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嘉定论文,议题论文,现象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言
追寻近百年来宋史学界的研究业绩，可以发现宋史研究受到重视及起步虽晚，但它的重要性却日益显现。尤其是唐宋变革的说法，突显出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上转折的重要性之后，除了政治变化外，人们更注意到宋代在文化学术艺术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高度发展与成就，掀起研究热潮，宋史遂成为国际汉学界研究的重要断代。不过，不论两岸或国际宋史界，长期以来关注的时段仍以北宋为主，相对的南宋历史在偏安小朝廷的阴影下，难以获得学者关注，这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宋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印证①。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岸宋史学界对南宋史的关注，有明显的进展。这一方面与研究者掌握新史料、开辟新领域有关，在高宗、岳飞、秦桧、韩侂冑、文天祥、余玠等对朝政有着影响的君臣，朱陆等理学大儒，或陆游、辛弃疾等文学大家，及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和战争议、农民革命、宋元战争等，影响时政走向的问题上，都有比较丰硕的成果，尤其自2005年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将南宋史列为重大研究课程，积极策划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纂工作以来，在人物及临安的研究上，以集中性的议题，从不同的侧面对南宋历史进行多元的探讨，对南宋史研究的推进，更为显著。
不过，检视现有南宋史研究成果，仍明显存在“重前期轻后期”的现象。欧美汉学界对南宋史具开启性的研究，除了华裔美籍教授刘子健对南宋史有通贯的论著外，欧洲著名汉学家如德国的傅海波、法国的谢和耐都先后对亡国宰相贾似道，及蒙古亡宋前都城临安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探讨②。至于两岸宋史学界在宁宗以后的研究显然不及前期，而且比较重要的成果仍侧重政治性的重大议题，像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史弥远专权、宋金蒙和战、济王案、理宗北伐与政争、贾似道擅权等，以及理学由禁至独尊、纸币与经济、刘克庄与江湖诗派等若干学术、经济、文学等问题，明显属于点状的研究成果。对南宋中晚期历史面貌的了解显得片面且模糊，难于对整个宋代历史有全貌的掌握。更缺乏对宋末至蒙元的政权递嬗与社会文化的变化，作出深刻的观察。同时，诸多探讨点都与强臣、孺君、政争、腐败等的形象相联结，对这些政治人物的作为多从负面评价，给人是导致南宋覆亡的印象。至于政治以外的议题，不仅缺乏研究，且多将之作孤立性探讨，未将之与政治环境有所联系。如此一来让学史者对宁宗以后的印象，只是南宋由平稳步向中衰的转折期，除一连串的政治纷扰与战争之外，是一段十足平淡无奇的岁月，除负面的政治议题之外，并未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个人早期也对晚宋历史存有偏见。我自20世纪70年初期即研究晚宋历史，硕士论文是以理宗初期为核心，探讨和战、边防与流民等政治性很强的议题③。当时君臣面对金蒙兴衰交替及和战政策的转折变化的讨论，都免不了溯及嘉定时期的政策与权臣史弥远的角色。朝臣议论评论的焦点，也直接触及对史弥远的评价，可以说史弥远不仅是宁宗晚期政局的核心人物，更主导理宗继位，及理宗初期朝政的运作，尔后引发朝廷间激烈的政争，让读史者对南宋中晚期朝政运作的焦点，集中于史弥远，而且对其负面评价贯穿政局，成为朝政败坏的关键。只是到后来出现了一个被视为更为邪恶的亡国宰相贾似道，才使史弥远未与贾似道及秦桧、韩侂冑并纳入《宋史》的《奸臣传》中。但在《宋史》定评的引导下，人们仍不免对史弥远与晚宋政局，带有主观而负面的评价，以印证这是亡国前的时代特征。
有了这样负面的观点，使我摆脱这个不甚光彩的时期，另找新的研究课题。我接着对地方武力、基层社会、士人家族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行研究。这期间，南宋史研究从荒芜、乏人耕耘，到逐渐吸引研究者目光、掀起不同的讨论。先是日本学者寺地遵的研究。他出版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④引发学界对南宋政治史，政治结构讨论的兴趣；接着余英时教授于2003年出版《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讨论以朱熹为中心的道学家群体，在孝、光两朝致力朝政兴革的议题，激发对南宋政治文化史关注的热潮⑤，此后，杭州市社科院出版一系列的丛书，对丰富与深入南宋政治史的研究更有很大的推进作用。然而对晚宋的认识，除了宁宗、理宗及史弥远有较多的研究与评价更为多元外，其他议题的研究进展仍有限。
我在进行前述系列研究的过程中，对南宋中晚期的历史，有新的认识。我在探讨家族与基层社会时，由于触及更多议题、阅读更多元的史料，观察到南宋中晚期特别是嘉定时期，虽然在政治的作为较为消极，军事战力较为弱势，但社会、文化、思想的活动则相当蓬勃。除了理学从禁锢到勃兴，有着多样发展外，印刷业繁盛、文化活动频繁，在科举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富盛家族的子弟，在追求科举功名之外，更对博物、医疗、养生、艺文与学术十分热衷，乃至改变对仕途及政治参与的态度。这些都是士人成为社会主流后的作为，其所显现的时代氛围与特质，与消沉而紧张的政治时局相比，有极大的落差现象。201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文艺绍兴”的大型展览，从其中的书画文献，特别是南宋福建、浙江地区出土的精致墓葬器物，使我对南宋中晚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及文化艺术的昌盛，留下深刻的印象⑥。这些具体的现象，与个人以及绝大多数宋史研究者既有的认知，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种从文献与实物的具体观察，改变了我对宋中晚期既有的刻板印象，促使我重新思考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乃拟藉由“嘉定现象”这个议题，呼吁学界同道重新省视南宋中晚期研究的意义。
二 “嘉定现象”的概念及研究议题
我所称的“嘉定现象”，不是一个时间与问题明确、定义清楚的词汇，而是一个概念性的义涵。目的在透过对这一时期重大政经文化议题，作统整性的探讨，填补既有研究之不足，并从新的视角重新评价这一时期的学术意义，进而掌握由宋入元的政治变动，对江南士人及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影响。
所谓现象(phenomenon)一词较常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所用。意指在特定时空环境中，所能被人们感知、观察到独特、不寻常或值得注意的事件、情况或变化。这种感知观察，包含显性或隐性的事件发展过程及其影响。例如：某一显著的重大政治事件与军事冲突，不仅当时的人印象深刻，对后世的影响也大，因而被当代人明确地记载下来，并予以评论。如宁宗继统、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宋金和战、理宗继位、济王案、宋联蒙灭金、端平更化、端平入洛等事件，不仅当时的人印象深刻，对尔后政局也有明显的影响。有一些事情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渐引起重视并讨论，甚或发生影响性的效应。如史弥远任相二十六年，他所经历的时间相当长，其施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应对，人们的评价也随时间而不同，其引发的政治效应及对尔后朝政的影响，则在更后的阶段形成，并据之评断其历史地位。又如理学家在南宋经历不同时期，参与不同政治运作，顺逆相伴，庆元党禁是最惨痛的境遇，经过嘉定与理宗初期的逐步变化后，到理宗亲政的端平元年(1234)，不仅理学成为政治的标帜，朱学独尊的地位告确定，人们对理学的尊崇，归之于理宗。这些事件都是经历一段时间的变化，才告明确，人们常以结果据之作为评价。但更多的事情或事件，是要经过一段更长时间的发展后，才逐步看到结果或影响，像众多社会文化风尚，要经历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经过比较、观察与省思，才有较明确的感知并得到整体性的印象与评价。这些变化，表面上与政治乃至经济环境转变的关系较不明显，以致研究者对其过程相对忽视。只是这些事务，若从单一角度或单一领域去观察，缺乏与大环境的变化作有效结合，或联系性不强，其成果不易吸引学史者的关注，很难具有整体性的脉络。因此，要从整体上观察或评价这个时期，需要兼顾隐性与显性，将寻常的或独特的现象，均纳入观察、探讨之中，才能形成综合性的看法。
基于此一认识，我拟透过以嘉定时期为基点，去重新理解或评价南宋中晚期的政治与文化变化的现象。嘉定这十七年虽是观察的核心，却不以此为时间断限，而是在不同的事务追溯其源流，可上溯到宁宗即位，下迄理宗亲政，前后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其影响则及于南宋晚期，讨论的空间虽然主要在经济文化重心的江南，但不以此为限。
由于关注的层面多元，涉及的问题兼顾上述显性与隐性的不同面相，同时对各个问题的观察，更重视其过程，而非仅由结果，作为评价是非功过的基础。为了对南宋中晚期有更完整的认识与厘清，我试着由个人关注所及之处，提出几个探讨的议题，抛砖引玉，供学界先进参考，敬请指教。
(一)史弥远的再评价。史弥远是此一时期内政外交与政局走向的重要主导者，其作为是学界了解及评价这个时期的重要基础，因此讨论此一时期无法避开史弥远。但诚如前节所言，从晚宋以来，对史弥远的评价一直都是负面居多。《宋史》代表官方对其定性与定位，不论是宁宗、理宗《本纪》或《史弥远传》，给人的印象是，他独相达二十六年，一生主要事迹就是诛杀韩侂冑、向金乞和、废杀济王、拥立理宗、垄断朝政、任用小人、贬逐君子等，为恶擅权，是导致宋朝覆亡的潜在主因之一。《宋史》的观点显然是以其在理宗继位后的作为为基础，此一看法影响超过七百五十年。近年来虽然出现肯定史弥远的著作，其中特别以发掘“历史真相研究”为名的专书⑦，实为为先人辩诬之作，则有矫枉过正，过度回护之嫌。其实评价史弥远最妥适的办法，是将他长期掌政所面对内外情势的变化、处置方式及当代人对其施政的意见，依不同时期的作为与评价结合观察，不宜将初期施政与晚年专政等同视之，并据之评断他一生的功过。个人建议将史弥远任相的二十六年间，以嘉定十一年与理宗继位为界，从三个时段，结合史籍与当时文人如黄干、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等的文集资料，省视他的作为，当可以得到较清楚的认识；再以持平的态度就他死后政局的发展与时人对他的评价，作综合观察，相信对他的一生会有比较整体而客观的了解。
(二)理学发展的再认识。宋代理学是研究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的重要议题，学界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这部分非本人专长，兹不具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学家除了论学之外也论政，甚至参政，与政局的走向关系密切。将南宋理学家由群体的角度，结合政治、社会与学术思想作综合探讨，田浩教授的《朱熹的思维世界》⑧是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余英时教授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对以朱熹为主的理学群体参与朝政有更深刻的讨论。其后理学卷入政争，引发庆元党禁而遭到严重的打击，这方面学界的论述也不少。但对史弥远执政的二十六年间，理学家与朝政关系的探讨相对不足，让人觉得似乎由于理学家的努力，到理宗亲政之后获得肯定，突然成为朝廷尊荣的对象，朱学获独尊的地位。其实庆元党禁之后，张、吕、朱、陆等大儒的门徒在学术与政治间的推动，固然对后来理学与朱学地位的奠定，有所影响，但史弥远的角色与第二代大儒参与朝政，乃至透过学校、科举、立祠、出版等方式，宣扬其观点，往基层扎根，扩大其影响及彼此的竞合，都有密切的关系，值得再深入探究。
(三)济王案与晚宋政局。济王案不仅是理宗一朝的重大政治事件，对晚宋政局的发展及政争的影响尤为深远。此一事件的背景，显然在嘉定时期，而史弥远、杨皇后与宁宗三人的角色及其同时朝臣、理学家之间有甚深的纠葛，也牵涉到理宗的个性、复杂多变的内政外交，及大臣态度。如果进一步比较南宋朝臣对孝宗的尊崇与对理宗批评的差异，可以看到朝臣对二位在太上皇与权臣阴影下继任的君王的不同态度，对了解南宋君臣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四)端平元年(1234)宋金蒙政局的掌握。公元1234年在中国乃至亚洲历史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对理宗一朝的朝政而言，史弥远在前一年去世，理宗亲政，任命他的老师郑清之继任宰相，倡言“更化”，象征摆脱权臣的羁绊，亲自执掌政权，施展自己的作为，标帜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树立这面旗帜的同时，抬出承继元祐的祖宗家法⑨，重振家业，接纳先前被史弥远贬斥在外的大批清议士大夫入朝，崇扬理学、独尊朱熹，影响此后理学发展。对外则联合蒙古灭了困守蔡州的世仇金朝，加上消灭据守两淮的山东忠义军李全的势力，颇有一洗国耻，肇造中兴的气势。因此朝廷中弥漫着如何结束史弥远所持守的主和论调，开创中兴之局，有热烈议论但意见不一，在理宗与郑清之的支持下，倡言恢复的主战派，发动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不幸入洛之役溃败。此举不仅在不同边区出现边将各自与蒙古和战及对北来归正人剿抚并存的混乱现象，更引起朝臣对和战无止尽的争辩，乃至与济王案结合，引发无穷的政争，这种朝政乱象都显示史弥远虽死，影响仍在。对外政策则因入洛之役，使宋蒙关系由和转战，从此宋廷一直处于强敌的压力之下，濒临战端。幸好这一年蒙古将其注意力转向中亚，发动西征，使蒙古的疆域扩及中亚，一时纾解南宋所直接面对的压力。可以说1234年这一年，与宋朝国运、宋金蒙三国关系政权嬗递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有密切关系，值得将它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中去观察与诠释的。
(五)印刷与学术活动。宋代是中国文化活动最盛的黄金时期之一，是学界共识，但似乎未能关注于南宋中晚期的发展。其实这一段时期的学术与文化活动，较乎前后期更为活跃。南宋渡过风雨飘摇之后，逐渐在江南稳定政局，在干戈少而承平多的时代氛围下，江南经济有长足发展，科举考试更吸引着众多以儒为业有志功名的士人，各类教育机构普及，加上理学家宣扬其理念，促使原已发达的雕版印刷大为兴盛，闽浙蜀三地是印刷的重心，编纂地方志、类书、刊印前代与今人的各类文体作品，科举与学校用书，以及宗教、博物、数术、医疗书籍流行，更有士人家族为彰显先人的学术见解与文学造诣，及一般士人作为行谒名臣大儒，以求获取赏识或荐举，所备的各种文集，在社会各阶层流行，使得刊刻出版各类典籍图书，成为最能彰显宋代士人文化活动的表征。现存宁宗以后地方官府、学校乃至个人刊刻的书籍之精美多样，足以说明此时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而刊刻精良的文集刻本，尤在士大夫之间蔚为风尚，如在临安睦亲坊开书肆的陈起与基层士人多有深交，将出版与文化活动结合，让书籍出版成为一种产业，其所编的《江湖集·后集》可为代表。而陆游、周必大、杨万里、楼钥、刘克庄等家人，为其刊印的家集之精良，足与官刊书籍比美⑩。此一印刷业的发达分而观之，固能显示闽、浙、蜀地区的发展各具特色，结合而看，更能突显此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兴盛的整体面貌。
(六)江南社会经济力的再评价。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迁的时代，繁荣的江南不仅支撑长达153年的赵宋政权，而且创造出具有特色的江南社会文化。不过，宋史的学者讨论南宋史时，特别强调从北宋到南宋财政集于中央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在这个集财中央的政策下，朝廷不仅藉茶盐酒等专卖，垄断经济资源，且不断透过各种施政扩大税基，加强征集地方资源，强化财政的中央化，到南宋时，国土缩减，国防军备的开销却大增，财政中央化的现象更为明显，如此一来，使地方财政恶化，人民税赋重于前代，地方建设难以开展。从宋人留下的各项史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都反映这一事实(11)。若前述有关南宋江南经济发达，贸易昌盛的所有成果都归于中央，关于民间与地方政府长期处于窘迫的境地，地方凋敝、人民贫困的记载层出不穷，自然让人觉得南宋是地方财政十分窘迫，无力推动建设的时代。不过，从实际的建设层面去看，南宋中、晚期的地方学校(州县学)书院、乡贤祠、造桥铺路、救灾施赈、义庄、义田、各级官衙的兴建、各级政府与人民刊刻精美书籍、州县城郭、边防与水利设施等硬件建设，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远高于北宋及南宋前朝。各类文化与宗教活动，如乡饮酒礼、祭祀活动也频繁举办。这些建设与活动，都需要庞大的经费与人力支持，且是官民合作推动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这种财政中央化与建设蓬勃的基层社会力之间的矛盾现象，实在需要重新评价南宋财政集中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力如何支撑这么一个帝国的庞大开销与地方建设。学界对这些现象，应再深入史料，仔细探讨，作出更合理的解释。
(七)对江南与边区的再认识。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由部分重大事件、政治人物、中央政府及若干优势地区所拼凑出来的图像，就像瞎子摸象所得到的印象一样，并不是一个前后相贯而且完整的面貌。所以如此，一方面与存留的资料有关。资料丰富且完整的议题，较易讨论。一方面与事务所显现的重要性有关，被关注或变化显著的事务，留下的记录比较丰富完整，观察、讨论较易。南宋的江南特别是江浙闽等地，是政治与文化蓬勃发展的中心区，经济繁荣，社会文化活动频繁，更是支撑军政的核心地区，地理位置重要之外，也留下丰富多元的资料，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所在，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如此一来，让人觉得南宋历史似乎是一部以江南为中心的发展史。其实从南宋立国形势看来，要生存发展固然靠江南财富支持，但武备与国防的基地则在江北的边区。刘子健教授所称“前卫”、“联卫”、“边卫”，即两淮、荆湖、四川等地，宋廷在此区城都驻有重兵防守，并组织民兵、强化城防与山水寨等守备，是南宋立国的重要命脉(12)。这些地区，不论人口组成、社会经济情况及文化活动，与江南都有极大差异，但以往对这些边区的研究多侧重区域地理与经济的面相(13)，对中央与地方的实际讨论不多。同时，从南宋初至开禧北伐前，宋朝虽在本区长期驻兵，但仅偶有战争，规模也不大，更多的是和平时期防御性的警备。到开禧北伐以后，宋与金蒙相继在边区爆发战事，战火的规模较大，烽火漫延的时间也较长，和战政策更迭，边区受到的改变与影响甚于往昔。同时，受战火及政权转移的影响，人民移动所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越趋复杂。目前学界除对四川的情况有较多的讨论外，对两淮荆湖地区的关注则相对不足。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战火漫延的大环境中，中央对江北及江南的关系有何差异，其影响为何？都需要作深入的探讨。总之，在开展南宋中晚期历史发展的研究中，将江北边区纳入研究范畴，当更有助于掌握南宋历史的全貌。
(八)士人类型与文化活动的探讨。宋代印刷发达，朝廷标榜文治，推动教育，透过科举大量拔擢士人任官，吸引大批为改善个人命运与家族发展的士人投入举业，士人增加迅速，由科举而任官的士人形成庞大的队伍，士人成为政治社会的主流，其组成社群，主导、参与的学术文化艺术活动多样而丰富，造成宋代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目光，成果相当丰硕。文学、艺术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值得注意。
史学界研究士人的成果仍属偏颇。就士人的研究而言，史学界讨论的重点仍是高官名士、名门望族的文化修为与成就，或家学与师学的传承，及人际网络与仕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透过名门望族对文化的倡导与执行，构成宋代文化的全貌。当然这些名人或望族，是南宋政治文化活动的主体，其成果也是南宋重要文化表征，我对四明及江西若干著名家族的研究，就是明显的例证(14)。但将这些个人与家族的成长过程与南宋政局的发展，放在更长的时空脉络中观察，可以看到这些家族地位是渐进累积，逐步提升的。这些家族经由教育培育子弟中举入仕，取得官位，再透过教育、经济、婚姻等手段，厚植家族发展实力，其过程与宋廷渡过风雨飘摇，到与金议和后在江南稳定是一致的。政局稳定后，朝廷推动文治，承北宋文化发展脉络，兴复典制，开启学术文化艺术的发展，此时已富名望的个人或家族，除开拓人脉、厚植政治资源外，在乡里则藉由参与诗社、公益活动及诗文艺术，作为建立人际网络与家族传承的媒介。家族子弟受其熏陶，培养兴趣，除了致力举业之外，也具备文艺素养，任官之后，以此能力与政治地位相当、经济优势及有相同嗜好与能力的士人官员，一齐致力朝政，并推动诗社、乡饮酒礼、社仓、义学、义田等社会文化活动，同时关注博物文物的搜集与赏析，属于较为雅致的文艺活动。这正是长年经历和平稳定，在社会经济发达的环境下，士人家族经由几代的努力才缔造的成果，到南宋中晚期终能具体展现出来。这些由名门望族所缔造的文化业绩，是学界目前关注的焦点。
南宋中晚期还可以看到更多在场屋与仕途中浮沉、翻滚的士人。这些基层官僚及不仕的士人，是宋代社会上的多数，且是基层社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但由于记载不足、资料分散，难以建构完整的图像，使得这些士人的活动样貌及影响，长期为学界所忽视。近年来学界扩大研究士人活动层面，关注数术、民间宗教与基层社会人物，如书铺、讼棍、牙人、僧侣、胥吏、乡先生及巫医等人的活动，对这些不第士人的谋生样态与处境，有更多了解，显示读书队伍扩大，科举越趋激烈后，不第士人为谋生计，需寻求各种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为寄生之处，使职业日趋多元。对于多数活动在社会底层的士人的了解，有助于认识宋代整体士人与社会样貌(15)。
不过，学界对众多在宦海浮沈的士人官僚的探讨则仍待加强。宋代低阶官员出身于小康家族，其父母为提升家族地位，安排子弟接受教育，期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宦。经一、二代的努力，其中子弟资质佳者，中举入仕，对父母乃至家族都是极大的鼓舞。入仕之后，在职场上需要兢兢业业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期获得上级长官的赏识，荐举晋升。在宋代荐举制度下，一个初任官职的士人，需要经历一段时期的职能表现，通过考课，并有长官的举荐，才能摆脱基层官员、选人的身分，成为京官，这是士人仕宦生涯中最关键的关卡之一(16)。自北宋中期以来，宋廷大力透过科举拔擢人才，使中举入仕者骤增，造成官员多职阙少的现象，到南宋中期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因此荐举成为继科举之后，士人仕途荣枯的关键因素，其竞争之激烈不逊于科举考试。
宋朝荐举制度的设计，固然着眼于拔擢才干之士，实际上却是对名门望族的子弟晋升的有利阶梯。即使如此，居高官者仍得费力经营人际关系，百般祈求荐书，以利子弟、亲友晋升(17)。荐举与科举的最大差异在于，科举较多的是显现个人的才智，荐举则除了个人才能之外，更需要靠长官赏识与提拔，因此经营人际关系较之靠一己之力更为实际与重要。从现存宋人文集中大量出现“启”的书体可以得知。对初入仕而无先人庇荫的寒门士人而言，为谋仕进，尤需广布人脉，因此多跻身权贵之门，或谋任幕职，期能获得长官的青睐，求得荐书摆脱海选，晋身京官。南宋中晚期出现大量奔走于高官的门庭，以诗文行谒公卿，求得荐书或获得提拔的士人，这是员多阙少，官员流动性强，荐举文化盛行所衍生出来的群体。从永嘉四灵至江湖诗派的内容与人群结构，都反映这类士人的处境与生存样貌(18)。这些人以诗文，作为参与文化活动也与经营人际网络的媒介，与累世富盛的士人家族以“道”“艺”相交的方式与品味，有很大的差异。这些人是南宋中晚期社会文化活动的主力之一，目前以文学史的学者探讨较深，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则亟待开展。
从宋代士人的类型及其活动，反映不同的生活与生命追求的样态。庞大士人队伍经由科举道路，投入不同的政治社会场域，促发多元的文化活动与发展。通过科举入仕的士人，为求晋升，除努力政务外，更需为经营人际关系而奔走劳碌，在宦海中浮沉，而众多不第的儒士，为求安身立命，浪迹天涯，以谋生计。这二种人居社会上的多数，他们追求个人生命价值与谋求发展的方式，与累富世盛名门大族的子弟形成明显的对比，却同时存在，构成南宋中晚期江南社会文化活动丰富多样而雅俗并呈的图像。我们需要将不同类型士人及其活动，同时纳入研究的范畴，才能了解南宋社会发展的完整面貌。而且透过科举与荐举对仕途影响的比较，才能更清楚地厘清宋代社会流动的实况及南北宋差异之所在，也有助于重新检讨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论著的观点(19)。
以上八个议题，是个人综合南宋中晚期历史发展，所提出的观察重点。这样的观察，不免有主观与视野的局限，一定有很多不足或偏颇之处。我是希望藉此呼吁宋史学界加强对南宋中晚期的研究，使学史者对宋史的了解能前后相贯，而非重前轻后，同时，研究的层面也能在既有议题的基础上有所扩大，而非固守陈规；更希望从更宽广而且客观的角度去探讨这一个时期的各个面向，不是只从衰亡负面的眼光，主观评述与论断这段近四十年的历史。
三 研究资料与方法
二十年前我曾撰文呼吁宋史学界重视南宋史研究。当时提出和战、经济重心南移与人物研究三个已有研究但尚待扩展充实内容的议题，以及皇位继承与君臣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士人角色转变三个仍待深入探讨的议题，来扩展南宋史研究的内涵(20)。二十年来，学界对经济重心、人物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士人角色的转变等议题，透过不同侧面进行研究，成果不错。不过对南宋中晚期的研究，尚属浅尝阶段，仍有很大开展空间。
何以南宋中晚期的历史，较难吸引学者目光。依个人粗浅的了解，可能与三方面有关，一是如同前言所述，学史者仍囿于传统习史的观点，认为研究一个朝代，对朝代初创时的关键政治因素与制度建置，进行探讨，即能掌握这个朝代发展的重要脉络，是首要工作，其他无足论，因此对晚期乃至政权鼎革较少关注；二是半壁江山的南宋是中国史上最卑弱的朝代，其政治作为虽承继北宋，但除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有所发展外，整个朝代却更消极；外有强敌，内有权臣，不事振作。况且对肇造亡国祸端的晚期政局，只能以腐败无能观之，实无足深论。以上二种观点，或囿于传统以成败论史，或与民族意识有关，均属政治史角度的观察。
第三方面则是资料的零散且未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有利于研究领域的开展。在学界的努力下，历史研究由于新资料的发掘与新理论、观点的运用，不断开发新议题，发展新领域，昔日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已由小邦蔚成大国，而这些领域的开拓实与资料的运用有关。宋朝是中国印刷术发达的时代，留下相当丰富多样的文献典籍，而官方编纂整理的史料得以留传下来，尤为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其中几部内容详实、资料丰富的典籍，更是了解宋代变化的重要凭据，像李焘编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凡520卷，是掌握北宋哲宗以前史事的重要资料；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凡200卷，是了解宋高宗一朝的重要史籍；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是观察两宋之际宋与辽金关系及宋国祚变化的重要资料，这三部典籍都是孝宗以前的编年体史料。清人徐松编辑的《宋会要》则是保留大量且多样嘉定十七年以前的官方资料，以时系事，分类著录，虽不完整，却是掌握宋代史事的重要文书。这些书多成之于《宋史》之前，内容更为完备丰富，是长期以来宋史学界研究的重要典籍。此外，宋朝亦留下大量的文集、编年史类书、地方志、笔记小说、金石、墓志及出土文物乃至佛道等资料，都是探索不同议题的重要资源。由于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料，使宋史研究的内涵不断扩大，也使宋史的研究兴起虽晚，却因能引发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重大变化与转折的关键，掀起国际汉学界研究与讨论的热潮。
南宋中、晚期历史研究的转弱，则与资料的性质及其运用的关系更为密切。就文献的总量观之，南宋的资料多于北宋，内容更为多样性，但这些史料中，编年史籍如《要录》与《会编》记事止于高宗一朝，《宋史全文》则均失之简略，《宋会要》对理宗以后，更佚失无存。要对南宋中、晚期历史进行研究，多须依赖地方志、文集与笔记小说等史料，但这些典籍记载的内容，不是失之过偏(一地)，就是分散零乱，难以汇整。《文集》尤以个人为主，从其本人的角度，记录他一生学术仕历、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的片断事迹，失之零碎，其中与人交流或论事，所涉的时间与人物，尤多隐晦，不易探究。而且大量的个人文集触及不同问题，观点各异，立场不免偏颇或互有出入，难以很快汇整出较全面性的观察，因此除了对较集中性的议题有所讨论外，成果较少。理宗以后既缺乏可资印证的史籍，论述更难周全，这都说明资料的性质影响研究议题的开展。
更确切地说，对宋人文集的不够重视及疏于细探，是南宋史特别是中晚期历史难以开展的重要因素。文集既然是观察南宋史特别是晚期历史的关键资料，虽然零散，研究者仍须直接面对，并有效运用。余英时教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无疑是利用文集探讨南宋中期政治文化史最好的例子。余教授经过多年熟读文集，扒搜整理，对朱熹及其同道在孝宗、光宗二朝参政议政及朝政变动，作出深刻的析论，其中许多精辟的见解，都是细究当时几位名儒的文集所提出的。可以说这本书中最具创见的观点几乎全赖文集。这一例子传达一个重要讯息，就是深透个人文集可以挖掘更多历史真相。朱熹所处的时代，是在其他史料较多的南宋中期，若欲探究中晚期历史，文集的重要性更为明显。
深读史料是深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前辈学者研究宋史，习惯于从深读重要史料入手，既赖以全盘掌握重大政局变化，也可以从中找到重要议题，将之与历史变化结合，提出具创见的论点。研究北宋历史者通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初期则深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奠定研究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是学界训练学生的重要法门。陶晋生教授与王民信教授早年细读《续资治通鉴长编》，从中搜集整理宋辽关系史料，不仅编辑出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辽关系史料辑录》三册(21)，陶教授更利用这些资料写出了富新见的《宋辽关系史研究》一书，就是很好的例子(22)。不过，这种透过深读史料作为深化研究的风气已在学界逐渐消退，尤其随着社会科学理论深刻影响历史研究之后，研究者先有问题或想法，接着谋求尽速寻找史料来印证观点，急于求成，因此翻阅、泛读的风气大兴。既有的深读、细读史料的训练被忽视之后，大量具新义的论文如潮涌般出现，但与历史环境的距离越远。特别是大量汉文资料库的内容成为研究的利器之后，研究者习于以关键词透过检索的方式来搜集资料，加以串连，以之与理论相结合，得以快速地制造出颇为新奇或具新见的论文，但这些以工程的模式建置的资料库，由于急于求成，校对不精，版本非善，已使质量参差不齐，若仅将个别词汇串联成论文，不仅跳脱与当时文义的关系，易造成误读误解的现象，甚或超脱时空背景，将事件孤立化与扁平化，论点固然创新，但是否深刻，实待检验。这种研究若有丰富内容的史书相印证，尚可避免疏误。像南宋中晚期可以考稽的编年文献零散，若不透过论证与细读，更可能形成空疏之论，影响论文的质量。因此，研究这段历史时，借助于资料库之外，回归传统训练，善用并深读文集资料，无疑是强化论文质量的重要法门。
文集需要深读。宋人文集常视当事人的不同专长与仕历而有不同的内容，门类多元复杂，内容差异极大，都在突显个人的个性与角色。文集的门类相当广泛，包括诗、词、赋、论、记、启、序、铭、赞、偈颂、书简、奏札、表笺、奏议、进故事、内外制、题跋、杂著、策问、墓志铭(圹记)、神道碑、行状、塔铭、疏文、祭文、青词、致语、乐语、祝文、挽词、日记(日录)、上梁文、婚启等，包罗众多的体裁与内容，都是显露作者的专长、个性与仕历；从其内容可以看到作者参与的事务、人际关系及其影响，是了解个人与时局关系的重要资料。当然，个人文集亦有其局限性，如由个人出发，突显个人的重要性，对人对事未必全面，或带有主观及隐讳的成分，同时涉及的事件、制度、时间及对象，多所疏漏或语焉不详，影响对事与人的全面了解；加以留下的记录并不完整，想透过个人资料的汇整，去了解事情的全貌，并不容易。但当丰富而完整的史料不存，透过对不同人的资料逐一稽考，对全貌的厘清或认识有所帮助。经由仔细研读文集的全部内容，既可以掌握作者多方的学术、才情以及个人的人际关系与职涯变化，更可以去认识他所处的社会与政经环境及他所扮演的角色，远比先有题目再翻书泛读找史料，及透过资料库检索若干关键词汇，所得的结果更能贴近这个人与时代关系。由于文集是研究南宋中晚期历史必须倚重的主要资料，需要由细读重要士人文集的全部内容入手，以利掌握这个人的一生，以及他所处的环境，再从中寻找其他作者共同反映或关切的议题，作为探讨的主题，进行研究。这样的作法，虽然因资料繁琐，考订研读费时，成效较缓，但实际透析人与时事，且不背离时代环境，议论与见解较为深刻。此外，要讨论南宋中、晚期的议题，除了透过当代名儒高官的文集来掌握议题之外，入元以后若干江南名士如陈著、袁桷、戴表元、苏天爵等人的文集，也是认识宋元转变的重要文献。这些人亲身经历宋蒙政权嬗变，在易代之后，面对新旧局势的种种转变，印象深刻，感触最深，透过他们的回顾与比较观察，对晚宋政治，特别是学术、文学、艺术及士人际遇与风气的变化，感受最为深刻，很能反映晚宋的特色。他们的观察与记载，值得与晚宋人的文集相互对比，同样予以重视。
组成文集研读班，是累积学术成果的重要方式。为避免各自研读不同文集耗时又不易集中议题，影响研究效率，若以议题为主，组成不同研读小组，可以加速学术的累积。由每位参与者选择一种重要文集，熟读其全部内容，掌握多样的史料价值。其他人共同参与研读，透过讨论，除了解重要内容，认识时代环境外，每人均贡献意见且可在研读中搜集拟研究议题的资料，以之撰写论文，相信能结合史料与观点，提出兼具深度与创见的意见。小组成员长期研读文集，不仅对不同文集的性质与人物关系，有更广泛的了解，经由议题的讨论与史料分析，可以更全面的理解时代变动的脉络与特色，逐渐将研究主题由点而线，甚至累积成面的成果。也就是透过共同研读的方式进行研究，既有个人创见，也易形成研究团队，可以改变往昔突显个人见解，孤军奋战，难以形成局部优势的困境。
藉阅读形成团队的同时，更可以结合不同领域的学者，进行跨领域研究。历史学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具备更广宽的视角与多学科的能力，对历史现象的评析更为周全，解释性更强，因此学史者除了多学习不同学科的观点与理论之外，若能藉由不同领域的人，共同阅读重要的史料，相互讨论学习，从不同侧面解析史料的不同样态及其价值，可以导正以往为突显各专业特性，将历史分割成政治、经济、社会不同角度的偏颇观察，让历史呈现更完整的面貌。传统人文学研究强调文史不分家，就是要消除学科隔阂的樊篱。因此若在进行团队研读史料时，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一齐参与讨论，行之既久，当能开扩每个参与者的学术视野，开展跨领域的整合研究，让历史学更能彰显综合性的学科特色。
四 结语
宋史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型期，已是史学界的共识。这也是在经过追求盛世荣光朝代之后，中国史学界乃至国际汉学界兴起研究宋代风潮的因素。不过，学界对历史转型期的看法都有分歧。中国与日本的前辈学者，较重唐宋间的变革说，日本京都学派揭示的唐宋变革说，尤掀起国际汉学界研究的热潮。在这一波的研究风潮中，学界重点在揭示从唐代到北宋的变化，南宋只居附属的地位。特别是在现实环境的影响下，两岸华人都卑视这个半壁江山的弱势政权，以致常带有主观、偏颇的角度去看待南宋史，加上史料零散，梳理不易，因此早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南宋历史有较深入的探讨，成果相对丰硕。华人中首先揭示南宋史的重要性的是前辈学人刘子健教授，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曾撰写多篇概观性揭示南宋史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及时代特色的论文，对学界颇具启发性，其后相继有日本学者寺地遵及余英时教授以专题陈述其重要性，但论述时段仍在南宋中期以前。最近美国学界提出宋元明转型之说，不仅突显南宋史的重要性，更注重中晚期在历史转折上的意义，认为要了解中国历史上这一转型，尤需对南宋特别是与元朝衔接的中晚期历史有深入的研究，这一观点已渐渐吸引研究者关注南宋中晚期。不过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这个跨越朝代的研究尚停留在议论或综论的阶段，深入的探讨仍嫌不足。这种情况实与两岸学者对这段历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及未能利用过于分散的典籍，有效掌握时代与环境有关。
基于对朝代变迁的始末有完整的认识，以及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上进行跨越朝代的观察，本人特别以“嘉定现象”为题，呼吁学界重视南宋中晚期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从某些既有的观点看来，宁宗嘉定时期是中国史上一个卑微的存在，不足以吸引学者的研究。为改变此一偏颇的观点，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挖掘不同样式的史料，及以更开放的态度，扩展原有政治军事研究的视野至其他不同侧面；另一方面则要将孤立性的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政治发展、政局变动做有效结合，并进行较长时期的探讨。这一来，不仅有助于认识这段历史，对元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所联结，更能了解它在南宋乃至中国历史转变上的地位与特性。
要对这段历史有更全面的认识，我提出八个议题作为探讨基础，更重要的是抛开负面、主观的偏见，尊重史料，就事论事，进行客观的评述。在资料运用上，除了史籍方志、笔记小说外，更重要的是要详读个人文集，藉由文集多样性的内容，可以对这个时期，从个人与社会环境及时代的关系及其变化，有更全面的了解。而通过组成研读小组的方式，可以超越个人的局限，对时局有通盘的认识，有利于形成研究团队，突破“点”的了解，形成线或面的观察。要形成研究优势，更要集结不同领域专长的学者，一齐研读文集或重要史料，共同学习，相信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研究局面，带动新的发展趋势。这是我提出“嘉定现象”这个议题的用意所在。
收稿日期：2012年9月28日
注释：
①宋晞：《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1905—1981)》，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1983年。
②谢和耐的法文专书发表于1959年，1982年由马德程译成中文，见马德程译《南宋社会生活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1982年。傅海波：《贾似道：一个邪恶的亡国丞相？》，收入《中国历史人物论集》，台北，正中书局，1973年。
③黄宽重：《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台北，台大文史丛刊，1978年。
④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广岛，溪水社，1988年，本书于1995年由刘静贞与李今芸译成中文，稻香出版社出版。
⑤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⑥参见蔡玫芬主编《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器物卷》，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
⑦代表性的专书是史美珩《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较为平实或就不同议题作讨论的，包括美国学者戴仁柱在“Evolution of an Historical Stereotype for the Southern Sung-the case against Shih Mi-yuan”(从史弥远看南宋时公式化历史观的发展)，《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东京，同朋舍，1989年)，第357—386页；《宋代中国的宫廷与家族》一书及《剑桥宋史》宁宗与理宗的部分对史弥远有所讨论，他对史弥远的评论较为平实。日本学界对史弥远亦进行不同的专题的探讨，参见寺地遵《南宋中期政治史の试み公开讲演(于日本历史学协会2002年度总会)要旨(改版)》，《日本历史学协会年报》18号(2003年)；小林晃《南宋中期にぉける韩侂冑专权の确立过程－宁宗即位(1194年)直后の政治抗争を中心として一》，《史学杂志》115－8(2006年)，第31—54页；《南宋宁宗朝にぉける史弥远政权のとそ成立の意义》，《东洋学报》第91卷第1号(2009年)，第35—65页；《郑真辑〈四明文献〉の史料价值とその编纂目的－〈全宋文〉(全元文)补遗の试み一》，《北大史学》49期(2009年)，第22—48页；《南宋理宗朝前期にぉける二つの政治抗争－〈四明文献〉から见た理宗亲政の成立过程》，《史学》第79卷第4号，第31—60页；《史弥坚墓志铭と史弥远神道碑－南宋四明史氏の传记史料二种一》，《史朋》43号(2010年12月)，第1—17页。
⑧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年，2011年修订本。
⑨参见曹家齐《“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⑩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许媛婷：《书籍行四方——南宋图书的生产、营销与传播》，收入李天鸣主编《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器物卷》，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第64—77页。
(11)梁庚尧：《宋代财政的中央集权倾向》，《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国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563—581页。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12)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收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21—40页。
(13)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具代表性的专书。
(14)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6年；《政治、地域与家族——宋元时期四明士族的衰替》，《新史学》20卷2期，第1—40页。
(15)目前台湾的讨论，以廖咸惠与刘祥光为主。刘祥光：《两宋士人与卜算文化的成长》，收入蒲慕洲主编《鬼魅神魔：中国通俗文化侧写》，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年，第221—277页；《宋代风水文化的扩展》，《台大历史学报》45期，第1—78页。廖成惠：《祈求神启：宋代科举考生的崇拜行为与民间信仰》，《新史学》15卷4期，第41—92页；《体验“小道”：宋代士人生活中的术士与术数》，《新史学》20卷4期，第1—58页；《探休咎：宋代士大夫的命运观与卜算行为》，收入《走向近代：国史发展与区域动向》，台北，东华书局，2004年，第1—43页；《墓葬と風水：宋代にぉける地理師の社會的位置》，《都市文化研究》10期，大阪，2008年，第96—115页。
(16)胡坤：《制度运行与文书流转——宋代荐举改官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北京大学，2011年6月。
(17)参见王瑞来《内举不避亲——以杨万里为个案的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17—129页。又见《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6卷3期，2009年9月。
(18)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19)韩明士(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官僚与士绅：两宋江西抚州之社会精英考)，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20)黄宽重：《南宋史研究与教学的几个议题》，收入《宋史丛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293—309页。
(21)陶晋生、王民信合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辽关系史料辑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全3册。
(22)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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