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强国的历史寻脉——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强国”梦的体育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国论文,民初论文,体育论文,清末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909(2010)06-0041-04
修回日期：2010-11-27
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上表彰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体育发展目标后，“体育强国”成为学术界热点议题。学术界从体育大国转变为体育强国的路径、体育强国的内涵以及指标体系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推动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个命题只有建筑在历史基础之上，被历史所注解，并转换成历史的需求和人民的诉求，才能成为时代的强音和人民大众自觉的行动，才能获得源源不断地动力。体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主题的呼唤，中国人民情感和利益的诉求。寻求“体育强国”的历史注解，实现由历史话语向现实话语的转换、政治话语向人民话语的转换，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同样具有现实价值。
1 “强国”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孜孜以求的梦想
“强国”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有二：作为名词，意为国力强大的国家；作为动词，意指使国家强大[1]。本文把用作名词的强国表示为“强国”，把用作动词的强国表示为“强”国。国力是指国家实力，既可以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体育等某一方面指标来量度，也可以由政治等多个方面综合指标来衡量，因而在国力比较中才会有经济“强国”、军事“强国”、体育“强国”等这样的表述。一般来说，本国政府和人民为了明确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才会把本国与他国国力进行比较，所以，“强国”对于一国政府和人民来说，往往是作为奋斗目标被表达的。“强”国与“强国”不同，侧重强调的是使国力强大起来的路径和过程。当然，两者也是统一的，“强”国是在“强国”指引下进行的，“强国”通过“强”国来实现的。
民族国家多样性的存在及其利益竞争是一国“强国”目标提出的外在动力，本国政府和人民“求强”的需要是一国“强国”目标提出的内在动力。根据马克思主义内外因关系原理，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再者，自国家产生以来，民族国家多样性的存在及其利益竞争是始终存在的，因此，一国是否提出“强国”目标，关键就看本国政府和人民是否有“求强”的需要。“求强”的需要是一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产生的，从历史来看，一国政府和人民“求强”的需要往往产生于大国或强国衰弱之时，本国政府和人民希望通过“强国”重振大国或强国雄风；外族欺凌国家存亡之秋，希望通过“强国”救亡图存；图谋大国或强国之际，希望通过“强国”实现大国或强国的目标。
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因西方列强入侵而造成的严重的统治危机、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驱动下，提出“求强求富”的目标，以实现“御侮图强”、“救亡图存”。西方以其强势的资本主义文明打开中国的大门，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族欺凌国家存亡觉醒了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他们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并认识到挽救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如耻之，莫如自强。”[2]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表面上看，“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实质上，无论是“师夷”还是“制夷”，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自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距，决心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指导思想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兴办洋务使中国物质文明现代化，希望通过“练兵制器”而强国。甲午战争后，亡国灭种的危机凸显，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富强，封建专制制度是主要障碍，所以，他们分别提出“维新变法”的要求与“革命救国”主张，希望学习西方变革中国政体，建立现代化的政治制度，通过政治制度现代化，达到“自强”的目的。辛亥革命革命后，由无数革命志士鲜血换来的“民国”只是个招牌，并且成为军阀忽悠国民的工具，中国依然一片黑暗。“五四”新文化人认识到，中国若要富强，必须进行一场文学革命和道德革命，从精神上涤荡国民头脑里的封建思想。他们全面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资源，希望用“民主”和“科学”精神审视中国的一切，通过文化现代化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从而达到“强国”目的。因此，许纪霖在《从寻求富强到文明自觉——清末民初强国梦的历史嬗变》一文中指出，强国梦是晚清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3]。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列国强侵和危机重重的背景下，确立了“强国”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目标。
2 以“体”强国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强国”的路径选择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在统治危机、民族危机等重压下，提倡国家主义和物质主义，通过“强国”来救国，那么，以什么样的路径来“强国”呢？
洋务派以“体”练兵，强兵而“强国”。奕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4]何以练兵？洋务派认为，练兵需习“洋操”，因为一方面“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另一方面西方练兵亦这样做的。所以，洋务派在所办军事学堂中学习西方开课习“洋操”，如北洋水师学堂成立伊始，“体操”被该校列入正式课程，根据一位八十老人在1957年回忆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五年半学习时说：“这个学堂体育课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比赛、算术比赛、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5]洋务派在编练“新军”中，废弃了中国传统的骑射、弓、刀、石、技勇等等，聘请洋人作教习，改练洋枪洋炮和洋操。如曾国藩在湘军的水师、李鸿章在淮军以及在清廷的警卫军中聘请外国人教练兵勇，改习“洋操”[6]。洋务派派人到西方学习“洋操”，归国教练军队。如1876年曾选拔年少力壮的中下级军官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陆军，1879年学成回国后，即以德国兵操教练李家军。
维新派以“体”强民、改良政体而强国。维新派认为，中国不能振兴之根源有二：一是民弱；二是君主专制。中国若要图强，强民和改良政体是出路。无论是强民还是改良政体，体育皆为有效路径。就强民来说，维新派认识到，国民是一国之基，民强则国强，种弱则国萎。然而，因中国长期“武事废堕”，故造成了种弱民萎，是故，强国之基在于“鼓民力”。为此，维新派提倡全民尚武，练习体操强种强民强兵以强国，如康有为就曾建议效仿春秋战国时期“有事则调遣，无事则归耕，岁时之暇随营训练”的“以民为民”、“寓兵于农”的历史经验。就改良政体而言，维新派认为，建立君主立宪制是改良政体的最好选择，但中国缺乏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国民基础，由此，严复说：“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7]因此，“开民智”“兴民权”是当务之事。于是，维新派大力倡言并创办新式学校，开民智、育人才。维新派从西方的经验认识到“德智体”三育的关系，视“德智体”为一整体，其中体育为德育与智育的基础，如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指出，西方“教人也，以濬智慧，练体力，励德行三者为之纲”，故他们提出学校教育需“德智体”三育并重，并且要把体育放在第一位，因为“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8]“若体不备，谓之不成人。”[9]所以，维新派非常重视学校体育，积极推动学校体育的开展，把体育视为“开民智”，“兴民权”，实行政体改良的有效路径。
革命派借体育强兵强民以强国。革命派认为：反清变政体以强国不能不讲体育；强种强民以强国基不能不讲体育，开民智培养军人精神不能不讲体育。所以，革命派创办军事和体育专科学校作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阵地与培养反清起义骨干的场所。如革命派创办了青山军事研究所、大森体育会、大通师范学堂、中国体操学校、重庆体育学堂、松口体育会等，这些学校以开办体操专科的名义，进行有组织的军事体育训练，如大通师范学堂，“凡党人来者，仅习兵式体操专修科。”[10]革命派提出，强国必先强身，强身必行体育锻炼。蔡元培说：“夫欲图国家之坚强，必先求国民体力之发达。”[11]“国民健康之程度，影响于国家之盛衰兴亡。”[12]革命派借助民众体育团体，组织热血青年，锻炼身体，习练军事技能，为革命斗争准备。如革命派组织上海商团公会、华商体育会、商务印书馆体育部、救火联合体育部、绍兴体育会、杭州体育会、丽水体育会、嘉兴体育会、宁波国民尚武分会湖南野球会、安庆爱国会下设的体操会等等体育团体进行军事体育训练，为革命准备武装力量。革命派主张军国民主义。蔡元培认为：“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所以“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13]“军国民主义”就是“体育”。更具体地说，学校“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14]
五四新文化人以体育为载体，借体育“立人”以强国。五四新文化人在总结以往的改良与革命基础上认识到，臣民的奴隶性是民主共和不能真正实现与中国不能富强的主要归因。中国若欲求强图存，其先必“立人”。鲁迅说：“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抵在人……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事举。”[15]所谓“立人”就是培养具有权利、义务、责任、自由、平等、独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冒险、进取、合群、公德、国家思想等近代思想意识的国民。五四新文化人进一步认识到，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是国人产生奴隶性的根源。因此，若要“立人”应提倡“民主”和“科学”，陈独秀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6]即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专制思想来武装国民的头脑，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为了养成国民“自主自由之人格”和“科学精神”，五四新文化人借体育反对人生依附，养国民之竞争意识、进取精神和独立自由人格。如陈独秀说：“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17]。五四新文化人借体育反对丢弃自我，鼓励国民勇敢地追求个人幸福，陈独秀提出：“人之生也，求幸福而避痛苦，仍当然之大则。”“青年之于人生幸福问题，以强健之身体为最要。”[18]五四新文化人借体育反对愚昧，提倡科学精神。陈独秀在解释健康与运动的关系时说：“人身适应之运动，为健康之最要条件，盖新细胞之代谢，以运动而强其作用也。”[19]蔡元培1917年在《在浙江旅津公学演说词》中说：“今之言新教育者，以体育、智育、德育并重，其功效胜于旧教育什百。以言体育，旧时习惯，偏重勤习，而于身体之有妨碍与否，皆所不顾，且以身体与灵魂为二物。人之智慧学术，皆由灵魂出，故重视灵魂，而轻视身体。今经科学发明，人之智慧学术，皆由人之脑质运用之力而出，故脑力盛则智力富，身体弱则脑力衰。新教育之所以注重体操运动，实基于此。”[20]五四新文化人借体育反对“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直言男女平等，争取女子平等的受教育权、体育权。如蔡元培说：“以为求国富强，人人宜受教育。既欲令人人受教育，自以女学为最重要之事。”[21]为此，五四新文化人力言“德智体”三育并重，并强调体育教育要从少年儿童抓起；提倡以科学精神研究体育；勃兴妇女体育。
3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体育“强”国归因追溯
西方入侵，民族被欺凌，国家深陷囫囵，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地承担起救国强国的重任。为了实现强国梦，他们尝试了多种路径选择，如军事“强”国、商战“强”国、教育“强”国、实业“强”国、体育“强”国等等，但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情倾于体育“强”国，为何？
首先，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体育“强”国的思想根源。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社会也像个体一样，应被看作是以这样方式进化的有机体；自然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人类社会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清末民初是一个国家主义狂飙的年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导引之下认为，“中国所居者为野蛮之世界”，野蛮的世界是以“力”相争的世界，野蛮世界生存的法则是力强者存力弱者亡，“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22]因此，中国必须“尚力”，“尚力”才能有“强力”，所以，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尚武》一文中说：“且夫人之所以为生，国之所以能立，莫不视其自主之权。然其自主权之所以保全，则莫不恃自卫权为之后楯。人以恶声加我，我能以恶声返之；人以强力凌我，我能以强力抗之。……必内有坚强之武力，然后能行用自卫之实权。”[23]一国的“力”之源来自兵和民，因为国是由民构成，兵民强国就会强。因而，孙中山说：“因二十世纪立国于地球之上者，群雄竞争，未能至于大同时代，非兵力强盛不能立国。”[24]如何“尚力”而强兵和强民力？体育当然最好的选择。“苟体育不讲，则男子不能担负兵役，女子不能孕产魁梧雄伟之婴儿，人种不强，国将何赖！”[25]
其次，学习西方“尚力强国”的文化自觉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体育“强”国的内在驱动力。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受西方强势文化吸引，另一方面固有的“经世致用”思想发酵，在中西文化强烈的势差下“知不足”，为了“求强”，决心以西方强势文化为楷模，学习和复制西方文化。西方国家因“尚力”而“强力”，“力强”而称雄于世的范例对于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压力下的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尤其是他们以体练兵和强民的做法。在文化认同心理驱使下，一方面介绍西方的经验，如熟知西国的严复向国人介绍说：“则欧罗化国(西方各国)尤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26]另一方面醉心于学习，我们可从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中看出，他说：“鸿章常往英文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鸿章亦岂敢崇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为增益，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27]
最后，兵弱民萎难存于野蛮世界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体育“强”国的现实依据。严复说：“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国之间，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28]而中国士卒“陆则不知击刺，不能乘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领惟习趋跑应付，办名册，听差使。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式，所教皆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但裨实用。……此外各标营则久不操练，并所习花法，所习阵式亦忘之矣。”[29]我国国民“手有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如病夫。”[30]中国兵弱民萎造成“已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所以，“我不速拨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二十世纪竞争之场，宁复有支那人种立足之地哉！”[31]
4 结论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体育“强”国梦为我国现阶段体育强国战略目标提供了历史的注解。一方面，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中国体育路径选择为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准备了历史前提。现代竞技体育运动主要由西方体育项目构成，在近代以前，西方体育在中国难觅踪迹。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为圆强国梦选择了西方体育，在他们大力引进、积极倡导、身体力行下，西方近代体育逐渐在中国大众化，从此，中国竞技体育有了脆弱的基础。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下一支独秀，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正此背景下，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体育战略目标才被提出。另一方面，体育强国战略目标是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体育“强”国历史心结的现实延续。尽管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体育“强”国梦并没有实现，但是，他们的体育路径选择在中国人民心中烙下心结。虽然历史已变迁，“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已转换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但是，“强国以自强”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体育“强”国的历史话语在心中无法抹去的“东亚病夫”伤痛以及“体之不强，国之必弱”历史教训的共鸣之下必然会转变为现实话语。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借体“强”国仅停留在精英话语和国家话语层面，所以，体育“强”国梦难圆。作为社会精英，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掌握了当时的话语权，在他们主导下，推行西方体育成为国家话语，如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将学校开设“体操课”写进了政府文件中。殊不知，体育“强”国的真正力量来自大众，只有把精英话语和国家话语转变为大众话语，体育“强”国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是，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并没有能实现精英话语和国家话语层面向国民话语的转变。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一样，要切实使体育强国战略目标转变为广大人民自觉的内在需求，否则也可能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一样，只是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