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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愈来愈明显。需求，它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由于消费需求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投资需求，出口需求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所占份额还比较小，投资需求可以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预计在未来15年，投资需求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主因素。
一、80年代投资情况的简单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80-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9.5%，是同期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地区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呈高速增长态势，1980-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年均增速为21.8%（现价：同期GNP年均现价增速为16.2%）；同时投资资金来源、投资构成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1.投资资金来源多样化。改革之前，我们国家的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大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既是预算内投资的产物，也是预算内投资的主要完成者，预算内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改革开放之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预算内投资资金1981-1992年年平均只增长了2%，所占比重由1981年的28.1%下降到1992年的4.3%，银行贷款1981-1992年平均增长29.8%，年占比重由1981年的12.7%上升到27.4%，利用外资1981-1992年平均增长25.9%，年占比重由1981年的3.8%上升到1992年的5.8%，自筹和其他投资1981-1992年平均增长22.4%，所占比重由1981年的55.5%上升到1992年的62.5%。十多年的运行轨迹表明，预算内投资的地位不断下降，自筹投资一直保持着大哥大的地位，投资资金来源中自筹投资一直占50%以上，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在这十多年来呈高速增长态势，在投资资金来源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国有、集体、个人投资的格局没有什么大的变化。1981年国有、集体、个人投资的比重为69.5：12：18，1993年国有、集体、个人投资比重为70：18：12。总的看来国有单位仍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完成者，一直保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3左右，集体单位由于几年来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扩张、投资需求旺盛，投资增长很快，1981-1993年年均增长27.3%，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期增幅高4个百分点，个人投资增长在整个80年代基本上呈现前高后低之势，这与农民收入在80年代的变化情况密切相关；80年代前期，农民收入有很大的提高，用于建房等投资大量增加，而80年代后期，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导致个人投资增幅降低，个人投资所占比重由1981年的18.5%上升到1988年的22.7%，到1993年又下降为12%。1981-1993年个人投资增长年均18.9%，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4.4个百分点。
3.投资结构不尽合理，投资效益不太理想。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一直是一个瓶颈约束问题，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基础产业的投入比重并没有加大，1981-1992年能源工业投资年均增长21%，运输邮电业年均投资增长24%，基本上与同期国有单位投资增幅(20.7%)持平；滞后产业的投入不足，已经影响了当前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同时，一些长线产业在短期利益机制的驱动下，投资大量增加，重复建设严重，出现了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情况。与之相伴的是投资效益不甚理想，较之“一五”时期有一定的差距，“六五”时期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8.8%；“七五”时期为75.4%；1991、1992年又分别下降到70.8%，65.6%；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一五”时期为15.5%，“六五”时期为12.5%，“七五”时期为12.6%。
4.技改与基建比例不合理。从1980年开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新改造，把内涵扩大再生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方向，全民单位的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已从50年代的5%左右上升到80年代的80%以上，“七五”达到86%。但这一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还甚远，前苏联80年代初就已达70%，美国为69%。另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地方和企业在技改上自行其是，巧立名目搞新建与扩建。据统计，“六五”期间技改投资的40%被挪用搞基建；“七五”直线上升；1988年达53%，治理整顿的1989年也还有49%。同时，许多技改项目仅是单纯甚至是盲目的能力扩张项目，如1990年生产的机床中较先进的数控机床所占不到5%，而属于50、60年代水平的占74%左右，技改投资尤其是真正的技改投资经比重过低，反映了我国投资再生产结构严重不合理。
5.投资项目规模偏小。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企业规模小型化的倾向已相当明显。1992年全民单位基建、更新投资的新开工项目中，平均每个项目的计划投资仅887.5万元，较前几年又有所下降；当然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域广阔，因而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从全国范围看出现一批小型的工业项目是现实的，不过这些项目必须符合市场的客观需求。规模经济理论表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呈下降趋势，因而从长远看，从增强竞争力出发，适当扩大项目投资规模，提高规模效益是十分必要的。
总起来看，在整个80年代，由于投资体制的弊端，投资结构、宏观投资效益均存在很多问题。经济发展基本上采取的是外延式、粗放型经营，速度效益型、投资高增长拉动经济快速增长是一个基本特征。同时，地区时的投资额差距也呈拉大趋势。
我国的经济增长，历来是以投资的增长作为着力点，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两者具有相同的增长周期和变化规律；固定资产投资上升，则GNP上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下降，则GNP增长下降；说明二者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GNP受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较大。其次，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幅度一般大于GNP变化幅度，这是因为：①固定资产投资对GNP的增长影响具有一定的限度，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一定限度时，其对经济的增长作用将减弱、甚至有可能产生不良影响；②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升幅度较大时，往往伴随着投资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导致投资价格指数大于GNP的价格指数，夸大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幅度，例如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0.6%，同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38%，固定资产投资实物量增长为22%。再次，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在80年代，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即从1980年到1992年，固定资产投资对GNP影响的效果总的趋势是下降的，其中1992年比1980年下降了2.93元，即1980年到1992年每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产生5.99元国民生产总值，而1992年只有3.06元，下降了48.9%，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对GNP的贡献减弱了。表一列出了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现价比增长速度，以及各年的投资率。
表一
二、未来15年影响投资需求的因素分析
1.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客观上要求加大投资力度。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80年代末期，随着市场疲软现象的出现可以说轻型化增长格局已宣告结束，进入90年代，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和基本动因都有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结构升级、阶段转化时求因素变化拉动产业结构转换的必然趋向。综观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一批经济上成功起飞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呈现高储蓄、高投资以及重化工工业超前增长的特征。日本60年代经济人均GNP从400美元到2000美元的飞跃，基本上完成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初期，1992年我国人均GNP按当年官方汇价计算大约为360美元左右。同时近年来居民（主要是城市居民）消费中的恩格尔系数出现明显下降，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将进入到以住宅和汽车等为代表的消费品阶段，农村居民则逐步开始扩大对千元级消费品的购买，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村居民对汽车等消费需求也日益增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客观需要重工业、建筑业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也即对钢铁、建材、森工、化工等产业产生强大需求。而这些行业基本上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投资，且投资周期相对较长，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这段时期内投资需求的力度较大，投资高速增长的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动。
2.利用外资前景看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均速度一直居世界前列。政策稳定，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加上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外商投资有章可循，外国投资者的权益有法律保护，另外，中国是一年近十二亿人口的大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潜在消费需求极大，市场前景广阔，对国外投资者而言，进入中国市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是获取较高投资回报率的较佳选择；中国市场对世界游资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进入90年代，我国利用外资情况良好，1993年实际使用外资367.7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融为1109亿美元，实际投资257.6亿美元，而且到1993年末已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16.75万户，这其中包括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也进入中国市场，如果“九五”和21世纪初的十年间国际上不出现什么大的波折，中国政局保持稳定的话，利用外资可观，考虑到外资的国内配套资金，那么，这将成为拉动投资需求增长的又一个因素。
3.投资体制的影响。众所周知，过去我国存在强劲的投资扩张冲动根本上是缘于没有一套投资的风险约束机制。争投资、争上项目是一种普遍现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投资体制改革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投资体制的改革、完善，将从根本上解决盲目扩张投资的问题。但是一个完善的体制建立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人们的观念也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一些地方领导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短期行为，要投资、争上项目，以上产值来求政策，上利润以求财政收入，上就业岗位以求地方稳定，力争在自己任期内见效益的动机仍然很强，这个因素起码在“九五”时期有将是拉动投资需求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主观因素，预计进入21世纪后，情况会有所好转。
4.解决农村问题客观上要求资金的大量投入。中国10个人中8个是农民，要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2000年达到小康，2020年达到较富裕的程度，农民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现在农村市场经济不发达，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办亟待转换，民工潮落又潮起，已引起各方的关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以及城乡一体化；具体而言，就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兴建一批小城镇，活跃农村市场，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无论采取何种措施，解决8亿农民的富裕问题，使我国经济真正起飞，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5.解决地区发展差距拉大问题需要政府部门注入一定的资金。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益优先、梯度发展战略的运作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猛，相对而言，内陆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慢一些。整个80年代经济发展的情况表明，内陆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呈扩大趋势。地区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是影响社会稳定，形成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注意到，不发达地区一是老、少、边、穷地区，二是能源、农业、原材料生产地区。老工业基地、能源生产地区过去曾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今后的发展中不能不正视，而老、少、边地区更是涉及民族问题，同样需要倾力帮助，当然要摆脱各自的落后状态，关键在于自身的努力，在于造血功能的发挥，但一定的输血、扶持是必不可少的。
6.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造是拉动投资需求增长的又一个因素。大中型国有企业近年来效益下滑，有1/3为亏损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但大中型国有企业仍不失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同时对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完全进口替代显然是不现实的，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稳定、快速地发展，我国必须有自己本国的基础产业群，比如钢铁、汽车、电子等，尽管有些行业属幼稚产业，现在的竞争力不强，也应大力扶持、加速发展。现在这些行业的企业多为大中型国有企业，尽管这些企业发展慢有体制、管理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说设备落后、老化是一个客观原因，许多企业现在用的尚是50、60年代的设备，为了发展我国的基础支柱产业，摆脱国有企业的困境，注入一定的资金，挖潜改造，势在必行。
7.基础产业、交通运输的发展。交通运输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部门，多年来由于交通运输的制约，许多重点物资运输得不到保证，致使一些企业被迫限产、停产，客运方面也是人满为患，几乎每列车都是超载运行。由于交通运输的原因，城乡联络不够，农村市场不发达，信息闭塞，故而有“要想富、先修路”的说法。如今，修一公里的铁路所需资金量很大，且交通运输的建设周期相对较长，这必然会拉动投资需求的增长，同时，由于交通运输的约束，也会影响投资实物量的增长。
三、未来15年投资需求初步预测
结合上面的定性分析，我们采取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九五”和2010年的投资需求进行了初步测算，测算结果表明：在“九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呈现投资需求拉动特征。进入21世纪后，经济增长将呈现消费、投资双拉动的态势。“九五”时期投资需求的增长快于GNP现价增长，到2000年之后，投资需求增速慢于现价GNP增速速度差大约为1.6个百分点。预计1994、1995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21%左右，1995年达到17297亿元，基中国有、集体、个人投资基本上呈现同步高速增长态势。“九五”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8%左右，到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4万亿元左右。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基本上与全社会投资呈同步增长态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维持在69%左右，集体单位预期在“九五”时期会有较大的发展，如无大的波动出现，其投资增幅会高于平均水平，达到年均21.6%，个人投资由于受制于居民（主要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影响，当然尽管1993年有了一定的回升，增幅达到15.9%，但考虑到农民收入尚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衣、食、行、穿花销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同时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正处于一个消费升级过渡期，故此“九五”时期城乡个人的投资虽有较高的增长，但仍低于平均水平，年占比重由1993年的11.27%下降到2000年的10.27。21世纪初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阶段，投资需求增长仍然较快，预计在2000-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在12.7%左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预计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势头会很猛，2000-2010年国有单位年均投资增速大约在12.2%左右，低于平均增幅0.5个百分点，集体单位投资继续维持“九五”时期高速增长的势头，年均增速为13.6%左右，所占比重达到22.2%，个人投资在2000年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后，投资的比例、力度会有所加大，投资需求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4.4%左右，2010年所占比重上升到11.8%。总体而言，由于在未来15年我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优，基础产业、重化工等行业属重点发展，且是资金需求力度大的行业，因而投资的增长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投资率维持在30%以上这样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具体数值参见表2）。
表2 未来15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预测表
四、投资资金供给可能性分析
投资是储蓄的转化，分析投资资金供给情况，不能不对储蓄存款尤其是居民储蓄的变化做一些分析。截至1992年年底，年末结余购买力总额达到14953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11545亿元，居民手存现金3408亿元，1992年居民货币收入约为16197.8亿元，居民货币广义储蓄率为33%左右。根据亚洲国家和地区（日本、新加坡、台湾）的经验（具体数值参见表4-6），我国在未来15年保持较高水平的储蓄率还是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和亚洲诸多国家、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消费习俗及习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另外因为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量入为出、勤俭持家，是我国居民的优良传统，因而储蓄倾向偏高的可能较其他亚洲国家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观察我国改革开入十几年的居民储蓄情况可见，无论经济是处于高速发展期，还是出现波动时，居民储蓄或人均储蓄都是稳定增长的，储蓄率稳步上升（具体数值见表3）。进入“九五”之后，随着国内住房及福利制度的改革，居民可能将增加消费支出，但由于住房及医疗保险等属于长期消费内容，另外，住房支出实际上也应列入储蓄范围，居民为了保证消费，也会为此作更多的储蓄。预计“九五”时期储蓄率将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略高于1992年的水平，进入21世纪后，随着轿车价格与居民收入比达到一个合理定位后，轿车等作为新型消费品可能进入居民家庭，这同样具有两重作用，即扩大居民的即时消费，同时要求居民为此作一定的储蓄。因此可以预期在未来15年中居民储蓄率虽不能保证逐步提高，但保持相对稳定是毫无疑问的。预计“九五”时期处于较高水平上，2000-2010年基本上呈现稳中趋降的态势。居民储蓄稳步增长，这是投资得以大幅度增长的根本保证。另外根据我们测算，“九五”时期GNP年均增长速度在9%左右，20000-2010年年均增长速度在7.8%左右，这样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是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经济高增长，西方国家据估计不会超过5%，即使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也不会达到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法规、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加上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如果进入关贸总协定顺利，世界经济政治不出现大的波折的话，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纯外商投资、海外大集团投资前景乐观，海外游资会大量涌入，外商的直接投资将为我国投资高增长提供一定的资金保证。总体看来，未来15年支持投资高速增长，从资金供给方面考虑还是有可能的。
表3 居民储蓄、证券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1993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表4 台湾和新加坡的投资率、国民储蓄率比较表 单位：百万元本币
表5 日本投资率变动
表6 韩国总投资率、储蓄率变动一览表
87-91 62-66 67-71
72-76 77-81 82-86
总投资率21.6
25.125.6 30.3 29.5
总储蓄率 8 15.420.4 25.5
五、投资问题与对策建议
投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既可引致供给，也可引致需求，把握好投资规模，正确引导投资方向，是未来15年我国经济得以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1.改革、尤其是投资体制的改革是投资走向正轨的唯一出路。因为没有一种良好的投资运行机制，那么宏观政策的实施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采取宏观措施也只能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效应，往往是这里压，那里涨，今年控制住，明年又膨胀，这种情况已为我国多年发展的经验所证实，根本原因就在于投资者缺乏投资风险意识，没有一种约不机制，各地方、各企业都想尽方法争投资上项目，以获取更大的局部利益，投资者分享，项目亏损，往往都由国家承担。体制性弊病是投资者不顾市场前景盲目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唯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有望彻底改变。即推行项目业主责任制，硬化投资主体的风险约束机制，建立投资各方、建设和生产经营者责权利相统一的自我约束机制，投资主体对项目决策、建设、经营全过程负责，承担投资风险，规范投资行为。
2.发挥市场机制，理右利益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益，因而投资行为与利益分配是一对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如果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诱导出的投资行为必然与我们的愿望相悖，地方利益、短期利益的投资行为不可避免。比如80年供初的纺织工业，各地方在高利润率的诱惑下（80年代前期纺织工业的利税率比较高，在25.7%以上），盲目投资，引进设备，结果造成纺织工业生产设备能力过剩，资金积压，在80年代后期，其资金收益率开始下滑。基础工业在80年代发展相对滞后与其资金收益率偏低也不无关系。为此，为确实使投资流向合理，诱导出合理的投资行为，必须理顺投资收益关系，比如实行差别利率、差别税率等经济政策，设立基础产业建设资金，鼓励资金向短线流动，缓解瓶颈制约，提高宏观投资效益，支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3.增强国家实力，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计划是方法，市场也是方法”，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的体制已基本不起作用，中间形成一个真空地带，因而这个期间加强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纵观现在西方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不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当然我们所指的宏观调控是指以经济手段为主、必要的行政手段为辅的综合配套宏观调控。从各国尤其是亚洲成功发展国家、地区的经验看，只有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才能确保市场秩序的稳定，使经济发展步入有序、规范运行的轨道。宏观调控一方面要求决策正确、时机适当，另一方面，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还需中央政策经济实力做保证，因而增强国家实力，也是十分必要的。
4.引导居民消费，确保储蓄稳定增长。未来15年投资得以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储蓄稳定、快速增长，这样才能为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虽然东方率化可保持一个高储蓄率，不过依据日本、新加坡、台湾的经验，高储蓄必须低通胀。这就要求我们一是未来15年要尽量保持物价稳定，二是为居民寻找新的长期消费领域，以把居民储蓄引导到长期消费而非现期消费上，为此必须尽快出台实施住房、医疗制度、养老保险等改革措施。反对铺张浪费，鼓励居民多储蓄，从而使建设资金的供应基本上立足于国内。
5.加大人力、科技资本投入。未来的经济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科技的竞争。我国各工业部门基本上是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形式，高科技投入不够，科研成果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经济成果，因而企业具有的拳头产品少，经不起市场风云变幻的考验，效益不佳。同时我们注意到，我国的劳动力素质还比较差，文盲率比较高，这是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投入占GNP的比重一直偏低，在未来15年必须加大科技、教育的资本投入力度，使科技投入占GNP的比重由现在的1%至少提高到2-3%，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或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达到3%以上，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降低投资率。
6.积极引进、利用外资。外资的大量涌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未来15年，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然起相当大的作用，一方面它是我国资金来源的必要补充，另一方面就是利用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管理技术，拓宽与外界的沟通渠道，获取更多的经济信息，同时我们可以换取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便于我们采取跳跃式发展模式。要吸引更多的外资，就要求我们创造一个比其他国家更优越的投资环境，稳定的社会秩序。
7.做好投资可行性分析，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未来15年是我国经济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基础产业、重化工产业必然会有一大批项目。据有关部门调查，在过去的重大项目建设中，一是存在着不少浪费和损失，另一个就是普遍存在超概算现象，项目受益情况不佳。有鉴于此，对投资项目尤其是重大建设项目，必须进行科学的可行性分析，就市场需求、技术水平、经济效益、风险等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依科学办事，坚决杜绝首长项目，以避免和减少失误。另外，由于未来15年来总体看我国的资金还是相对不足，因而一些大项目的上马必须考虑与国力相适应，一经上马，就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以缩短建设周期，提高投资效益。
8.充分发挥信息在投资中的作用。尽管理面信息并没有真正休现其价值，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的无形价值将会逐渐表现出来。过去的投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信息不灵的原因。正确地利用信息，有利于投资主体做出正确的决策，政府也能及时地了解情况，制定出适时的宏观调控政策，使投资流向合理、资源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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