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清及其俄罗斯汉学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俄罗斯论文,传统论文,李福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肇始于18世纪俄国传教使团的俄罗斯汉学，历经三百年的学术发展，形成了悠久、独特的汉学传统。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学术文化既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又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历史传统更接近东方。公元13世纪罗斯被金帐汗国占领，长期受鞑靼人统治的影响，15世纪开始向亚洲扩张，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元史中已有中俄直接交往的确切记载。17世纪，彼得一世执政后，面对欧洲的强盛和俄国的落后，亲自前往欧洲考察，实行学习借鉴西欧的重要国策，进行振兴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巨大的“欧化”改革，并于1712年从莫斯科迁都圣彼得堡，打开俄国通往欧洲的窗户。彼得一世改革打破了前几个世纪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的隔绝状态，试图使俄国从与“欧洲”的脱离中全面“西方化”，从俄国汉学创立阶段的西欧“移植”可见一斑。1925年收到聘书，1726年到任的俄国皇家科学院首位东方古代史院士是来自德国的汉学家拜耶尔(Готлиб-Зигфрид Байер，1694-1738)，他于1731年在彼得堡出版了欧洲第一部汉语语法《中文博览》(Museum Sinieum)。学术史上对拜耶尔功过评价历来众说不一、各执己见，斯卡奇科夫(П.Е.Скачков)院士就直言拜耶尔的活动并未促进俄国的学术发展(参见斯卡奇科夫，2011：67-70)，但是拜耶尔将西方汉学成果引入俄国，以东方学家视野开辟俄国汉学研究，在俄国汉学的创建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地位。而彼得一世亲自创立皇家科学院之始便向欧洲聘任东方学院士，也表明了俄人向学西方、重视东方，“取西学”、“治东方”的国际考量。此前，1715年，作为向“东方推进”的重要举措，彼得一世已经向中国派出首批传教使团，其中为“俄国汉学做了整顿机构、培训人才和搜集资料三项奠基性的工作”，“为俄国汉学编织摇篮的重要人物”(参见蔡鸿生，2006：78)郎喀，是沙皇御医的养子，瑞典籍，曾留学柏林。郎喀通过北京的西方耶稣会士获取西方‘汉学著作及各种政治经济情报，1730年从中国带回的中文图书等文献构成了彼得堡汉学藏书的基础……因此，以东西方跨文化视野做中国学问，早在俄国汉学奠基之时，便深深地印迹于其学术传统，并在此后俄罗斯汉学确立发展中，以俄国与西方的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丰厚的汉、满、藏、蒙跨学科东方学研究成就，和比较研究的学术方法不断延伸开拓。
首批俄国本土汉学家全部来自18世纪派往中国的传教使团。俄国来华传教使团自第二批(1729年)起便派遣非神职学生随班来京学习满汉文字，研习汉学，尤其是儒学，完成汉学著(译)述。得益于此，加之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1762-1796)期间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认同，从西欧刮向俄国的“中国风”影响，大量中国文化典籍在18世纪译介传入俄国，其中也包含西方耶稣会士的译作。同时，传教使团和俄国探险家也为早在彼得一世已经开始的俄国丰富珍贵的汉、满、藏、蒙东方学文献的收藏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一批批俄国汉学开路者筚路蓝缕地拓荒式努力——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收藏、整理、研究和作品译解，19世纪，以圣彼得堡汉学家为代表的俄国古典汉学传统才得以形成。此时的俄国汉学已经摆脱了对西欧汉学的依赖，独立于西方汉学、东亚汉学，自成一体。其传统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充满学术积累的文献收藏编目，这也同俄罗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东方学研究密不可分。譬如，1818年，东方学家加缅斯基(П.Каменский)和利波夫措夫(С.Липовцов)编就的《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中文和日文书籍目录》(Каталогкитайским и японскимкнигам,в библиотеке Имп.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хранящимся)；1841年，科学院德籍布罗塞(М.И.Броссе)院士整理发表的《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的中文馆藏》(О китайск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Азиатского муз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857年，第一位俄国汉学院士瓦·瓦西里耶夫(В.Васильев，1818-1900)发表的《彼得堡大学的东方书籍》(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等等。这一传统发展到20世纪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创立的俄罗斯现代汉学，更加注重学术史的文献学梳理，成为以文献档案资料为基础的俄罗斯汉学鲜明的文献学汉学学术特征。
论及俄罗斯汉学各发展阶段重要的代表人物，当代俄罗斯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2012)院士，便和俄罗斯汉学宗师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1777-1853)、瓦·瓦西里耶夫和瓦·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等一同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如果说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比丘林作为俄国汉学奠基人，为俄国汉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做出巨大贡献；19世纪下半叶，一代俄国汉学时期的开拓者瓦西里耶夫使俄国汉学走上民族化、职业化之路；20世纪上半叶，有“翰林”之尊的阿列克谢耶夫创建了苏联汉学学派；20世纪下半叶的李福清则在传统的汉学、东方学诸多领域承继、深化俄罗斯汉学传统，独树一帜，卓有建树。“……一个有关中国民间创作研究的鲍·利·李福清学派将会出现。……学术传承性也得以彰显，鲍·利·李福清在莫斯科的不懈努力，也使得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学派不断发展壮大”(Смирнов，2010：12)。
鲍·利·李福清(俄文音译名为“鲍里斯·利沃维奇·里夫京”，中文名字为“李福清”)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一个犹太职员家庭，1950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学习，1955年大学毕业，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组担任初级研究员。1961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1970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1987年12月23日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90年以“中国神话研究”获得苏联国家奖；1992年至1999年在台湾主持科研项目“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搜集和比较研究”，期间在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用中文讲授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及20世纪以前俄中关系课程；2003年获得中国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这是授予国外最为杰出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和汉语语言文化研究者的专门奖项，李福清是俄罗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2006年任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亚非文学研究组主任；同年起兼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教授；2007年获得中国作协翻译研究中国文学奖；2008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是目前俄罗斯外国文学领域5位院士中唯一的中国文学院士)；2010年获得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2011年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中国民间文化贡献奖”。去逝前任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秉承广博、深厚的俄罗斯汉学传统，李福清的汉学研究，立足东西方深厚的学术根基，“会通中西，力透雅俗”(胡小伟，2005：238)，视野广阔。其一，其研究范围涉及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中国神话传说，中国台湾原住民神话传说故事，中国民间年画，以及蒙学、朝鲜学、越南学，远东文学关系、俄罗斯汉学史等诸汉学和东方学领域，著作等身，相关著述200余篇(部)，“可以说他已超出汉学研究范围，足可称为东方学家了”(李明滨，2003：4)。
李福清的汉学研究始于民间文学，他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首部研究论著《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Сказанuе о Ве
uкоǔ сmене u nробема жара 
кumаǔском.Фоькоре)是其副博士论文，研究孟姜女故事传说，奠定了其学术声誉基础。这部书的部分章节及其1960年代开始的中国神话研究部分成果于20世纪80年代被译为汉语后，分别在台北和北京结集为《中国神话故事论集》(1987，台北；1988，北京)面世，李福清试图在世界神话概念体系的大框架下构建中国神话体系，揭示中国神话内涵本质及其特点的独特的中国神话观备受瞩目。
专著《历史演义与中国民间文学传统》(Исmорuческая эnоnея u фоькорная mра
u
uя Кumαе，1970)是李福清的汉学研究由民间文学向俗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拓展之作。这部论著是他的博士论文，被誉为“世界第一部三国题材文学史”(Ван，2010：87)，1970年俄文版面世后，受到苏联、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各国学界肯定，其中文版、越南版也分别于1997年和2003年在北京和河内出版。
1979年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论著《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Оmмuфа к роману：эоюuя uзображенuя nерсонажа кumаǔскоǔumераmуре)则是李福清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出版后开始的新的专题研究成果，系统研究中国神话人物肖像及后来中国文学人物肖像描写的演变。此后相继出版的《汉文古小说论衡》(1992，南京)、《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1997，台北)、《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1999，台北)、《神话与鬼话》(2001，北京)①、《古典小说与传说》(2003，北京)、Духоная куьmура Кumая:Мuфоо
uя.Реuuя том 2，/Редакторы тома М.Л.Титаренко,Б.Л.Рифтин,А.И.Кобзев,А.Е.，Лукьянов，Д.Г.Гдвева,С.М.Аникеева(《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神话·宗教卷》，2007，莫斯科)等都是他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学、神话传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李福清还编(著)有《中国古典文学在苏联》(1987，北京)、《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与王树村合编，1990，莫斯科、北京)、《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与李平合编，1993，上海)、《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2007，北京)、《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2009，北京)、《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2011，上海)等等。“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汉学领域，就中国大陆和台湾以汉语出版的专著和论文数量而言，难以找到一位学者可以与李福清相提并论”(Серебряков，2010：13)。
其二，借鉴西学，融通中俄旧学新知，以期在世界人文精神领域的大框架下去体认、把握汉学。“基于А.Н.维谢洛夫斯基、В.М.日尔蒙斯基、В.Я.普罗普、Е .М.梅列金斯基、В.М.阿列克谢耶夫、Д.С.利哈乔夫的理论观点，李福清开创了中国叙事作品与民间文学关系形成历史的研究，将阐析远东各国艺术发展过程得出的新理念和结论带入了文学和民俗学理论。正是由于李福清的著述，中国学者高度评价了俄罗斯的学术经验，并接受了诸多新的理论视点和民间文学分析方法”(Серебряков，2005：198)。李福清运用普罗普的“体裁诗学”观，批判地借鉴俄国形式主义的“体裁说”，研究孟姜女传说故事；他试图以历史诗学视角阐述中国文学中古神话人物形貌的演变和古神话人物在演义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描写特点；以历史诗学理论分析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采用历史阶段比较法，对不同发展时期的民族民间故事比较探讨，分析其特征及演变过程；他大量采用故事功能结构理论对民间文学、台湾原住民故事传说的根源生成进行探寻……
李福清同时也将西方汤普森等人的“母题”说等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汉学研究，在三国题材创作中首次论及中国小说中的史诗母题。特别重要的是，他开创性地将俄国东方学家率先提出的俄国比较文学理论方法运用于其汉学研究。自1958年在科学院《东方学所简报》(Краm
кuе сообщенuя Инсmumуmа осmокоеенuя)上发表《韩信传说——东干人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Из дунг-анских н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казаний:сказание о Хань Сине)一文，开始探索将他大学期间(1951-1954)在米粮川记录的传说与司马迁的韩信列传、郭沫若书面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到上世纪90年代被誉为“比较神话学专著”的《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相关神话故事母题共性及成因，探讨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特点。在素以比较中国的儒释道，中国儒学与西方古典哲学见长的俄国汉学界，李福清的汉学比较研究已经自成体系，独具特色。
在国际文化最广阔的背景和参照下，比较把握汉学各个领域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共同规律、独特之处、演变轨迹，汉学全貌和总体，及其在世界文化研究中的地位，是李福清继承和发展俄罗斯汉学研究“整体文化视野”学术传统的体现。在回顾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之路时，李福清认为自己坚持了先师阿列克谢耶夫倡导的“对中国文学做综合性的研究”、“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主张，“研究小说也注意相关的民间传说，注意说书，注意年画，研究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也注意中国少数民族流行的有关作品……”，“研究回族民间故事情节时……把每个小段与其他民族(不只限于中国各族，还包括朝鲜、日本、越南、西伯利亚及中亚和欧洲各族)同类型的民间故事作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此一故事的民族特色，也显现出中国民间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民间文学共同的情节或母题”，“研究中国文学时常常注意其他文学的类似现象……探讨文学发展每个阶段类型的发展规律”。②(李福清，2003：13)他在谈论中国清代盛行的称为“考据”的考证研究方法时特别指出，这些不能代替总体的历史过程研究。(参见：Рифтин，1961：29)
20世纪被称为文论的世纪，但其实19世纪的俄国文坛已是新兴文艺学派，尤其是各路文艺学院派，诸如神话学派的布斯拉耶夫、文化历史学派的贝平等众采纷呈，亚·维谢洛夫斯基院士代表的比较历史学派更是以建立历史诗学理论和科学的总体文学史观对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现代文艺学和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国文艺学家们坚持实证的科学精神，在民间文学、神话传说等文学、民俗学、人种学、民族学、文化史诸方面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考据论证的基础上，比较研究各民族文学在统一的世界文学形成过程中的相同点或相似点，探索这些“雷同点”内中隐藏的实质性、规律性以及不同的因果关系。20世纪，“俄国历史比较文学学派的先驱”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理论的直接继承者和开拓者日尔蒙斯基将文学的比较研究内涵界定为历史发生学与历史类型学两大方面。此外，深刻体现了历史诗学类型学理念的结构民间文艺学家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梅列金斯基的神话诗学等20世纪纷至沓来的理论思潮，这些可能都促使“类型学”成为李福清汉学比较研究法中重要的视点。但是，在李福清看来，文艺学意义上的“类型学”“有时用来界定文学发展的不同道路”，有时则“是对语言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相似现象的研究”。“东方学中业已确定的类型学分析方法，即通常通过把东方的文学现象与已有定论的西方文学相提并论的方法，来确定某一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学过程中的位置，这种方法我们以为不够准确。这种对比一般是泛泛而已，没有突出个案方面，而这个案方面正是具体的类型学研究的依据”(李福清，2003：301)。因此，在李福清的汉学研究中，充满了令人叹服的细致入微的个案考证分析。譬如，他对“赤兔马”在三国题材创作中的描写研究，提出：马名赤兔是受类比的影响，神话中帝王大禹的马被称为飞兔，《宋书·符瑞志》、《吕氏春秋·离俗览》、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都有此说。此外，俄国民间文学家波塔宁1884年从中国青海土口中语录的传说；李福清本人在越南发现的民间手抄本《礼关圣伏魔真君科》中的“赤兔马图”，表明民间传说对赤兔马的神化和迷信；并且《平话》中“赤兔马”的描写显示出史诗的诗学原则；《后汉书》的描写明显地带有民间文学的特点。他又根据В.М.日尔蒙斯基关于英雄坐骑“马”的形象论断——“民间故事还保留着与建立在古代图腾信仰之上的野兽是人的助手的神话观念的遥远联系……”，英雄史诗中，“这种民间故事母题大大地减弱了”，他指出：《平话》里这些特征表现得可能更加微弱，但是《平话》中将赤兔马与火相比，并非作者的凭空想象，恰恰是与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民间故事中的描写异曲同工。李福清还援引普罗普关于民间文学中“神奇的相助者”“马的母题”的研究观点之一“马的喷火特性”、“火马”和“水之子”旁证他对“马与火”、“马与水”问题的研究；援引李谢维奇关于“龙马”的观点旁证他对“马与水”问题的研究。说明《平话》写马的诗学原则，《平话》作者采用民间故事母题的场景与其他民族史诗吟唱者相同，并且《后汉书》等中的描写也可以见出各民族说唱艺人描述壮士坐骑采用的一般史诗标志。(李福清，1997：89-90)
李福清系统、周全、深刻的个案阐释，是基于他重视大量、翔实的材料掌握、文本阅读；重视对问题研究进行具体历史的、严谨令人信服的论述；爬罗剔抉，旁征博引，也是对俄国学术注重科学实证传统的继承。
述及俄国汉学学术传统，其对典籍、档案、文献的注重和汉学文献学的学术史梳理必然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自1741年俄国第一代汉学家罗索欣、列昂季耶夫开始为彼得堡珍宝馆馆藏中国图书编目，俄国学者的汉学文献整理、研究已经成为俄国汉学学术研究的开端和基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室下设的“汉学家科研实验室”，“主要目的就是研究书目资源、整理重要的中国文献索引和重要的汉学论著索引”(参见斯卡奇科夫，2011：33)。李福清的汉学研究典型地体现出这一传统。
阿列克谢耶夫曾为大学一年级的李福清和同学们讲授“中国学导论”，他向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是斯卡奇科夫1932年出版的《中国书目》(бuбuорафuя Кumая)。这本书引起了李福清的深厚兴趣，他开始常常到学校图书馆查阅书刊，记录下所有关于中国的新的著作。他的“目录学兴趣由此而生”(参见Рифтин，2010：278)。阿列克谢耶夫逝世后，大学三年级的李福清又有幸聆听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彼得罗夫(В.В.Петров)讲授的“汉学词典及指南”课程。谈到这些课程对其后来研究著述的重要意义，李福清曾说，没有这些课程的学习，他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不可能产生对词典和指南的兴趣。(参见Рифтин，2010：278)
李福清自1960年代陆续发表的《苏联几大图书馆东方藏书》(Востоковедные фонды крупнейших библиотек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статьи и сообщения,М.,1963)(参见Рифтин,1964:202-206)、《苏联几大图书馆中国文学典籍目录补遗》(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каталогам китай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жанров:по данным крупнейших библиотек СССР.М.，1966)(参见Рифтин，1966：204-222)、《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汉文珍本目录》(Описание ред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хранящихся в Австр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1992)(参见李福清，1992：66-74)、《俄罗斯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1994)(参见李福清，1994：365-403；2003：390-442)、《德国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1995)(参见李福清，1994：349-385)、《〈三国志演义〉研究文献目录稿补遗》(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Троецарствия》)(参见Рифтин，1994：92-111)、《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罕见广东木鱼书书录》(Описание редких изданий гуандунск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жанра муюйшу,хранящихся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им.Фу Сы-нян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参见李福清，1995：87-136)，以及附录于各种著作和作为专书出版的几十种文献目录学著述，都代表了他汉学文献学的学术成就。
2010年，李福清在撰就的百余页长文《关于新旧汉学词典及指南》(О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ловарях и справочниках，старых и новых)中，阐述了阿列克谢耶夫上世纪30年代已经完稿的《汉学家研究文献目录：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者图书指南》(Рабоч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иста:Книга руководств для изучающих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у Китая)的内容价值、巨大的编著意义以及几乎一个世纪后才得以面世的出版艰辛。在他看来：阿列克谢耶夫的图书指南“不像一本普通的参考文献目录。其中不仅开列出这位学者向汉学研究者们所推荐的书目，而且还对这些书籍作了评述，他以自己使用所有这些著述的亲身经验为基础作了相关评述，既指出了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又多次提醒人们不要使用某本书，或者需要对某本书中所引用的资料进行核查。该书还含有这位学者对一般问题和中国文化研究问题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不仅饶有趣味，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现实意义”。正如阿列克谢耶夫本人所说，“我坚信，在同类内容的所有书籍(书目文献)中，此书定会占据应有的地位，它所起到的助益将无愧于作者所投入的大量精力”(参见Рифтин,2010:280,370)。
在《关于新旧汉学词典及指南》中，李福清努力遵循阿列克谢耶夫《汉学家研究文献目录：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者图书指南》的编著目标和原则规范，尽力完善延续其第二部分“汉学家著作，参考资料”的丰富内容，从“百科指南”、“文献手册”、“总论书目”、“历史书目”、“中国人名书目”、“地理书目”、“文学”、“散文作品”、“戏剧曲目”、“诗歌”、“俗文学”、“翻译文学作品”、“神话与民间文学”、“宗教”、“中国哲学书目”、“语言与文字”、“民族学书目”、“考古与艺术书目”和“军事艺术书目”各个方面，评述推介了逾百种一个世纪以来主要的中外文汉学研究工具书，为海外中国学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支持，从中亦可透视百年来中国学的基础文献研究状况。
此外，李福清在其广博的汉学研究视域，每一个研究主题都固守着从这一主题研究的资料搜集、学术史梳理以及目录文献学开始的学术原则。
他研究孟姜女故事传说，首先遍阅、阐析此前的中外学者研究著述，并向中国各省文联求助搜集有关孟姜女的资料，获得了民歌、传说、民间地方戏、宝卷、古迹照片等大量的新材料，因此辑录的孟姜女故事传说书录中，路工《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5)中没有包括的孟姜女散文体传说(刊本、钞本)，民歌(刊本、钞本)，说唱本(刊本、钞本)和戏曲(刊本、铅印本、钞本)，便已计41种。(参见Рифтин，1961：242-244)
他研究中国神话，1960年代便为袁珂的俄文版《中国古代神话》(Мuфыренео Кumая，1965)编制了《中国古代神话目录索引》，包括俄文、西文、中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新加坡)、日文200余条。后来又特别辑录有《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2007)，包括1839-1990年间各国学者用俄、英、法、德、意大利、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日、朝鲜、越南、蒙古、吉尔吉斯、哈萨克、土耳其15种语言发表、总计700余条书(文)目的研究成果。首次全面系统地调查、整理海外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神话研究基础文献，并在此基础上阐释、论述中国神话的海外研究，从目录学生成专门史，几近中国海外神话研究史，成为了解中国海外神话研究的导引，为学界提供了许多新的论见和研究线索。还应提及的是，李福清和他的协助者花了数十年时间查阅出大部分目录的页码，完全符合国际目录学学术规范，方便资料研究利用。此外，李福清还梳理并研究了中国神话在东南亚的流布状况。(参见Рифтин，1988：230-239)
他研究中国文学，不仅辑录有《苏联汉学图书馆所藏中国章回小说》(Стари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романы в собрании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参见Рифтин，1983：45-84)、《中国章回小说及俗文学目录补遗》(参见：李福清，1993：325-320)等文，并专门撰著《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在俄国》(Изученuе кumаǔскоǔ кассuческоǔ nоэзuuРоссuu)(参见李福清，1997：135-145；1997：103-114)、《中国现代文学在苏联》(淡江，1991)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北京，1987)等重在总结评析中国文学在俄苏的论述。
他研究中国年画，不仅辑录有详细的《三国故事年画图录》(上、下)(参见李福清，1999：31-50；5-22)、《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中国年画图录》(Китайские лубки из фонда РГБ，2002)(参见Рифтин，2002：104-119)、“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研究论著目录”(包括125种俄文、西文和中文目录的档案资料)、“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国民间年画研究成果目录”和“收藏中国年画的俄罗斯博物馆和图书馆”，其八万余字的《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参见李福清，2009：444-511)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年画在俄罗斯的收藏研究史。
他研究台湾原住民神话传说，首先着手编辑中外(包括中、日、西方)台湾原住民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研究目录，后附录于论著《神话与鬼话》书后出版，计135种中文，162种外文。从中寻找确立深入的个案分析比较研究课题和线索，进行有效的“田野调查”。
李福清的汉学文献学贡献还在于他创见性地进入“实地”，进行田野调查，直接获取丰富、真实、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将“活态”的田野成果与“固态”的史料文献结合，考证有据、阐析有理。早在大学期间，他便利用假期到中亚东干人村庄搜集、调查民间传说故事，完成了第一篇民间韩信传说记录。他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全面显示了其田野考察的功力和成就。
“中国文献典籍在域外的传播，是国内文献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延伸，对它的研究本身即构成了中国文献学的一个特殊系统”(张哲俊，2010：29)。李福清汉学文献学上的贡献，还体现于他陆续发现的《红楼梦》新抄本、《姑妄言》等中国国内久已失传的珍本文献。从上世纪60年代起，李福清便着力调查、搜寻、钩沉流布中国本土之外的汉籍孤本、善本、石印本和手抄本等汉学文献，足迹从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诸城，遍及德国、捷克、丹麦、瑞典、奥地利、美国、蒙古、越南和日本等欧亚、美洲大陆。这从其文《未闻的〈红楼梦〉抄本》(与Л.Н.孟列夫合作)(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писок романа《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参见Рифтин & Меньшиковым，1964：121-128)以及《几部手抄、木刻珍本寻访记》(В поисках ред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и ксилографов)(参见Рифтин，1965：243-247)中，可见一斑。
1983年，李福清曾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发现两部不为人知的粤剧作品：广州“富贵堂”梓刻的《班本斩貂蝉》(“蝉”应为“婵”)和“富贵堂”刊本《秋湖妇女》(“湖”为“胡”之误)；上图下文的明版《新刻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残本、晚明戏曲孤本《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和《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后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世上仅存二至四卷的明代书林文雅堂梓刻的《全像五显灵官火官华光天王传》、晚明戏曲孤本《精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等文献典籍。1962年他在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藏书中发现的《石头记》抄本(“列藏本”)，后于1986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列宁格勒分所合编，并在中国影印出版；他在欧洲发现的晚明戏曲孤本《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精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结集《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于1993年在中国出版；他1966年在苏联列宁图书馆发现的海内孤本、清代雍正年间曹去晶的言情小说《姑妄言》，也于1997年在中国台湾刊印。
海外流布汉籍的发掘呈现出钩沉者的学识洞见。李福清发现的汉籍珍本看似都是在访学中的偶然所得，实则是其广博的汉学积累、深刻的学术敏感、俄国汉学治学传统的必然之实。以踏访各地图书馆汉籍为例，几十年间，李福清在世界各地图书馆，“捺下性子把卡片目录从头到尾地‘扫描’”，“翻阅该馆所有的旧目录与注册谱，以之核对卡片有无缺漏”，尽力征得对方同意“进入书库参观，对架上的汉籍俗文学的版本、刊刻时代、作者或编者、书名与插图特别留心，并从自己的记忆力搜索判断和它是否相识”，使得中国“古老文化”“光辉重现”，“重回中国”，极大地拓展了汉学研究的视野和中国文献学的构成空间。(李福清，1993：2，3，7)
一脉相承，学有渊源。李福清的汉学研究深刻地承习、发展着俄罗斯汉学传统及其“母体文化”理念，“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各个国家的Sinology，其实也就是他们‘母体文化’研究的一种。从文化研究体现的本质意义上说，Sinology这一学术，是属于从事这一研究的对象国的文化系统中的学术……”，而“就其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而言……，这一学术研究本身”则“是中国人文学科在域外的延伸”。(严绍璗，2011：113)半个世纪以来致力于父亲汉学著述出版与研究的阿列克谢耶夫之女——班科夫斯卡娅研究员在以“‘叠加’还是‘源泉’”为题谈到李福清作为阿列克谢耶夫继承者的贡献时，曾说：“这样就形成了三级结构，这种结构能反映出‘遗传系谱’：阿列克谢耶夫-彼得罗夫-李福清。在最后的李福清这一级中列有А.А.科茹霍夫斯卡娅制作的设计巧妙而又一目了然的几个表格。也许有人会把所有这些‘叠加’称为牵强附会的东西，但对普希金在中国的‘命运’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人绝不会这样认为，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叠加’是源源不断地提供信息的‘源泉’”。(Баковская,2010 :32)
注释：
①根据其1998年在台湾出版的《从神话到鬼话》增订而成。
②这是李福清为《东西方中世纪文学的类型与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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