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历史性转折的新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新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2）03－0029－05
改革与发展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两大主题，分别探讨两个主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两个主题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衍生出需要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具有时代特点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形成了中国经济学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新的世纪，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将发生历史性的转折，并由此产生出亟待回答的新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一、中国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历史性转折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学在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中心主题是研究改革，发展是作为改革的目的放在改革的框架中。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就明确提出“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1988年七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明确提出“坚持把改革放在总揽全局的位置上”。1996年《“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仍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看作“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可以归结为“改革经济学”，有的也称为“过渡经济学”或者“转型经济学”。它的核心和实质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之所以放在改革问题上，就是因为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不改革，发展就无从谈起。只有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被压抑和束缚的生产力才有可能释放出来，从而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的年均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改革开放。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经济学的中心主题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其突出标志是“十五”计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把改革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关系调整为“以发展为主题”，而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并列放在动力的位置上。这意味着改革被纳入到了发展的框架中，把发展放在了总揽全局的位置上。可以说，这种主题位置的转换标志着中国经济学从“改革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性转折。
中国经济学研究主题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历史性转换，主要是因为，第一，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传统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得到了根本性的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转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上。第二，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深化所面临的许多难题和障碍，只有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可以说，我国已从以往的“不改革就无法发展”转到了“不发展就难以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第三，随着我国加入WTO， 中国经济开始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将转向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的白热化竞争，而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将决定这场竞争的成败与否。因此，加快发展就成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首要选择。
中国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我国改革与发展二者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它意味着改革不仅仅是为了发展、解放生产力，而且改革还要服从于发展，在发展的总体要求中推进改革。当然，把改革放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中，并不意味着改革不重要了，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正在进行的攻坚改革还远没有完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按计划还需要近10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二、“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随着中国经济学从“改革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将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要求作出相应的调整。当然，这里所说的“发展经济学”不是作为经济学科专业的发展经济学，而是相对于“改革经济学”而言的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学。
以往对经济发展的研究，虽然建立起了一系列的理论框架，但从研究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来看，这些理论框架无疑都是某一方面的，缺乏一个总括性的分析。许多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理论都注重于要素的分析，探讨资本、土地、劳动、管理、技术、知识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如何获取这些要素来促进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看作是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从而探讨如何通过产权的重新界定来推动经济增长。“凯恩斯革命”则把有效需求不足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制约因素，从而依据如何扩张有效需求建立起了他的理论框架。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以上各种制约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并发生作用，因而单从某一方面探讨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都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建立起综合的经济发展理论框架。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即需求拉动型经济发展和供给推动型经济发展。从需求拉动型经济发展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拉动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出口。从供给推动型经济发展来看，也包括三个方面的推动力，即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制度供给。要素供给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资本、土地、劳动、管理、技术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要素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结构供给是指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产业组织结构等。结构调整实质上是对要素存量的重新配置，实现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的发展。制度供给包括正式制度供给和非正式制度供给，它主要是通过制度的演进来推动经济发展。制度供给实质上就是改革，从而改革被纳入到了“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中。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改革经济学”只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改革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转变，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实现了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和跳跃。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地位是不同的。在短缺经济时代，需求是无限的，需求拉动不成问题，可以从研究视野中消失，甚至从相反的方面研究如何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或者中心则在于供给推动，即探讨如何动员更多的要素供给、如何调整存量结构、如何改革经济体制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时的经济发展就可以概括为供给推动型经济发展。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由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制度供给在三个推动力中就上升为主要方面，通过改革建立新体制以促进经济发展就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这时的经济发展也可以称为制度供给型经济发展，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学为什么可以称为“改革经济学”的基本原因。
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向“有效需求不足与生产能力严重闲置之间矛盾”转变，这时需求拉动就替代供给推动上升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或者重点，并衍生出一系列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必须完成从“改革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性转折。
三、“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课题
中国经济学从“改革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性转折，将给经济学人展现出一系列全新的研究课题。笔者认为，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经济学人应努力破解以下这些难题。
1.农民收入问题。我国农民收入增幅自1997年以来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受收入增幅下降的影响，农民消费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趋向下降，2001年1—8月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656亿元中，县及县以下仅为8809.9亿元，仅占37.24％， 农村市场相对地严重萎缩，从而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瓶颈。
增加农民收入，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如调整农业结构、减轻农民税负、增加财政投入等等，但作为治本之策应是：逐步废除户籍制度，使农民能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逐步向城市转移，实现在城市的就业，即城市化战略。同时，随着大批农民向城市的转移，人地矛盾可以得到缓解，农业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规模化经营，引入科技，推进农业工业化，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
推行城市化战略，使大批农民转变为市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尤其是在城市市民就业仍存在相当大压力的情况下，进城农民就业问题的解决就显得更加迫切。如果农民进城而不能就业，城市化战略将孕育着巨大的风险。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农业的工业化，即农产品的深加工等与农业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的发展在产业区位上表现为向城镇集聚，以求获得集聚效应。这种集聚一方面将把企业中就业的农民带入城市，使之成为市民；另一方面，产业的集聚又会创造出新的就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大规模就业需求，这又会吸引一批农民转化为市民。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将表现为以农业工业化为基础，以农村城市化为方向，以农民收入提高为目的这样一个基本格局。这是我国在“十五”期间甚至更长时期内的基本战略。因此，对这一战略作出详尽的理论描述和政策方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课题。
推行城市化战略，不仅将使城市结构发生剧烈的变革，而且在我国农村也将掀起一场深刻的、新的历史性革命。这场革命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新的土地革命。随着大批农民转化为市民，农村土地的流转将不可避免。土地将以使用权的买卖或转包等方式流向种植大户手中，形成家庭农场等新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2.农产品流通组织革命。随着土地的集中，进而农业生产的集中，农产品流通组织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新的变革，以适应农产品集中化的生产和城市的大工业与大市场。因此，探讨我国农村这场深刻的、新的历史性革命，是我国经济学面临的前沿性课题。
2.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问题。从我国城镇居民的情况来看，在小康水平基本实现以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就在于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即向以消费汽车、住房为重点的新的消费结构转变。从我国目前居民消费结构的演进进程来看，向新的消费结构的转变尚未启动，可以说正处在资金的积累阶段。因为从居民收入与汽车、住房价格比来看，目前的居民收入还难以支撑起现有价格的汽车和住房。可见，尽快启动居民消费向新的消费结构的转变，关键就在于迅速缩短居民的资金积累期，填平居民收入与汽车、住房价格目前难以跨越的鸿沟。要做到这一点，无非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降低汽车和住房的价格、二是启动消费信贷、三是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
从降低汽车和住房的价格来看，住房价格的下降较难，不仅如此甚至还可能上升，如2001年1—10 月全国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比上年同比增长9.1％。我国加入WTO，汽车价格将会趋向下降，但降价将是一个平稳渐进的过程。因此，降低住房、汽车价格对缩短居民的资金积累期的作用是有限的。消费信贷的启动，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主要有居民要有良好的未来收入预期，使日后的还贷对生活不构成威胁；居民信誉体系的建立；可抵押资产的积累；居民消费观念的更新等。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以上条件，因而消费信贷的推进也将是相当困难的。这样，缩短居民的资金积累期，填平收入—价格鸿沟，推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要依赖于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这就必须加大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调整力度，使居民收入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适应，甚至在近两年，可以允许居民收入的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放缓、通货紧缩趋势有所抬头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探讨在防范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方式和途径，就成为经济学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
3.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据国家统计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研究显示：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同时也超过了高收入国家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明显偏高（东欧为0.289，南亚为0.381，东亚和太平洋为0.381，中东和北非为0.380，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0.493）。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收入增量主要流向富裕阶层，就会因富裕阶层的消费倾向低而减弱对消费需求的刺激；同时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带来的诸多风险会导致资本的外流，减弱对投资需求的刺激，而中低收入阶层虽然消费倾向较高，但却苦于没有收入而无法扩张消费需求。
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主要一是通过城市化、农业产业化等调节城乡收入差距；二是通过政府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转移支付制度、遗产税和赠予税制度、规范的市场秩序等调节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三是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调节地区收入差距；四是通过加快深化改革，取消行业垄断，调节行业收入差距；五是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调节所有制间的收入差距，等等。在居民收入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和生活差距的相互关系，以减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即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创造条件使收入差距转化为财富差距，而不是生活差距，因为如果转化为生活差距，富裕阶层将主要转向消费进口产品，对国内经济增长不利，而转化为财富差距，实际上是将富裕阶层的收入转化为国内投资，这将有助于扩大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如何将富裕阶层的收入更多地转化为投资，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4.三元经济发展框架问题。二元经济理论一直被推崇为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经典模式，但随着新经济在全球的崛起和发展，它必将相对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而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从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会构成三元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发展结构，这将大大超越二元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解释力。因此，探讨和构建三元经济的发展模型和框架，是摆在我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人面前的一个尖端性课题。
三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框架的构建，至少应包含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在二元经济下农民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并不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培训，而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农民转向新经济部门都需要经过教育和培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被突出出来，人力资本和教育投资需要给予重新认识。第二，资本的流动机制。在二元经济下，资本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待工业部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反哺农业，而在三元经济下，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着工业化和发展新经济的双重任务，这就需要资本在两个部门间实施合理的配置，应选择的战略是：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重点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工业经济与新经济的互动。由于新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而言是高风险产业，从而孕育了风险投资的形成和发展，这就需要探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制度创新。第三，市场实现机制。在二元经济下，工业化的发展依赖于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扩张，而在三元经济下，由于新经济部门的产品主要是技术和知识，它的应用将主要取决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需求，这就需要探讨新经济部门与传统经济部门的共生共荣关系。第四，制度基础。在二元经济下，资本在各种资源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在三元经济下，技术和知识的地位将上升，资本与技术、管理的合作将成为时代的主题，从而将呈现知识产权融资、资本产权融智的新格局。
5.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我国加入WTO， 意味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将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遵循以下发展思路：一是“与狼共舞”。面对国际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相对弱小的中国企业只能在自身努力做大、做强、做壮的同时，加强与国际跨国公司多方面、多形式的合作，在5年的保护期内， 通过“与狼共舞”，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发挥比较优势。我国的一些产业如纺织等与国际同类产业相比具有比较优势，发挥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努力开拓国际市场，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是我国加入WTO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三是创造比较优势。加入WTO， 如果我们把产业的发展仅局限在发挥比较优势上，那将会严重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而且将使我国经济的发展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对于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何借助本土优势或国际资源，创造比较优势，获取竞争优势，才是我国加入WTO寻求快速经济发展的更高目标。
6.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我国加入WTO， 为深化攻坚改革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或者说，加入WTO， 将使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模式发生历史性的转变，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改革的总体构架将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改革模式转向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改革模式。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虽然也实行了大规模的开放，对我国的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开放就其总体而言仍然是有限度的开放，中国经济改革仍然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向前推进，这种改革可以说仍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改革。但是，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将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从而在总体上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循环体系中，中国经济改革必须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向前推进。中国经济要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就必须要实现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因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就是要消除那些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与国际规则不一致的规则，建立那些与国际规则相一致的规则，这就决定了改革的参照系是国际规则。因此，在开放经济的改革模式下，改革与开放的基本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改革开放的平行发展转向用开放促改革，开放成为改革的基本推动力量。
第二，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式将从渐进式的改革转向激进式的改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实行改革的方式被公认为是渐进式的改革，不同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革。加入WTO后， 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将不得不让位于激进式的改革，因为依据加入WTO所作出的承诺， 我国必须在短期内全面地、彻底地改革那些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制度和规则，再不可能走那种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外围后中心、先试点后铺开的渐进式道路。实际上，依据WTO规则而进行的改革， 已不需要这种逐步摸索、逐步积累经验的渐进式改革，因为WTO 的规则是非常明确的。如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在世贸组织成员之间，每个成员要承认在其境内的外国企业在民事权利方面与本国企业享有同等待遇，既然外国企业可以同中国企业一样享有同等待遇，那么，中国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也应享有同等的待遇。这样，国内企业的所有制歧视就必须加以废除。又如，依据透明度原则，我国就必须按照WTO 的规则转变政府的职能和管理经济的方式，许多与WTO 规则不一致的法律规定和内部文件都要进行清理和调整，许多审批的图章要废弃。
第三， 我国经济改革的动力将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外力推动型。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也存在着一些群众自发性的改革如农村改革，然后由政府认可并在全国推广的制度创新，但就总体而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倡导者、组织者、管理者的作用，从而保证了改革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政府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也积累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即政府推动的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进与政府自身改革的相对滞后的矛盾，而且后者的滞后已严重制约了前者的深化。可是，政府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将需要巨大的改革勇气和敢于作出巨大的权力和利益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把中国经济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借助外力强制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将不失为是一良策。实际上，中国的入世首先是政府的入世，WTO的协议本身，极少涉及到企业的行为， 而主要是针对政府行为的。所以，入世将会借助经济全球化这个外在力量来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部门的经济绩效，从而在总体上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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