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长波、城市生命周期与城市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波论文,城市论文,生命周期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从国内外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城市，在发展的某个时期或者某几个时期，由于力量的推动，可能获得较快的发展，但一个发展快速的城市不会无限期维持其高速增长势头，它必定会减慢其速度，然后是时而快，时而慢，周而复始，最终被新的增长所取代。如何防止城市的衰退，使城市能够保持长期的繁荣与健康发展，是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课题。因此，研究城市发展的周期性波动规律，探寻城市发展生命周期的产生动因对于城市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另外，从现实情况看，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而发达国家基本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加快我国城市发展，使我国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城市目前面临的迫切任务。从发达国家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轨迹来看，城市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在产业层面上，与工业化的演进轨迹切合，也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有关。研究经济长波与城市生命周期的关系，对我国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常认为，工业化中期阶段既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矛盾更为显著。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以及国内体制和外部环境中的新问题开始集中显露出来。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发展中衰退的预防，城市发展中各种问题的破解，都需要城市在发展中未雨绸缪，依据城市发展的规律及早实现战略转型。通过转型，使城市进入新的更高层次的周期，通过循环往复，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推动城市的发展。因此，关于城市转型的内涵与动力是目前我国城市经济研究中的迫切课题。
二、城市发展的路径表现：周期性波动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纵观城市发展历程，各个城市都经历着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此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城市不会—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而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速度就会减缓，甚至出现衰退，表现出周期波动的特点。
詹姆斯·特拉菲尔在《未来城》中，将城市比作一个“像一座森林似的生态系统……需要外来能量以维持功能……有生命循环——有诞生期、成熟期，也就会有死亡”，“一个城市有可能经历政治兴替、经济变化屹立不摇，如千年都市罗马，但却不可能永远不受地理变化影响……会发现或早或晚有某种地理力量足以摧毁它”。[1]
“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和“差异城市化理论”是两个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城市生命体周期波动的理论模型。
“城市发展阶段理论”最初由霍尔在1971年提出。他认为城市发展具有生命周期的特点，“在这个生命周期中，一个城市从‘年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年老的’稳定和衰落阶段，然后进入到下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在考查城市发展周期过程时，他将城市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这一理论模型被西方多数学者所采用，西方城市化的过程也证明了其理论的前瞻性。[2]
“差异城市化理论”由盖伊尔和康图利于1993年提出。他们引入极化逆转理论，将城市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三类，并认为大、中、小城市的净迁移量的大小随时间而变化：第一个阶段是大城市阶段，也叫做“城市化”阶段，在这一个阶段里大城市的净迁移量最大，大多数移民往大城市集中，大城市增长最快；第二个阶段是“过渡阶段”，即“极化逆转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中等规模的城市由迁移引起的人口增长率超过了大城市由迁移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第三个阶段是“逆城市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是小城市的迁移增长超过了中等城市的迁移增长。在完成这样一个城市发展周期后，迁移人口再一次往大城市集中。[2]
上面两个理论都是从城市化发展进程来研究城市生命周期的。城市化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工业化，因此，城市人口的变化正是城市经济发展的表现；城市化的发展周期，正是工业化周期在城市发展中的反映与表现。
对此，美国学者路易斯·萨杰维拉（Luis Suazervilla）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将城市发展的因素作为城市发生、发展演化若干阶段的标志。这些因素是：（1）城市经济，包括人口发展的总趋势，迁移人口状态，劳动力市场总特征，部门就业分配状况，以及城市间工业区位选择；（2）城市工业，包括工业总体特征（就业、规模经济、投入因素密集程度，专业化和多元化特征等），企业特征（包括所有制、编制类型、组织综合体、产品导向等），空间因素（包括区位导向，市场区、资本和投资来源，聚集经济、空间投入与供给联系、地方性乘数效应，基础结构需求等）。这些因素在城市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形成城市生命周期现象。[3]
关于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城市发展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发展的轨迹中得到印证。
由于城市人口增长（从而就业人口增长），构成了城市复兴和繁荣的手段，我们可以用人口的变化来展示城市发展的周期。
图1是纽约—曼哈顿地区1790-1980年近200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的变化趋势，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周期性波动的特点。纽约自1790年奠定了贸易港城市以来，城市人口曲折上升，在总体上总是与国民经济的运动方向呈一致。在20世纪前有三个波峰增长，分别是1800、1850、1890三个年段前的三个波峰增长。进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口增长率陷入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0年前后的再一次回升波峰增长，但70年代前后，又快速下跌到负数。纽约人口这种下降趋势是当代城市的典型，70年代后欧洲的大城市，特别是正在进行工业化转换的中心城市，都明显地具有这种周期波动的特征。
图1 纽约—曼哈顿地区人口平均增长率趋势图（1790－1980）
数据来源：根据《大城市的未来》有关章节整理，转引自徐巨洲《探索城市发展与经济长波的关系》（城市规划，1997(5):4－9）.
我国城市发展也存在着生命周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经济经历了10次波动，其中改革开放以前5次，改革开放以来完成了4次，其中第10周期目前还未完成（图2、图3）。也就是说，大致每5年就有一次波动。如果把城镇人口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曲线复合比较，便可以看出，尽管城市化受到二元化经济结构的限制，但这两种增长波动变化，还是比较近似的。而且，不管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人口波峰一般都是在国民经济波峰前出现，这是因为经济繁荣需要就业率提前保证所致。
图2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城镇人口增长指数（1953－1978）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三、城市生命周期的经济动因：产业长周期
那么城市发展呈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图3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城镇人口增长指数（1978－2008）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世界经济的总趋势是增长和发展的，但增长和发展并不是直线的，而是在波动中前进的。波动既有规律性的波动，也有非规律性的波动。规律性的波动即为经济周期。
一般来说，按时间长度来划分的经济周期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4]：①高涨阶段间隔的时间为40－70年，平均大约50年左右的长周期即长波，也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②从繁荣到繁荣或从衰退到衰退的长度7—12年，平均大约为10年的中周期，也称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亦可称为设备投资周期；③平均为40个月左右即3—4年的短周期，也叫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亦称之为库存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经济增长率表现为高增长与低增长的交替；朱格拉周期与基钦周期中，经济增长率表现为正增长和负增长的交替，经济周期也就相应地包括了高涨阶段与衰退阶段。
经济周期的相关理论中，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即长波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家认识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已经成为当前研究工业化国家经济萧条的主要解释，并视为是一个影响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国际现象。
从历史上的几次经济长周期波动来看，每一次均与主导产业群的变迁有着直接关联。每一次具有革命性的技术突破都意味着以新产业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新格局形成。因此，主导产业群的演进是经济周期的物质承担者，是形成经济长周期的物质基础。主导产业群的不断演进使得经济形成了一个个的长周期，经济长周期的发展正是一个个主导产业群交替演进的反映。
那么，产业发展表现为长周期，其根本原因就是技术进步阶段性，[5]这个阶段性促使主导产业群相互更替，而主导产业群的相互更替促使整个经济呈现“长周期”式的发展形态。因此，产业发展也就采用了长周期的发展路径。
那么，用长波理论能不能解释城市发展周期？
城市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自然也为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所制约。城市经济转换意味着城市发展和衰退的周期循环。[6]经济周期同样也是城市的发展周期，产业周期仍然是城市生命周期的物质承担者。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坐标系，用横轴表示时间，用纵轴表示增长率，我们就可以用图明确地显示产业周期与城市生命周期之间的关系（图4）。
图4 城市生命周期与产业周期的关系
城市发展与产业周期的这种关系，也为西方工业化的历程所印证。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产生后的1800年、1850年、1900年、1950年、2000年前后的五个时期，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这恰好与康德拉捷夫周期相吻合[7]（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五长周期，而我国还处于第三长周期中的主导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第四长周期中的主导产业正在成为支柱产业；由于受第五波的影响，我国也同时开始了第五波中主导产业群的发展，特别是信息通信等产业发展迅猛。这也与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阶段特征相一致。若想在第五波中实现赶超，我们的任务依然很重，不但要完成第三长周期和第四长周期中的主导产业群的任务，还要完成第五长周期中的主导产业群建设的任务。[5]
四、城市转型：通过调整波峰防止衰退促进繁荣
城市生命周期从本质上来讲，是主导产业群自身周期性深化的表现。因此，城市要保持平稳发展，就不能被动地受产业周期的影响，而是可以为之准备先决条件，使之尽早地实现产业的升级与转换，这就需要城市的转型。
城市转型，就是城市发展进程及发展方向的重大变化与调整，是城市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从具体内涵上来说，城市转型包括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城市转型的目的就是让城市摆脱发展的衰落困境，通过转型主动迎接产业的更替与升级，及早地培植主导产业，使城市保持平衡持续的增长，最终使人类实现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图5）。
图5 城市转型的逻辑动因
（1）城市转型是城市避免衰退保持平稳发展的手段
城市转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这种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图5来说明。
由于城市生命周期的存在，城市需要实现发展转型。而转型的实现，通过产业升级调整产业周期，通过经济质变调整经济周期，从而使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最终使人们可以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而城市社会转型，通过人们生存状况的改变，直接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说城市转型是避免衰退、保持平衡发展的手段。
同时，从前面我们对产业周期与城市生命周期之间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城市越早进入符合发展阶段特点的转型，越是有利于城市的平稳发展。
首先，由于“前置效应”的存在，城市越早实现转型，越早对新一轮的主导产业进行扶持与培育，就越会使城市减少衰退振荡，在衰退时及早复苏，保持城市经济的平稳。因此，城市转型需从“未来”的视角，基于“产业发展”的思路把握产业发展的走势，这样才能在新的周期还没有出现，新的主导产业还未露端倪时进入这一产业，才能获得先发优势。
其次，主导产业的转折在城市生命周期的转折之前到来，所以当城市经济还在高歌猛进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城市开始培植新一轮主导产业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应该明白，城市在实施转型，培植了新一轮主导产业后，衰退产业就一定要完全退出市场。因为“后拖效应”的存在使该产品依然有稳定的发展空间，如果坚持下去，很可能能够迅速抓住针对该产品的新技术，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占据主动。
（2）经济转型是城市转型的基础，但不能忽视社会转型
经济发展不是独立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与繁荣，社会的发展反过来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城市发展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能割裂地将城市发展理解为经济的增长。
正因为如此，城市的转型，既包括经济转型，又包括社会转型，是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统一体。
①城市经济转型是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转换
城市首先是一个经济实体，是社会经济活动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相对集中的场所。经济转型有利于培植新的主导产业，减少城市的发展振荡，因此，对于城市转型而言城市经济的转型显得尤为迫切，甚至可以说，城市经济转型是城市实现转型的基础。
我们这里所说的城市经济转型，并不是指传统转型经济学所指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是指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转换。
经济转型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日本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渡边利夫在分析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时，提出了结构转换连锁理论。认为东亚经济之所以能长时期地得到发展，关键在于其有很高的“转换能力”（transformation capabilities），即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根据条件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向更加高度化的产业结构转换的应变能力方面，“显示出比其他地区更加超前的力量”。而且在该地区，由于各国都具有很高的结构转换能力，一国的结构调整和转换会立即诱发他国的结构转换，从而产生一种结构转换连锁效应，使整个区域经济保持一种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8]
作为东亚重要的经济成员，香港在战后50余年的发展中表现出了较强的结构转换能力，从而也推动了自身经济的长时期快速增长。回顾香港战后50余年的经济结构转化，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结构转化速度快。如从经济成长阶段上看，香港50年时间内数度转换经济结构，这在其他经济体系中是难得一见的。二是可快速催生某一产业的生产和崛起。如先进制造业可在香港快速发展壮大，并使香港尽快实现社会工业化。三是完全依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如香港工业可因50年代贸易的受阻而异军突起，亦可因80年代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外移。四是支柱产业的高级化进程快。如香港的第三产业由初期的批发零售、出口贸易、餐厅和酒店等传统行业占主导地位发展到金融、保险业、地产业以及商用服务业等新兴行业占主导地位仅仅用了二三年时间。
②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是人的生存发展状况的变革和社会结构关系的调整
经济转型期同时又是社会矛盾凸现期，经济转型必然要求社会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总财富在大量增加，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地提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仍呈扩大的态势。贫富差距过大的最严重危害，就在于它必然生成一个失衡和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倒“T”形的社会结构。在倒“T”形的社会结构中，极少数上层富人占据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过高，生活比较富裕的中产阶层人数较少；生活贫穷的下层阶层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而其占有的社会财富份量很低甚至只占极少一部分。从长期来看，这种结构必然构成我国城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隐患。
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城市社会中，中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中产阶级的主体地位的形成，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及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将影响一个国家社会的稳定与未来发展。
因此，我国城市转型必须重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这是我国城市能得以顺利转型的基本保证。当前，城市社会转型的目标就是培育与壮大中产阶级，通过中产阶级的培育，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3）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转型的道路是不同的。
城市转型是城市在面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时，自我调整经济活动的手段，因此，只要存在经济周期，就会有城市生命周期，就需要城市的转型发展。从这层意义上说，城市转型是普遍的。城市的发展，也由于新产业群的发展而出现新的格局。中国的城市，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在世界新的经济潮流中创新改革，争取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以便在今后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迎头赶上，进入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的先进行列。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各个城市发展面临的阶段不同，因此城市转型不能忽视城市各自发展的实际情况。就我国城市而言，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尽管都有一个产业结构技术升级的问题，但是不同城市有不同的转换方式和途径，因此，不同的城市，城市转型又都是特殊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城市发展中千篇一律的固定化模式，才符合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