还和这个领域大约60多人进行了访谈。
（3）第一轮访谈。这时虽然还不能清晰地绘制出与问题相关的社会关系图， 但通过初步研究，项目组对问题整体情况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了解了相关行动团体的立场以及相互的关系。基于此，项目组在1995年10月挑选了代表不同观点的参与者进行访谈。目的是深入了解访谈对象对于“可持续农作物保护”的定义，以及他们所认为存在的障碍以及消除障碍的选择，这不仅从短期视角，而且也从长远（2030年）的视角来分析。
（4）第二轮访谈。通过第一轮访谈，项目组综合各方观点， 进一步将项目细分为20个问题，并对每一个问题提出的背景以及不同参与者的偏好有了认识。然而在第一轮访谈中，并没有很好地提出消除障碍的建议。因此，项目组对每一个问题提出了一些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不仅考虑到大多数参与者的观点，而且是基于初步研究中对农作物保护政策的分析，在现实的政策框架中设计的。1995年12月，项目组就这些解决方案与第一轮大多数参与者进行了电话访谈。在访谈前有关这些解决方案的文件都送到参与者手中，在文件中，项目组都表明了每一个解决方案所试图解决的问题以及那些团体提出的这些问题，而且对于每一个解决方案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利之处都进行了分析。根据受访者的意见和反馈，项目组在1996年1日对这份文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5）面向未来的研讨会。在第一轮访谈中，对于长远发展考虑的还是不够， 因此在1996年2月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主要是描述未来的情景以及发展路径。选择参与者的准则和第一轮访谈一样，大多数参与者是新加入的。会议由项目组主持，一位专业人士充当协调人的角色，为参与者提供协助。在研讨会上，参与者经过充分的交流，最终构建了三种“未来情景”，每一个都产生于不同的价值体系。
（6）工作会议。在前两轮访谈和研讨会讨论结果的基础上，项目组对未来情景、解决方案以及发展路径进行了重新整理，并在1996年3月召开了工作会议。除了邀请前面的参与者参加外，还吸纳了一些战略思想家参加。每一个参与者都对三个未来情景的现实性，以及对“可持续农作物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发表见解，并探讨了发展路径和解决方案。会议讨论的结果由项目组整理成一份文件，并得到参会者的认可。
（7）形成最终报告。项目组基于前面的研究、访谈和会议讨论结果， 起草了一份报告，前面阶段所有的参与者都有机会对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此外，一些相关机构代表也被邀请对报告提出意见，所有这些意见都被纳入最终报告中。经过Rathenau Institute审视后，最终报告提交给荷兰议会，这份评价报告被认为促使议会重新审视和改进了1992—2002农业保护政策。
在荷兰除了Rathenau Institute，消费者研究所（SWOKA）也采用这种CTA的研究和讨论方法。他们从消费者的视角，建立一个CTA的实用方法——“消费者未来映像”，将消费者及其愿望纳入产品设计过程。在项目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就各自的设计标准和想像展开讨论和协商，流程的目标是通过组织研究、讨论和审议，使技术发展与消费者利益相协调。这个过程是一种试验台，包括详细阐述技术标准、市场需求和社会环境。
荷兰可持续技术计划（DTO）采用CTA方法研究新型蛋白质食品替代肉类的问题，包括新食品的设计要求，市场机会和可能行动的分析等。在荷兰开展CTA 方式还包括：由更广的选区组织战略性会议，来讨论需要发展的优先技术领域并对消费取向和设计准则进行接合；对新技术进行试验，如在“数字城市阿姆斯特丹”项目中，首先由市民试用email和internet，由此培养用户能力， 从而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这些项目是在创造技术与社会互动的机会。
CTA的思想影响了荷兰技术政策的发展。在一些文件中， 经济事务部提出第一个阶段的供给政策和第二个阶段扩散政策之后，技术政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重点是促进新技术融合入社会。这需要通过以下方式：①召集广泛参与的战略性会议讨论新的优先考虑问题，使需求和设计准则明晰；②鼓励公民参与新技术的体验。
从CTA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其目标是预期新技术或新项目的效应或影响。在传统的TA中，所考虑的技术是给定的，静态的。而对于CTA，技术发展的动态性是核心，技术影响是在技术变化过程中共同产生的。影响不再仅仅是给定技术对环境的被动效应，而是技术开发者、使用者和第三方（诸如政府、协会等）主动寻求的（避免的）。这些行动者是影响的共同制造者（但这不意味着所有行动者在不同技术发展阶段拥有同样的机会和权力）。因此，CTA不是一种简单的管理工具， 而是一种新的设计实践（包括工具），其要点是预期技术影响，用户和其他受技术影响的群体从一开始就以互动的方式参与技术发展过程。
4、结束语
现代技术的变革和选择确立了日常生活的准则。这些选择在我们的目的、目标、用途和显现等特定选择的范围内定义了一个“世界”；这种选择也定义了在不同选择中选择的主体：在通过技术制造世界中制造了我们自己。技术变化部分受到行动者以往经验、对未来的看法，以及对不断变化的影响的理解驱动。反之，技术发展产生了对社会架构新的影响，因此评价应贯穿于整体过程。在调整过程中，需要对调整活动的目标或准则进行界定。行动者必须有实质性的目标、利益和价值观。
Rip和Kemp认为， 技术和社会的共同演化机制开始于现有技术和社会背景下新选择的提出[11]。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诸如沉没成本、锁定、路径依赖等不可逆性因素出现。互动过程决定产出，没有一个行动者可以承担单独责任。反过来，没有一个行动者可以使技术发展过程向期望的方向发展。命令和控制方法不起作用，协调可能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