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屹[1]2000年在《敬天与崇道——中古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之一》文中提出面对越来越多的关于道教定义和道教形成问题的讨论，本文选取了也许是最基本、最简单，而又往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研究视角，即考察道教何时真正具有了作为一种正规宗教所必须具备的信仰核心。这种信仰核心应该是道教所独有的所谓“纯粹道教的东西”。我认为：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崇拜核心是“天”，而道教的崇拜核心是“道”。本文的主要出发点即：“道”崇拜从“天”崇拜的范畴中分化出来，可以作为考虑道教正式形成的标志之一。“天”崇拜与“道”崇拜的区分不是没有意义的。“天崇拜”笼罩了从殷周降至中古的思想和信仰世界，甚至在当今中国基层社会还能看到其遗迹。宗教意义上的“道崇拜”则出现在汉末以后。对此，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1）从汉魏六朝间的墓券所反映的人们对于生死和神灵世界观念的转变入手，揭示了发生在公元 5世纪的一种清晰无疑的变化：绵延不绝的墓券材料，直到5世纪初期才出现真正具有“道” 崇拜的道教因素。而此前的镇墓信仰，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可以说是同一种未曾间断 的信仰在战国至汉末的延续。汉末民间的思想和信仰世界尚不具备产生明显质变的条件。 （2）很多学者都认为汉末的老子神格化已经达到了可以将其视作道教主神的程度，但通过对汉末 老子神化材料的系列考察，特别是本文对《老子铭》的考察，我认为汉末的老子至多是神仙 之大者，还没有被等同于“道”，也就不是道教的主神。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汉末还处于“天” 崇拜的范畴，并未出现道教的“道”崇拜。 （3）新近出土的《肥致碑》充满了仙道色彩，所以有人将其视为东汉前期存在早期道教教团的例 证。但通过考察先秦至汉魏三国的神仙思想发展的历程，可知《肥致碑》也是在传统的“天” 崇拜范畴之内，肥致及其周围的小团体更像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有组织的道教教团。 （4）以往对道教早期历史的研究，大都是建立在承认汉末三张米道为中国道教源头的前提之下， 对于三张的世系及其与老子的关系信而不疑。本文则大胆怀疑汉末三张米道的历史的真实 性，认为三张世系和五斗米道——天师道单线发展的模式很可能并非历史事实；而最初作为 中古道教主神的也并不只是老子，还有东部地区的大道。由此重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关于天 师道与滨海地域关系的宏论，对于我们探究中古道教的形成实有尚待重新发掘的莫大启发意 义。 本文的最终结论是：从道教信仰核心逐渐确立的角度考虑，道教正式形成于东晋南朝之交的公元5世纪，而非东汉乃至更早的某个历史时期。
路旻[2]2018年在《晋唐道教天界观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对晋唐道教天界观的考察认为,道教天界包括平面和层级两种结构:平面结构的天界观最初来源于中国传统的五方观念,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九天等内容;九天包含了五方(天)的内容之外,还包括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四天;古灵宝经又吸收了佛教十方(天)的内容,将九天的平面结构扩充至包括上下、八方在内的十方天界结构;三十六天观是在吸收佛教的基础上而构建的,南齐严东时,为了和佛教三界二十八天的天界相对应,将三十二天中的前二十八天去匹配佛教的二十八天,多出来的四天就将其置于二十八天之上,形成了佛道融合的新的层级的天界结构。后世造经者在此基础上,又依据《道德经》中“一生三”的思想,构建了更高的四层天界置于三十二天之上,由此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的三十六天结构。三十六天天界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才得以成型,其以大罗天为最高,太皇黄曾天为最低,各天界均为神仙的居所,且随着天界的升高,所居神仙的能力和寿数亦随之上升。在道教的天界结构中,以三天和大罗天为最上的四层天界。通过考察可知,三天观念自东晋末诞生以来,至刘宋已广泛被道教造经者接受,并逐渐赋予了气、色、名、神等多种内容。而从清微天等三天名称及地位来看,其最初并非是作为三天的内容构建的,而是作为九天中的前三天所生成的天界名称而构建的。自南齐严东将其独立、顺序排列之后,清微天等三天才具备了成为三清天别称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一直被认为是420-425年出世的《太真科》中关于清微天等三天部分的论述当为严东之后,即485年之后所作。道教最上一层天界为大罗天,其在道经中自出现之始,便具备了最高天界的意涵。后世造经者在敷演大罗天的过程中,虽然在其中所居神灵的问题上有一些矛盾的说法,但是仍不能动摇其作为最高天界的地位。通过对六天观念的考察,可知其是古人为去世的人安排的去处,故含有空间的含义。虽然最初是死人所归,但是从宗教天界观的角度出发,又可被引申为人的居所。而正是因为六天的构建的完成,才使得人、鬼都有了存在的空间,从而从天界的角度对教义有了极大的补充。通过对儒、道的六天含义、道教对血食、淫祀的禁止等内容的考察,进一步证明六天并不是作为反对儒家而构建的,道教对血食、淫祀的反对和禁止是为了向世俗政治靠拢,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道教神灵构建特别是至上神的神格问题,也充分反映着道教教义教理的深刻内涵。通过考察元始天尊的构建过程,可知其是在吸收了传说、先民信仰等内容的基础上,作为灵宝派的至上神而构建出来的。随着各教派之间的交流融合,逐渐被尊为整个道教的至上神,但其后陷入了“敬而不尊”的尴尬境地。实际上,元始天尊能被尊为至上神是因为其具备了“道”无形无象的抽象属性,这些从其来源和居所等方面得到了体现。但是元始天尊并不能完全等同于“道”,相对而言,大罗天更具抽象意义,更符合“道”的特性,故不在大罗天安放神灵才能进一步体现“道”的意义。
黄崑威[3]2010年在《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际经》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太玄真一本际经》简称《本际经》,为隋唐早期道教经典,该经自“安史之乱”后,大部分陆续散佚,故《道藏》收录不全。敦煌道教遗书中已经发现《本际经》唐写本140余件,约占道经抄本总数的五分之一,数量超过《道德经》抄本,堪称之最。(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之统计)除第八卷《最胜品》外,其余各卷都可复原。《本际经》原不题撰人,唐武周时僧人玄嶷在《甄正论》中称:“至如《本际》五卷,乃是隋道士刘进喜造,道士李仲卿续成十卷”。现存敦煌遗书《本际经》各写卷尾记皆注明抄写于初、盛唐时,则可知十卷本《本际经》至迟应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已行于世。其写本数量反映了此经在唐代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并甚为流行,唐代出现的各种道教类书及义学著作中多引用、继承发挥《本际经》的思想内容。通观十卷本《太玄真一本际经》,全经以祈请和解说的方式叙述了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向法解、妙行、天皇真人、正一真人等天真、仙人说法,宣扬道教重玄体道,“开演真一本际法门”。旨在教化三乘以导入一乘,并阐释道教真理观的一切诸法之根本。内容涉及“道体无本”的“道体论”;“道性自然”的“道性论”;“十二法印”与“三洞”分类法及“重玄”之道相结合的“判教论”;因果报应、功德行业、科仪戒律、修行次第、炼养方法等的“修道论”。唐高祖武德年间,刘进喜、李仲卿曾经积极响应了由太史令傅奕所发起的“排佛”之议,从其参予国家最高级别的三教论衡活动的史实看,他们应该位列当时道教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序,其思想代表了同时代道教理论发展的最高水平。这些因素决定了“《本际经》是总结了隋唐之际佛道论争并从新的理论思维水平上回应佛学挑战的道教作品”。南北朝末年、隋代,正是佛教三论宗流行之时,吉藏在《中观论疏》中的《本际品》里把老子学说判为“本际外道”,从思想史的因果逻辑推论,刘进喜造作《本际经》时应在吉藏此说之后。“本际”在唐初又曾经成为佛道论衡中的焦点议题之一,李仲卿作为当时道教思想界的代表,参加了以“本际”为议题的这场“庭辩”。这些也许就是促使他们“创作”本经的最初动因。佛教思想界之所以借“本际”问题发难,真正意图在于通过辨析“本际”的本源论思想内涵,把道家与道教哲学的核心范畴“自然”和“道”的本源性特征网罗入佛教“因果”论的辩证逻辑当中,攻讦“道法自然”命题之伪。既然“道法自然”,则自然是生道之因,道(果)因自然而有,故“既因他有,即是无常”。以此证明“自然”和“道”都是无常法,无常即是“无我”。那么据此可以推论出道与自然永恒长存的道教“神学”理论,乃荒诞不经之说。这也许就是促使刘进喜、李仲卿在经中进行“道体论”、“道性论”、“判教论”理论建构的动机。《本际经》的问世,是为了在新的思想及时代背景下,论证老子乃至道教哲学的合理性、合法性与神圣性。当然,不能否认这里面也暗含了为政治服务的需要。刘进喜、李仲卿的生平,此二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各自完成了《本际经》的哪些品目及内容和思想方面的接续等问题,由于历史资料缺失,已难考证。现今可见有关二人有限的点滴事迹,多载于佛教史传资料中。通过《本际经》及其作者在佛教史传资料中反复出现,并引起佛教思想界相当关注这一特殊历史文化现象,反映出它不仅是一部研究隋唐道教思想的重要典籍,而且是考量佛道论衡乃至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专题的珍贵思想资料。本文以华夏出版社新刊《中华道藏》中收录的,经王卡先生点校的敦煌写经录文为文本依据,通过哲学史、思想史的诠释视角对这部经典的思想内容,经中出现的概念、范畴、命题,进行分析、解读,期望揭示它独特的中国哲学思想价值。《本际经》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佛道论衡的思想成果,并在多大程度上回应、解决了来自佛教思想界的诘难;《本际经》的“道性论”和南北朝以来佛教涅槃佛性思想的关系;《本际经》与佛教“天台宗”思想、同著名的《大乘起信论》等典型的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之间的关系;《本际经》的核心思想是“将示重玄义,开发众妙门”,或“开演真一本际,示生死源,说究竟果,开真道性,显太玄宗。”“太玄宗”也就是重玄之道。同时代的佛教思想界对此道教哲学主题是如何回应的?《本际经》对南朝道教义学的传承,经中体现的南北道教交融的痕迹,该经与其前后出现的《升玄内教经》等其它道经、道书的关系;《本际经》在道教经教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本际经》对于同时代及此后的中国哲学,无论是在不同思想体系的内部亦或外部是否产生过影响、产生过哪些影响?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未见相关论述,这也是本文期待尝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中国哲学儒、释、道三教关系在《太玄真一本际经》中体现为,儒家伦理对道教戒律、积功累德的修道观念等普世价值的潜移默化;道教的哲学转型一方面是通过重新诠释《老》《庄》经典,一方面借鉴、吸收佛教思想来完成的,这些都直接表现在《太玄真一本际经》中出现的概念、范畴、命题的阐释中。由此反映出来的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之所以能够被道教哲学成功地“平移”、转化、利用,也证明了“中国佛教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通过这些也折射出,中国哲学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三教合一”的哲学基础,一个宗旨——重视内省体验,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两种认识论与方法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神不灭论”和借用西方哲学术语时必须加以特定说明的“本体论”。贯穿在《太玄真一本际经》中的道体论、道性论、判教论,体现了该经在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中的独特价值。本文主要分五个部分展开。第一章《〈太玄真一本际经〉的思想及时代背景》。《本际经》的时代背景至少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末期。北朝末年,周武帝曾废佛道二教,名为二教俱废,其实还是想对道教有所保留,只不过这种道教必须是“三教”会通之道教罢了。甄銮《笑道论》、道安《二教论》总结了南北朝时期佛道论衡的重要内容。佛道论衡促使道教学者通过反观老、庄经典汲取哲学营养,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与创新,注疏《老子》、《庄子》蔚然成风。而此时道教也正处于各派学说兼收并蓄、南北道教融会贯通的阶段。同时中国佛教思想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已经从般若性空转入涅槃佛性之有的讨论。这标志着由魏晋玄学所开创的“本体”学说向纵深的发展。第二章“本际”义与《本际经》。“本际”原为印度吠檀多哲学表示世界本源的哲学范畴,原始佛教把吠檀多哲学探讨的诸如“本际”说,看做是不能明确认识和解说的“无记”说。中国佛教思想界把老子哲学视为和本际说同类的外道学派。在道教思想内部,“本际”成为联结“本体”说与“本源”说的工具,借本际可以探讨“道体”与“道性”的本体之究竟和本源之起始。《本际经》的作者站在道教立场,对于“本际”的这种“反向格义”,也证明了“《本际经》是总结了隋唐之际佛道论争并从新的理论思维水平上回应佛学挑战的道教作品”。第三章《太玄真一本际经》的道体论思想。道体论渊源于道家哲学的“道本体”思维传统,是对《老子》之“道”本源-本体意蕴的继承、发挥。早期道教对“道”的实体化与神格化的“神学”诠释,构成了《本际经》道体论的理论基础。在《本际经》中元始天尊是“道”的化身,“道”的哲学内涵既是“无”、“无本”、“空”;又意味着“遍在”、中道、实有。然而,“道”的真实相状——“寂灭之相”却非世间语言所能言诠,只能借助中道观才能理解“通达无碍,犹如虚空”的道体实相。“一切法性,即是无性”,暗示了《本际经》的作者欲以“反向格义”的手段融摄佛教义理,达到既包容佛教又要凌驾于佛教之上的真实意图。《本际经》从“无本”道体说,到中道观的“毕竟空”的理论建构,其实都是为了回答道是“有因”还是“无因”的问题。在佛道论衡背景下,如何回应佛教思想界利用“因果”法对“道法自然”命题的诘难,《本际经》对“道”进行了重新诠释,赋予它以“空”的本质性内涵,并将自然解释为“自性”。《本际经》进一步把佛教“因果观”、“因缘说”通过道教义理的重新诠释,包装成了道教的“因果义”,突出“心”、“性”在世间因果体义中的作用,这也是联结“道性”和“众生性”的关键,故“道性”之说亦可称“心法”。道性为“因”众生性是“果”。对于来自佛教中人对元始天尊神圣性的质疑及元始天尊的“人性”与“神性”的吊诡,《本际经》在理论建树上以“法身”义回应。元始天尊是集“道”之“体”与“用”,法身为“本”诸分身为“迹”于一身的高度统一。中国佛教的“法身”理论、范畴之所以能够被道教哲学照搬、借鉴,至少说明中国佛学“法身”理论与道体论之间有玄通之处。对“神本”的探讨是由以法身为本的命题引出的,“神本”之说把道性与众生心性紧密结合起来,将“道”和“心”褂搭,根本目的在于揭示修道的正途必须从“心”上入手修心返本。《本际经》的道体论及由此衍生出的法身论、神本说使人人都具有“道性”成为众生的本性;把“道”实体化为人格神,使之成为引导人们证得“道果”的精神力量,推动众生信仰的动力。第四章《太玄真一本际经》的道性论思想。本章论述的重点在于揭示如果没有“佛性论”的刺激、影响,道教自身能否“开出”道性论,“无识有道性”与佛教“无情有性”之间的关系,“道性众生性皆与自然同”的《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式的哲学方法及此命题对玄学“自然与名教”、佛道论衡“自然与因果”主题的历史性终结。从道性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充分吸收《涅槃经》佛性观念,借鉴运用关河学派中观般若学乃至三论宗吉藏的哲学思辨方法,转化利用佛教中国化思想成果最全面的还是《本际经》。第五章《太玄真一本际经》的判教思想。“十二法印”与道教经教系统“三洞”分类法及由“三洞”衍变而成的“三乘”教法观念的结合,构成了《本际经》判教思想体系。“十二法印”思想内容中蕴含了道教的“大我”及“常、乐、我、净”理论特质,而这又和中古时期的佛教中国化有关。同时,《本际经》的判教思想也反映出所传承的灵宝派经教思想特征及该经在中古道教经教体系中的地位与发挥的作用。《本际经》突出强调对“重玄”之道的诠释是大乘道教的真理价值判断标准之一,代表了隋唐之际道教思想发展的一种理论诠释方向。
参考文献：
[1]. 敬天与崇道——中古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之一[D]. 刘屹. 首都师范大学. 2000
[2]. 晋唐道教天界观研究[D]. 路旻. 兰州大学. 2018
[3].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际经》思想研究[D]. 黄崑威. 苏州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