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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8)03-068-06
一
以其独具的地理优势——夹在几大文化板块与通道之间②，古代巴蜀或是佛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很早即已引起了专家学者的特别关注。早在上世纪20年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即在《牟子考》一文中推测：“当纪元一世纪时，云南及缅甸之通道，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必经。”③二道均接巴蜀——尤其滇缅通道，巴蜀由是亦成佛法输入“之所必经”。与此先后，梁启超先生则在《佛教之初输入》附录二中认为“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根据是“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而以两广之徐闻、合浦为其起点④。以交广之近西南，特别是滇越道与牂柯道的开通，西南亦应属于最早接受佛教的地区之一。尽管此类推测当时并未获得学界的支持，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提请人们就此给予重视。
据罗二虎先生统计：截止到2001年，在西南地区的12处确切出土地点共发现早期佛像32尊以上，其中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的画像石刻中1尊⑤、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的画像石刻中2尊⑥、彭山豆芽坊166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座上1尊⑦、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5尊⑧、重庆忠县涂井5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6尊、忠县涂井14号崖墓出土编号为M14:31①的摇钱树树干上3尊、同墓编号M14:31②的摇钱树树干上5尊⑨、开县红华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4尊⑩、贵州清镇1号石室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2尊(11)、陕西城固砖室墓出土的摇钱树顶饰上1尊(12)、汉中铺镇5号砖室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2尊(13)。此外，由绵阳市博物馆提供给罗二虎先生的资料还证实，四川绵阳复有两座东汉崖墓出土的两件摇钱树树干上铸有佛像(14)。不止于此，在四川梓潼宏仁羊头山东汉砖石墓中，也曾出土1件树干铸有佛像的摇钱树(15)；在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摇钱树树干与树顶上亦有佛像（树干上5尊、树顶上1尊）(16)；在四川什邡皂角乡白果村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则有佛塔的图像(17)；而在乐山西湖塘崖墓中，还曾出土1尊右手作施无畏印的陶俑(18)。直到2001年，考古工作者还在重庆丰都槽房沟东汉墓中出土1件摇钱树，上有“铜佛形象”(19)。至于有学者言其在西昌邛海边的东汉砖石墓中曾发现用朱砂书写的梵文符号(20)，在四川宜宾黄塔山东汉墓中曾出土1尊“坐于青狮之上”的佛像(21)，唐长寿先生考察的结果是前者“难以确指”、后者属于“误会”(22)，不便引为定说。虽然这些东汉至蜀墓中出土的文物大抵均无确切年代，但以丰都摇钱树座明确纪年为“延光四年”（125年）推测，佛教传入巴蜀应不晚于东汉中期。
关于佛教传入巴蜀的路线，自伯希和始便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上分布既广、时代且早的佛教文物的相继发现，确然“可以使学者对于西南传入说多一些同情”(23)，乃至直接改变了一些学者的看法——“关于四川的佛教，……我们认为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24)但也未必，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依然横亘其间。例如，在滇缅与交广两道沿线的几个重要地区（如阿萨姆、缅甸、云南、越南北部、广西等），至今尚未见到任何与早期佛教相关的文物出土。故作为佛教传入巴蜀的路线，目前还仅停留在一种假说阶段。仅从目前所发现的西南佛教文物的分布情况看，川西与重庆似乎更密一些。由此推测，巴蜀佛教从北方传来的可能性或者更大。主北方传来者，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由西域南道之鄯善穿越阿尔金山口，经青海进入四川西北（此道俗称“青海道”，也称“羌中道”），复沿岷江向东发展(25)；一是从天水、长安、汉中方向入蜀，先至川西，东渐巴蜀(26)。无论怎样，佛教传入巴蜀的路线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此问题的解决，则有待于新的、更多的考古材料的发现。
二
巴蜀早期佛教的实际状态，限于资料，很难做出明确的描述。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发现一根八角擎天石柱，四面刻有人物、禽兽图像。顶端4像，俞伟超先生考订为东王公、西王母与佛像（俗称“项光童子”）二尊。准之和林格尔小板申壁画墓中东王公、西王母与“仙人骑白象”（佛祖降生）、“猞猁”（舍利）／“雨师驾三虬”配置，俞先生认为当时的佛教信仰“还处在早期道教、神仙思想、乃至传统的土地崇拜的附属地位”(27)。由此回望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根据出土情况可以大抵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为崖墓石刻画像中的石佛像，一类为墓葬中随葬摇钱树上的铜或陶佛像。崖墓在东汉时期的西南地区十分盛行，“并构成了这一地区汉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之一”(28)。其墓门和墓穴上方是画像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常见的内容有“胜”、羊、龙虎衔璧、嘉瓜、鸟鱼、蹲熊等。“胜”为西王母头上的装饰，转而成为辨识西王母形象的标志之一。羊则代表吉祥，其他龙虎、嘉瓜、鸟鱼、蹲熊或者象征仙境或者助人升仙。迄今为止发现的3尊石佛像，均位于崖墓前堂内壁的墓穴门楣正中位置（图一），应当不是“作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宗教偶像”，而是“作为仙境的一种标志，寓意入葬者已进入仙境天国”。同样，摇钱树也是一种在东汉时期西南地区十分盛行的特殊冥器，也是这一地区汉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之一。其基本含义是希望墓主死后能够通过神树升天成仙，并在仙境享受富贵。铸塑于摇钱树树座、树干与顶部的佛像，常与西王母、云气纹、龙虎衔璧、蹲熊等图像配置（图二），“寓意仙境和升仙”。合而观之，巴蜀早期佛教当“与神仙思想和天国仙境观念之间关系密切”，“是被本土传统的神仙和升仙信仰吸收而出现”(29)。质言之，佛教在当时人看来只是祠祀的一类，而佛也只是神仙的一种——是即温玉成先生所谓的“仙佛模式”(30)。更进一步，温先生甚至认为摇钱树上的所谓佛像应该都是太上老君形象，“表达的是老子入夷狄教化胡人的场景”(31)。在此“仙佛模式”里，学者普遍认为：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还没有被西南汉夷所认识，佛陀仅是作为一个奇异的“胡神”被纳入在庞大的神仙体现之中，佛教繁芜的思想观念则完全被淹没在了外在新异的艺术形式之下。
图一 乐山麻浩崖墓墓门楣正中的石刻佛像
几乎所以学者都注意到了西南早期佛教文物与墓葬的关系。石刻佛像被发现在崖墓的墓穴门楣，佛塔图像被发现在墓室画像砖上，而摇钱树则是被埋于墓中的冥器。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佛教文物与墓葬发生关系是属于枝节性的，还是并非无关紧要？换言之，它们的出场仅仅是以其奇异而被随意增添进来，还是其后带有某些宗教观念？和林格尔小板申壁画墓中的“仙人骑白象”，按照俞伟超先生的破译，应是佛祖降生的一种图示；而“猞猁”（舍利），则是与死亡及其超越关联的一种图示。合而观之，表述的实是一种佛教关于生死的观念。同样，我们注意到什邡东汉画像砖上的图案（图三）：“中间有一佛塔，两边为菩提树，再往两边又各有一佛塔，佛塔与菩提树相间而刻。”(32)“菩提树”实是莲花之误识，唐长寿先生已经正确指出(33)。图案所绘之佛塔为印度窣堵坡式，本为埋藏释迦牟尼舍利之建筑，其寓意当与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舍利相同。莲花在佛教里寓意很广，既代表清净，也比喻正法。《入大乘论》卷下称十地菩萨生于摩醯首罗天王宫，坐于宝莲华王座而成佛。《观无量寿经》则称众生临终时，阿弥陀佛及观音、势至二菩萨将持莲台来迎九品往生之人。以是观之，莲花在佛教里还有超生的寓意。佛塔与莲花“相间”，其后当有佛教关于生死的观念——特别是超越生死的观念包含其中。
图二 彭山豆芽坊崖墓出土之摇钱树座上的佛像
图三 什邡白果村东汉墓出土之画像砖上的佛塔图像
尽管“幽都”之说先秦已见，但直到汉代，中国人关于它的塑造仍然相当粗疏。在昆仑神话系统里，幽都位于昆仑山东北的极地之下“三千六百里”，“方二十万里”(34)。按照王逸的注释，幽都的统治者似乎应是后土——“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35)。但除王逸外，没有人认为后土兼管幽冥世界。近年有学者考察认为，昆仑幽都的统治者应是西王母(36)。这与西南地区东汉崖墓中每将西王母或“胜”纹置于墓穴门楣的情形相符。但西王母却不止是幽都的主宰，更是昆仑神山的掌控者。根据昆仑神话的逻辑，自幽都而上，次第应可达至凉风、悬圃至于“太帝之居”(37)。此一观念已被成都近郊出土的一件陶摇钱树座成功地转为了视角形象（图四）：座的整个形状是一座圆柱形高耸入云的山峰，若干行人正在登山，先行者已达到接近山顶的第三层，后随者却仍在第一、二层上艰苦跋涉；每重山峰都有一洞穴，穿越过去就进入一个新的神仙境界，而最高境界则是山顶的西王母的“天堂”(38)。很明显，在昆仑神话系统里，作为第一层的幽都实在不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存在的价值，仅仅只是因为它是升仙的起点。西王母之被刻于墓穴门楣，铸于摇钱树顶叶，目的均在导人成仙，而非地狱救赎。然当佛像频繁地出现在摇钱树上、墓穴时，挟其完备缜密的地狱观念，佛教应对西南地区关于幽冥世界的认识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幽冥世界已不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当包含了六道轮回、地狱救赎等一系列佛教观念在内。如果摇钱树本身确然就是昆仑神山的象征，如巫鸿先生所揭示的(39)，佛像之被置于摇钱树座上，对应的恰好是底层幽都，就决不应是一种随意的安排。综合观察已发现的摇钱树座，除去上面已经提到的昆仑神山造型外，一般多见龙虎衔璧、龟蛇、蛙人、怪羊、辟邪、天禄、蹲熊等等物象(40)。参照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之帛画，所谓“蛙人”、“蹲熊”应该都是“土伯”，而“龟蛇”、“怪羊”直接见于帛画，“龙虎衔璧”则被变形作为“地下”与“天堂”的连接装饰。至于“辟邪”、“天禄”，原本即是一对“辟御妖邪”的灵兽。毫无疑问，这些物象都与阴曹地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它们被佛像取而代之时，我们说佛教关于地狱的某些观念已被注入到西南地区的丧葬仪式之中应不唐突。而当佛像取代西王母正式坐于墓穴门楣上时，此种注入明显是获得了进一步的增强。佛陀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只是一个奇异的“胡神”，在庞大的昆仑神系中无关紧要，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狱救赎者。此前仅是作为起点形成意义的幽都，因了佛陀的临现，变成了人死之后灵魂初步获得救赎的地方。总之，佛像之被置于摇钱树座上、墓穴门楣，其后应该隐含了佛教关于地狱的一系列观念。出土于陕西城固东汉砖石墓中的摇钱树顶端，璧上坐佛手持一轮，轮之下部用线条分为三瓣（图五）。同样的图像也见于安县摇钱树顶端，而其所持之轮被原报告释为“近似于块的东西”。“块”者，绝也。以之“表达佛与礼拜者绝交之意”，何志国先生自己也以为不妥(41)。其实，此轮即应是佛教六道轮回之“轮”，而所分三瓣则是所谓的“三恶道”（即地狱、饿鬼、畜生三道）。轮回之“轮”操持于佛陀之手，向我们传达了地狱救赎的信息。其“三善道”（即阿修罗、人间、天道三道）不加区分，说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还主要是在“三恶道”上，“三善道”的内容尚被淹没在传统的昆仑神仙信仰中。
江玉祥先生考察认为：《山海经》中的“幽都之山”原是蜀人意念中的老家，魂归“幽都之山”是蜀人古老的传说。战国前后，流播荆楚地区转而成为恐怖的地下世界——幽都。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南北两大鬼都和鬼王的传说——北方的泰山鬼府和泰山府君，南方的丰都鬼狱和丰都大帝。两种传说代表了两种信仰，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前者源于上古时代人们对山岳的崇拜，兴起于东汉谶纬家之手，属于北方史官文化系统。后者源于《山海经》、《招魂》的“幽都”系统，兴起于“五斗米道”首领“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之手，属于南方巫文化系统。“三张”构拟的丰都地狱，经南朝道士陶宏景的整理和传述，最终流播全国(42)。虽然不乏某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西南地区幽冥文化传统一直较为深厚则是事实。在此深厚的幽冥文化传统里，佛教关于地狱的一系列观念率先获得认同应不奇怪。按江玉祥先生的考证，中国“十殿地狱”得以在巴蜀形成，也是有赖于此一深厚的幽冥文化传统。
图四 成都市郊东汉墓中出土之摇钱树座上的昆仑神山图像
（按，此图采自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
图五 陕西城固东汉墓中出土之摇钱树顶端佛像
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西南地区早期佛教与道教纠缠很深。从“仙佛模式”中的佛老合一(43)，到城固摇钱树顶端佛像旁边的跪拜人物（罗二虎先生以为即是“跪拜道士之类”(44)），无不建议了早期佛教与道教之间的这种纠缠。然其纠缠的关键，似不应在形象上的佛老不分，或者地位高下，而应在地狱观念的发展上。《水经注》卷三三：“有平都县，为巴郡之隶邑矣。县有天师治，兼建佛寺，甚清灵。”(45)“平都”即今丰都，也就是传统的丰都鬼狱之所在。“平都治”为五斗米道的“八品游治”(46)之一，“兼建佛寺”，以及后来在此形成的丰都鬼蜮，合而揭示了道教地狱构画中佛教影响的存在，同时补证了佛教地狱观念率先被西南地方信仰吸纳的事实。
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除丰都摇钱树座明确纪年为“延光四年”（125年）外，年代大多不易判定。以摇钱树的情形分析，佛像位于树座的一例，位于树顶的两例，其余均在树干。而其先后顺序，虽然何志国先生认为位于树顶的应为最早(47)，但合于逻辑的判断或者恰是位于树座的最早，位于树顶的最晚，位于树干的则当介于二者之间。此之序列所揭示的，应该就是西南地区之于佛陀认识的发展过程——由地狱救赎者还原为教主的过程。故当佛像取代西王母被置于摇钱树顶端时(48)，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信仰体系应该已经得到了模糊的认识。现今云南的不少寺庙仍以纸扎的摇钱树娱佛(49)，保持了西南地区佛教初获认识的某种崇拜状态。
总之，以其独具的地理优势，四川当是佛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时间则至迟不应晚于东汉中期。其初传入，挟带一整套的地狱观念，佛陀作为地狱救赎者的形象被组合在昆仑信仰系统中。之后，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加深，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信仰体系方才逐渐从昆仑信仰体系中独立出来，而其表现则是佛陀取代西王母堂而皇之地坐上了摇钱树顶端。
注释：
①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寺观堂庙文化资源研究”（批准编号05JJD730002）与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项目“四川寺观文化史”（批准编号SC06B016）之阶段性成果。
②就其所处地理优势论，童恩正先生有一精辟的阐述：“就南北方向而言，它恰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巨流之间，亦即中国古代两大文明发展的地区之间，既是我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成为我国南北文明的汇聚之区。就东西方向而言，它正当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见其《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3。）由此向外延伸，古代四川还是华夏文明与中南半岛文明、南亚文明交接的地区。就此，童恩正先生在其《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载《文物》1983年第9期）、《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等文中也已有过令人信服的考述。而其交通，古代四川西北接北方丝绸之路、西南接南方丝绸之路、东南接海上丝绸之路，“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③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一卷第五编，页161。
④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页30～31。
⑤李复华、曹丹：《乐山汉代崖墓石刻》，《文物》1956年第5期。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1。
⑥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2。
⑦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页37。
⑧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8。
⑨赵殿增、袁曙光：《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铜摇钱树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9～12。
⑩其资料乃罗二虎先生从重庆开县文管所所获。
(11)罗二虎：《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
(12)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摇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第12期。
(13)其资料乃罗二虎先生从陕西汉中市博物馆所获。
(14)参见罗二虎：《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考古》2005年第6期。按，罗二虎先生从绵阳博物馆获告之另二带佛像的摇钱树，应即绵阳双碑白虎嘴19号汉墓出土的摇钱树（上有佛像1尊）与49号汉墓出土的摇钱树（上有佛像3尊）。参见袁曙光、赵殿增：《四川三国时期的画像与佛像》，《四川文物》2003年第4期。
(15)何志国：《四川梓潼汉末摇钱树小记——兼考梓潼摇钱树佛像》，《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按，此摇钱树上之“佛像”似还有重新考究的必要。
(16)何志国等：《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文物》2002年第6期。
(17)谢志成：《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像》，《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18)唐长寿：《四川早期佛教遗物辨识》，《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19)《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5日一版《重庆丰都槽房沟发现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墓葬》。
(20)林向：《四川唐宋塔初探》，《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五辑（1980年）。
(21)转见谢志成：《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像》，《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22)唐长寿：《四川早期佛教遗物辨识》，《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2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377。
(24)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85。又，阮春荣先生在其《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东南文化》1990年1～3期）一文中也认为佛教造像是经云南、四川、长江沿岸进入中国内地的。
(25)参见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又，张总在其《峨眉及蜀地造像佛画种种》（载永寿主编：《峨眉山与巴蜀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一文中，也认为此一条路线“更值得注意”。
(26)参见罗二虎：《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考古》2005年第6期。胡昌健：《佛教传入巴渝地区的时间和路线》，《四川文物》，004年第3期。
(27)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
(28)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29)参见罗二虎：《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考古》2005年第6期。
(30)参见温玉成：《公元1至3世纪中国的仙佛模式》，《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
(31)温玉成：《用“仙佛模式”论说摇钱树老君》，《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
(32)谢志成：《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像》，《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33)唐长寿：《四川早期佛教遗物辨识》，《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34)张华原著、祝鸿杰译注：《博物志全译》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6。
(35)朱熹集注：《楚辞集注》卷七《招魂第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页137。
(36)参见周明：《论上古冥界神话》，《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2期。
(37)刘安：《淮南子》卷四《坠形训》，《诸子集成》册七，页57。
(38)参见巫鸿：《汉代艺术中的“天堂”图像和“天堂”观念》，载其：《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
(39)参见巫鸿：《汉代艺术中的“天堂”图像和“天堂”观念》，载其：《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
(40)参见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摇钱树”探析》，载其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41)何志国：《安县与城固摇钱树佛像的比较研究》，《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
(42)参见江玉祥：《中国地狱“十殿”信仰的起源》，载其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43)参见温玉成：《用“仙佛模式”论说摇钱树老君》，《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
(44)参见罗二虎：《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考古》2005年第6期。
(45)陈桥驿：《水经注校释》卷三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584。
(46)按，“八品游治”的设立时间当在建安二十五年（215年）以前，即张鲁举众北迁之前。
(47)何志国：《安县与城固摇钱树佛像的比较研究》，《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
(48)按，关于西王母与佛像孰先孰后出现在摇钱树上的问题，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何志国先生在其《安县与城固摇钱树佛像的比较研究》（《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中，以目前发现的西王母题材摇钱树尚无早过东汉中期的认定，佛像的出现未必晚于西王母。但多数人认为，西王母形象的出现应该早于佛像。
(49)转见贺云翱：《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探》，《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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