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留给历史 答案付诸实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鸿勋谈国有企业“三年走出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付诸实践论文,副主任论文,国有企业论文,困境论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最近中央领导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在三年内走出困境，就意味着国企改革这一难题有可能在本世纪内取得实质性进展。您认为“三年”这一基本估计的依据是什么？
答：在过去长达十余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我们已经对形成国企困境的原因进行了长期、深入的分析、探讨，对国企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对解决这一难题的战略思路已经明晰，那就是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这就是最根本的依据。我们已经经过了思考与试验，关键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并付诸实施。
记者：基本依据就是在理论上已经取得突破？
答：理论是实践的前导。国企走出困境，只有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无数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应当是什么样？可以从四个层次说：一是产出要商品化，要面对市场。这一层次上的改革我们已经和正在做。二是投入要素要商品化。没有要素的商品化就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方面我们已在理论上有较大突破，在实践上也在逐步展开。三是在产出与投入两端商品化的基础上，企业本身也要商品化，股份制本质上就是企业的商品化，资产经营就是企业的商品化，企业不仅生产产品，实际上还生产着企业本身。四是产权商品化，或说资本化。简单说，就是把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支配权等等经济权益归结为按照可以以量化的资本额让渡或暂时让渡的经济关系。
从实际操作上说，就是要把国家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变为国有资产经营，再转变为国有资本经营，或说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这是经过多年探索取得的重大理论突破。经验表明理论突破之后，实践上将随之迈出大步。
记者：国家对企业的占有转换为对资本的占有，意义何在？
答：我们的国有企业及其资产有多少？据1996年公布的清产核资数据，全国有32.2万户预算内国有企业，总资产为7.29万亿元。由于体制性、历史性因素，这样一笔财富的相当部分被“套”在了技术设备老化、产品老化、规模不经济、要素组合方式不经济、所依托资源有些已接近枯竭、缺乏内在活力和竞争力的领域中，在这样的领域中，财富不仅不增值，反而要在高成本、低效益的亏本买卖中不断折损。这是最大的流失。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就是要把大量沉淀于生产领域的国有资产从单纯生产要素的地位中解脱出来，还其资本的本质属性，通过资本经营，使企业联合兼并、转变机制、加速改造、调整结构，进一步面向市场，走向集约化经营，实践意义就在于此。
记者：您刚说到，大量国有资产被“套”在了没有效率与效益的实物形态上。“解套”的办法主要是国有资产资本化，但究竟如何去办呢？
答：“解套”必须在市场化过程中完成。
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资产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归属高度同一，出售资产而回收价值一般是不允许的。资产的价值运动只有通过“折旧”转移到产品中去这一条路，在改革进程中，这种局面虽有一定的改变，但国有企业资产价值的流动性仍然很低，产权交易渠道十分狭窄。到1996年底，我国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还只有9000余家，占国有企业总数的比重不到5%；其中上市公司不过530余家，在股份制企业中所占比重不过6%；上市公司的资产中， 国有股和法人股还不能流通。这种状况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是不相称的。国有资本的市场化不仅意味着价值主体在实物资本形态与货币资本形态之间的反复转换，而且意味着这种转换的方式从单纯的“折旧”扩展为产权交易。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国有资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通过产权交易随时流动的价值量，那么通过产权重组它可以控制和推动多么大的一笔社会资产；可以在结构调整和其他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自身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的生命力将会表现得多么强大？！
记者：国有企业产权的可流动、可交易，不同所有制的资本不断趋向混合，那么在这样一个趋势下，是否将只有国有资本而不再有国有企业存在了呢？
答：国有企业仍然存在。而且在很多重要领域仍将起主导作用。
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在本质上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仍应起主导作用，应当重点参与的产业领域主要为以下类型：
第一类是军工、基础设施产业。这类产业对国家安全、对国民经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类是支撑工业化过程中的基础产业。为大型钢铁、煤炭、石油、粮食、棉花等基地。国有资本不仅不能从这些产业中退出，而且还要从国有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承担起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企业制度创新以及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的核心作用。
第三类是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产业。当前有一种意见认为，国有企业应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这种意见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以汽车工业为例，由于规模经济和资本集中的特点明显，这一产业的发展不可能离开国有资本的大规模投入支持。就是在股份制改造中，这一产业的企业也必然是以国有资本控股形式为主。
第四类是高新技术产业、新型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相对薄弱、而市场前景最为广阔的，一是航天、航空、生物、海洋、集成电路、新型材料、计算机软件等高新技术产业，二是金融、保险、信息等新型服务业。国有资本大规模介入这些产业，一方面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改善国民经济的增长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提高国有资产的技术含量和国有资本的效益水平。
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在重点介入上述产业的同时，还要逐步调整或退出一些产业领域，主要是目前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的产业，如纺织、服装等工业；主要满足一般消费需求的产业，如食品、饮料业；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行完成集中化和产业竞争力提高过程中的产业，如部分家电制造业等。这些领域中的企业不仅没有必要坚持国有独资性质，而且也不必强调国有资本控股，目前已有的国有企业可以改造为多种所有制成分的“混合”经济。
记者：实现资本运营和战略重组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有企业的减债增资。能请您谈谈这个问题吗？
答：我国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究竟多大？到1996年底，在我国32.2万户预算内国有企业的7.29万亿元资产中，负债为5.18亿元，资本金仅为2.11万元，负债率为71%；在国有企业债务中，逾期、呆滞、呆帐贷款及长期拖欠等不良债务约占20%，1995年的数是1.06万亿元，就是说，如果用资本金折抵掉实际已经亏损殆尽的不良债务，国有企业的自有资产仅是一小部分了。
摆脱债务负担，最核心是问题就是这笔债务谁来还。1996年占主导地位的思路有两个：一个是“贷改投”，就是把企业债务转变为国家投资。另一个是以破产、兼并为基本形式的“资产优化重组”。这两个思路已经引入实践。但是这两个思路都具有局限性，不能作为解决普遍性问题的基本方法，其可行性是有条件的。进入1997年，依靠资本市场帮助企业增资减债的思路逐步明确了起来。这一思路的核心是把社会间接投资转变为直接投资。具体形式，一是搞股份制改造，加快成长性好的国企上市的步伐。二是试发“可转换债券”。除此之外，还有发育地方产权交易市场，通过拍卖等形式促进非上市企业的产权流动的思路；建立债务托管机构，银行将不良债权以一定折扣转让给债务托管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对企业产权与债务进行重组的思路；发行特种国企国债，由国家财政先把不良债务的利息背起来，解决银行债务危机的思路等。
发育资本市场的目标不仅是帮助企业减债增资，关键要促进企业产权重组，实现资产优化，特别强调，资本市场筹资的含义不是简单地替国企“堵窟窿”，筹资是与优化联系在一起的，上市额度不应简单地向债务负担最重的企业倾斜，而要向发展潜力最大的优秀企业倾斜。对落后企业，该“破”的还是要“破”，该淘汰的还是要淘汰，不然即使还了旧债，新的不良债务还会被扩大地再生产出来。
记者：国有企业当前最大的困难是下岗职工多、冗员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
答：这个问题是体制性和结构性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原有计划经济下国家包下来的用工制度造成的“终身制”还没有消除，冗员难以剥离；另一方面长期在产业、企业、产品结构上存在的不合理，在市场条件下，必须加速调整，使一部分人员随之流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虽然困难很多，但上海等地实施的“再就业工程”已为大家提供了经验，各地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展商业保险，这些都为解决下岗职工和冗员创造了条件。但最重要的一条还是要解决好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要积极创造各种就业机会，要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发展生产服务城市生活服务旅游等，发展社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保险、信息各种中介组织等，这方面有的还是方兴未艾，大有可为的。在就业问题上，国家也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例如对区域内导入新产业，对优先吸收当地下岗职工的企业给予财税方面的优惠以及工资补贴等，这是许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通例。只要大家解放思想，重视人的工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冗员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记者：在您看来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是什么？
答：还是企业本身。要有一个好的班子，要有一套好的机制，当然也要为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完善企业内在机制是个老话题，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最初就是从“机制”入手的。从80年代初、中期以来，我们走过了减政放权、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利润递增包干、政企分开、试行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尝试，核心都是机制转换，但时至今日，机制问题并没有解决好，企业的内在活力仍然不足，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以往的尝试始终未能突破原有体制下的“大锅饭”框架，未能真正把市场经济的规律深入贯彻到企业中，。
实事求是地说，建立企业内在约束机制并不是一件需要从头摸索的难事。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的基本模式早已发展成熟。在国内，“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早已走向市场，以自己的实践向国有企业作出“示范”。改革十余年来，我们在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倾斜的政策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效果并不明显。而乡镇企业几乎没有大的政策倾斜，靠“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一句话靠内部建立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灵活的机制，现在在支持国民经济增长的力量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关键是机制，国有企业的事情难作，难在企业“大锅饭”、“铁饭碗”的体制性纽带没有根本革除。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国有企业应当建立哪些机制呢？
答：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是资产负责机制。原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最大弊端在于无人负责，决策是有大的，“条条块块”、方方面面都决策。但无人对决策的后果负责，无人对资产负责。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并不是建立了董事会制，或委派了代表所有者利益的董事长、总经理，对资产负责的问题就可以自然解决。即使是建立了形式上的出资代表决策制度，“损公肥私”、“穷庙富方丈”的问题仍然很多。在缺乏监督与约束机制的“所有者代表”身上滋生腐败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资产代表的个人利益与资产收益密切联系的机制，并且用制度固定下来。一方面不能“负盈不负亏”，另一方面要让资产的“人格化代表”有分享资产保值增值收益的机会。
第二是成本约束机制。“成本刚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迄今为止的国企改革措施未能明显强化这一机制，反而形成了“个人消费成本化”的“合法腐败”日益普遍。如果我们的改革不能在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上痛下功夫，国有企业就无法大步踏入市场经济的大门。
第三是技术创新机制。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技术工艺落后、产品“几十年一惯制”等问题，并非只源于扩大再生产投入不足，关键是缺乏技术创新的机制。建立技术创新机制的核心是承认技术要素的独立贡献，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多采取“重奖”的办法，“重奖”是必要的。但根本性的技术创新机制要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一次性“奖励”上。
第四是经济关系协调与监督机制。以董事会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是以出资人利益为唯一利益的制度。企业机制还应包括协调企业内、外部经济关系的机制和对出资人行为、企业行为、经营者行为的监督机制。在当前强化维护出资人利益机制的改革过程中，完善经济关系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的措施明显薄弱。拖欠国家税款、排放不加治理的污染物、上市公司向股民提供欺骗性虚假信息、损害职工利益造成劳资矛盾激化、把福利性支出摊入成本以逃避税赋、经营者化公为私等种种现象的日益普遍化、公开化说明完善经济利益关系协调与监督机制的任务已经非常迫切。当前，利益协调的重点是国家与出资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经济关系；监督的重点是防范经营者集体及个人腐败造成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危机。
第五是自主经营与自我发展的机制。完善企业自主经营与自我发展机制关键是政企分开，为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政企分开是改革过程中的老话题。当前，政企不分不仅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政企职能“倒错”，而且表现为企业对政府的过分依赖。从改革实践看，目前政企分开的重点，一是政府要尽快承担起自己的职能，采取有效措施剥离企业的社会负担；二是企业的人事任免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严格执行董事会聘任经营者的制度；三是要打破地区封锁，允许与鼓励企业资本与其他要素跨地区流动，政府不要干预企业经营决策；四是协助企业尽快把“政府化”的内部机构设置方式改造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方式；五是坚持制止各方向企业“伸手”的乱摊派，真正减轻企业负担。
（1997年9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