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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岭南学术之本色
中国学术文化，本起于黄河流域，东晋而后，始南移于长江流域，故在宋元以前，岭南尚无学术文化之地位。虽然唐时有张九龄，宋时有崔与之、李昂英、余靖，均一时人杰，然亦仅如沙漠中之水泉、之嘉木，寥寥无几。岭南文化之由中原移入，尽人皆知，东晋、南宋两代，除因异族侵凌，中原板荡，而至大规模移民之外，其与岭南文化有绝大关系者，则为历代之谪宦。
自六朝以来，流徙岭南之显宦，多不胜书，如南朝谢灵运之流徙广州，唐朝宋之问之贬钦州，李邕之贬钦州，韩愈之贬阳州，贬潮州，刘禹锡之贬连州，牛僧孺之贬循州，李德儒之贬潮州，贬崖州，宋朝寇准之谪雷州，曾布（曾巩弟）之谪廉州，郑侠之徙英州，秦观之徙雷州，姚铉之贬连州，苏轼之贬惠州，贬琼州，苏辙之贬雷州，李纲之徒雷州，张浚之徙连州，赵鼎之徙潮州，岳飞家属之徙岭南，明朝高攀龙之谪揭阳，汤显祖之贬徐闻，均为其最著者。诸人流徙南来，虽时间久暂不同，（其中暂者一来即去，久者如张浚，居连州20年，赵鼎居潮州8年，李纲一再流滴，居琼州8年，）然无论如何，对当地均有极大影响。如三国时之虞翻，以忤孙权，流徙来岭南，虽处于罪放之中，而讲学不倦，居岭南十余年，门徒常至数百人，后来之光孝寺，相传即虞翻故宅；又如姚铉，贬连州，尝采唐代文章，编为文粹，好事者于县中建楼，以贮其文稿，官属多遣胥吏抄录；又如郑侠，以绘流民图著名，贬英德，英德人民无论富贵贫贱，皆加以敬事，遣子弟从学，皆其一例。至于韩愈、苏轼二人，在谪宦中与岭南关系最深，影响极广。
由移民与谪宦之两重关系，可知当时岭南之所谓教化，完全起于一班羁人谪宦与孤臣遗老，而施被之于山陬海滨之野民。岭南各书院各祠宇所奉祀之先贤，最普遍者为苏轼、韩愈、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可见他们对于岭南教化之影响。此种教化，吾人无以名之，姑名之曰“遗民教化”。所谓遗民教化，即羁人谪宦与孤臣遗老之文化产物，经海滨野民接受之后，从而产出之一种学术。此种学术，亦自然而然有一种异样色彩。此种色彩与理学最接近，故岭南学术，经过一番遗民教化孕育之后，即结晶于理学。吾人曾言，岭南在宋元以前，无学术之可言。岭南有学术，且足以树立，实始于明代，始于理学。而明代理学之柱石，在岭南则为陈白沙与湛甘泉两位先贤。
明代理学，最初承程朱之旧，无甚创获。几位大儒，无非恪守宋人之说，未尝反省理会，推见至隐。此种理学，不过宋儒理学之遗绪耳。明代理学之真能卓然树立，第一是陈白沙之功，第二则为王阳明之功。黄梨洲云：“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白沙）而始明，至文成（阳明）而始大。”又言：“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又言：“先生（白沙）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独开门户，超然不凡。”（见《明儒学案》）。即此数语，已足见陈白沙在明代理学上之地位。
白沙最初就学于吴康斋。康斋为有明一代之大儒，一禀宋人成说。以白沙之天才，自不能恪守师传，一成不变。故其自述学问造诣之最精要处，完全由一己摸索得之，而青出于蓝，至其后另成一白沙学派。据张东所（白沙门人）述白沙为学云：“先生自见聘君（康斋）归后，静坐一室，数年未之有得，于是迅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焉，盖主静而见大矣。由斯致力，迟迟至20余年之久，乃大悟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一真万事，本自圆成，不假人力，无动静，无内外，大小精粗，一以贯之。先生之学，自博而约，由粗入细，其于禅学不同如此”。
白沙主静，其教人亦以静，言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以其主静，故主自然自得。黄梨洲云：“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可见其推尊之至。至如何可以“自得”，则须有觉悟。人只争一个觉字。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然如何能觉悟，则在能怀疑，故特别提出一个疑字，此为其见解胆识过人之处。据其所言，疑而后问，问而后知，知之真则信矣。故疑者，进道之萌芽也。又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章初学时也是如此，更无别法也。其对门人陈秉常，示以自得之学，云：“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可见其不独富于怀疑精神，而且以此种精神，灌输于其门弟子。
白沙门弟子大都能禀承师说，以虚静自然为宗。门弟子中，最著者为湛甘泉，当时与王阳明齐名，旗鼓相当，彼此均为崇仁（吴康斋）之再传弟子。（甘泉学于白沙，阳明学于娄一斋，均为崇仁门人。）甘泉与阳明，本极相善，其后讲学，各立宗旨。甘泉门人，虽不及阳明之盛，然王湛两家，互通声气，当时学于甘泉者，或卒业于阳明，学于阳明者，或卒业于甘泉，亦犹朱熹与陆象山之门下，互有出入（见《明儒学案》）。阳明讲学宗旨，为“致良知”；甘泉讲学宗旨，则为“随处体认天理”。王湛之学，各立门户，由是甘泉门人，亦分为二派，一派为吕巾石等，反对王学；另一派为唐一庵等，调和王湛，谓天理即良知也，体认即致也。当时王学声势极盛，然与之颉颃者，除南方湛甘泉之外，北方尚有吕泾野一派，成鼎峙三分之势。甘泉门人，不限于岭南，从游者殆遍天下（学案语）。所以阳明之门人，亦由姚江而达于闽粤。粤中王门嫡派为方献夫与薛中离，而尤以中离为最著。中离虽非甘泉门人，然极尊崇白沙，曾上疏请以白沙从祀孔庙。甘泉对于白沙之学，鞠躬尽瘁，先后任南京吏部礼部兵部三部尚书，精神又健，岁九十犹作南岳之游，生平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凡南京、扬州、贵池、衡山、罗浮、西樵、广州、增城，无处不有其所建之书院，故岭南之理学，十之八九为白沙甘泉之学。
至于诗文，亦不免受理学之影响。明初，岭南之文风，起于南园之五子。所谓五子者，一为孙蕡，一为王佐，一为王哲，一为李德，一为赵介。最初由孙蕡与王佐为之倡，结诗社于广州城南之南园，开抗风轩，以延罗一时之名士。此五子者，孙蕡（仲衍）即为理学家，承宋人之旧，究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闽之学。李德（仲修）本为经生，晚年亦以理学为归宿，潜心伊洛，足见南园诗社中，理学气味之重。自孙蕡等于洪武间结社南园，开粤中一代风雅，其后复有黎民表（惟敬）、吴旦（兰皋）、李时行（少偕）、梁有誉（公实）、区大任（祯伯），重振诗坛于南园，称后五子，与前五子后先辉映。此后五子均出于黄佐（泰泉）之门，而李时行则并出于湛甘泉之门。当时粤中理学，风气极盛，湛王之学，分门立户，各设书院，珠江流域传白沙之学，由甘泉主之；韩江流域传阳明之学，由薛中离主之，而势力则以前一派为最大。于此两派之外，复有黄泰泉一派。泰泉之学，承宋人之旧，以程朱为宗，惟对于理气之说，独持一论，教人以博约为宗旨。其时阳明方欲尽洗闻见之陋，归并源头一路。泰泉与阳明讨论知行合一之旨，几次辩难，故与阳明不合。泰泉之学，在粤中理学，可称别派，故在明儒学案内，列入诸儒学案之中。其时甘泉、泰泉，讲学东南，远近从游者极众。李时行先后及门，而其他四子，均出泰泉之门。足见南园后五子，其理学气味，又比前五子为重。总之，自白沙、甘泉而后，粤中文士，几无一不受理学之熏陶，而所谓理学，又自然大部分为白沙之学，此种影响，直至清中叶而未已。
明亡，岭南学术似有一转变，然其实只为一时之表现不同，非完全脱离理学。广州城北之白云山，有云淙别墅，建于陈子壮。当时陈子壮以礼部侍郎，投疏南归，特辟此别墅。名流区怀瑞、曾道唯、高赉明、黄圣年、黎邦瑊、谢长文、苏兴裔、梁佑达、陈子升、区怀年、黎遂球共12人，吟咏其中，修复南园旧社，此为后五子之后，南园诗坛之重振。明亡，陈子壮与黎遂球死事最烈，所以后来之岭南诗人，如邝露（湛若）、屈大均（翁山）、陈恭尹（元孝）、王邦畿（说作）、吴猷（呈伟）、梁观（器甫）、伍瑞隆（铁山）、赵焞夫（裕子）、梁观（颙若）、薛始亨（刚生）、彭睿瓘（竹本）、高俨（望公）、张穆（铁桥）、陶璜（甄夫）、王应华（园长）等，激越苍凉，为当时之最著。
屈翁山为岭南最伟大之诗人，曾一度剃发为僧，国亡后，行径更为奇特，忽儒忽释，往来荆楚吴赵燕齐秦晋之乡，遗墟废垒，揽涕而过。性固任侠，故其诗汪洋浩瀚，格调远在清初诸家之上。岭南之有屈翁山，犹吴赵之有顾亭林、黄梨洲，不过翁山为诗人，而顾黄则为学闇修独行，其作风大约与王船山、孙夏峰、李二曲、傅青主诸人，较为相近。此外，尚有陈元孝，为陈邦彦之子，即世人所盛称之独漉先生。巖野（邦彦）之学，本为岭南所宗，前后受业者凡数千人，影响一代文风，至为巨大。其后巖野尽忠，独漉之诗，自然满纸国家之痛，其吊崖山之作：“海水有门分上下，崖山无地限华夷”之句，至今犹为人传诵。
由此，可见明亡以后，岭南诗人大都为民族诗人，终清一代，岭南虽未掀起大文学狱，如胡中藻、戴名世、曾静、吕留良诸人之案，然民族精神之表现于文字上、艺术上，则不能掩。此又为遗民文化之一种表现，直接间接均与理学有关。士大夫平时则谈理学，国破之时则讲复仇。理学在平时则讲语默言动，天命理性，至国破之时则讲舍生取义，慷慨成仁。此为一体之两面，其一为常态，又其一为变态。
慷慨复仇，舍生取义，此种情绪，只有在特别环境中方能表现。至环境变迁，事成过去，此种情绪，即又归于静止。所谓俯仰之间，已成陈迹。至其时，天命理性，存养省察，语默言动之理学功夫，又复出现。如是，岭南在清一代，遂又继承前明一代之理学系统。白沙甘泉，一脉相传，延绵不绝。由明初以至于清中叶以后，五六百年间，岭南文化，完全呼吸于理学氛围之中。而所谓理学，又十之八九为白沙精神所支配。
至此，吾人须一谈清代岭南在学术上之位置。事实上，除明成化以至明亡之一段，又除白沙、甘泉二人之外，岭南在学术上实无地位，不过在清一代，益显其落后与贫瘠而已。查中原各地，自顾炎武、胡渭、阎若璩诸人之提倡，再加以惠栋、戴震诸人之开拓，百余年间，学术彪炳一时，此真可称为中国学术之复兴，经学、史学、天算地理、音韵、训诂，任何方面，均有开创，其间大儒，多至不胜枚举。即舍经学而言文章，其中古文家如桐城阳湖诸人，亦声华赫赫，足与经学大师旗鼓相当。而返观岭南，则对此一若毫无关系，始终处于学术圈外。此一二百年间，广东既无大师，亦无巨著，直至阮元来粤，开学海堂，提倡朴学，然后风气为之一变。
何以广东如此落后，如此贫乏，其中最大原因，当为地理关系。盖其僻处五岭以外，南北隔绝，为中原文风所不到，自有史以来，即已如此。此外，尚有一真正原因，关系非小，吾人绝不能忽视。此则为理学之关系。而今试再谈理学（主要为白沙理学）。
贾朴跋《明儒学案》云：孔孟之学，自秦汉以来，穿凿支离，汩没于训诂章句之间，赖有大儒辈出，求之于心性之际，而证其所为独得者，在宋则有周程张朱五君子，在明则有康斋白沙姚江诸儒，冥搜静悟，宗旨炯然，其间虽不无异同之见，而其求至于圣道，则一也。此数语已足说明理学之宗旨。理学家所惟一注意者在于心性，欲由心性之学，以进于圣贤。而其方法则为冥搜静悟，以“观天人之微，究圣贤之蕴”，“还以握造化之枢机”（白沙学案语）。至于训诂章句，则为理学家所鄙弃，认为穿凿支离，不足以学。故白沙弟子林缉熙云，所谓闻道者，在自得耳。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理，无自得入头处，终是间也。（言塞而未通也）。此为其以道（心性）为重，以学问书本为轻之旨。此外陈时周（亦白沙弟子）亦云，儒者有向上功夫，诗文其土苴耳。至于李大厓（甘泉而外，白沙之最得意弟子）亦有句云，莫笑老慵无著述，真儒不是郑康成。凡此，均足见对学问不甚重之态度。诸儒绝非鄙弃学问，不过认定学问之最终目的，在完成其人格，使人格无缺，成为完人，俯仰无愧，而可以与天地自然相合。诸儒之所谓学问，即此种学问，除此之外，一切学问均非学问。不然，秦桧、严嵩、钱谦益、阮大铖之流，亦何尝无学问，所差者，只在方寸之间耳。所以，考据之学，在清代百余年间，风靡一时，而在岭南，则若漠不相关。其故：第一，因岭南文风闭塞，事事落后；第二，一辈读书人，濡染白沙之教，对于此种训诂章句之学问，实不易接受。
二、王学崩溃朴学崛起
清初之朴学，本为对明代理学所起之一种反动，不过此种反动，实以王学（阳明）为对象。盖王学在其末流，流弊极大，二溪（龙溪、近溪）之外，更有大洲复所海门石篑诸人，舌底澜翻，自谓探幽抉微，而其为说愈精，去道愈远（仇兆鳌语）。至其后，更有一辈所谓“狂禅”，高谈“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如此，亦堕落极矣。学问而至于此，必生反动，此为王学崩溃，朴学崛起之由来。至于岭南，则自为风气，白沙之学，自成一家，由明成化以至于清嘉道间，数百年未尝摇动。既未摇动，则他种学问，难有取而代之之势。此又为朴学在岭南不能发达之故。
何以阳明之学卒至崩溃，而白沙之学则不然？仇兆鳌序《明儒学案》云：“白沙之学，在于收敛近里，一时宗其教者，能淡声华而薄荣利，不失为闇修独行之士。若阳明之门，道广而才高，其流不能无弊。盖道广则行检不修者，亦得出入于其中，而才高则骋其雄辩，足以惊世而惑人……”由此可知，阳明之门，因道广才高，至有“满街皆是圣人”之诮。而白沙因闇修独行，门限较窄，流弊亦较少，故其声教，较能维持久远。大抵白沙之教，确然淡声华而薄荣利。黄梨洲亦云，“凡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故其门人中，陈时周最为刻苦，寒俭自持，以一身系风教之重。谢天锡则夷然物外，名利之事，纤毫不能入。李大厓则胸怀洒落，自晤白沙归里，即筑钓台于黄公山，读书静坐其中，不复仕进。贺医闾自入白沙之门，即淡然于富贵。故举世议白沙率人于伪，牵连而不仕，每以医闾为藉口。至于湛甘泉，虽官爵最高，然其山林之气，远比朝市之气为重，故一任几部尚书，即行致仕。此种淡于声华，薄于荣利，闇修独行之风节，又与羁人谪宦，孤臣遗老之遗民文化，有其渊源，有其关系。盖必有孤臣遗老之苦节、之坚贞、之特立独行、之孤芳自赏，然后有后来理学家之闇修独行、之清苦自立、之淡声华而薄荣利，其间前后相承，如出一辙。所以遗民文化乃结晶于白沙之理学，而理学（白沙学派之理学）则为遗民文化之产儿。而今试以屈翁山、陈元孝二人与顾亭林、黄梨洲一比。此数人者，地位相等，品格相等，思想抱负相等，聪明才智相等，身世遭逢相等。然因其所生长之理学氛围不同，故其所表现亦有异。阳明勋业彪炳，事功最著，故亭林、梨洲都属学者，不忘事功之念。白沙淡声华而薄荣利，故翁山、独漉均为诗人，而有采薇之志。
由理学而及于文艺，岭南文士亦多能保持一种风格。如乾嘉一代，文风最盛，然中原各地之文人，不免有声华竞尚之习气，颇为浮靡（尤以江南为甚）。然岭南文士，则沾染此种习气较浅，姑举数人，以见一斑。如黎简（二樵）、黄丹书（虚舟）、谢敦源（容若）、罗履先（天尺），此亦文士中之能淡声华而薄荣利者。
白沙声教，一路延绵至嘉道以后。其后，有柱石一尊，为之殿军，此即朱九江（次琦）。九江以后，尚有一人，此即其弟子简竹居（朝亮）。竹居以后，遂如广陵散矣。
当时学海堂振起朴学之风，名气极大，然屡次延聘朱九江出任山长，九江均不就，虽求之20年而终不可得。至简竹居，则对于当时之汉学（朴学），有极严厉之批评，曾云：“纪文达，汉学之前茅也。阮文达，汉学之后劲也。百年以来，聪明魁异之士，多锢于斯矣。呜呼，此天下所以罕人才也”（见简竹居文录）。由此可见朱九江、简竹居对于当时所谓朴学之态度，同时亦可见广东理学根柢之深厚，对于汉学之富于反抗性而短于感受性。
有须阐明者，白沙此种虚静自然，淡声华而薄荣利之学问，绝非消极的，而是积极的。黄梨洲云，薛文清困于流俗，陈白沙激于声名。又云，其高风之所激，远矣。霍韬云，白沙有抗节振世之志。可知所谓“收敛近里”，所谓“闇修独行”，不过得其一面。其实白沙不只高蹈，而且侠义豪雄，其论禽兽云：“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淫，凡百所为，一信血气，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此数语何等激越慷慨。所以白沙最讲究气象，教学者须先理会气象，以求其自得。何谓自得？曰：“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观其气象，真欲以一心开万世，其抗节振世之志，声光炯然，而直承孟子之心传。白沙居近崖门，每登临奇石凭吊宋室君臣殉国处。石上有贼将张弘范纪功铭，大书“张弘范灭宋于此”七字。白沙为冠一“宋”字于其上，乃成“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八字以丑之。一字之诛，严于斧钺。更于碑阴题诗云：“忍夺中华与外儿，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此外复有崖山吊陆公祠诗、崖山大忠祠诗、崖山泊舟奇石下风雨夜作诗、与李世卿同游崖山诗，均可见其心迹。
白沙主虚静，而有时不免慷慨激昂，满腔孤愤，此则历史与地理之环境使然也。岭南僻处岭外，一方面为山国，又一方面为海国。岭南人民本山海野民，山海野民一方面富于保守性，又一方面则富于冒险进取性，以此民性，影响于民风，即有一种异样色彩。温汝能云：“粤东濒大海，宅南离，山禽水物，奇花异果，如离支珊瑚玳瑁之属，莫不秉炎精，发奇采，而民生于其间者，亦往往有瑰奇雄伟之气，蟠郁胸次，发于文章，……”又云：“粤东居岭海之间，会日月之交，阳气之所极，阳则刚，而极必变，故民生于其间者，类皆忠贞而不肯屈辱以阿世，习而成风，故其发于诗歌，往往瑰奇雄伟，凌轹今古，以开辟一家之言，……此皆东粤之风也。”（见粤东文海粤东诗海序）。此所谓濒大海，宅南离者，对于岭南民性与岭南民风，当有绝大影响。故岭南文化虽落后，硕彦寥寥无几人，然一旦如有其人，其人即为非常人物。如六祖慧能，即为其中之最卓越者。以一平凡之夫而超凡入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即惊人也。
岭南学术文化，在明清两代，受白沙学说之影响，表现白沙之精神，至海通以后，政治社会经济之情形，相继变迁，岭南学术亦逐渐脱离理学之色彩，而表现为另一色彩。此种色彩，大半受地理环境之影响，与温汝能之所谓濒大海，宅南离，阳则刚，极必变者，有极大关系。吾人只须举出孙中山先生与康有为二人，即可作一例证。时至于此，粤东即一跃而入于另一环境，进入另一阶段矣。
三、近百年来之岭南文化
于贫瘠荒芜之中，最先为广东开学问风气者，为两广总督阮元。阮于道光六年，开学海堂，提倡朴学。其后学海堂所开之第一朵花，即落于陈澧身上。此为近百年来，广东对中国学术能有伟大贡献之第一人。
其实广东不只在学术上落后，其他一切，均无不落后。广东二字，从前一出口，即几乎为中原所不齿。广东能跃然而起，在中国舞台，占一重要地位，完全为近百年来之事。从南粤王赵佗至今，岭南历史，逾2000年，而最近之100年，则关系最为重大。
何以关系忽然重大？此则完全因海通之关系。而海通之关系，则因地理位置之关系。以其地理之位置，配合海通之运会，以其时，得其地，时与地一旦配合，广东即一跃而起。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海运大开。英法荷兰之势力，逐渐东侵。中国在东亚一隅，不复能闭关自守。既不能闭关自守，即被迫而入于世界之舞台，从此与西方诸国发生来往。而在来往关系中，广东首当其冲，所以列强第一次侵略（鸦片战争），即发衅于广东。广东当然受害最大。然天下事有利未必无害，有时有害亦未必无利，而广东即于此祸害交迫之下，奋兴而起。
19世纪，海洋文化（世界文化）如潮涌来。广东当海洋之冲，因此乃事事得风气之先。事事得风气之先，即广东所以扶摇直上之一大关键。其实广东在历史上，早已成为对外交通及接受外来文化之最前哨。广东与海南诸地交通，远在汉武帝之世。其时徐闻、合浦为中国对外交通发舶之所，往来市舶，均寄碇于此。六朝以后，广州与海外交通大盛，其时大食国（阿拉伯）商人在广州已有居留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亦言，中国对外之交通路线，最初属于交趾，至7世纪时，交趾之地位，乃为广州所夺。至唐代，阿拉伯人兴起，南海方面，海上贸易极为繁盛，广州之地位，益为重要，遂掌握海外交通之总枢纽。
惟其如此，所以广东为接受外来文化之第一重门户。达摩初来中国（梁朝），即先至广州。广州西关下九路有街名“西来初地”，即纪念达摩初来之迹。其地之华林寺，相传即达摩所建。其时印度高僧，航海而来，广州城西之光孝寺，为岭南第一名刹，六朝以来，高僧驻锡于此者极多。相传有梵僧名智药，由西竺航海而来，带有菩提树一株，种于戒坛前，预言日后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其后六祖慧能果于此树下祝发（唐高宗时）。此即为广东接受外洋文化所开之第一朵花。
总之，对外交通愈频繁，则广东之地位愈重要。近百年来海禁大开，各国（海南诸国以外）来往之关系，又不知比从前发达若干倍。因对外商业发达，所以对内商业亦随之发达。内外商业均发达，整个产业界亦随之而发达。产业发达，自然赋税增加；赋税增加，其政治上之重要性亦随之而增重。同时因海岸与边防之重要，亦加增其政治地位之重要。所以清末派来任两广总督者，多为一等大员，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等，清廷所以付以海疆之寄，即因其对于广东之地位，特别重视。此一切均足以证明广东因其经济地位之重要，而影响到政治地位及其他一切地位之提高。
广东从前在学术上，并无地位，然其后则不然。粤人在学术上至此亦显露头角，除陈澧、张维屏、黄培芳、梁庭枬、邹伯奇诸人，继承中国学术正统之外，广东从自身突起一支异军，后日即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先锋，之旗鼓。领导之者，主要为孙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又一方面，则为康有为之倡议维新，更一方面，则为容闳于同治十年带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梁敦彦、詹天佑等30人，出洋赴美。岭南从前之遗民文化，经过几百年理学之陶冶，经过明亡之惨痛，经过200余年秘密会党之酝酿，经过太平天国之教训，再加之以海通以后世界潮流之激荡，遂孕育而成一种崭新的文化（与遗民文化遥遥相接，而有其连续性）。而广东乃成革命之策源地。
自戊戌以后，中国整个学术思想界，都为两种潮流所支配。一为革命的潮流，领导者为孙中山先生；又一为君宪的潮流，领导者为康有为与梁启超。此两种潮流，在清朝末年，几于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其后革命潮流胜，君宪潮流乃偃旗息鼓。此两派领袖均为广东人，两派活动均以广东为其出发点，而最初效力于此两派之劲旅，之干部人物，多属广东人，足见广东之重要性及其富于矛盾性。孙中山先生之思想，承接世界最新之潮流，已极显明，其学说亦已家喻户晓。至于康梁一派，其领袖之人物虽然倡导保皇，然因政变失败，党徒被捕被杀，其余一部分被迫逃亡，所以对于当时执政之满洲大员，亦恨之刺骨。因此，革命派固然谈革命，君宪派亦谈革命（在新民丛报初期，革命字样，屡见不鲜）；革命派讲民权，君宪派亦讲民权，彼此都以18世纪西欧之政治思想为其出发点。所不同者，一派主张彻底推翻满洲政府，从头改造；一派则主张维持现状，加以改良而已。在此两派运动中，革命派比较急进，比较激烈，比较彻底，则从外面压入；而君宪派比较温和，比较缓进，则从内部涌出。此两派虽然标揭相反的、冲突的、绝不相容的主张，但同时亦有不少共通的、可以相合之处。此两种运动虽然均起于广东，以广东为其地盘，从此发轫，然转瞬之间，已普遍展开，成为全国的运动，非广东一省所得而专有，盖其势力已弥漫于全国。无论何处，无论何人，不为革命党则为君宪党，如果两者都不属，其人非顽固守旧，即为落伍退化，几不齿于士类。
至于人民，在积极的自动的一方面，其活动则更可观。当时清政府愈益腐败，而外患之压迫，亦愈益加深，人民懔于邦国之危亡，于是奔走呼号。其时民气之盛，实不可以言语形容，于是开学堂，办报馆，集会演说，指斥朝政，批评时事，完全受天赋人权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之学说所影响。所以当时之舆论，确实有一种力量，足以监督政府，指导人民。每逢有事发生，则报纸先加之以批评，人民随后继之以响应。
以是，全国思潮，奔腾澎湃，无论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道德伦理方面，风尚习俗方面，学术与教育方面，无不受此种思潮之影响。在几千年来专制政治之下，第一次听到民权之呼声，第一次听到自由平等之呼声，第一次听到博爱之呼声（彼此都以同胞相呼），第一次听到男女平权之呼声与婚姻自由之呼声；在几千年之学术系统中，第一次抛弃传统之旧路，而另开新路，此真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之第一次大变动。其时人人谈革命，人人讲民权，谈革命讲民权之书报，及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法意》、《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之译本，传诵一时，都有自由平等，革命鼓吹，文明进步，方针目的等新名词，其情形与18世纪大革命前夕之法国无异。真可称为现代中国之第一线曙光，亦可视为中国从此摆脱中古时代之氛围，一跃而入于20世纪之开始。此为中国由“中古”而入于“现代”之转捩，之大关头，以后中国更有如何进步，如何创新，如何建树，都无非以此为其初基，为其先导。可惜现时人士，多未彻底明了此一转变之大关键，对此时代之重要性，未有深切之认识。
以上所言，不过说明在整个大潮流中，广东以其局部之地位，负其所能负之使命，尽其所能尽之贡献而已。然其间尚有须注意者，即此种思潮，本来发自广东，最初以广东为其发动之大本营，最后乃弥漫全国，洋溢奔腾，成为全国之思潮，而转移时势，开创新机，使中国入于现代之世界。如果从此点着眼，则广东所负之使命，及其所有之贡献，则不可同日而语矣。何以广东有此使命，有此贡献？此则因近百年来，海禁大开，因海运与通商，而得接触世界文化之潮流为其大关键。广东以其地理位置，当海洋之冲，得风气之先，凑合机缘，遂得掌握空间与时间之锁钥，此一使命乃不期然而然地落于广东身上矣。何以必落于广东身上，而不落于他省身上？其间关系颇多，而今姑举一事以为例。广东有无数华侨，遍布海外，此正为制造革命党，收容亡命客，筹措革命军费，策动革命工作之最好条件。如无海外华侨，散居美洲南洋各地，则革命恐不易有成功之望，连康梁诸人，亦无法进行其君宪保皇之工作。只就此点，已足见广东之重要性，何况尚有其他之种种条件。所以民国以后，张勋复辟，黎元洪出走，海军南下，国会南迁，组织军政府，倡言护法，均以广东为大本营，其后国民革命，出师北伐，亦以广东为大本营。吾人研究广东，必须着眼于此。此为近百年来岭南文化最重要之点。
岭南文化，由张曲江、崔清献及唐宋以来之羁人谪宦，孤臣遗老，奠其始基；由明以来白沙、甘泉诸人承其统绪，至近百年来，海禁大开，与世界文化之潮流接触，一转而为一种领导性的革命文化，其间一千余年，事迹昭然。而今时局虽然变更，然实不足以损岭南之价值。瞬息之不足以变古今也。天之生有其地，有其人，其地临大海，宅南离；其人则秉性刚强，民气焕发，得地理之孕育，承历史之遗传，故其地其人，必可以促使岭南文化之重生。岭南居山海之间，秉炎晶之气，山则有云岭罗浮，水则有珠江南海，潜则有蛟鼍，动则有虎豹，木则有红棉，果则有丹荔，花则有素馨茉莉，香则有伽楠沈水，珍宝则有翡翠珍珠珊瑚玳瑁，故其人物则有佗王之豪雄，六祖之神慧，张曲江、崔清献之赤忱，李忠简、海忠介之忠耿，熊飞之壮烈，陈白沙、湛甘泉之德教，陈子壮、陈邦彦之气节，屈翁山、陈元孝之孤洁，南园前后五子之风流文采，洪秀全、孙中山之革命精神。岭南文化之复兴，必由斯道，舍此，更无他道。此亦为岭南民族生命民族精神之所寄托。
如是，岭南人物应有其特殊之风格，应以罗浮之耸拔为其精神，以梅岭之高寒为其品格，以珠江之明朗为其风度，以南海之浩瀚为其襟怀。
（本文稿系台北广东文献社粤籍老学人宋聘莘先生提供，谨向原作者黄尊生先生和宋先生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