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变迁与两汉教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两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93（2010）04－0064－05
两汉教育承前启后，其发展变化颇具特殊性。教育发展的背景不是经济发展，而主要和经学谶纬化有关，下面就此作些探讨。
一 经、经书、经学
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的主要载体是竹简、木牍，因每片容量有限，要用多片才能表达完整一篇文章，为便于阅读，就用丝线等横向把众多片简牍串联起来成“册”。这里的丝线就是“经”，因有把简牍连缀成书的功能，后来就成了书籍的代名词①。伴随着儒学影响扩大，“经”成为治理国家的指导纲要，其所指范围缩小，专指儒家典籍——经书，以与一般书籍区分。
经书所指也随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春秋时期就有六经之说，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但《乐》未流传下来，实际只有五经。后来，《礼》分为《周礼》、《仪礼》和《礼记》，《春秋》分为《左氏春秋》、《榖梁春秋》、《公羊春秋》，这就成了九经。到唐代，《孝经》、《论语》、《尔雅》也成了经，就是十二经，宋代朱熹加上《孟子》，就是十三经。
从内容看，经书既有对先秦风土人情、民歌国颂、典礼制度、占卜筮辞等的记录，又有反映古人对宇宙起源、天文地理、草木虫鱼鸟兽等的认识。大至治国、平大下，小至修身、养性、齐家，都可从中挖掘到相关资料，是名副其实的古代百科全书。其中如《春秋》中有关日食、地震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就为后来谶纬所利用发挥。
那时受书写不便和“文字异形”的影响，书面交流不便，因而口耳相传是主要信息交流形式。这种传播方式虽然非常灵活，但受时空限制也很明显——只能近距离的传递和交流，且保存性极差。所以，作为对儒家经典及其阐释的经学，在长期彼此信息交流不畅、各自流传发展的情况下，就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如阐释《春秋》的，就有《左传》、《谷梁传》、《公羊传》等，《诗经》也有《鲁诗》、《齐诗》、《韩诗》、《毛诗》之说。经学史上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起初不过是经书传本所用文字不同，加之简牍容易出现断简错简等问题，导致誊抄本不一致，对经书的解释也存在差异，分歧逐渐增大，最终发展成对立的学术体系。今文经学偏重微言大义，注重为现实政治服务，如《春秋公羊》学的“天人感应”观念就非常明显，思维显得漫衍恣纵，这些都为谶纬吸收。
二 谶纬和两汉经学结合
谶纬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表现，是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产生出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核心，以拆字、生肖、五行等中国特有的方式对未来前景进行预测，其特点有敬上天、法圣人、尊儒经。
（一）谶纬的发展
谶的起源很早，据天象以卜吉凶在春秋时期就很普遍。谶作为一种预决吉凶的神的隐语，先秦以降的书中就有不少记载。顾颉刚认为《河图》、《洛书》是最早的谶书[1]92，《史记·赵世家》表明春秋时期就有“秦谶”、“赵谶”。不过还只是一些谶语的零散片段，附杂在经史书中，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明显。
秦汉之交，社会变动剧烈，人生命运难测，祸福无常，于是鬼神符谶大量出现，作为对谶进一步解释和补充的纬也出现了。西汉时期，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有意附会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认为自然灾害是天对人间统治不善的警告：老天先以自然灾害示警，如执迷不悟，又以怪异现象告诫国君，如仍然顽固不改，统治地位就有危险[2]304。于是，相信自己命运由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掌控的人越来越多，就连天子也“畏天命”，承认受命于天，相信只有以诚心诚意感动天，行德政，弃恶从善才能获得保佑，风调雨顺，政通人和，长治久安。
之所以如此崇拜天，是因为自然的天已被当作有意志能支配一切的神秘的天。它高高在上，监视着人间的一举一动，对人的善恶，了解得一清二楚；它主宰赏罚，以祥瑞灾异来表示对人间统治者施政得失的态度，如果统治者治理有方，国泰民安，天就降甘霖雨露等祥瑞表示赞许；如果统治者“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甚至“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就会蓄积怨恶邪气，最终导致“阴阳谬戾而妖孽生”，[2]306灾异就会发生。当然，人间帝王也可以采取措施使天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如天灾不断，帝王若顺应天意采取相应的措施，下诏减免赋税，体恤百姓，上天就会转而降下福祉，保佑人间帝王。
西汉末年哀帝、平帝时期，伴随着社会政治危机加深，谶纬日渐流行。而到了东汉，谶纬更呈泛滥之势，因为东汉建国和施政都靠的是它，于是整个社会笼罩在谶纬中，盛行将其当作政治工具来使用：不满腐败政治的士大夫利用谶纬向当权者发出警告或抗议，有政治野心的则利用谶纬为篡夺政权制造舆论。
东汉末年，谶纬之学逐渐衰落，原因在于其不利于统治者，它既可以成为阴谋家的借口，也可以成为农民起义的口号。魏晋时期，屡遭禁止。隋炀帝执政后下令大量毁灭谶纬书，但谶纬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天灾人祸、宫廷政变、朝代更替、人民暴动中，仍可见谶纬身影。
（二）谶纬与今文经学
西汉建立后，今文经学首先得到发展，认为六经为孔子所作，其中蕴涵微言大义，因而盛行章句之学，有别于训诂之学的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这种释经方式被谶纬吸收发展，开启了牵强附会神化儒经的滥觞。
作为今文经学大师的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把先秦以来的神学观念、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都纳入以天为本体的解释系统，将“天人感应”理论化、系统化。关于这一点班固说得很清楚：“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3]1082其特点是把儒家的德治仁政和阴阳五行结合起来，沟通天道（宇宙自然观）与人道（儒家伦理道德），将人伦关系天道化，或者说使天道人伦化，并通过影响皇帝而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太学是西汉今文经学传播的主阵地，到西汉末和东汉又是制造谶纬的渊薮。谶纬化后的儒经中的祥瑞灾异说，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首先，用于解释政权的合理性。认为王者将兴，必先有符谶出现，如王莽说自己在未央宫前得到“铜符帛图”，就宣称他承“天命”可为真皇帝[3]3020。其次，用于解释灾异发生的起因和国家施政的合法性。认为君主为政的好坏也有符瑞与灾异以应验之，如发生了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皇帝就下诏自责，认为是朝政有失导致天的惩罚。朝野上下都流行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言天地、释人事，为现实的政治活动寻求理由和根据，而经书中的祥瑞灾异又为谶纬提供了思想养料。
可见，儒学与谶纬是相互需要的，一方面，儒学需要以符谶为内容的迷信思想来为皇权统治进行论证；另一方面，“谶”也需依傍经书的权威来扩大其宣传效果，于是二者相互渗透整合，最终成为一神学色彩浓厚、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其中包含了许多神话，这些神话不仅神化了封建皇帝，更重要的是把孔子变成了受天命而为汉制法的通天神人，儒家典籍也由不可怀疑的“经”变成神秘的“天书”。经学就这样被谶纬化了。
这些由人制造出来的神话及其预言，今天看来荒诞，但在当时却极具震慑力，从天子到草民，大都信服，差不多成为国家信仰。
当然，即便是在谶纬作为御用哲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也有人对谶纬有清醒的认识，如桓谭就主张远离谶纬，认为谶纬荒诞不经，是虚构出来的，以欺骗迷惑统治者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孔子及弟子都不言说谶纬[4]955。
三 经学谶纬化对政治和教育的影响
谶纬流行，使汉人崇拜古圣先贤、尊从儒家经典的心理浓郁，固化定型为集体无意识。特别是东汉的光武、明帝、章帝统治时期，由于皇帝重视提倡，谶纬大行其道，国家大政、官员任免等要有谶纬作为依据才正当，兴办学校的动力和教育的内容，也都打上谶纬的印记。
（一）对政治的影响
慑于天的威力，汉人的崇天、畏天心理很浓厚，从《汉书》、《后汉书》来看，两汉皇帝下罪己诏书很多，仅汉成帝一朝，就达13次之多。当地震、洪水等天灾和日月食、彗星出现时，皇帝就诚惶诚恐，因为按照天人感应说，“人主不德，布政不均”，才会“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5]92因而就有不少皇帝在自然灾异面前胆战心惊、自我谴责的记载，如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天，发生泥石流，皇帝就下诏自责，认为天灾地孽，是自己为政有缺失[3]172。
东汉时期，随着谶纬风行天下，一有天灾人祸皇帝就自我检讨施政失误，如章帝把自然灾害的发生归因为自己“无德”、“不明”，道德修养不够，用人不当，贪官污吏侵害百姓[4]286。
为求得天的原谅，进而保住江山，他们采取宽囚减刑、减租免税等具体措施，并迫切希望选贤荐良。罪己诏书往往和求贤诏书同步，要求各地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等来纠正自己的过失[5]93。皇帝也亲自发掘人才，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等人都是通过对策选拔出来的。而统治者对人才的需求，“白衣卿相”的示范，就刺激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二）对教育的影响
汉武盛世，光武中兴，明章之治，都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经书熟，就能致高位，享荣华富贵，如韦贤，“通《礼》、《尚书》，以《诗》教授……为丞相，封扶阳侯，食邑七百户……赐黄金百斤。”于是就有“遗子黄金满簋，不如一经。”[3]2152夏侯胜明确对学生说：“经学苟明，富贵如拾地芥尔。”[3]2857桓荣更是以皇帝的赏赐激励弟子苦读经书：“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缓，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4]1523于是出现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而这背后，有谶纬的影子，下面做一些具体分析。
1.促进私学的恢复和发展。统治者人才的渴求和对知识分子的礼遇，促进了汉初私学的发展。汉承秦制，起初没有建立正式学校教育制度。太学建立前的博士不是专职教师，他们采取“自授其徒，其徒自愿受业”的方式，应属于私学。对博士弟子“朝廷未尝有举用之法，郡国亦无荐送之例”，[6]因而培养出的人才少。
伴随着经学的复苏和谶纬的发展以及二者的结合，谶纬化的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了统治者的施政决策。出于维护自身统治需要而发布的求贤诏书，标准之一就是要通晓经学，这就调动起了读书人的积极性，凿壁偷光的匡衡和头悬梁勤苦攻读的孙敬就是其中的典型。私人授徒在两汉非常普遍，汉初仅有伏生在齐鲁一带传《尚书》，韩婴于燕赵间授《诗》《易》，申公、辕固生授《诗》，胡毋生授《春秋》的记载。而到西汉中期和东汉，私学大师比比皆是，一个老师带的弟子也很多，如郑玄“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4]618甚至有博士牟长常有学生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4]1026。即便在山泽中，从师学习的人也很多，如魏应“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4]1120。
2.促进官学的创建和发展。尽管私学培养出了一些人才，但统治者仍感到“未得人”。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回答汉武帝时指出，皇帝缺少贤才辅佐的原因在不养士，不办教育，因为人才需要教育来培养：“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只有“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2]314才能得人才。汉武帝将此建议提交丞相公孙弘等讨论，后者提出了设立太学具体实施方案，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并要求各地方官推荐选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3]2666的青年到太学学习，学成后由朝廷任用。于是中央官学——太学就创建起来了。
董仲舒提出的其他建议对教育也很有影响，如他向汉武帝提出当时选人用人机制上存在问题，官僚子孙靠门荫（任子），富人靠钱买官（纳赀），都不能得人，只有“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2]315，选贤任能才能解决问题，而大、德又须以儒家“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为标准，因而太学就成了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儒学也从秦时的萎靡和汉初不受重视成为“独尊”之学，也确实有一些人通过接受太学教育彻底改变了命运，如翟方进在太学“受《春秋》”而“举明经，迁议郎”，匡衡也是“从博士受《诗》”而“拜为太子少傅”[3]2490。这种“白衣卿相”的示范效应非常明显，在追求功名利禄心理的支配下，入太学学习的士人急剧膨胀，昭帝时太学学生仅百人，宣帝末增至200人，元帝时达千人，成帝时人数有3 000人，到汉质帝、桓帝时竟达到3万人[3]2668。所以，《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3]2684
究其原因，和谶纬有关，特别是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4]17，发诏班命、施政用人，往往引用谶纬，而学校就是传授谶纬化经学的主要场所。
出于对谶纬人才的需要，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在洛阳兴建了太学。继位的明帝不仅重视太学的发展，还特别注意皇室功臣贵族子弟的教育，于永平九年（公元66年）下令为外戚樊、郭、阴、马四姓子弟开设学校，由著名学者张酉甫等任教，从而使这所贵族学校享誉中外，“匈奴亦遣子入学”[4]2546。
在浓厚的谶纬氛围笼罩下，人们对经书上的话深信不疑，如“广教化，育贤才”是儒家经书提倡的，封建统治者也就遵照它兴办学校。汉成帝时，在犍为郡的水边得到古磬16枚，被认为是吉兆，于是有人提议按经书要求，应“兴璧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后果然修建起了明堂、璧雍、灵台等教育场所[4]1587。王莽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大力发展教育：“为学者筑舍万区”，“征天下有才能及小学异艺之士，前后至数千人”[3]2989。东汉从光武帝重建太学，到明帝亲御讲堂执讲，顺帝“更修黉学”，建“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出现“游学日盛，至三万余生”的盛况[4]1682。
地方官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以前虽有文翁自发兴学，但并没有形成气候。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令各郡办学，地方就开始广泛设学，郡设学，县道邑侯设校，乡设庠，聚设序。东汉时期，兴学重教成为汉代评价官吏政绩的一项重要标准，各级地方官吏更掀起了一股兴办教育的热潮，官吏甚至亲自讲学。以两汉书《循吏传》为例，《汉书》为6人立循吏传，兴办学校的仅文翁一人。《后汉书》为12人立循吏传，明确记载兴办学校者就有卫飒、任延、王景、秦彭、仇览等5人。“汉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数百人，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4]29充分显示了官府对教育的重视，地方官学在边郡地区大量涌现更为引人注目。所以班固《两都赋》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4]543虽有夸张，但也反映了当时教育的大发展的状况。
3.对教育内容的影响。汉武帝之前，私学不仅有传授今古文经学的，教授黄老之学的也不少，法家、刑名也各有市场。而随着谶纬的流行，经学内容神学化、宗教化，荒诞怪异的灾异内容增加，如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义》引谶纬来解释儒经：“天何以有灾变？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行有点缺，气逆于天，情感变出，以戒人也……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靡木，雷雨昼冥。”[7]247再如：“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英起，耟鬯出，太平感。德至人表则景星见，五纬顺轨。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列，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7]183随后出现一大批谶纬书，有三皇五帝系统、圣人感生受命传说，任意比附灾异祥瑞等，“实际就是封建神学与庸俗经学的混合物。”[8]
4.为教育发展提供了空间。董仲舒的文教建议，只是定儒学于一尊，对其他学派也没有采取“焚书坑儒”似的灭绝政策；受谶纬影响，两汉统治者对天满怀敬畏之心，宽刑减罚的多，没有出现暴君。特别是到了东汉，统治者对“异端”思想更持相对宽容态度，对直接冒犯自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随意施以酷刑。
受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教育也逐渐宽容大度，于是到东汉时期，原先壁垒分明的家学和门户森严的师学传统逐渐被消解打破。汉代官方太学学生，既可在太学接受谶纬化的今文经学，还可在校外从名师受学。如王充“受业太学”的同时，又从师班彪学习史学，“好博览而不守章句”，“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4]1629郑玄辞别太学老师后，又到处游学，转易多师，最终成为学问渊博的大师；张衡既入太学“通五经，贯六艺”，又“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4]2483
学术气氛的相对宽松，学术研究的相对自由，使得两汉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蔡侯纸的出现，地动仪的发明，应该和因经学谶纬化而导致的宽松教育环境有关。
［收稿日期］2010－05－29
注释：
① 关于“经”的说法有多种，此处采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